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语汉字的特点和文化功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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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汉语汉字的特点和文化功能
浅析汉语汉字的特点和文化功能
内容提要:
汉字除了具有各种文字的共同功能之外，还有不同于其他文字的特珠功能。
文化功能就是特殊功能中的一种。
特殊功能来源于汉字的特殊结构。
人们在利用汉字进行交际的实践中，发现汉字在文学艺术、民俗游艺等众多领域的特殊价值，通过拆字引发出种种具体文化现象。
其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构思奇巧，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
关键词:
汉字形体结构文化功能传统思维
一
汉字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而延续至今的表意文字系统。
作为一种书面语言交际符号，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始终伴随着汉民族的文化进程，在履行语言交际职能的同时，又以其独特的表意特征和内部构成形式，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
汉字的结构是点画成文，合文为字，组装灵活，变化多样，这种结构模式，使汉字增添了许多非语言性的独特功能。
因此，古人常常在文章中借分析汉字的形体来传道、领会或说明积淀在字形中的生活经验、人生哲理和文化心态等。
《世说新语·捷悟》中记载了曹操与杨修（杨德祖）的三则故事:
1.杨德祖任魏武帝曹操的主簿，当时正在建造相国府的大门，刚架好门椽，曹操亲自出来观看，叫人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走了。
杨德祖看见了，立刻叫人把门拆毁。
拆完以后，说道:
“‘门’中加了一个‘活’字，就是‘阔’字，魏王正是嫌门大了。
”
2.有人馈送曹操一杯酪，曹操稍稍吃了一点，就在盖上写了一个“合”字拿给众人看，众人不解其意。
依次轮到杨修，杨修拿过来便吃，说道:
“曹公教每人吃一口，还犹豫什么?
”
3.魏武帝曹操曾经从孝女曹娥碑旁路过，杨修跟随在他旁边。
看见碑的背面写道:
“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
曹操对杨修说道:
“理解吗?
”杨修回答说:
“理解。
”曹操说:
“你不要说出来，等我想一想。
”走了三十里路，曹操才说道，“我已经想出来了。
”叫杨修把自己理解的另外写出来。
杨修写道:
“黄绢，是有色之丝，在字当中，是个‘绝’字;幼妇，是年少女子，在字当中，是个‘妙’字;外孙，是女儿之子，在字当中，是个‘好’字;齑臼，是受辛之器，在字当中，是个‘辞（古作辤）’字:
这就是‘绝纱好辞’啦。
”曹操也把自己理解的写下来，与杨修的理解完全相同。
以上故事中，汉字以其独特的表意特征和内部结构形式表情达意，产生了特殊的效果，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和感染力。
以形表义，是汉字造字表词的基本原则，有其内部特点和规律，传统有“六书”之说。
然而使用汉字的人们不完全依据“六书”和文字学理论，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意愿，对汉字形体进行离析拼合，借以隐匿或附会其用意，施展了各自的智慧和幽默。
明朝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杨溥，字弘，曾任翰林学士。
幼时家贫，地方官要其父亲服役。
因其父年老体弱，他再三向地方官请求减免。
地方官出了一个上联曰:
“四口同图，内口皆归外口管。
”图（繁体为“圖”，外是一个大“口”字，内有三个小“口”字。
）地方官用此字形，说明在他们的统治范围内，就必须服从他们管辖。
杨溥听了，即刻对道:
“五人共伞，小人全仗大人遮。
”伞（繁体为“傘”，上是一个大“人”字，下面有四个小“人”字。
）杨溥也利用此字的字形，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婉转地说明了自己的请求。
地方官受到杨溥的恭维，又见他父亲确实难以应役，也就罢了。
二
汉字的文化功能，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种认识。
就广义来讲，汉字是为了记录语言以消除其交际中的时空障碍而创制的，其语言交际的基本功能，以及一切功能都可以视为其文化功能。
传统的汉字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汉字的语言交际功能，其研究已有深厚的传统和积累，而对汉字语言功能以外的文化功能却重视得很不够。
从狭义的角度看，汉字的文化功能应侧重研究其语言交际以外的文化功能。
根据刘志基同志的研究将这种文化功能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文化信息的蕴涵，二是文化现象的塑造。
前者发韧于汉字的创制，后者则与汉字的使用相联系。
对前者刘志基同志在《汉字文化综论》一书中，通过一系列具体典型的文字材料的考证来探求汉字文化蕴涵，充分展示了汉字的这一文化功能。
其实汉字在各个文化领域都会产生能动的作用和积极的影响，而这种作用和影响又决不仅限于其语言交际的范围之内。
这样，汉字的文化功能的发挥就会在各个文化领域中形成自己的一方独特天地。
因此，汉字除了具有各种文字的共同功能之外，还有不同于其他文字的特殊功能，文化功能就是特殊功能中的一种。
特殊功能来源于汉字的特殊结构。
由于汉字形体结构的特点，以及受拆解字体风气的影响，人们在利用汉字进行交际的实践中，发现汉字在文学艺术、民俗游艺等众多领域的特殊创造价值，引发出种种具体文化现象。
其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构思奇巧，具有突出的民族特色。
汉字与字谜:
字谜跟汉字的字形或字音或字义直接相关。
同其他文字相比，汉字为谜语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它风趣幽默，别具一格。
字谜的谜面和谜底之间关系多种多样。
有的是综合利用字形、字音、字义间的关系。
例如:
看时圆，写时方，寒时短，热时长。
谜底为“日”。
更多的是利用字形结构、笔画关系。
例如:
一月复一月，两月共半边。
一山又一山，三山皆倒悬。
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
六口共一室，两口不团圆。
谜底为“用”。
一边喜雨，一边喜风，喜风怕水，喜雨怕虫。
谜底为“秋”。
生员与和尚口角，和尚不成和尚，生员不成生员。
谜底为“赏”。
还有的利用错觉造成字谜。
例如:
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止宜在下。
谜底为“一”。
上头去下头，下头去上头，两头去中间，中间去两头。
谜底为“至”。
汉字与诗歌:
汉字与诗歌的关系，主要在于汉字对诗歌形式的影响。
中国的古典诗歌，除了词和曲以外，多数是句子长短整齐的。
如《诗经》基本上是四言，《楚辞》大体上是六言加上“兮”字，古体诗和近体诗大多数是五言或七言。
为什么诗句的整齐要以字为单位呢?
这和汉字的形体有关。
要求诗句长短整齐，即在每一句诗中都包含同样的字数，达到后来成了某些体裁的固定规矩。
例如律诗、绝句。
近体诗除了字数和押韵更加严格以外，最重要的特点是要求平仄对仗。
近体诗的平仄和对仗也与汉字有关。
有时候诗人利用汉字一字多音多义的现象，来协调诗句的平仄。
在诗句对仗中有两类和汉字直接有关，一是“偏对”，一是“借对”。
因介绍这方面的文章书籍很多，就略去不谈了。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还有几种体裁是和汉字有密切关系。
这就是:
回文诗，离合诗和神智体。
回文诗的特点就是顺着读倒着读都可以成诗。
例如:
宋代钱惟治的一首《春日登大悲阁》:
碧天临阁迥晴雪点山亭夕烟侵箔冷明月敛闲庭
这二十个字以任何一字为起点，顺读或倒读都可以成诗，这样可以成五言诗四十首，每首都押韵。
离合诗是先把字拆成偏旁，然后把两个偏旁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字。
例如:
《红楼梦》第五回: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这里“凡鸟”是“鳯”（凤）的拆字体;“二令”合为“冷”;“人木”合为“休”，表明贾琏对王熙凤的态度由听从到冷淡，最后休弃。
宋人刘一止的一首离合诗更典型，全用拆字为句:
日月明黄昏，山风岚自起;
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
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
永言咏黄鹤，志士心未已。
神智体更为特殊，例如苏东坡的《晚眺》诗（原文略）。
汉字与书法、篆刻:
书法和篆刻是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汉字为书法、篆刻提供了广阔的内容，书法、篆刻使汉字长出了艺术的翅膀。
文字与书法、篆刻有本质的差别，却又总是结合在一起，交相辉映。
这是工具与艺术的结合，是三种智慧的完美结合。
从欣赏角度讲，书法作品和篆刻作品一般都是平面的:
书写或拓印在纸上。
但与书法相比，篆刻这一手段又赋予汉字以立体的艺术活力。
文字为书法、篆刻提供了基地，书法、篆刻又美化了文字。
因此，在我国汉字的形体上，负载着浓重的美的积淀，这是高度艺术和文化的表现。
汉字与对联:
对联既是汉语的艺术，更是汉字的艺术。
它是我国人民喜闻乐道的民族文学形式之一。
对联实用范围广，深人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多种不同的用途。
种类多样，春联、婚联、寿联、门联、堂联、挽联、交际联、谐趣联、讽喻联、名胜古迹联等;载体多样，纸、绢、布、竹、金属、玻璃等;写法多样，真草篆隶不拘;针对不同的对象、要求，写法多样。
可以说，对联已成为集诗、书、印装（雕刻装修）为一体的汉字文化特有的综合艺术品，是一朵雅俗共赏的奇葩。
拆字在对联中的运用，丰富多彩，妙趣横生。
粤剧《乔小姐三气周瑜》中所用对联为:
“乔女自然娇，深恶胭脂胶肖脸;止戈才是武，何劳铜铁铸镖锋。
”上下联不仅平仄严格，对仗工整，而且合乎拆字和同偏旁。
香港电影《三笑》中用来表现唐伯虎敏捷才思的一副对联是:
“十口心思，思国思君思社樱;八目尚赏，赏风赏月赏秋香”。
此联巧妙之处，在于上联把“十口心”三字合为“思”字，下联将“八目尚”三字合为“赏”字，而又串成一气，文义通畅。
又如:
八国联军洗劫北京之后，某“洋儒”又妄图站污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出了副上联:
“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中国人民以“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
巧用同偏旁字型给予回击，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犯我国国土的罪行。
文化革命期间，正当“四人帮”猖獗之时，有人也引用这副对联讽刺他们:
“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魑魅魍魉，四小鬼各样心肠。
”利用字形的部首、偏旁等构件，形象而又深刻地勾画出“四人帮”的狰狞面目。
汉字与名字:
中国古代姓、氏、名、字的享有权和个人的身份、地位、家族、职业等有着密切的关联。
因此，在使用汉字作为姓、氏、名、字的记录符号时，都有许多的讲究。
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种和文字有关的姓氏名字文化。
中国人特别看重自己的姓名，因为改了姓就意味着换了祖宗，这是莫大的耻辱。
以起名字而论，古有“幼名冠字”之说，“男子二十岁，冠而字”（《礼记·曲礼上》）。
古人有名有字，通常自呼称名以示自谦，称呼他人字而表敬意。
“名”和“字”一般是有某种关联的。
所谓“由名省形制字”即属其中之一，就是将表示某人“名”的那个字进行一定的字形省减，来构成他的字。
如孔鲤，字伯鱼，字中的，“鱼”取自其名“鲤”的左半;清人姚堃，字子方，字中的“方”取名中上部二方之一。
又有离析名的字形而制字的命字方法，清人林侗，字同人，清人姚健，字建木，明人章敞，字尚文等等。
还有离析姓的字形而命名。
如著名作家老舍，姓舒，将“舒”字离析为“舍”、“予”二字作为名;作家张长弓，名“长弓”也是姓“张”的拆分。
另有增减姓的字形而作名。
增姓为名的如魏巍、李季、林森等;减姓为名的如聂耳、阮元、伊尹等。
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将姓氏用字拆卸组装的做法，两汉时代就已出现了。
《汉书·王莽传》中将“刘（劉）姓分解为“卯、金、刀”。
从此人们习惯将姓氏字分解为若干部件了。
经过千百年的积累，不少常见姓氏都有了离合组装的固定模式。
例如:
言午许 双人徐 双木林 双口吕 日曰昌 口天吴 耳东陈 立早章 日月明 木子李 三画王 三点汪 古月胡 木易杨 人可何 二马冯 三耳聂 ……
这种文字离合拆装，不是以文字学家的标准去分析的，这是民间的实用文字学。
人民群众只是为了便于记忆，容易区别，并不去严格地
讲求文字的结构。
避讳也与汉字有关。
避讳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习俗。
所谓避讳，就是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不在书面上直接写出，口头上也不能直接称呼。
这种制度创始于周代。
因此，按照避讳制度不敢对人“直呼其名”，也不敢“指名道姓”，否则还将导致杀身之祸。
汉字有非同寻常的功能，应变能力强。
可以利用同义字、同音字相代，还可以用缺笔画、拆字、改读、形似字、增加偏旁等方法避讳。
所以唯有汉字能够应付这一特异的习俗。
中国的游艺，同其他文化活动一样，总也离不开汉字的参与，于是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就是以汉字为材料，制作出各种别具风趣的字谜、联语、隐语、酒令、测字、谣谶、藏词、双关语、离合诗、歇后语、民俗合体字等等。
下面仅择其几种作一介绍（有的已在前文介绍）。
据说唐玄宗宰相令狐綯曾率军经过扬州大明寺，见到廊壁上题有一首四言诗为:
“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点去冰旁，二人相连，不欠一边，二梁四柱，烈火烘燃，除却双折，两日不全。
”令孤綯开始百思不解其意，后来喝大明寺水所泡的茶时，才悟出这是一句隐语:
“大明寺水天下无比”。
（“一人”为“大”字;“二曜”是一日一月，合为“明”字;“尺一”是十一寸，即“寺”字;“冰旁”去“点”为“水”字;二人相连为“天”字;“不欠一边”为“下”字;“二梁四柱、烈火烘燃”为“燕”字;“两日”除去“双折”即“比”字）。
又如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六》记:
“陈祭酒询，字汝同，松江人，善饮酒。
酒酣耳热，胸中有不平事，每对客发之。
人有过，面语之，不少贷。
在翰林时，尝忤权贵，出为安陆知州。
同寮饯之，或倡为酒令，各用二字分合，以韵相接，以诗书一句终之。
陈学士循之:
‘轟字三个车，余斗字成斜;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
’高学士谷云:
‘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
’陈云:
‘矗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黜。
”，其中三个酒令都以字形分合方法创制。
还有利用拆字构成歇后语，例如:
自大一点——念个臭
王字少一横——有点儿土
心字上头一把刀——忍了
老字撅屁股——考起来了
七字头上加两点——抖（斗）出弯来了
王奶奶跟玉奶奶——差一点
社会上还存在一种相当特殊的“文字”，这种文字有人叫“团结字”，有的称“民俗合体字”。
（具体例字因打印困难略，请阅李元强《民俗中的合体字调查小记》，载《国风》第一卷第五期。
上海民俗文化学社1989年版。
）（何：
招财进宝）严格地讲，这类现象不该算字，因其内容包含着词组或句子。
我们要研究的是这种民俗合体字，除了表示特定的意义之外，还包含着特定的文化功能。
表现了人们追求吉祥富裕，追求对衬、平衡的视觉美感的文化心态。
何九盈先生在《汉字文化学》一书中指出:
“汉字储存信息的结构场和认知者的心理场之间同样也‘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也会产生视错觉，产生歧解、误解。
我们要研究的是，误解中也包含着特定的文化功能。
”又指出:
“字形误解当然是错误的，但不能说错误的东西就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学术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画等号。
从价值判断而言，字形结构的误解可以传达结构以外的文化信息。
”特别是古代谣谶、测字中的字形离合，往往是有意制造“误解”。
我们可从误解看政治意图、神话思维、迷信思想、古代习俗、求吉避凶的文化心态等。
这方面的文章很多不再赘述。
三
汉字与传统思维方式是密切关联的，彼此相互影响，共同体现出汉民族的文化特征。
由于汉字构形是以古人的视觉、触觉为中心来取象，而且有时取象角度不同，视觉和触觉不同，所以汉字的不同角度的取象造字必然有一定的文化背景，反映了汉民族的思维特征。
如古文字“人”，是人的侧立外形，正像鞠躬行礼，看出做人要彬彬有礼，反映出中国自古强调“礼”的社会现实。
又如古文字“夫”，本义为成年男子。
字形表明古代男子头上也留有长发，而且要有簪子来固定头发或帽子，反映出古代成年男子束发插簪的习俗。
可见具象性是以形表意文字的主要特点。
从汉字形体结构，实物象征和会意，我们可以体悟到古人造字的思维过程。
汉字是以具体图形代表抽象意义的。
如古文字“塵”（尘），指鹿群走过扬起的尘土之义。
但是“塵”字并不只指鹿群扬起的尘土，别的动物走过扬起的尘土也叫“塵”。
又如“逐”字，像人追豕之形。
但是“逐”字并不限于只追逐豕的意思，凡追逐动物都叫“逐”。
古人在造字时，往往就以具体的形象表现抽象的意思，反映了意象思维，这种思维是通过具体形象表现抽象意义的。
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具有经验综合性，它倾向于对事物作经验的整体把握。
那些没有事物可画的抽象概念，可用直观的可感知的构形表现出来，包括抽象名词、方位词以及动词、形容词等。
古人以长期生活、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为基础，以整体直观思维方式出发运用联想、象征、比喻等方式，对事物整体内部各部分关系进行综合思考以及不同字形表示不同意义。
比如“左右”等方位词，没有实物可象，因此只能采用间接表达方式造出象形字，用人的左、右两手来表示方位。
又如形容词“甘”，《说文》:
“美也。
从口含一。
”指事，表示舌头所在的地方，舌头能辨别味道。
这种抽象的方式所造出来的字都成了直观的，人们可以凭视觉感知出来，这种构形不仅要有生活经验，而且反映出汉民族重视整体直观、重视综合分析的思维特点。
整体性思维方式擅长于把握统一物的两个对立的方面，使得汉民族习惯于讲偶成对。
汉字结构追求对偶性，一个汉字多由两个字符构成。
汉字的构成方式，传统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说。
这四种造字方式使用频率不同，其中形声字时代愈后，使用频率越高。
大量的形声字基本上都是由两部分构成，分为二元结构。
一部分表音，一部分表意。
它的文化功能分布在音符的层面和义符的层面上。
汉字这一特点的形成，与汉民族讲偶成对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密切相关。
古人用阴阳认识万物。
形声字最适应于这种传统思维方式来认识。
形声字内部有形旁和声旁的对立，这对立的两面构成了一个形声字的整体。
就多数形声字来说，形旁在左而声旁在右。
秦汉以前的人认为，居于右者为尊，居于左者为卑。
尊者为阳，卑者为阴。
就多数形声字来说，是声旁为阳，形旁为阴。
正因如此，居于左侧的形旁常发生变形，同是一个“邑”，当它在“都”，“鄢”等字中作形旁时就发生变形，而当它在“浥”、“挹”等字中作声旁时就不发生变形。
由阴、阳两个方面构成的形声字比重的上升，与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不无关系。
汉字绝大部分是合体字，合体字中绝大多数是形声字。
形声字的结构最能体现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认为有无、阴阳、刚柔、虚实、动静等对立面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它不是仅重视这些对立面的某一侧面而忽视另一面，而是持调和折中的方式。
单纯表意字和假借字都是走极端，不符合中庸精神。
形声字的字形既反映语素的意义，也反映语素的声音，形声并列，调和折中，这样的字符合古人“中庸”的文化精神。
同时汉字形体，特别是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相互对称构成一种平衡美，反映了汉民族以平衡对称为美的审美观念。
汉字中每一种字体的结构形式，都有其内部平衡律。
汉字一字占一小方格，字形结构是那样匀称而整齐，方形汉字具有平衡、对称的特征。
这一汉字特点的形成，与传统思维模式和审美观念的影响都有关。
总而言之，汉字与传统思维方式具有诸多相同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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