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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文化维度杨金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文化维度
作者：
杨金海来源：
《广西社会科学》杂志2012年第2期
网络编辑：
闻笛发布时间：
2012-03-15点击数：
12675打印本页【发表评论】【关闭窗口】
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从文化的维度加以深入研究和实施。
既应当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发展经验，也包括五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经验，还应当借鉴国外文化建设的经验；同时，应当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未来。
关键词：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成果很多，但也存在一个如何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理清研究维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维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层面，即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相结合，形成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飞跃，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时研究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如何进一步加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这个维度的研究十分重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主要维度，应当继续深化研究。
但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历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所以，应当在多个维度多个层面上加强探索，方能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本文主要从文化的维度作一些探索，供大家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觉
近代以来的170多年间，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跟它赖以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分不开。
这种文化自觉，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历程。
总体上看，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是围绕着如何对待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而展开的；经历了从封闭到开放，从被动到主动，从表层到深层，从引进到输出的多重转变。
围绕中西文化关系问题曾经长期争论不休。
先是有“中体西用”论，后有“西体中用”论，再后来才有“综合创新”论，以及最近的“中国模式”论。
其中，蕴含着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之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
“中体西用”论是中国人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文化的第一种思维方式，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有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意识，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它又是封建社会晚期中国人被动学习西方的心理写照，总体上看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理念。
“西体中用”论是中国人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第二种思维方式，其核心是要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或曰“全盘西化”，有着彻底的革命性，但它又是近现代中国人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地学习西方的历史写真，仍然是一种不成熟的思维方式和接受方式。
“综合创新”论或“中国模式”论是中国人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第三种思维方式，其本质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西方传统优秀文化相融合，并创造一种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模式，这是主动学习外来文化，同时力图使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的比较成熟的理念和思维方式。
围绕如何学习西方文化问题曾经长期不懈探索。
先是主张“师夷长技而制夷”，只学西方的器物文化，于是便有了洋务运动。
1894年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惊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使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不能只在社会的“器物”层面改良中国，还必须在“制度”层面改良中国，于是便有1898年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人们认识到，在中国，改良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走革命道路，于是便有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辛亥革命的失败使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只学习西方的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不行，还必须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起初所提倡的民主、科学精神以及反传统、白话文运动等开始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但由于这里的“民主”、“科学”等概念都还很抽象、很模糊，反掉传统文化之后要建立什么性质的新文化也不清楚，所以早期的新文化运动没有能够从根本上为中国文化发展指明方向。
只是当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重新观察中国和世界的思想武器时候，特别是随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同时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才开始确立。
以此为标志，中国人的现代文化理念逐渐生发，相应地，中国的文化形态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即由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化转变。
当然，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直到今天这种“新文化”仍然在生成发展之中。
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现代文化意识开始觉醒。
他们逐步认识到，和任何社会一样，中国社会是一个系统，改造它需要在经济改造、政治改造的同时，进行文化改造，而且认为中国社会改造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这就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道路的探索确立了唯一正确的历史航向。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例如，李大钊比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唯物史观的一部分，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改造旧中国的经济组织和人们的思想文化。
他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就明确写道：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
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
”所以“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
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结果。
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很明显，这是当时盛兴的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质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加自觉地把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乃至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自己文化发展的目标。
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就明确提出，要领导农民从事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
随着我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深入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于1934年1月提出了“创造新的工农苏维埃文化”的任务。
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问世。
这标志着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正式形成。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并运用它深刻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现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方针政策。
毛泽东明确将社会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并科学地阐述了三者的关系。
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文化乃是旧政治和旧经济的反映。
而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
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
（1）这种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它是反映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2）毛泽东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基本纲领和政策。
他说：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3）
在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宣告：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中国人民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4）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工作方针。
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5）尽管我们在文化建设中也犯过严重错误，特别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新中国的文化理论和文化事业还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培养“四有新人”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目标，“三个面向”的文化发展方针；近些年来，我们进一步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新理念和新任务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可见，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文化体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发挥着核心作用。
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当仔细探讨近一百年来中国人文化自觉的历程，不仅探讨仁人志士们在文化理念层面的心路历程，而且应当探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历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形成
任何社会都是一个有机体，而作为其重要内容的文化也是一个系统。
中国现代文化体系也是这样，是由诸多子系统构成的一个大系统，包括话语体系、哲学思维方式、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社会思想体系、大众文化体系等诸多方面。
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始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作用，这至少体现在五个层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但究竟用什么样的白话文代替文言文?
是简单把传统的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还是把西方随便的一种话语翻译成中国的白话文？
用今天的说法，就是究竟应当选择什么样的话语体系？
对此问题，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给出答案。
大家知道，当今学术界有一个很时髦、很重要的词叫Discourse，是“话语”的意思。
围绕这个词，还形成了一种新理论，叫做“话语理论”。
该理论告诉我们，话语是文化之砖，一个民族的文化大厦归根到底是由话语决定的，谁掌握了话语领导权，谁就掌握了文化领导权。
“话语”这个词，用我们通常的说法，指的就是概念体系。
五四时期，还没有这个概念，但提倡白话文，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建立新的话语体系的问题。
今天回过头来看，就豁然开朗了。
我们现在的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概念为核心的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
这些概念在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化里面所占的比重很高，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里面要占一多半。
这些概念所构成的话语体系，是五四运动以前所没有的。
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概念，就谈不上有中国现代文化，甚至我们不会用现代语言思考问题，不会写作，不会讲话。
由于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是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规模最大的话语体系，所以我国现代文化中的这套话语体系应当说是比较先进的，反映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
完全可以说，经过长期比较，中国人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作为现代文化体系的基础是完全正确的，是历史的必然。
这套话语体系是由谁建立的？
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笔者认为，主要是由我国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建立的，而且主要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通过翻译、研究马列著作逐步建立起来的。
在这方面，中央编译局有一定发言权。
中央编译局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最庞大最权威的翻译研究机构，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马列学院编译部，而其所从事的这项工作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
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开始有组织地翻译研究《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即使在苏区和白区战斗的艰难岁月中，党也始终没有中断这项工作。
马列学院编译部成立之后，翻译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
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后，更加有计划有系统地组织翻译，先后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
正是在组织翻译这些经典著作的过程中，通过一代又一代翻译家、理论家的集体攻关，同时借鉴我国学术界其他翻译和研究大家的成果，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比较规范的现代话语体系。
深入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任务。
当然，这需要下很大功夫。
比如，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中文概念都不是一下子就定型的，经历了很多人的翻译、研究，最后才确定下来。
又如，这些概念在翻译中的来源不同，有的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文本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部”等；有的来自中国古典文献，如“觉悟”、“平等”、“实事求是”等；有的是现代中国人创造的，如“意识形态”一词就是郭沫若翻译《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创造的。
又如，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概念在我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中占的比例很大，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现代文化的影响很深，但这需要统计分析。
又如，近百年来，我国几乎所有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都参与了马克思主义的引进、研究和传播，包括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也包括鲁迅、瞿秋白、郭沫若、叶圣陶、钱钟书、贺麟、姜椿芳、季羡林、于光远等。
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对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版本及其传播过程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甚至还要借用统计学方法，才能做出科学分析。
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
大家知道，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很落后的。
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中现代性的东西很少。
例如，我们对整个自然世界，包括地球、生物、太阳系等构造及其运动规律知之甚少，对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等几乎一无所知。
只是在马克思主义进来之后，我们才知道了许多现代哲学知识，知道了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突破了历史循环论，知道了社会历史的结构，社会发展的趋势，变革社会的道路，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态、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发展主体等等。
可以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我们心目中的整个世界图景都发生了变化，这个世界图景在五四运动以前是没有的。
应当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开大智慧的学问。
而且，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中国人的哲学思维方式不断跃升。
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促成了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很多具体学科，包括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这些社会科学门类以及它们所组成的学科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也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很多理论界的翻译家、学者的工作，我们这个学科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
四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促进了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我们今天的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今天的电脑网络等，也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例如，我们学校的课程设置、大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研究机构的建立、报纸杂志的编辑出版等均是如此。
五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促进了中国大众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大众文化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文化。
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很多概念都与马克思主义有关，如少先队员、党员、干部、群众、同志、实事求是、以人为本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才逐渐形成的。
我们的许多节日如“三八”国际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七一”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都与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运动之前，我们只有传统的节日，没有这些节日。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
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的语言、生活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具有时代性和现代性。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要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当认真探讨近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嬗变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须在现代文化建设上下功夫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引入，中国传统文化逐渐式微，现代文化因素逐渐增加。
在这期间，中国各派进步力量都对文化转变发挥过积极作用，特别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它们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完成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历史任务。
真正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逐步实现的。
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根本转型开始于五四时期，其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中国先进分子重新观察中国和世界的思想武器，特别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从那时起，中国文化逐步摆脱了封建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和官僚资产阶级文化，而变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文化体系逐渐完善，从话语体系、哲学思维方式，到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社会思想体系、大众文化体系等，日益形成一套比较科学的现代文化体系。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话语体系，所以，中国现代文化体系也是比较先进的文化体系，既与当今世界文化发展潮流相一致，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世界各国汉语热的兴起就是明证。
这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大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仍然面临很多挑战，甚至是严重挑战。
就国内讲，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之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需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社会文化思潮多样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不断协调。
就国际讲，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很小，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还阻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甚至威胁着我国的文化安全。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在加快建设中国现代文化上下功夫。
第一，应当从文化的角度认真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问题。
我们确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先进的价值体系，但研究推广不够。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话语转化不够。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借鉴前人的做法。
中国古代儒家把自己的价值观简要概括为仁、义、礼、智、信，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价值观简要概括为自由、平等、博爱。
我们也应当把自己先进的价值理念简要概括为普通人们乐于接受的概念，如科学、务实；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富强，文明；和谐、和平等。
这样，我们的核心价值理念才能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仅为我国人民所自觉接受，也可以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同。
第二，应当从文化的角度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成果。
中国现代文化中有不少思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总结推广不够。
比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和体制是当今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实践证明是比较科学而有效的，也受到世界思想界的广泛重视，但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不够。
要让这一理论走进大众，走向世界，需要从理论到实践、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上给予令人信服的阐述。
实际上，中国现代政治文化、思想文化中，也都有很多先进的东西。
比如，中国的政治模式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又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是对这两种极端形式的超越，具有稳定、民主、动员力和组织力强等优势。
但这都需要认真加以研究推广。
第三，应当从文化的角度深入研究和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体建设。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是社会化，这就需要转变精神生产方式，特别是要在精神支柱载体建设上下功夫。
正像物质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一样，精神生产也越来越社会化，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所以，我们的理论产品也必须越来越社会化。
物质产品靠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体现自己的价值，赢得人们的欢迎；理论产品必须靠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体现自己的价值，赢得社会的普遍的主动的学习和接受。
这样，就需要从根本上转变精神生产方式，由传统体制内的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方式，转变到现在社会化的人群的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方式。
这就需要借鉴古今中外理论大众化的经验，特别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古今中外精神支柱的建设都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这至少包括六个要素，也是六个方面的精神载体，即经典、教师、听众、殿堂、形象、礼仪。
当然，在不同时代这些要素的表现形式不同。
我国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但今天的理论大众化工作没有很好借鉴这些经验。
例如，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但通俗化工作不够；有教师，但只限于学校，社会大众的教师即社会化的布道者严重缺乏；有听众，但也只限于体制内，社会大众只是潜在听众，没有机会变成现实听众；有殿堂，也限于学校或极少的文化馆，社会化的殿堂很少，人们想找精神寄托也无处可去；有个别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但少得可怜，更缺乏适当的地方供人们学习敬仰；有礼仪，但远远不够。
我们要推进理论大众化，就应当在这些精神支柱载体建设方面下大功夫。
特别是应当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物质载体建设，包括各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馆、展览馆、博物馆等。
有了这些马克思主义教育基地，社会化的经典、教师、听众、形象、礼仪等也才能逐步完善起来。
第四，应当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建设理念和实践。
我们今天所追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
民族复兴又以文化的复兴为标志。
因此，我们的文化复兴使命的完成也须在全球化背景下来思考。
我们所追求的中华文化复兴，不同于中国汉唐盛世，也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
过去的文化盛世、文化复兴，都限于人类活动的一定区域。
今天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范围内的复兴。
这种复兴不是要复兴古代文化，而是要实现中华文化的高度现代化，达到中华文化曾经有过的领先于世界的辉煌地位。
这就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
那么，中华文化高度现代化的标志是什么？
不是要简单赶上发达国家，简单运用人家创造的文化成果，而是要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既属于中华民族又属于世界人民的普遍文化，包括新的话语体系、新的价值体系、新的人文科学体系、新的社会思想和大众文化体系以及新的行为方式。
也就是要创造一种能够代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新文化，而且这种新文化要得到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普遍认同。
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有资格说：
我们实现了现代化，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可见，我们的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为此，我们的文化建设需要有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历史视野。
首先要敢于面对并积极参与全球化，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全球化。
不能认为当今的文化全球化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主导就不参与，甚至不敢承认。
只有积极参与、勇敢面对，才能从被动到主动，从边缘到中心，才能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并逐步取得一定的话语权。
这就需要克服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所形成的文化自卑心理、弱势心理、防御心理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保守主义、爬行主义等毛病。
就一般而言，当一种文化处于强势状态的时候，常常主张激进主义，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普遍化并推广到更大的世界；而当一种文化处于弱势状态的时候，常常主张保守主义，力图把自己的文化特殊化并拒绝接受外来文化或与之进行交流。
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在探讨中西文化比较，有所谓中体西用论、中国文化特殊论等等。
这些论点有一定道理，但总体上说，都是文化弱势心理和防御心理的表现。
试想，唐代的中国人和近代的西方人会讨论这些问题吗？
直到今天，这种文化弱势心理和防御心理还有意无意地严重存在，妨碍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比如，过分强调我们文化的特殊性，不敢与西方文化正面对话，甚至否认人类有共同的价值，否定有文化全球化。
这样，客观上就把我们孤立于人类越来越多的普遍文化之外了。
这是我国文化在国际上影响甚小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长期不参与这些共同价值和共同文化的讨论，而是自说自话，甚至孤芳自赏，就不可能走上现代世界文化舞台，不可能掌握现代世界的话语权，也就谈不上引领世界文化，更谈不上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从文化的维度加以深入研究和实施。
既应当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包括我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发展经验，也包括五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经验，还应当借鉴国外文化建设的经验；同时，应当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未来。
只有不断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化才能不断繁荣发展，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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