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的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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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的血
辛亥年的血
辛亥年整整过去100年了。
辛亥年的岭南,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气节、勇敢,为民族与国家前途以死相许,比之风萧萧兮易水寒,荆轲刺秦王的悲壮,更为震撼灵魂!
这是一批精英的慷慨赴死,他们是结束封建统治的死士,其悲壮、决绝、惨烈,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罕见。
我在读到他们写下绝命书,读到他们大义凛然走向枪口与屠刀,读到他们残破的遗体,读到七十二烈士马革裹尸,泪水在眼眶中回旋,浩气荡然于胸……
岭南大地,只有挺拔高耸的木棉树才配得上他们的气节与风骨,我常停下脚步,仰望这些岭南的英雄树,它枝干苍松一般虬劲、伟岸,花朵硕大如火如血,令人想起那些烈士的身影,我感恩于木棉,它在这滚滚红尘中标榜的是人间的气节与傲骨,标榜着精神的价值与力量。
午后,火球般的太阳直射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墓园,树木尤其竹林绿得苍郁,阳光的瀑布从高处的墓地直泻,濯亮纪功坊、碑亭、祭台、拱桥与石级,扎痛人的眼睛。
打湿我衣衫的是奔涌的汗水。
置身这光芒之中,头顶只有蓝天。
仿佛有一个时光的场,我感觉那个呐喊与论争、骚动与流血的年月正在抵近。
凿下名字的石碑耸立亭中,七十二位烈士名字与籍贯分六排排列。
碑上烈士的籍贯都是南方人,他们来自广东、福建、广西、四川和安徽,广东有41人,福建有19人。
我一遍遍读着广东与福建,惊讶其数量之多。
这两省都靠着大海,都有大量的华侨在海外。
辛亥革命的火种就来自于海外华人子弟,是他们从西方带来了东方土地上陌生的词汇与观念,这些异端一样的思想最早在沿海传播,让国人惊惶、激奋、醒悟,让悲壮之士在闽粤出现,让从不过问北方皇帝的事情安顺守命的南方人,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南方之怒吼,挟带着大海的力量与深广!
沉默了几千年的南方,它愤怒的力量当掀翻几千年的帝王江山。
石碑上排在第一的方声洞是福建人,1902年,与许许多多有志之士一样,方声洞到海外求学。
日本是当时最吸引国人的地方,它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带给亚洲人以希望。
那个时候,民族存亡的梦魇笼罩在每个有志青年心上。
方声洞为国难登台演讲,讲得痛哭流涕。
他和哥哥方声涛、姐姐方君瑛、四嫂曾醒都参加了同盟会。
同盟会的南方起义九次失败,又在组织第二次广州起义。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起义,是认为起义能够点燃全国人民反抗的火种。
辛亥年方声洞新婚不久。
同是福建籍的革命党人知道这次起义的凶险,想强留方声洞,理由是东京这边革命任务需要他。
方声洞却悄悄争取到了秘密运送军火回国的任务。
3月31日,他乘船离开日本,微笑着向好友郑烈告别:
“昔年秘密开会,追悼吴樾、徐锡麟诸烈士时,君所撰祭文有句云;‘呜呼!
壮志未酬,公等衔哀于泉下;国仇必报,我辈继起于方来。
’今所谓方来者成为现在矣,宁不快哉!
”
方声洞到香港后也不顾姐姐方君瑛和闽籍革命党人的劝阻,阴历3月27日晚上,他在香港给侄儿写绝命书,希望他为祖国尽力,并担负起照料诸弟妹、善事祖父的责任。
第二天清晨抵达广州,又匆匆给父亲和妻子写下两封绝命书。
广州起义,方声洞已怀必死之志,已无生还之心。
阴历3月29日下午,五时半,起义爆发。
正是万家灯火初上时分,榕树下的街巷人家正在准备晚饭。
天空在迅速暗下来,骑楼下的店铺有的在打烊。
这时,举义的螺号呜呜吹响。
120人组成的敢死队,均手绑白布带,脚穿黑底胶鞋,带着一股旋风,突然冲了出来。
120人,中国知识分子最奇特的一次群体行动,他们不是以自己的学识本领贡献国家,而是选择以血。
许多人在香港出发前写下了绝命书。
信中写的是为国家与民族忠孝不能两全,祈望亲人理解、节哀、保重。
突然而至的枪炮声、爆炸声,惊破黄昏的平静。
敢死队呼喊着,从没有见过这样勇敢顽强的军队,孤军深入,在血泊中冲锋……他们占领总督府,总督张鸣岐听见枪声已经逃走。
转攻督练公所,与增援的清军半途遭遇……
血色黄昏,短兵相接,同盟会精英几乎斫丧殆尽。
将相之才小卒一样死去,他们的死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与痛。
方声洞在一个叫双门底的地方被清兵围住,他镇定自若,一枪一枪还击,清兵在他面前一个一个倒下,学习过军事的他,俨然一个职业军人,一路击毙20多个哨弁兵勇。
后面一颗子弹穿进了背,鲜血立刻染红了衣服,又一颗子弹从侧面击中了他,鲜血已经浸透了全身,他瘫靠在墙上,再举枪射击时,枪哑了,他没有子弹了。
挣扎着,身子却越来越低下去,血已流尽,他头一歪,所有的喊叫声、枪炮声都离他远去了,他的生命坠入了永远的黑暗。
这一年,方声洞25岁。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到辛亥革命,他认为最不该忘记的两个人,一个是杨衢云,一个是喻培伦。
杨衢云在香港创立辅仁文社,首倡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他是最早的觉醒者、启蒙者,中国近代革命的开端始于他。
而喻培伦,比之荆轲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时常想,中华民族所遭遇的危急鲜有晚清这样的危急,不只是国将不国,连文化也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机。
她的臣民事实上所遭受的待遇比黑奴还要低贱。
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在这个时代成批地出现,这个时代成了一个英雄照亮民族史册的年代,一个精神不朽的年代!
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气节最有抱负的一群人。
喻培伦是四川内江人。
他留学日本专研化学、炸弹,最初他“深念非科学不能救国”,“可以兴工致富”,他要走的是科学和实业救国之路,在日本他起早贪黑、刻苦学习,他给家里人写信,提出了自己兴办实业的计划,如兴办洋磁工厂、机器缫丝厂、火柴厂、机制糖厂以及改进制糖设备和工艺。
但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清王朝让他的梦想一点点破灭了。
加入同盟会后,喻培伦“便舍豪华而尚质朴,与前判若两人。
”这种转变,缘于多么深的绝望,多么大的痛苦。
从此,他一心一意投身推翻清王朝的革命。
同盟会总部交给他制造炸药、炸弹的任务。
他因试炸时左手炸飞了三个指头,他于是决心研制安全炸药。
这时,他家中破产,为了不停止试验,他典当衣物,抵押官费券,终于制造成功一种威力强大而又安全的新型烈性炸药,并研究成功化学发火、电发火、钟表定时发火引爆的各种类型的炸弹。
其方法被称为“喻氏法”。
同盟会的起义接连失败,书生们红了眼,丢下笔杆子,拿起炸弹和枪,欲舍生取义。
他们想到的是刺杀。
同盟会成立了暗杀部,方声洞的姐姐方君瑛做了部长。
1909年7月,喻培伦参加的第一次刺杀行动开始了——刺杀北洋大臣端方。
但端方十分狡猾,他表面上取道汉口,到镇江就诡称上焦山一游,突然转回上海,乘轮船北上。
喻培伦等人扑了个空。
这年底,喻培伦与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写下血书,这一次,他们目标更大,刺杀的是摄政王载沣。
可惜在北京埋下的炸药被当地居民发现,居民于是报官。
这一次刺杀行动震动了全国。
汪精卫被捕入狱,喻培伦受到通缉。
他为国慷慨赴死不能,七尺男儿,仰天长叹,有多少痛和伤让他彻夜不眠!
最后的机会来了,辛亥年广州起义,喻培伦制造了300多枚炸弹运到了广州。
起义时情况突生变故,同盟会通知延期,要求所有同志尽快撤出广州。
喻培伦认为延期不妥,他找到黄兴,坚定地说:
“就是大家都走了,剩下我一个人,也要丢完了炸弹再说,生死成败,在所不计!
”
起义枪声响起,喻培伦前胸挂一大筐炸弹,一马当先,直奔总督府,用炸弹将围墙炸裂。
在莲塘街口与增援清兵遭遇,恶战三个多小时,喻培伦身上几处中弹,直到打光了子弹,他挣扎着再也爬不起来,清兵围上来将他抓捕。
刑讯时,他对着清吏以不屑的口气说:
“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党人尤其是杀不了!
”他终于把自己的一腔鲜血献给了国家。
这一年,他25岁。
广州起义找得到姓名的烈士86位,其中31位被捕刑讯后被杀;有的连姓名也找不到了。
72,只是一个象征的数字。
烈士们对国家民族的一腔炽爱,对亲人的不忍,对死的义无反顾,通过他们写下的绝命书留了下来。
今天我们展读这些血泪文字,心仍然在滴血。
它表达的不只是慷慨赴死的决绝,还有今天我们已无法企及甚至无法想象的胸怀。
它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遗产,在迷失的时代,它闪烁的光芒能够照耀我们。
透过时空虚无的帷幕,我看到了辛亥年的春天浩气盈溢、万物凄迷。
3月27日晚上,方声洞在给自己的父亲写信——
“父亲大人膝下,跪禀者:
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者,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
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
只以大人爱儿切,故临死不敢不为禀告。
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
“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
3月26日晚上,林觉民在给父亲和妻子写信,在一座叫滨江楼的小楼里,他几乎写到东方拂晓。
他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这一夜,不知多少回涕泪交加。
20岁东渡日本留学,他谙熟日语,懂得英语和德语,可以从容地出入国际舞台。
他给父亲写道:
“不孝儿觉民叩禀:
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
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
大罪乞恕之。
”
接着,他掏出一方手帕,在上面写起了《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
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
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就死也。
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
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
语云:
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
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汝其勿悲!
”
这是多么伟大的情感!
年少时读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总觉得这样的情操似有标榜之嫌。
方声洞、林觉民这些活生生的人,哪个不是以天下为己任?
他们很少考虑个人。
“天下为公”,是一个时代的追求。
一个只知逐利的时代也许无法理解这样的胸怀。
林觉民中弹被捕后,当时传言抓获一个剪短发、穿西装的美少年。
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亲自在提督衙门审讯他。
林觉民不会说广东话,就用英语回答,他慷慨陈词,满庭震动。
他的回答就像一场演讲,综论世界大势和各国时事,宣传革命道理。
讲到时局险恶,他捶胸顿足,愤激得难以自抑。
他奉劝清吏认清形势,不要执迷不悟,只有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才是出路。
张鸣岐也不禁感叹:
“惜哉,林觉民!
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
”幕僚劝张鸣岐为国留才,而张认为这种英雄人物万不可留给革命党,遂下令处死。
在关押的几天中,林觉民滴水不进。
行刑时,他泰然自若迈进刑场,从容就义。
这一年他24岁。
31位被捕的起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大义凛然,慷慨陈词。
没有一个不是视死如归。
他们写的绝笔书,因为对象不再是亲人,无法儿女情长,却更加义薄云天。
巨坟隆起,七十二位烈士埋成了一个大坟。
坟顶一个方亭,亭内一块石碑,写着“七十二烈士之墓”。
坟后,纪功坊高高在上,抬头仰望,最高处一尊自由女神像,圣洁、高贵、美丽,也格外不同。
我惊讶于这个当年法国人送给美国的女神像,在中国南方一偶伫立了90年。
这可能是中国唯一的一尊自由女神像。
她代表了西方现代政治的肇始,也提示了100年前那一场场血雨腥风,它们思想源头的来处。
死难者所向往所追求的正是这尊神像所昭示的民主自由之精神。
这正是法国当年那一场启蒙运动开启的思想先河。
起义者从海外纷纷聚集广州,本土国民仍浑浑噩噩。
先觉者从华侨子弟到留学生,他们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思想,他们的孤愤与后觉者国民的愚昧麻木,恰成对比。
鲁迅短篇小说《药》中小栓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一幕,那血正是革命党人杀头的血。
这巨大的反差无疑是悲剧的主要原因。
我凝望这尊以西方女性形象雕塑的石像,她的身姿像是一种召唤。
这一刻,太阳偏西,女神在一片阳光中,周身散发出熠熠光芒,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感召。
枪声平息,战死的英雄与被俘后用铁链绑扎一一杀害的烈士,他们的尸骨从越秀山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一具具倒卧。
血,流满了街头马路,由红变黑。
血,溅红了广州辛亥年的春天。
沉寂后的城市,连日凄风苦雨,天地为之含悲。
遗体在雨水中开始膨胀,数日后,有的发臭、生虫,惨不忍睹。
这些年轻的生命,来得那么遥远,在广州没有人认识他们。
官府诬说他们是一帮地痞、无赖。
市民从门窗偷窥血肉模糊的尸首,谁也不敢走近。
有知情者慑于当局追捕革命党人的恐怖,也不敢殓尸。
烈士们的尸骨断头折臂,残缺不全,被广仁、方便、广济、爱育四家善堂、院奉命收到了咨议局门前的空地上。
南海、番禺的知事商量,打算把尸体埋到大东门外的臭岗。
臭岗是专埋死刑犯的地方,被杀的犯人挖一个坑就草草埋掉了,尸体散发的臭气常飘向四周。
烈士如果葬于臭岗,那将是对亡灵的侮辱。
留下来的同盟会员潘达微以记者身份寻找墓地,在广仁善堂恸哭求助。
得到黄花岗坟地后,又找亲戚帮忙敛尸安葬。
4月4日,100多个仵工,将烈士遗体洗去血污,穿上衣服,然后入棺。
有的尸体还被铁索锁着,两三人一束,无法装入棺材,仵工不得不用铁锤把枷锁打掉,将尸骸一一分开。
潘达微在现场指挥,逐一清点、辨认和登记,总共殓葬了72位烈士遗骸。
100多个仵工抬着灵柩向黄花岗进发,一路静默无声,只有潘达微跟在后面,一路走一路流泪。
市民担心官府镇压,只是远远凝望,许多人止不住热泪盈眶。
天地含悲,下起了淅沥小雨。
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
5月15日,从南京回到广州的孙中山率领各界十余万人至黄花岗祭悼,他亲自主祭并致祭文。
孙中山为墓地题写“浩气长存”四字,于墓旁栽种马尾松四棵。
他悲怆地挥笔写下: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
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
黄花岗墓地坐西朝东,在不知不觉中升高。
马尾松、榕树、凤尾竹、柏树、棕榈树的阴影在这个夏天最后的阳光里加深、拉长。
陵园如今处于广州闹市中央,树木竟然把四面的高楼都遮挡住了,只有东面可以放眼远眺,繁华的街市扑面而来,匆匆车流、人流,感觉却是远远的一种景象,隔了某种时空。
低矮的山岗居然给人俯瞰的高度,这条从大门开始一路往上的瞻仰之路,阳光下干净而明亮,像一条静静的河流,可以洗涤尘埃、清心明目。
远处钢筋混凝土的森林,是现代城市疯狂扩张的戟和矛,已经冲向了更远的地方。
辛亥年的死亡就在这山岗上;城市的崛起、喧哗在山岗下。
一片坦荡与一片密集对接着。
我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
这是烈士们追寻与牺牲的意义呈现吗?
在他们赴向死神的时候,他们心中新的中国是否与今天的模样类似?
他们每天看着远处的变迁,会不会拷问自己牺牲的意义?
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再像他们那样谈抱负、主义与理想了,世俗的利益已经让人无暇他顾。
我想到杜凤书在母亲面前摘下戒指的那一幕,他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去献身。
现在的人戒指的摘与戴再也无关乎生与死了,若是为着人世间的一份爱与温暖,这也是令人心动的一刻;若是一种交换,世界上有价值的事都以钱来衡量,这样的举动,一定显出卑微。
时代远去,辛亥年远去,但愿这座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还有人记得广州起义。
烈士墓前冷冷清清几个晃动的人影,躺在鲜花围绕中的烈士,也许还不至于那么孤单吧。
傍晚,我在广州的猎德大桥开着车,桥下的珠江,一闪而过。
收音机里年轻的歌手唱着情歌或劲歌,黄昏时的五彩霓虹刹那间出现在头顶的天空之上。
我又一次想到,革命与这座城市还有关系吗?
当上百层的摩天大楼矗立于珠江之滨,城市全变成了钢筋混凝土与玻璃幕墙的世界,千万人口的聚集,新的造城运动,甚至历史的痕迹也难以寻觅,100年,该是多么遥远!
一艘游轮从桥下钻过,向着下游的琶洲驶去。
我想起下游的黄埔军校,几年前在那里看到过一张照片,它一直在我的脑子里不断浮现:
一架自制的简易飞机,上下两层钢架与布做的长长翅膀,可能刚刚试飞降落,一群人在飞机前一字排开合影。
他们大都是军人,但个个气宇轩昂,充满理想主义的神情,特别是一种浪漫的气息,从他们的笑容与身姿体态上弥漫开来,让人感受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场。
他们不像军人倒更像是诗人。
记得其中就有张治中。
这样的军队出现英雄不足为奇。
黄花岗烈士墓就埋葬了很多来自这个部队的英雄,他们都是当年孙中山亲自批准安葬的援闽粤军飞行家叶少毅,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如,陆军上将邓仲元,中国革命空军之父杨仙逸,陆军中将苏松山、谢铁良,刺杀洪兆麟的烈士韦德,潮梅军前敌司令金国治,陆军少将梁沾鸿,烈士梁国一、雷荫棠、王昌、史坚如、范鸿泰、翁飞龙等。
有黄花岗烈士的感召,后来者纷纷为国捐躯。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不同的年代彼此相看已是传奇。
时代精神气象的差异让各自变得失真!
似乎是时间在改变一切,它可以让大地葱茏一片,百花争艳,也可以使万物萧瑟,荒凉孤寂。
历史因人因时代可以崇高,也可以卑下、猥琐、蝇营狗苟。
辛亥革命100年,我们该怎样去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