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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传统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
西方哲学传统【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
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
语言是存在之家。
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话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
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
如果说古代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
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推理：
{（x→y）（y→z）}→（x→z）
其中：
①（y→z）意味着：
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
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思维是存在之家。
②（x→y）意味着：
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
这就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
③（x→z）意味着：
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
这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
存在即被思维。
现代发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
存在即被陈述。
这个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脱。
海德格尔终身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1.古代：
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如何的问题。
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的。
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构造。
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
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
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
第一大原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
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
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同时具有三种意义：
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
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
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
一方面，此逻各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
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这就是逻各斯。
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
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
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
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
万物的本原是一，而1就是理性。
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
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
昂托场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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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
他的名言是：
存在者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
此话原文：
Estineinai,oukestinmeeinai（英文Beingsis,non-beingsisnot）。
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eings）。
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
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
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
存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
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
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
对此，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
仅进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轻看过。
于是，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了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
这个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
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
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
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
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
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
苏格拉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
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
美德就是知识。
意思是说：
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的同义语。
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
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
理念范畴不仅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
理念（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
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
在他看来，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
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
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
黑格尔评论道：
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
（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思路。
）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
亚里士多德创立了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
该派同时兼具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
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
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
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
换句话说，实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
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
而其极至则是：
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的存在的。
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性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
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击。
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理性主义的东西。
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宗教信仰服务。
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2.近代：
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
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
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
对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
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
例如，但丁主张：
首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
简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
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主义味道来。
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代理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
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
他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
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
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
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
因为，思维本身就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
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
Cogitoergosum（IthinkthereforeI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
这里，思维就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
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
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上。
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
物的广延属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
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性本来是同一的。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与存在的直接同一。
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同一的近代体现。
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
以理性或理智来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
自我建立自我→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
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
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
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
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
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辑学的一元论。
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
他说：
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
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
全部意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
列宁说过：
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
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个共识。
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
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
这意味着：
存在取决于语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
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念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方思想。
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
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
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na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be的动名词。
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希腊原文toonheon（英文beingasbeing）。
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
我们汉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
是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
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说：
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
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
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
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同样的思路。
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einai）。
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
人是理性的动物。
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
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
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
探索的结果就是：
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
这实质上就是说：
语言是思维之家。
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
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言学家。
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Royal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
他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
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Wilkins）已有类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语言。
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及其内容。
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amesHarris）、霍恩·托柯（Horne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von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
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Sapir）、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的先驱。
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
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
他用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3.现代：
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传统。
我们要问的是：
他做到了这一点吗?
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
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
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发生了语言学转向。
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
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
由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有了下文。
怎么办?
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代潮流所致。
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
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
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
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
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
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
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
存在·语言·心灵。
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义之中。
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
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
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
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番话：
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
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
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
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
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
哲学是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
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
至于蒯因后来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
为此，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
在构造一种科学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
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
存在就是成为某变项的值。
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
（x）（x是张三）。
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
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的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
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的徒劳无益。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be）的思考视为自己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be具有双重意义：
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系词是。
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想的表述。
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
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
西方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以至于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
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
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
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
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
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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