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初期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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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建国初期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
张少华《汉密尔顿“工商立国”与杰斐逊“农业立国”之争》一文摘录
建国初期，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与国务卿杰斐逊就政府的大政方针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
对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美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
这些研究虽然作出了不少有见地的解释,但是却不能令人信服。
该文从现代化道路的抉择角度,分析美国现代化初始阶段的社会矛盾和国家政策的转变过程,以深入分析两者争论的实质。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由财政经济政策所引发,随后扩及宪法、政体、外交政策等问题。
内政外交政策的严重分歧,又使政府与国会中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最终导致了联邦党与共和党的政治分野。
这场大纷争几乎涉及一切领域，然而，透过争论的细枝末节,将其置于美国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加以审视,就会发现这场争论并非一般性政策分歧,也不仅仅是个人与党派之争,而是关系到美国建国后发展道路的重大问题。
两位开国元勋实际上提出了两条不同的建国道路汉密尔顿着眼于世界大势,主张走以“工商立国”的道路杰斐逊则强调美国的独特性,力主走以“
农业立国”的道路。
两条不同的建国道路构成了两人争论的焦点。
汉密尔顿：
18世纪末叶的北美社会仍是带有殖民地时期深刻印记的农业社会,发展经济与维护国家独立成了当时美国面临的紧迫问题。
在此问题上,汉密尔顿主张美国独立后应尽快发展商业和制造业,迅速改变农业国的地位,使之成为与欧洲各国在美洲抗衡的工商业强国。
1789年10月,他就任财政部长后不久,在与英国密使乔治·贝克威尔的谈话中就说,
“美国是个新兴国家,但可惜生来是个农业国,而不是制造业国”，联邦政府的政策是努力促进国内制造业和商业。
他还谈到,独立后美国的制造业是有一定基础的,只要政府予以鼓励,美国就会逐步成为工商业国家。
他的根据是北美大陆资源丰富,不乏制造业原料移民中有许多工匠,能传授技艺,只要各地建立商业联系,北美完全可以兴办制造业。
“一旦制造业建立起来,并在我们中间生根,就会给美国伟大、光荣的未来开辟道路,并能对付任何暴君的干涉”。
汉密尔顿之所以积极主张发展工商业,还在于他较为清醒地看到了近代西欧工商业兴起以及英国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工商业加速发展的趋势。
在汉密尔顿生活的时代,英国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对这场伟大生产力变革的内在本质,他自然不可能有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但凭借其敏锐的观察力,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历史大趋势。
他在1782年写的题为“大陆人”的系列文章中,分析了欧洲工商业兴起的历史,指出自中世纪后期促进商业和制造业日益成为各国竞相采取的国策,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等自不用说,就连俄国和土耳其这些国家也在致力于商业和制造业。
他认为,美国建国后必须顺应这一世界大势,使自己迅速跻身工商业国之列。
许多学者分析了中商主义对汉密尔顿的影响，然而,简单地把汉密尔顿归为重商主义的传人是有失偏颇的。
因为汉密尔顿后期思想与重商主义已有很大差别。
首先,他虽认为商业是国家财富的最有效和丰富的来源,但并不认为它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不否认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他特别重视机器制造业,认为“使用机器对提高工业总产量至关重要”。
他指出,英国由于“最近20年来一系列发明和在纺织工场中使用机器,国内各种织物有了巨额增长”。
美国只有大力引进机器制造业,才能成为富强的国家。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汉密尔顿还看到了农业国在与工商业国交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认为,“进口制造业品注定将纯粹农业国的财富刮走”。
美国要改变这种不利地位,必须从农业国转变为工商业国。
可见,汉密尔顿已大大超越了重商主义的经济观。
在美国建国之初,他把大力推进工商业作为政府的目标是高瞻远瞩的。
杰斐逊：
与汉密尔顿的建国道路不同，杰斐逊主张美国独立后以农业立国，避免走西欧各国发展工商业和大城市的道路，大力发展农业，建立以自由农民为主体的民主共和国。
与汉密尔顿一柞。
他的农业立国思想也经历了逐步形成与演变的过程。
独立之前这种思想就已萌生，第一次完整表述则是在他1780年至1784年写的《弗吉尼亚纪事》中。
他写道:
“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民是上帝的选民，如果上帝曾经有过特选子民的话。
上帝使他们的胸怀能容纳他特有的丰富和纯真的美德，只要我们尚有土地耕作，让我们千万不要再希望看到我们的公民拥挤在工作台旁或是摇动纺织杆吧!
虽然农业中也需要木匠、泥瓦匠和铁匠，但是，就普通的加工制造业说，让我们的工场仍设在欧洲吧!
最好把粮食和材料运送给那里的工人，而不让那些工人来就粮食和材料，从而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原则也一同带来”。
虽然杰斐逊的传记作者梅里尔·彼得森认为，杰斐逊的上述思想不过是他一时的感慨之言，并非旨在描绘美国未来的现实图景。
但是此论有待商榷。
因为实际上，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的许多书信中杰斐逊一再表述了上述思想。
其中以1785年12月写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表述得最明确，他写道:
“我想只要美国还有空余土地，就要以农业作为我们的主要目标”。
可见，在建国前后，杰斐逊的“农业立国”思想是非常明确和一贯的。
尽管杰斐逊长期居住在乡村，但是他与城市生活并未隔绝。
17岁时他便到威廉斯堡的威廉和玛丽学院学习，此后又遍游费城、纽约等城市，1784年他出使欧洲，长期住在巴黎并走访了欧洲各国。
此时英国的工业革命方兴未艾。
1786年3月，杰斐逊为与英国签订商约来到伦敦，参观了设在泰晤士河畔的新型面粉厂。
工厂使用在纽科门机基础上改进的新式蒸汽机，可带动8副磨盘，一天可磨面1920蒲式耳，当时被视为使用机器的奇迹。
虽然这次参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他对制造业并不关心，而是把大量时间用于考察各国农业。
1788年5月，一个热心于制造业的商人给他写信，说马里兰正在兴办纺织业，希
望他能对去美国办工场的人提供帮助。
杰斐逊在回信中写道，“由于劳动力昂贵，加之农业需要大量劳力，制造业在美国不可能成功。
”因此，他认为鼓励和支持制造业不是政府应有的政策，他本人“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办法支持任何人去这个国家”。
可见，杰斐逊并非不了解欧洲工业革命兴起的潮流和趋势。
那么，杰斐逊为什么要主张美国以农业立国呢?
首先，他无疑受了重农学派的影响。
他曾阅读过魁奈、杜尔哥、古尔内等人的著作，并与后来成为美国公民的杜邦·内穆尔交往甚密，常与他在书信中讨论经济问题。
杰斐逊也曾阅读过亚当·斯密的著作，认为其《国富论》是经济学中最好的书。
然而，他的经济观却未能冲破重农学派的侄桔。
直至晚年他仍这样写道，“最能增加国民财富的是可诱发农民勤劳的大片未垦土地，还是制造业?
应着重考虑这一事实:
农民在土地上劳作，由于土地的自然力会增加大量东西;每播种一粒小麦就会长出20,30甚至50倍的小麦。
而投入制造业的劳动却不会增加新东西，几磅亚麻在他们手中只能生产出几个尼威特的花边”。
这段话显然是对重农学派“纯产品理论”的通俗解释。
其次，杰斐逊主张以农业立国，主要是考虑保持社会公德和防止共和政体蜕变。
在他看来，在自由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具有高尚与纯真的道德，农民与其他公民在一个国家所占的比例是衡量腐败程度的晴雨表。
如果美国兴办制造业和兴建城市，就会像欧洲居民那样腐败和相互吞食，民主共和政体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美国宁可不要制造业，也要避免这二结局。
另外，他之所以主张把美国建成农业国还与他对制造业起因的误解和强调美国拥有西部广大土地这一特殊自然条件有关。
他认为，欧洲制造业的兴起是因为人口过多而土地有限，而美国西部的广大土地可容纳大量人口，因而完全可以不必发展制造业。
不难看出，与汉密尔顿颇富远见的建国主张相比，杰斐逊的农业立国主张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理想成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世界工业化的潮流相背离的，具有一定的保守性。
然而，他要建立的农业经济却并非传统的小农经济，而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以改进农业技术为手段，与世界市场相连的商品性农业，并代表着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因此，尽管杰斐逊主观上反映了南部种植园主和西部小农的利益，但客观上却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经济发展与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是现代化进程中密切关联的两大主题。
两条建国道路的分歧不仅涉及经济发展方向，而且必然涉及联邦体制和政府职能。
汉密尔顿的“工商立国”是与其“联邦主义”紧密相连的。
他认为建立联邦制是发展工商业的基本前提，而他的联邦主义不过是国家主义的代名词。
正如理查德·莫里斯所指出，汉密尔顿“在本质上是个经济国家主义者”。
相比之下，杰斐逊对联邦制一开始是有保留的，他虽不反对各州的进一步联合，但却主张保留更多州权。
表百上看，这似乎仅出自其政治分权理论和对出现专制集权的担忧，实际士则与其农业立、国的主张有着内在联系。
与重农学派一样，他主张建立采取经济放任政策的节俭政府，以减轻农民负担。
尽管在推进政治民主方面他比汉密尔顿激进，池的带有农业地方主义色彩的州权观念却比汉密尔顿保守，不利于联邦的统一和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对美国未来经济政治发展前景的不同设想也使两人在对外政策上存在歧见。
汉密尔顿的工商业立国是以英国为楷模的。
他不仅极力效仿英国的制度，而且积极发展与英国的交往，以便获得信贷资金和制造业技术。
他还极力主张建立海军，以保护本国商业和向海洋扩张。
而杰斐逊对英国的制度极为反感，对法国大革命予以热情赞扬。
他主张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不仅是因为他认为两国共和制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希望以此使美国农产品获得法国的市场。
他极力主张美国向西部扩展，反对建立海军。
希望美国成为摆脱与各国冲突的内陆国家。
这样，在美国独立后是以工商业立国，还是以农业立国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分歧，使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两条不同发展道路的主张，他们在政府的经济、政治和外交以及几乎所有政策问题上的争论，正是由此引发和展开的。
从政策之争到党派之争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两人的争执并非个人政见之争。
他们周围分别聚集着反映着南北社会不同发展趋向的两派政治势力——北部工商业集团和南部种植园主联盟。
随着冲突的加剧，从两派中逐渐形成了联邦党与共和党两大派别。
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形成了扑朔迷离的场面，其中既有真实的冲突，也有一些争论是由误解所致。
然而，抛开表面现象和偶然因素便可清晰地看到:
把美国建成什么样的国家和引向什么样的道路，始终是汉密尔顿与杰斐逊、联邦党人与共和党人争论的实质。
汉密尔顿就任财政部长后，着手制订了一系列财政经济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国债、征税、银行和制造业的四个报告。
这些法案是根据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分轻重缓急提出的，但其间又有内在联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工商业立国的经济纲领。
联邦政府成立之初的最大困难是财政问题。
1789年，国债的总额已达7712万美元，成为政府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1790年1月，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了偿还国债的报告，其中心内容是以承诺、偿还旧国债并发行新国债来恢复业已动摇的公共信用。
他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建立良好的公共信用是最根本的”，对资金匾乏的美国尤其如此。
因此，国债不仅是缓解财政困境的借贷手段，而且是扩大商业信贷和资助制造业的资金来源。
“国债如不过度的话，将成为国家的福利，并可成为联系联邦的有力纽带”。
这样，他的偿债方案不仅仅是解决国家经济医乏的权宜之计，也是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长远打算。
但是，关于国债的报告提出后.立即遭到了南部各州议员的反对。
此时，杰斐逊尚未就职，麦迪逊成为带头反对汉密尔顿政策的核心人物。
他反对偿债法案的主要理由是:
按债券原值偿还的办法没有区别原持有人和后买入者，这将使投机证券者大发不义之财。
一些南方议员还对发行国债可增加资金的观点提出异议，乔治亚州议员杰克逊指出，发行国债非但不能增加资金，促进生产，反而会增加税收，给农业增加负担。
他认为，“此法案只对费城、纽约这样的城市有利，而边远的农村地区则感觉不到财政部的任何鼓励”。
汉密尔顿在发言中对麦迪逊和南方议员的意见提出了反驳，阐明了按原值偿债的必要性，指出如不按原值偿还，就无法确保新国债的价值。
况且，债券的交易无据可查，因此，按原值偿还也就成了唯一可行之策。
北部州议员对此普遍表示支持，马萨诸塞州议员坎尔布里奇·格里认为，“国债作为国家的巨大收入来源，可用以扩大资本和工业生产”。
他还以英国为例，说明国债对工商业的促进作用。
但由于南部州议员的反对，国债法案在国会表决了5次也未获得通过。
就在国会的辩论陷入僵局之时，杰斐逊来到纽约就任。
在国债问题上，他完全赞成麦迪逊的主张，认为偿债法案是不公正的。
他反对像英国那样大量发行国债，因为美国是个农业国，货币收入有限，偿还国债十分不易。
然而，由于南北议员相持不下，出现了分裂迹象，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促成弥合，因为，“不论反对提案的理由多么重要，保持联邦与各州的协调更为重要”。
此时，在国债问题上一筹莫展的汉密尔顿也在寻求他的支持，于是他们商定，由杰斐逊促使南方议员撤除反对票，作为交换条件将首都在10年后迁至波托马克河畔，以满足南部各州的要求。
这样，国债法案才获得通过。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790年底，汉密尔顿关于银行的报告一提出，南北议员又展开了激烈争论。
在18世纪末，银行还是美国经济中的新事物。
汉密尔顿是银行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进者，这与他以工商业立国的主张有紧密联系。
在关于银行的报告中，他指出，“在所有试图发展商业和工业的地方都要以银行的信贷作为重要支持，银行对制造业的支持更是到处可见”。
金银只有存入银行，作为货币流通的基础才能增加资本的运转，银行的首要作用是加快资金流动，为生产提供资本。
同时，作为加强联邦财政的重要措施，银行还可以代理国家发行债券、货币，提供金库。
北方议员普遍支持银行法案，马萨诸塞议员费希尔·艾姆斯指出，建立银行不但对增加财政收入有利，而且可增加资金采鼓励制造业。
南方议员则极力反对，马里兰的斯通在发言中指责银行法案“将使某些州的少数股东用建立银行的办法养肥自己，压榨别人。
同时，联邦银行将吞并州银行，并在美国培养出一个效忠政府的货币利益集团”。
杰斐逊此时一改妥协态度，转而坚决反对通过银行法案。
他认为国债与银行不同，前者的目的是神圣的，后者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一伙骗子发财。
设立银行会造成城市对农村的盘剥，因为“城市居民可在纸币仍有价值时将它兑换成金银，相距遥远的农村居民却做不到这一点”。
这样在银行倒闭时，他们手中就只剩下一堆废纸币了。
他的根据是，美国是个农业国，只需少量货币便能满足商业需要，因而没有必要建立银行。
由于在辩论中南方议员指责银行法案违宪，使华盛顿总统产生了疑问，他就此向各位部长征求意见，争论便扩及到宪法问题上。
1791年2月，杰斐逊向总统提交书面意见，认为设立银行超出了宪法授予的权力，主张对宪法条文作“严格解释。
”汉密尔顿则主张对宪法作“宽泛解释”，认为宪法授予的权力都是带主权性的，包括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权力。
衡量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否违宪，要看“这些措施是否为与特定目标相关”。
如果这些措施与特定目标有明显关联，又未被宪法明文禁止，就可以视为在国家主权范围内”。
设立银行显然属于此列，因而完全符合宪法。
不难看出，“宽泛解释”与“严格解释”之争表面是对宪法条文含义的争论，实则反映了两人在联邦政府职能和体制上的不同观点。
汉密尔顿认为推进工商业是组建政府的主要目标，发行国债、征收赋税、建立银行都是政府必不可少的职能，与政府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而杰斐逊从其建立农业国的目标出发，主张政府应采取减轻农业负担的政策。
因此，他认为发行国债、建立银行，不但会影响农业的兴盛，而且会助长投机行为和不劳而获的风气，导致议员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动摇民主共和制的基础，因而是不必要的。
正当杰斐逊与南方议员对银行法案的后果忧心忡忡、愤愤不平的时候，汉密尔顿又提出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这份报告被称之为“美国工业化的宪章”，在汉密尔顿制订的经济文件中是最具分量的。
报告分为两部分:
第一邻分是有关制造业的理论和政策;第二部分是对当时美国制造业所做的详尽调查。
报告着重论述了为什么要鼓励制造业和怎样鼓励和支持国内制造业，批驳了当时普遍存在的重视农业、轻视工商业的观点，以及农业国的制造业可以不要政府的保护，任其自然便可兴盛的论点。
报告认为，由于制造业国在技术、资金、市场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使得“新建立制造业的国家与制造业已成熟的国家在平等条件下竟争，在多数条件下是不可行的”。
落后农业国发展制造业必须依靠政府的保护。
为此，报告在参照西欧各国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十一条保护制造业的措施，包括征收关税、免除制造业出口税、对制造业主发放奖金、贷款等等。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后立即遭到南部议员的反对。
斯通在发言中指出，由于制造业集中在北方，政府的鼓励政策显然对北方少数制造商有利，这实质上是拿联邦的钱让少数人发财致富。
杰克逊也指出.“康涅狄格能生产大量制造业品，乔治亚州则不能生产，什么都要靠进口。
这样，乔治亚人口虽不多，却要向财政部交付很多关税”。
使南部各州因而增加了负担。
在国会辩论中，北部州议员对报告也缺乏热情，他们中虽不乏腰缠万贯的商人，却没有一个制造业场主，他们更关注的是能直接带来利益的贸易与商业，对鼓励制造业则缺乏远见和一致的认识。
结果，汉密尔顿精心制订的这份报告受到议员的冷遇，被长期束之高阁。
与多数南方议员一样，杰斐逊也是不赞成制造业报告的，但此时他所关注的主要是报告将产生的政治后果。
他认为，国债法案已成为造成两院腐败的工具，银行法案使宪法列举权变成了被任意解释的权力。
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则走得更远，在鼓励制造业的幌子下，财政部实际上获得了为合众国总福利作出安排的权力，从而把任何涉及使用金钱的事项置于其管辖之下。
他断定，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一开始便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以其财政政策造成国会和政府的腐败，来动摇民主共和制的基础。
1792年5月，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指出:
“由国债引起的投机行为已引起立法机构的腐败，这种腐败将突破宪法的限制，把共和制度变成君主制度”。
为了揭露君主派的阴谋，他特地聘请了有“革命诗人”之称的菲利普·弗里诺创办了《国民公报》。
不久，他又在即将出版的《人权》一书上写了一段号召公民再次团结在《常识》一书大旗之下的话。
出版商将这段话付印后，在各地广为流传，人们认为此话是指向汉密尔顿的。
两
人的争执日益公开化。
随着争论的加剧，汉密尔顿也认为政府和国会内外出现了一个与联邦政府和财政部作对的派别，因此对杰斐逊的看法产生了急剧变化。
他原以为杰斐逊是个“冷静、温和、深居简出的哲学家”，现在才发现他原本是个“野心勃勃并具有好斗性格的人，是个最阴险和一意孤行的派别分子”。
他在给华盛顿的信中，指责杰斐逊制造分裂，反对由议会和总统批准的法案。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争论使华盛顿深感忧虑，他担心内部纷争会毁坏联邦。
令他不解的是:
两人都是难得的治国良才，其人品也无可挑剔，却为何因公务上的歧见而产生了如此大的隔阂呢?
于是，他分别给两人写信，劝他们以国家为重，相互忍让。
但此时两人的矛盾已无法调和，而且在政府和国会也明显出现了联邦党与共和党相互对峙的局面。
联邦党与共和党的纷争差不多己遍及所有领域，在几乎一切问题上两党都针锋相对。
撇开那些无原则的和望风捕影式的纷争，两党的分歧主要有三点:
一是注重工商业并采取促进商业和制造业的政策，还是偏重农业和采取鼓励农业的政策;二是加强政府的行政权力和经济职能，建立权力集中的联邦共和制，还是主张由各州分权和自治，建立权力相对分散的民主共和制;三是发展对英贸易，采取亲英政策，还是建立与法国的友好关系，采取联法政策。
不难发现，这三个问题正是汉密尔顿与杰斐逊在建国方略上的主要分歧点。
从联邦政府成立到1800年共和党在大选中获胜是联邦党执政时期，此间汉密尔顿的财政经济政策得以贯彻。
此后，杰斐逊上台连任两届总统，其农业立国的政策也得到推行。
这样，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两种建国主张对美国早期发展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工商立国”政策的实施
联邦党执政时期是美国初期发展的重要时期，汉密尔顿的政策对这一时期美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华盛顿任总统期间，他是联邦政府的主要决策者，1795年他辞职后，继任者仍沿袭了他的政策。
尽管这一财政经济政策曾不断受到共和党人的指责和攻击，但是他一手确立的财政体制并未因此从根本上受到动摇。
它对美国建国后经济的恢复、联邦制的巩固、以及美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都起了显著作用。
对此.甚至反对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得不承认。
汉密尔顿财政政策实施的直接后果是使几乎荡然无存的公共信用又重新建立起来。
到1794年底，旧国债已全部还清，同时发行了总额为63054936美元，年利为600的新国债。
美国在欧洲的信用也很快恢复，1791年2月，财政部驻阿姆斯特丹代办威廉·肖特报告，荷兰银行家表示愿向美国提供上百万弗罗林的贷款，从而使“美国在这里的信用出现了新的转机”。
税收法案的实行使政府有了正常的预算岁入，美国第一银行的建立又使政府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政府的财政状况有了好转，联邦财政收入从1791年的440万美元增至I795年的640万美元。
汉密尔顿财政政策的实施不但使政府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财政制度。
而且以发行国债、股票为契机推进了美国金融业变革，揭开了美国金融史崭新的一页。
股份制在美国建国初并非新事物，早在北美殖民地拓殖之初便已出现。
但由于资金的匾乏，殖民地时期的股份制和证券育场尚处在萌芽阶段，联邦政府成立后，随着财政金融状况的改善，流通货币的增加，股份公司也大量涌现。
1791年8月后的半年中就新建了13家股份公司，到1801年，各州股份公司总数已达328个。
大量股份公司的建立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形成，纽约和费城逐渐成了证券交易中心。
1792年5月.纽约24个大
的股票经济人达成协议，规定交易的场所和利润底数，在此基础红建立了纽约股票交易所。
1800年，费城的经济人协会也制订章程，成立了股票交易所。
在英国和西欧早期工业化过程中，金融革命成为工业革命的基本前提。
英国之所以能率先进行工业革命并成为现代化的先行国家，其原因之一就是较早实现了金融业变革，从而使工业化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
美国第一银行的建立、国债和税收制度的实行、股份公司的涌现和证券市场的形成，标志着美国的金融革命初步完成。
汉密尔顿吸取了英国的经验，在短短十余年内便将西欧与英国经过上百年才形成的财政金融制度在美国初步建立起来，这不能不说是金融史上的创举。
这对联邦党时期的美国经济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其中对商业和航海业的促进更为显著。
联邦党时期美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商业与航海业的迅速发展，进而使整个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兴盛期。
尽管这与北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欧洲拿破仑战争后提供的机遇有关.但是与联邦政府采取的保护本国商业和航海业的政策则密不可分。
1789年7月，联邦政府成立不久即颂布关税条例，对外国商船一律征收10%的关税，对本国商船以及在美国造的船一律免税。
不久又颁布吨税法案，对外国商船每吨征收0.5美元吨税，对本国商船每吨只征收6美分。
由于商业和航海业得到了政府的有力保护，因而使美国商人和船主在与外国商人的竞争中处于优越地位。
另外，银行业的兴起扩大了信贷，增加了货币，航海保险股份公司的建立减轻了从事海上贸易的风险，这些都直接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和航海业的兴旺。
1793年美国商船吨位已超过英国以外任何国家，1789年美国拥有商船12.3万吨，1800年为66.9万吨，增长了5.4倍。
如按人口比例计算，美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一航海国。
对外贸易和造船业的发展又带动了伐木、油漆、饥布等相关制造业的兴盛，促进了港口、货栈的建设和运输业的兴起。
随着对外贸易和航海业的发展，一些新兴的港口城市，如撒冷港、纽伯里波特、普茨茅斯等逐步繁荣起来。
对外贸易还促进了农产品的出口，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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