洋务运动对比.docx

洋务运动对比.docx

《洋务运动对比.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洋务运动对比.docx（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洋务运动对比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对比研究

历史的脚步缓慢而坚定，走过了荒莽的上古，走过了黑暗的中古，终于在近代迎来了人类社会翻天覆地的巨变，新航路上满载财富的巨轮，大工业发出震撼世界的咆哮，一个崭新的时代来到了，古老的秩序被打破，悠远的文明成为新兴强者的猎场，不论是昔日荣华的世界之巅，还是沧海一隅的东方岛国，都面临着一个选择：

是毁灭，还是变革？

最终它们都选择了变革求存，但是历史却好像在这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相同的选择却让两个帝国走上了两条分叉的路口，成败异，变功业相反。

何也？

且看下文分说。

改革的历史背景比较

幕府末年随着日本生产力的提高，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商业网和一大批拥有大量财富的富商，商品经济也渗透到了统治阶级，大量的诸侯大名和武士纷纷向商人借债以维持自己奢靡的生活，“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惊惧”。

在经济权受制于人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允许商人购买武士头衔参与藩政，于是日本的民族资本主义渡过了初生的困难，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国内的大量民众暴动和各地日益强大的大名挑战幕府权威使得幕府统治摇摇欲坠。

1853年（嘉永六年）七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培里）将军，率领四艘军舰开到江户湾口，以武力威胁幕府开国。

舰队中的黑色近代铁甲军舰，为日本人生平第一次见到。

培里赠给幕府显示工业文明的火车机车模型和电报机，而幕府却只能用力士搬运回赠的大米来展示实力。

培里来航令日本人震惊，深切感受到日本与外国的巨大差距。

日本人称这次事件为“黑船来航”。

由于这四艘军舰合共有六十三门大炮，而当时日本在江户湾的海防炮射程及火力可与这四艘军舰相比的大约只有二十门，在不开国就开火的威吓下，幕府不敢拒绝开国的要求，但又恐怕接受培里带来的国书后，会受到全国的抨击，于是当时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宏借口要得到天皇的批准方可接受条约，并约定培里明年春天给予答复。

1854年（嘉永七年）二月十三日，培里再次率领舰队来到日本，这次一共有七艘军舰，而且舰队一直深入江户湾内，到达横滨附近才停船，面对培里的强硬姿势，幕府只好接受开国的要求了。

于是双方在横滨签定了《日美亲善条约》，也是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其他西方列强跟随著美国，纷纷向日本提出通商的要求，于是英国、俄国、荷兰等西方列强都与日本签定了亲善条约。

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幕藩体制也随之瓦解。

这就是对日本历史产生极为深刻影响的黑船事件。

黑船事件使得日本彻底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外部世界对日本古老社会的冲击，又成为明治维新的诱因。

日本是在内外压力下导致原有统治秩序濒临崩溃，在破除旧制度束缚后，才开始自下而上的改革。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的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

“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

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

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

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

奕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

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

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

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

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

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

洋务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内外矛盾并未使得统治阶级面临致命威胁，改革受上层机构阻力较大，仍受旧制度束缚。

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对比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

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

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

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中国

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

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日本

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

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

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

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

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

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

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

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

“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

”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

“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

”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

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

加强中央集权。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

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

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

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

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

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

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

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

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

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

洋务运动主要是创办近代工业，洋务运动前期（19世纪60、70年代）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在介绍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时，要明确它们各自具有“开端”、“最大的近代军事工业”和“当时远东第一大造船厂”的特点。

近代军事工业的产生，不但搬来了西方的枪炮、轮船、弹丸，而且使外国机器制器之器（机器）也由此运入中国，中国社会因之出现了若干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场所。

这一类企业，经费由政府调拨，生产不计成本，内无利润积累，外无市场联系，缺乏发展的动力。

它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因此，其生产不是价值规律制约下的商品生产。

从生产关系来说，它是历史上官办封建工业的继续。

同时，技术上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制约。

第二、创办民用工业。

洋务派在后期（l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打出“求富”旗号，兴办民用工业。

这些企业的建立，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各军工企业燃料、材料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获取利润，即“求富”。

同时，洋务派举办军用工业以来，屡患经费不足，连年内外战争，又闹得民穷财尽。

他们也意识到“求强”没有经济实力是不行的。

当时外商在华企业的高额利润和买办的暴富，又给他们以很大刺激，“分洋商之利”也是举办民用企业的动机。

此外，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也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因此，他们在“求强”的同时，着手兴办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

这些企业涉及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和航运等交通运输业。

其中，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轮船公司，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工业。

轮船招商局长期使用官款，发展迅速，所获利润大都落入李鸿章私囊。

民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

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

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

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

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

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

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

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

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

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

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

“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

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

”

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

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

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

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

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

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

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

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

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

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

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

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

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

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

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

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

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

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

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

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

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

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

中国的改革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

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

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