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与聊斋志异之比较.docx
《西游记与聊斋志异之比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西游记与聊斋志异之比较.docx（10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西游记与聊斋志异之比较
在明清以前，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已历经千余年，从魏晋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到唐代传奇，文言短篇小说发展渐至繁荣。
始于说书艺术的通俗小说，也在唐代出现萌芽，发展到宋元的话本，已渐趋成熟，这些都为明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进入明清，中国小说发展进入繁荣时期，长篇章回小说出现并渐趋成熟，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极致。
可以说，明代小说在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而清代则是中国古典小说盛极而衰并向近代小说转变的时期，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最后的辉煌。
《西游记》就是一部中国古典神话小说，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书中讲述唐朝法师西天取经的故事，表现了惩恶扬善的古老主题。
在中国，乃至亚洲部分地区西游记已经家喻户晓。
其中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等人物和“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故事更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虽尚存争议，但一般认为是明朝的吴承恩。
《西游记》是最优秀的神话小说，也是一部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
小说以整整七回的“大闹天宫”故事开始，把孙悟空的形象提到全书首要的地位。
明代有《西游记》，而在清代文言小说创作的高潮中，取得最大成就的是蒲松龄，他的《聊斋志异》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而且有深远的国际影响。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吸取了魏晋唐宋元明以来文言小说创作的丰富艺术经验，以花妖鬼狐写世态人情，既美颂爱情，又能洞害时弊，故事耐人玩味，无论其思想还是艺术，都堪称文言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
《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聊斋”是他的书屋名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
全书有短篇小说491篇。
题材非常广泛，内容极其丰富。
多数作品通过谈狐说鬼的手法，对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进行了有力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愿望。
但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封建伦理观念和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它成功的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高峰。
我们不能只是看《聊斋志异》奇异有趣的故事，当作一本消愁解闷的书来读，而应该深入地去体会作者寄寓其中的爱和恨，悲愤和喜悦，以及产生这些思想感情的现实生活和深刻的历史内容。
由于《聊斋志异》是一部经历了漫长时期才完成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来源不同，作者的思想认识前后有发展变化，加上作者世界观本身存在矛盾，因而全书的思想内容良莠不齐，比较复杂。
但从总体看来，优秀之作占半数以上，主要倾向是进步的，真实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
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总的艺术追求，也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突出的思想特色。
艺术手法：
《西游记》与《聊斋志异》作家比较
《西游记》与《聊斋志异》可说是中国神魔和志怪小说的经典之作，人们在谈到神魔小说与志怪小说，往往会把它们混为一谈，因为二者均以写鬼描怪为主。
倘若提及《西游记》与《聊斋志异》，我们便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两部著作的作者吴承恩与蒲松龄。
吴承恩与蒲松龄在中国文学长河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们会把两名作者的生活年代、家庭环境、创作背景等方面进行比较，以便更好地进行文学研究。
吴承恩（1501年-1582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
汉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
蒲松龄（1640年—1715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清代杰出文学家，小说家，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
童年处于明末清初时期，经历了动乱和饥荒。
吴承恩出生于一个小官吏降为小商人的家庭，曾祖父、祖父，两世相继为学官。
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
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但是却在南京应乡试中名落孙山。
吴承恩除奋好学外，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
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
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历时7年。
蒲松龄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
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但是之后却屡试不第，直至７１岁时才成岁贡生。
1715年（清康熙五十四年）正月病逝，享年76岁。
蒲松龄毕生精力完成《聊斋志异》8卷、491篇，约40余万字。
内容丰富多彩，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轶闻，将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作者的爱憎感情和美好理想。
虽然生活的生活年代、生活背景等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二人的性格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
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
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认为“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
蒲松龄的思想比较复杂，他同情人民疾苦，但对统治者存有幻想；他讽刺科举制度；又始终不忘追求功名；他赞扬“真情”，爱情自由，又宣扬一夫多妻，提倡妇女忍辱顺从。
当然，蒲松龄思想认识上局限性，是受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影响，这是必然结果。
总之，吴承恩与蒲松龄均是一代文学巨匠，他们穷其一生，奉献了两部宝贵的文学巨著，为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聊斋志异》与《西游记》思想内容与倾向比较
多年来，人们研究《聊斋》中都注意作品对贪官污吏的批判及对皇帝的微词并把它渲染成“反封建社会精神”。
其实蒲松龄只在客观上揭露当时统治上的阴暗面，那是因为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农村，一生穷困不达，而当时吏治的腐败，官吏的贪残，社会的黑暗，不仅不仅耳闻目睹，而且切身感受。
因此，表达这类的作品也写得入木三分。
比如《促织》和《席方平》揭露了当时统治者压榨人民及人民有冤难伸典型作品。
在《促织》里，由于皇帝爱斗蟋蟀，以及地方官的媚上邀宠，令到故事里的主角成名家破人亡。
成名好不容易抓来的蟋蟀被他儿子不小心弄死，后他的儿子灵魂化为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才挽救了成名一家被毁灭的命运。
后来成名也因这蟋蟀而得到了巡抚大人的赏赐，而县令也以政职“卓绝优异”而闻名。
这不仅揭露了当时统治者压榨的残酷，也说明了当时的官员是怎样飞黄腾达的。
《聊斋志异》不仅揭露当时统治阶级的残暴，也歌颂被压榨人民的反抗斗争。
在《席方平》里，作品写席廉得罪了富豪羊某，羊某死后收买狱吏而被拉进阴曹地府，其儿子席方平为了帮父亲伸冤亲赴地府，但是以城隍到郡司直至冥王都被羊某收买了，席方平不仅有冤莫伸，更反遭种种毒刑。
如果说《促织》是反映当时官府成为统治者掠夺平民服务的工具，那《席方平》就是揭露了当时社会官官互利，人民有冤难伸，官府欺压贫民的黑暗面。
《聊斋志异》存着揭露当时统治的阴暗面，而《西游记》因其神魔小说的性质，以曲折的幻想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因此，对它的思想内容的研究，便有见仁见智的分耻。
明清人一般把它视为道书，但在20世纪初，石庵否定的《西游记》为道书的说法，称它为一部“寓言小说，但不知寓言所在它“。
此外，也有人称为哲理小说，所谓的哲理是指由孙悟空等学道而归，可以启发“今日出洋求学之效果”。
其实，《西游记》的主题是通过孙悟空大闹天宫以及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以幻化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当时社会的一些一本质问题。
无论是大闹天宫，还是克服取经途中的81难，均体现有中国古代人民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和蔑视一切困难的战斗精神，并在斗争中揭露、批判了统治阶级的某些丑恶本质。
《西游记》以幻化的形式，充分揭露时政腐败，反对昏君统治，批判宗教，歌颂敢于反抗、敢于斗争和蔑视一切困难的斗争精神。
从《西游记》故事与形象（特别是孙悟空形象）的演变过程，从吴承恩的出身、经历及主导思想的形成方面，从明代中晚期的社会现象特点上，都可以印证上述阅读《西游记》后得出的关于其思想蕴涵的结论。
此外，在《聊斋志异》里不难找出作者对于当时科举制度的各种揭露和抨击。
蒲松龄一生屡试不第，因此，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会。
如《叶生》中的叶姓书生，他撰写文章，吟诗作赋，觉冠当时，却屡试不中，郁郁而终，最后只能让自己的灵魂帮助一位邑令子弟考中举人。
此外在《素秋》、《神女》、《阿宝》文章中都暗示了科举官员受贿的恶行，说明当时科举埋没人才，考官有眼无珠只爱钱。
在婚姻爱情方面，作者反对摧残爱情的礼教，赞美爱情，关于爱情方面的作品，在《聊斋志异》中的比重最大，而且写得十分精彩。
在作品中，作者赞美男女间的真情；而真情往往被当时的礼教、功力主义相冲突。
所以，作者在赞美这些男女真情的同时，也对当时世俗的观念表现了强烈的讽刺和批判。
《聊斋》中的《连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作品是些连成与乔生由生而死，又死而生的爱情故事。
连成父因乔生家贫而不许婚，后连成与乔生在阴府下准许还魂，最终结为伉俪。
在《连成》，作品基本上摆脱了女爱男才，男悦女貌的俗套，强调真情，反映了当时世俗观念是爱情的障碍等。
《聊斋之际》中还塑造了一大堆对爱情忠贞，痴情的男女，对那些负心汉、簿子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西游记》里很少甚至是没有提及男女爱情，但是其主要思想倾向为崇儒释排道思想。
《西游记》成书于明嘉靖中期至隆庆年间（约1540～1570年），这时正当朝政腐败、自然灾害频敏，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明民宗朱厚熜迷信道教，生活荒淫糜烂。
君昏臣庸，民不聊生。
吴承恩从要求圣君贤相的政治思想出发，在《西游记》中不仅大力地抨击了一些昏君，而且还有意地歌颂贤君。
揭批昏君、颂扬贤君。
在作品中，为了避开当时残酷的文字狱，他没有采用正面谴责的手法，作者把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的丑恶行径，分别安在乌鸡国王、车迟国王等身上加以鞭笞，例如乌鸡国王被狮猁怪化身的全真道人利用妖术骗取其信任，与之称兄道弟，最后将其推入井中害死，全真道人篡夺了王位（第13回）。
这与明嘉靖皇帝朱厚熜贪财好色、企图长生不老、崇奉道士邵元节之妖术、隐居深宫、不理朝政、专服丹药以求长生老之蠢事极其相似。
又如车迟国的三个道人为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的化身，他们欺上压下，残害人民，无恶不作。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明代道士陶仲文的影子。
明世宗朱厚熜在位期间，道士邵元节与陶仲文等位居礼部尚书，和宦官崔文、权臣严嵩等相勾结狼狈为奸，亦与车迟国的三大仙极其相似。
此外，《西游记》的内容虽然写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但其主题思想并不是颂扬宗教而是批判宗教。
唐僧是一个“一心向善”、“劝人为善”的“圣僧”，但在作品实际描写上则是一个迂腐的“烂好人”。
他对佛教教义恪守到愚顽的地步，在凶恶的妖魔面前，还念叨“以慈善为本”，“念念不忘善心”，鼓吹“微生不损”，几次险遭丧命，所以，吴承恩绝不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在《西游记》中，吴承恩的主导思想虽然为儒家圣君贤相的政治理想，但亦受有当时主张抒写性灵、要求个性解放的文艺思潮的影响。
吴承恩生活的明代后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一种要求抒写性灵、要求个性解放的文艺思潮正在兴起。
总起来看，《西游记》的主要思想倾向是进步的，但亦有其历史局限和作者思想局限。
在作品中，它虽然充分地揭露时政腐败、反对昏君统治，但还不可能否定封建社会制度，而是让“圣明皇帝”当政。
“圣明治国”仍是当时进步文人的理想愿望。
吴承恩对宗教的批判亦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
他一方面批判了宗教观念的虚伪和局限。
他一方面批判了宗教观念的虚伪和欺骗，暴露了宗教的危害性；而另一方面又宣扬和肯定了宗教和某些唯心精神。
《西游记》中即使有些歌颂反抗、批判宗教的篇章，也常常涂有一层宣扬宿命论的消极成分。
根据《西游记》产生的时代特点可以说明：
上述作者的创作思想，既体现有当时的民主意识，亦概括有这种民主意识的时代局限。
不过，《西游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论在思想、艺术上都是一部有杰出成就的优秀古典小说。
《西游记》与《聊斋志异》的创作手法
对于《西游记》与《聊斋志异》的创作手法，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
50年代，《西游记》论者运用社会学批判方法，重视《西游记》的现实性，注意分析它的现实意义，所以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西游记》为现实主义作品。
其中，郑振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小说传统》一文中说：
“《西游记》表面上是一个神怪故事，但本质上却是一部讽刺的现实主义作品，用象征的比喻的神怪的衣，刻画和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
”《西游记》之所以基本上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由于它创造了许多生动的神、魔和人的形象，并通过这些形象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相当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
除了现实主义外，有些学者也认为《西游记》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其中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认为《西游记》是一部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可能存在的事物。
然而吴承恩却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把这些虚伪的情节写的尽情尽理，能够找成真实感。
如同意以上的论点，我们不难发现《聊斋志异》也具有浪漫主义写作手法。
作者在《聊斋志异》里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形象，利用幻想的神魔、志怪故事为材料，加上作者的想象构成幻想形象。
这些形象的性格，是以幻想境界为背景，在抽象的矛盾斗争中行成，间接地反映现实。
和《西游记》不同的是，《聊斋志异》是采用非现实写作手法。
作者在揭露、抨击当时社会黑暗的同时也在作品中寄托了美好的政治思想。
《聊斋志异》，《西游记》的人物塑造
对于《聊斋志异》人物塑造的探讨，一、个性化是人物的生命，《聊斋志异》不仅具有人物性格的独特性，而且写出了人物的更为细微的差异性。
二、《聊斋志异》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了情的真实、情的纯正、情的深厚、情的新颖的突出特点。
三、心灵的观察：
一是触景生情，二是含而不露。
四、简洁凝练的环境描写。
五、准确精炼传神的人物语言。
《聊斋志异》在塑造人物时遣词造句十分准确，恰如其分，特别是人物的语言和对话，富有个性特色，而且言简意赅，十分精炼，神采飞扬，生动传神。
《聊斋志异》写人总是注意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即人物的独特性。
它往往一开始便把人物的独特性格特征介绍给读者，然后，再通过故事情节的发展，形象地描绘这种特征，使抽象的介绍具体化。
例如《席方平》一开始便交代席方平特点“性憨拙”，接着，作者便通过席方平赴地下代父亲伸冤的曲折的故事，他得知父亲枉死于富室羊某的诬陷，便愤然不食而死，魂入地下，从城隍告到上帝殿下九王，从贪赃枉法的狱吏骂到是非不分的冥王，富贵不能淫，酷刑吓不倒，表现了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但一言一行都无不与他的“憨拙”性格相符合。
其它如《陆判》写朱尔旦的性情豪放，《聂小倩》写宁采臣的慷慨豪爽，端正自重，都是抓住了人物的性格的独特性而详加描绘的，所以能给人鲜明的印象。
《聊斋志异》不仅写出了人物的性格的独特性，而且较多的写出了同一类型中不同人物的更细微的差别来。
《聊斋志异》中的较多篇章都能通过不同人物出身、经历、生活环境等的描写，努力写出同中之异，从而把精神相同而具体表现则不同的个性鲜明地加以区别。
如孙子楚（《阿宝》）和郎玉柱（《书痴》）同样是痴，但是一个痴于爱情，一个痴于书。
两个人在爱情问题都是老实而纯真，孙子楚是一往情深，而郎玉柱则显得十足的书呆子气。
《聊斋志异》还擅长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来为塑造个性化的人物服务，从而使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突出。
如《二商》，写大商二商兄弟妯娌四人就是运用了强烈的对比的方法，仅仅是通过借贷、押房、遇盗等几件小事，就把大商的懦弱，二商的心胸宽广和大商妻子的气量狭小写得栩栩如生。
其它如《王六郎》、《水莽草》中好鬼与坏人的鲜明对比。
《胡四相公》中写人兄弟与狐兄弟的对比，《胡四姐》中三姐与四姐的美与更美的对比等等，都是收到较好的效果。
和《聊斋志异》不同的是，《西游记》中的人物多由动物组成，除了唐僧、女儿国一些人之外大部分都是都是由动物组成。
作者在塑造人物时达到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
物性，是指作为某一动植物的精灵，保持其原本就有的形貌和习性，如蜘蛛精能吐丝。
神性，是指这些动植物一旦成妖成怪，就会有神奇的本领。
人性，是作者将七情六欲加进妖怪里面。
如孙悟空，外表看起来就与一只不同的猴子无疑，但他却又有七十二变的本领，而且它又有勇无谋、心高气傲、容易冲动等等，他的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是人类自由幻想的产物，他的机灵好动、淘气捣蛋，有时猴类特征和人性的混合。
他敢于斥责西海龙王与鼍怪“通同作怪”；并敢于状告托塔李天王“父子不仁，故纵女氏成精害众”；他敢于责问太上老君“纵放家奴为邪”，并敢于追问如来佛祖与妖怪大鹏金翅雕有何亲属关系。
唐僧金兜山遇难，孙悟空去找玉帝查寻妖魔根底。
路遇张道陵、葛仙翁等四大天师，问孙何干？
他说：
兕怪把唐僧拿去，金箍棒也被抢了，他“因此来寻寻玉帝，问他个钳束不严”的罪过。
他见玉帝时，称他为“老官”（第51回）。
这都显示了作者在创作人物形象当中用了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手法。
唐僧是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他是团队的核心、执着、自律。
任何时候他都没有说过放弃。
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也不管遇到什么诱惑，从来不会放弃去西天取经这个伟大的目标。
此外，他还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苦行僧般的克制，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能力极强。
作者把唐僧这一坚韧不拔、执着追求的性格进行了进一步地刻画，成为多少人为之学习的楷模。
作为僧侣，他行善好施，为民除害，为人们播撒着善良的种子，他不为财色迷惑，不为死亡征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信念，使他终成正果。
唐僧，给我们的启示是：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猪八戒的形象也值得注意。
他行动莽撞、贪吃好睡、懒惰笨拙等特点，即与他错投猪胎有关，又是人类的表现。
自然，猪八戒也有他的长处，如能吃苦，在妖魔面前从不屈服，总记得自己原是“天蓬元帅”下凡等等。
但比起他的缺点，这些所谓的长处显得微不足道。
除了上述几项，他还贪图美色，好占小便宜，对孙悟空心怀妒忌，老想着回高老庄当女婿，在取经路上，还攒着一笔小小的私房钱。
猪八戒的形象，体现了人类普片存在的欲望和弱点。
比较与孙悟空的形象，猪八戒的形象更具有日常生活中人物的真实性，读起来让人觉得亲切。
这一种人物形象，是过去的文学中未曾有过的，他显示出作者对于人性固有弱点的宽容态度，也显示出中国文学中的人物类型进一步像真是、日常和复杂多样的发展。
《聊斋志异》之所以数百年为人们所喜爱，而经久不衰，敢于写情、善于写情，恐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蒲松龄的笔下，能“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鲁迅语）。
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兄弟、父子、母女之情都能写得酣畅淋淋，动人心魄。
如《青娥》写霍桓对青娥的爱恋之情就显得很真实。
其它如《婴宁》写婴宁的天真烂漫之情，《蛇人》写蛇人之情都写出了至真之情，使人物跃然纸上。
最后，《聊斋志异》作品中有很多是通过人的幻觉和梦境来表现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理状态。
像《凤阳士人》、《狐梦》、《连花公主》的写梦境，《画壁》、《张鸿渐》等的是写幻觉，都是借子虚乌有之物来表达人物的实际心理。
这样，把本来很抽象的，难以捉摸的心理活动转化成了可以触摸形象的东面，较之枯燥冗长的心理独白，要有趣和感人得多，也便于为读者理解和接受。
而《西游记》虽然是神魔小说，但是里面所出现的妖怪却不是全部是丑恶恐怖的。
作为一部娱乐性很强的小说，作者显然不取一种严厉的道德评判态度。
有好些妖精是从天庭逃脱出来，到人间逍遥一阵，做些恶事，后又回到天界修炼，这与猪八戒和沙僧的经历并无区别。
所以，这些妖魔鬼怪的故事，让人读得饶有趣味。
《聊斋志异》与《西游记》共同的艺术手法
除了二书的各方面比较之外，《西游记》与《聊斋志异》有着共同的艺术手法，那就是“幻”与“真”的结合及对当朝社会的批评。
西游记的故事场所多设为普遍在人世间找不到的场所，例如龙宫冥府、仙地佛境、险山恶水等等。
作者将奇人、奇事与奇境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奇幻美。
然而，在《西游记》中也看得到现实的手法。
《西游记》的故事情节中有些看起来是虚幻的，可是看起来也是极真的。
故事中的富丽堂皇、至高无上的天宫，就像人间的皇宫；那等级森严、昏庸无能的仙人就像无用的百官；孙悟空消灭横行霸道、凶残的妖魔意欲着要铲除社会的恶势力等等。
这显示了《西游记》这一部小说在极幻之文中，含有极真之情；在极奇之事中，寓有极真之理。
《聊斋志异》为志怪小说，与《西游记》一样也是一部充满魔幻的小说。
《聊斋志异》是梦幻与现实世界互渗互补。
《聊斋志异》故事中多是以人入异域环境为主，如天界、冥间、仙境、梦、奇邦异国等。
由于志怪小说受宗教的影响，所以天界、冥间、仙境代表人生的理想归宿和善恶的裁判所；梦是与神灵交往的通道，预示着吉凶祸福。
这一切的东西都被作者用在《聊斋志异》里，例如《梦狼》一文中描写白姓老人梦见了做县令的儿子因为是贪官，而被金甲猛士敲掉了牙齿，老人在醒来后知道儿子果真在自己发梦的那一天中坠马并跌落了牙齿。
在对于当朝的批评，《西游记》里的唐僧师徒所经过的国度与人间的国度都是一样的，即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
”这一段文字出现在《西游记》的第八十七回。
故事中的灭法国国王宠幸道士，立誓要杀光和尚由于佞道灭佛，荒废了朝政。
国王们所宠爱的人往往都是妖怪的化身，他们占据高位，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明朝特务滥权的讽刺。
再如，比丘国国王受了由妖魔幻化而成的国丈挑唆，用小孩的心肝做药引，还要孙悟空挖池黑心来，孙悟空于是把肚皮剖开，从里面拿出一大堆的心如红心、黑心、贪欲心、名利心、嫉妒心等给众人看。
这些心都是一些不善之心。
作者借此指责世人利欲熏心、道德败坏，完全没有一点仁爱之心。
作者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最高的统治者，痛诉其出于贪欲邪念、听信小人之言而祸害老百姓。
这是作者对明朝世宗年间昏庸政治的影射。
《聊斋志异》的作者也是在对封建的统治阶级做出批评。
作者揭露了统治阶级、统治集团的罪恶。
像《促织》篇描写明宗喜好斗蟋蟀，这无意中就为地方官史提供了一个敲诈老百姓的借口。
每供一只蟋蟀，就害到一家破产，甚至还逼死人命。
《续黄粱》篇写曾孝廉中了进士后，便梦想着要当宰相。
有一位僧人让他做了一个“宰相梦”。
他在当宰相期间，擅权结党，贪赃枉法，荼毒人民，奴役官府，搞得朝野上下一片漆黑。
影响与成就：
《西游记》与《聊斋志异》分别作为明、清二代的小说代表自然对当代或后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西游记》在面世之后，在明末的数十年间，出现了近三十部内容各异、长短不同的神魔小说，并迅速形成了与历史演义等不同的神魔小说。
这派小说有三个类型即是《西游记》的续书、仿作、节本，以及与其相配套的系列丛书；神仙立传性的作品以及与历史故事相交融的作品。
以后的清代小说也就延续着这套思路发展下去。
《西游记》的出现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在1758年，日本著名小说家西田维则开始翻译、引进《西游记》，在1831年完成日本版的《通俗西游记》。
在1987年，《西游记》被搬上了日本的电视屏幕。
《西游记》甚至传播到海外，最早的英译本见于1985年，由上海华北捷报社负责出版。
此后《西游记》陆续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如法、德、意、西、俄等语言。
英、美、法、德等国家的大百科全书都对《西游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
《聊斋志异》的出现使得其翻刻本竞相问世，后来也出现了注释本和评点本。
《聊斋志异》还引起了其他作者竞相追随仿作，使得文言小说再度出现了蔚兴的局面。
在乾隆末年问世的文言小说大多都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
《聊斋志异》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在第十九世纪中叶时期流传到国外。
《聊斋志异》迄今已有英、法、德、俄、日等多种的版本。
结语
蒲松龄《聊斋志异》所创造的意境，都具有它的美学意义，在完成作品的艺术构思、塑造人物、陈情达意等方面,都起着独特的作用。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重视意境创造，促进了小说的“诗化”，使他的作品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得到了高度升华。
他的作品几乎接触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人情、世态、各类人物，都惟妙惟肖地再现于他的笔下。
但是，他却卑夷那种以文学迎合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