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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北大未名BBS北京大学
通选课北京风物与传统文化
期中论文
胡同，拆与不拆间的挣扎
——由宣南米市胡同的拆迁所想到的
杨帅00839109常逴00725015
党珂00839121王子风00729016
目录
一、引子——来自北京的信2
二、曾经的米市胡同2
三、每一条胡同都是珍贵的5
四、胡同保护——“保”与“拆“的争夺8
1.如何保？
寻求法律的武器8
2.为何拆？
经济利益的诉求9
五、寻找解决的方案——调整三者关系10
六、附录：
11
七、参考书目：
11
一、
引子——来自北京的信
2006年１０月１８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１５次大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理事会当日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封信，信件陈述了对于北京现有胡同存在状况的忧虑，认为北京老城区所剩无几的胡同和四合院正在一天天地减少，而幸存的也受到高楼大厦与建筑工地的包围和威胁。
信中还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大会，能够真正加大保护中国的历史建筑、历史名城的力度。
这封信来自我们的同学们，我记得那时我们有一门叫做“北京文化地理”选修课，就像我们现在上课一样，老师在讲台上一边放着幻灯片，一边滔滔不绝地讲着北京的故事。
说到北京就不能不不提到胡同，想了解胡同光在课上讲讲是不行的，于是老师挑选了一个有代表性的胡同进行参观讲解。
回来后大家都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写给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那封信。
这条胡同就是米市胡同。
二、曾经的米市胡同
米市胡同位于宣武门外，北起骡马市大街，南至南横东街。
明朝时，这里有米粮集市，形成街道，故而得名，称谓至今。
如果是仅仅路过那时的米市胡同，也许很少人会为他的景色驻足。
参差不齐的房屋，斑驳的青灰色的外墙，衣着随意的人们，只是北京旧城区的或者说是宣南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剪影
然而，米市胡同虽然颓败，但是看格局也能稍微看出点名堂，胡同很宽敞，大宅院很多，门楼大多也很气派，让人联想她，是不是也有显赫的身世？
经查资料，胡同中旧有中州、江阴、光州、六安、重庆、三水、南海、宁乡诸会馆，康有为故居即茬南海会馆内。
以烧鸭、筒子鸡闻名老字号便宜坊就是始创于这里的一座小楼。
而且据说，清朝以来，这里先后住过很多位官员或是文人，但是，留下名字的并不多。
把目光投回几年前的那个下午，仿佛还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在胡同里延续，仿佛轻轻推开某一扇门，门的背后就藏着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或者是以一段不胜唏嘘的故事。
No.1米市胡同29号的小楼北京历史上字号最老的烤鸭店便宜坊就创建于此
院外残砖断瓦一片狼藉，院内简陋到难以相信这里还住着人家。
然而这里就是始创于明朝的便宜坊的最早的店铺，比起哈德门旁气派的大楼，这里只是一座被历史以遗忘的小楼。
小楼有两层，上面还搭着脚手架。
两边的房子已被拆空了，到处是破报纸。
但是，一个拐弯，一个洞天。
推开小楼左侧的一扇门，那些渴望的一切似乎又都回来了：
两层的木制小楼，一层黑黝黝的，透着一点昏黄的灯光。
抬脚便有直通第二层的阶梯——虽已被水泥修补过，但抬眼便是有着精美木雕的垂栏，亲切的木色，让我一下触摸到历史的沉积。
上楼，是为了拜访一位独居的老人——钱先生，一位深爱胡同文化的老人。
去时，他正修补着什么。
趁着同伴敲门，我迅速环顾四壁，显然，称得上萧瑟，也窘迫，一层楼，几间屋，几户人。
已是深冬了，风，肆无忌惮地在楼道间打滚，纸，哗啦啦地响。
清苦的生活，我却感受到传统建筑的气质，是凹凸有致的图案，是错综复杂的花纹，是笔直的梁和檩。
No.2米市胡同37号的棺材铺，或者说是曾经的棺材铺。
这家棺材铺曾经辉煌一时，原因就是离菜市口刑场只有几步之遥。
北京的胡同就是这样曲曲折折地微妙地连成了一体。
如今棺材铺对于我们这一代北京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行当，唯有店铺铺面上方遗留的三块木制招牌。
，木色的雕花，简单又娟秀的字迹，还说明着这里曾经住着木制品生意的行家。
No.3米市胡同43号南海会馆（康有为故居，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从光绪八年（1882年）来京参加会试至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都曾住在这里。
一小跨院中的七棵树还在，长廊壁间嵌着摹刻苏东坡观海棠帖片石还在。
院中北屋窗上镶着的色玻璃还在，时光荏苒，故居已经变成了破败的民居，但不时还会有游人进来参观。
No.4米市胡同64号安徽泾县会馆
No.5米市胡同111号河南中州会馆
No.6米市胡同115号潘祖荫家宅
……
……
然而如今，除去包括康有为故居在内的一小部分，这条胡同连同那些风雨飘摇的老屋已经永远地留在了过去，在2008年年底截止的大吉片拆迁中，米市胡同成为了历史。
三、每一条胡同都是珍贵的
我们感到痛心，因为只有一条米市胡同；我们感到忧虑，因为北京城里还有许许多多的米市胡同正在迅速以这种残破的姿态推出历史的舞台，永远地定格在照片里，书页中和关心他们的人的记忆中。
胡同消失了，高楼大厦立交桥平地而起，在宣传片中我们越来越理直气壮地用“国际化”“现代化”来形容北京，然而这样的北京也在这样的人工改造中失去了自己的光芒。
北京吸引全世界眼球的魅力绝不仅仅是今天又有多少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明天又会有多少高速公路横贯东西。
北京要展示给世界的是一个蕴含着5000年文明的中国、一个沉淀着3000年历史的城市，而不是第二个东京或者巴黎，抑或是千千万万个曼哈顿之中的一个。
对于一个游览者来说，对于一个城市最初的印象应该是来自那里的建筑。
具体到北京
最直观就当数其豆腐块般方正而完整的整体规划，当数那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当数那沉静悠闲的胡同。
胡同是北京的符号，胡同情节是许多北京人的一种难以分离的特质。
在北京长大的孩子们，提到胡同，眉宇间话语里总会透着那掩饰不住的自豪：
“有着3000余年历史、850余年建都史的北京啊，那是我的家！
某某胡同某某号，那是我家院子。
小时侯，我们几个小伙伴儿那是在皇城根底下踢毽子跳大绳儿的！
没事儿，学着小贩儿的吆喝满胡同疯跑，在大槐树底下看俩老头下棋，冬日里头再来两串冰糖葫芦淡淡嘴儿，这就是我们的童年生活！
”
然而现如今，且不说还能有多少烂漫天真的孩子能够享受到这份简单而纯朴的快乐，就连那老北京们赖以生存的胡同和胡同里那一如北京城细胞的四合院也正悲凉地远离着我们。
据资料显示，在北京约62.5平方公里的旧城里，旧城四合院传统建筑风貌区以及传统和现代混合区的面积，仅占总量的43.7％；，而这些区域旧城正在以年均减少1平方公里的速度“旧貌换新颜”，逐渐走向消亡。
而具体到“有名儿的胡同3600，没名儿的胡同赛牛毛”的的胡同们，他们正惊人地以平均每两天就减少一条的速度消失着。
也许有人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胡同都是值得保护的，留下一两片典型的悉心保护就好，可是“典型”的标准如何界定？
就算明知珍贵又如何，现实中眼睁睁地多少看着“珍贵”的胡同被夷为平地，多少胡同还来不及评判是否“珍贵”就被列入了拆除的名单。
更何况，谁能有对一座城市生杀予夺的权力？
每一条胡同都是北京的胡同，每一条胡同都是历史珍贵的礼物，拆除胡同就如同切断北京的筋脉，胡同记录着太多北京的故事，我们无法机械地将它们一分为二。
单说这胡同的产生，就有很多值得说道的。
当初忽必烈建元大都的时候，比较严格地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要求：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庙，前朝后市。
而把居民区划为了50个坊，坊与坊之间的过道就形成了胡同。
这胡同既是出行通道，也是防火的隔离带。
胡同的宽度一般是6步的距离，再宽点儿的是小街，之后是大街。
所以说胡同是北京最早建城的基础元素，一条条胡同与小街大街的排列和交叉构成了北京城的整体布局。
要没了胡同，这古老的北京城也就不复存在了。
骨肉都被剔除了，这人还能残喘几时？
古老的北京没了古老的魂儿，剩下钢筋铁骨的躯壳就只能独自话凄凉了。
胡同里最有看头的要说四合院。
胡同这最小的道路交通单位总与四合院这最小的居民住宅单位同命运共进退。
四合院里处处都浸透老北京的传统思想观念，自然胡同也就四溢着传统的“厚重醇香味儿”了。
比如说这院门的朝向问题。
受到古代风水说的影响，大门都不开在中轴线上，而开在八卦的“巽”位或“乾”位。
也就是说路北住宅的大门往往开在住宅的东南角上，而路南住宅的大门则开在住宅的西北角上。
这“风水”一词，固然有封建迷信的色彩，但一旦这种风俗观念普及开来，形成一种社会的认可和共识，那么其封建的色彩就越来越黯淡下去，而其约定俗成的特殊意义也就会越来越彰显出来；至于最初的说法如何目的如何，人们也就不会再在意，而是以宽容的心态接纳它了。
如果此时还有人以“封建迷信”做为王牌吹毛求疵的话，我们只能笑他的顽愚了。
再比如，进了大门就是影壁。
影壁的作用就是防止外人或者外“鬼”从大门直接就看到里面。
这既是家庭保密的措施，也是驱邪避害的美好愿景。
再比如说四合院里栽树的学问。
北京有句老话讲“桑松柏梨槐，不进王府宅”。
因为这桑与丧谐音，梨与离谐音，不吉利；而松柏是守阴宅的，更不吉利。
所以北京人的小院里爱种些海棠、石榴和枣树。
还有，院里地面比外面胡同的地面低也是忌讳的。
一进门就“跳蛤蟆坑”，毕竟人们追求步步高升。
另外数字也是相当讲究的。
该双时双该单时单。
北房一定要是单数，即便有四间的，也要先盖三大间，再在两侧各盖半间，这叫“四破五”，可以破开灾祸。
东西厢房也一般是三间。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院落有个明显的中轴线，中轴线可是整个院子风水的源头。
买东西定要双数的，两把椅子两顶帽子；种树也要种双数的，两颗或是四颗。
这些看似很荒诞的讲究，却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当时人们诸如鬼神信仰的意识状态和道家思想对于人们多多少少的影响；北京城的建设也充分依照着阴阳五行，八卦四象与奇门盾甲的种种说法。
所有这些都是北京的财富。
这些思想观念，单单依靠口口相传或是书籍的传习，一来恐怕有失原汁原味，二来是否过于呆板和拘泥呢？
现在，胡同与四合院却可以给我们讲述这些几百年前的真实，虽然无言，却生动而有力量。
我们为什么还要封住她的嘴，甚至断送她的命呢？
除此以外，胡同四合院包含的装饰艺术，以及这些装饰艺术和实用性的完美结合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价值所在。
门墩、象眼、搏风和雀替的雕刻艺术以及大门、游廊的彩绘艺术都是我们北京不可多得的瑰宝；古时的人们，可以每天生活在诗情画意、美轮美奂的院子里，着实让人羡慕；艺术与生活所需的结合更是令我们感叹先人的智慧和创造。
我们连明清时期的瓷器碎片都当做珍宝收藏着，为何就容不下可给人遮风挡雨的四合院胡同呢？
进入胡同，我们总会被满眼的灰色包围着。
青砖灰瓦，总给人以恬淡、自然、幽静的感觉，让人不自觉地沉下心来，让人不自觉地产生对市井对平凡的渴望。
不错，砖青瓦灰，这样的冷色调，就是要让你，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别有那么多的念想，别有那么多的奢望，平平凡凡地过你的小日子，既使是在天子脚下，也要好好地衬着皇家的威严。
这是皇权至上思想的淋漓体现。
皇上是天子是龙体，而我们只是肉眼凡胎，自然皇上是老大，皇上是中央，皇权是有所的权。
不光是封建专制统治中“皇权至上”思想在胡同中有所体现，就连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繁缛的规矩礼数都能在平常百姓的住房方面寻得踪迹。
内院住什么人，外院住什么人，正房住什么人，厢房依次住什么人；同一个院子的某些地方什么人去得，什么人去不得都有明确的规定，违规越制那可是不得了的。
这就是当时真实的社会，依然是胡同伴着她的四合院告诉我们的。
胡同不仅默默地见证着历史，也造就了北京人，促成了北京人的“京味儿”。
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时候满人把汉人都赶到了南城，而北城则留给旗人们住，因此这北京的文化又分为“南城文化”和“北城文化”。
“北城文化”是“官文化”，而“南城文化”便是我们所说的“胡同文化”了。
然而贵族们怎肯老实地呆在内城里而不触及南城的娱乐和繁华呢，所以这南北的文化也就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直到现在我们已不大能看出南北文化的差距了。
汪曾祺先生在其《胡同文化》里说的好，“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所以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所以北京人称“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白天各家的大门都紧闭，里里外外透着个“独”劲儿。
自己个儿的事儿不想让人知道，别人的事儿却想打听，所以北京人好看热闹，这点在现代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虽说这看热闹的人多，可真乐意管事儿的却不多，又一次印证了北京人的“独”。
可要是街坊邻居找咱帮个忙，北京人没有不尽力而为的。
胡同口有个人问路，北京人准保把怎么走怎么走给你说个底儿掉，生拍你找不着。
这样的热情似乎又与“独”有些矛盾。
在我看来，这有三点原因：
首先，“远亲不如近邻”，多年街坊总会有些感情；二来，北京人好面子，哥儿们求我办事那是瞧得起我，我怎么着也得把事儿给办成了；这三来，北京人是实在闲的无聊，总算找着个事儿干。
通常，北京人是谁都瞧不起谁都瞧不上。
纵然咱是个平民老百姓，可咱也是在天子脚下，比你们那穷乡僻壤天子想管都鞭长莫及的地儿强得多。
的确，当时的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确实异常繁华。
身处首都的北京人们自然多多少少会沾染些傲气。
也正因为这点子傲气，北京人，如论地位高低，都得讲究点礼数，我们可是文明人。
这样说起来，北京人似乎是一无是处了，其实不然。
最典型的也是被提及最多的就是“处变不惊”。
的确，因为北京的特殊地位，北京人已经看惯了世事变迁见多了大风大浪，不论你世道如何耍着花样地变，咱不还得照样过日子。
总之，北京人的居住环境给北京人的性格带来了极大地影响，有好的有坏的，虽然在时代的前进过程中，北京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善于表情达意，然而有些东西是那青砖灰瓦根植在北京人的骨子里的，不知不觉，我们总带着那个印迹。
时代发展了，北京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朝着现代化大都市模式发展，一批一批的北京人被迫迁入了“水泥森林”中，老人们想回来看看自己的老房子，会会自己的老街坊，然而过去的家园却找不着半点痕迹了。
我们承认，胡同中确实暗藏着一些污垢，也给北京人带来了一些反面的影响，但同时，她却承载了北京市井文化的精髓，她却是北京人的北京魂的回归的地方。
我们不能拆，不能拆北京人自己的魂！
四、胡同保护——“保”与“拆“的争夺
毫无疑问，胡同与北京这般密不可分，但是真谈到胡同保护的问题。
一部分人要“保”，一部分要“拆”，胡同就在这“拆“与”保“较量的夹缝中求生存。
1.如何保？
寻求法律的武器
其实胡同保护的最大问题就是城市规划引起的拆迁问题，在此我们不妨先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从而尝试找到真正的原因。
首先，作为我们试图用法律所保护的客体，我们可以将胡同分成两类：
普通民用住宅和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将“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列为文物保护的范畴。
因此例如胡同中的名人故居就可以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后列为“不可移动文物”。
根据《文物保护法》，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受国家保护；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时，事先要由城乡规划部门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纳入规划；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
如有特殊需要，必须经原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建设其他建设工程，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二在这个地带内修建新建筑和构筑物，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
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审查涉及文物古迹的房屋拆迁申请时，应认真审查该拆迁项目是否符合《文物保护法》的规定，认真履行有关监督管理职责，切实落实房屋拆迁必须保护文物古迹的原则。
因此可见，如果被批准为文物的胡同建筑，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保护为原则，以特殊需要的宅拆迁为例外，即便需要拆迁，不但要求满足特殊需要的前提，还需要经过层层审批，因此可见，对于被列为文物的胡同建筑的保护较为严格。
对于民用普通的胡同建筑保护，很多人曾经提出用出台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进行保护。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北京四合院的产权状况非常复杂，许多四合院均为国家机关或者事业单位所有，长期租给他人使用，或者为众多产权人共同所有，所以在产权不够明确的时候，尤其是产权不属于个人的时候，对于相关权利的保护往往是遭到忽视的，其次，即使《物权法》中明确了所有权人依法享有的相关权益，但也规定了征收不动产的条件。
《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该条文中，对于什么属于“公共利益”并没有明确规定，于是，在实践层面上，盗用“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拆迁”之实的事例并不鲜见，只要经济发展需要，建超市、建各种娱乐经营场所，也被认为是公共利益。
因此，如果对于这一条款的公共利益没有从立法上加以明确规定，那么有缺憾的制度设计便不可能成为保护胡同建筑的有利武器。
因此，对于民用普通的胡同建筑的保护，目前还很难找到什么非常有效的法律途径。
而在胡同建筑中，能够成为文物建筑的是少数，大部分还是民用普通建筑，因此对于大部分的胡同建筑的保护，并没有有力的法律支撑。
由此可见，对于胡同保护，就目前已有的法律体系，所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
政府依然在保护活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极具地方特色的问题，北京市政府对于胡同保护的态度和决心比任何国家层面粗枝大叶的法律法规要更加有效，比如北京规划40片历史保护区这一措施，就对胡同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为何拆？
经济利益的诉求
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来分析，这其实是一种拆迁经济
胡同确实有着其巨大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胡同的总体价值绝对不是无穷大的，绝不能说为了保护胡同，我们可以牺牲一切。
胡同保护，能不能不要？
当然不能！
保护胡同，就是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的巨大遗产。
只顾及发展经济，完全放弃了对于胡同的保护，我们愧对前人。
经济发展，能不能不要？
当然不能！
发展经济，是一个国家走向强盛、人民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只顾及保护胡同，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我们愧对子孙。
因此，保护胡同和发展经济两方面我们必须统筹兼顾，我们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在保护胡同和经济发展之间进行权衡取舍。
有人提出，为了能够兼顾保护胡同和发展经济两者，我们可以尝试在内城以保护胡同为主，而在外城以发展经济为主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
其实，就是尝试将北京的城市重心由内城移向外城，建成一个经济发达的新城，留下一个风韵犹存的老城。
但是，这种解决方法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解决方法。
由于北京发展的固有格局，这一过程可能要历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也许，当北京真的把城市中心从内城移到外城的时候，胡同也已经被拆除的荡然无存了。
因此，由于北京的城市发展现状，我们无法从根本上避免保护胡同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我们只能在冲突中选择一个最有利于我们的平衡点。
我们首先应该分析一下保护胡同的利与弊，只有看清了利弊，我们才能找到那个最有利于我们的平衡点。
保护胡同的利，前文已经论述，在此我们不再赘述。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保护胡同，其实也有弊，我们绝不能只见其利，不见其弊。
从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人来看，保护胡同主要有以下的弊端：
首先，胡同作为一种历史存在形式，已经不适于现在的社会发展，严重制约了北京、尤其是北京内城的经济发展。
其次，胡同内的街道极其狭窄，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内城的交通拥堵问题极其严重，如果不拆迁胡同进行道路建设的话，那么这将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另外，由于我国解放后特殊的历史原因，四合院往成了大杂院，居民住房条件极其恶劣，这使得很多住在胡同里的人其实并不愿意继续住在胡同里，如果不拆迁胡同的话，他们无法得到拆迁款，而北京的高房价又令他们无法企及，这无疑严重损害了这些居住者的利益。
而从生活在北京以外地区的人来看，保护胡同也有着一定的弊端：
为了保护胡同，政府必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花钱对胡同进行整治，对四合院进行维修等等，而这一切的钱都来自于我们全国每一个普通的纳税人，这些钱，原本可以被用到更有用的地方去。
也许，有很多人终其一生也不会到北京来看一回胡同，但是，他们却同样为保护胡同付出了代价，仅仅是为了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却花了全国人民的钱。
而且，与其投入巨资来保护胡同，是不是多修几所希望小学会更好呢？
因此，有人提出，不能说所有的胡同都必须保护，有的胡同应该保护，有的胡同就应该拆除。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现在，已经有太多的胡同被拆除了，不管它们是应该拆除的，还是应该保护的。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尤其是在前几年房地产泡沫的驱动之下，不仅仅是应该拆除的胡同被拆除殆尽，连许多有着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胡同也都被夷为平地。
因此，我们认为，保护胡同，刻不容缓！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应该被拆除的胡同了，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对于胡同保护的重视力度，否则，我们将抱憾终生。
五、寻找解决的方案——调整三者关系
虽然我们看到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为保护胡同的问题奔走呼吁，但随着城市的发展，一片片的胡同轰然倒地，胡同以递增的速度减少，令所有喜爱胡同的人们痛心疾首。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拆迁胡同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因此，我们有必要尝试从经济角度来审视胡同的保护问题，通过制度改革，进行胡同保护，单纯地奔走呼吁其实也许仅仅只是“穷途之哭”。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在胡同拆除中各方的利益关系，以找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在胡同拆除中，主要有三方：
一、四合院的居住者；二、房地产开发公司；三、政府。
在四合院的居住者看来，由于很多四合院早已成了大杂院，私建的房屋早已破坏了四合院的原有风貌，没有现代化的卫生设施，存在诸如火灾等大量的安全隐患，因此，很多四合院的居住者都希望能够早日拆迁，以便拿到补偿款，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
而且，由于许多四合院的居住者是五六十年代“经租房”政策的受益者。
因此，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四合院的产权，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没有权力拒绝四合院的拆迁。
如果他们拒绝拆迁的话，政府完全可以强行拆迁。
由此可见，实际上这些四合院的居住者并不会反对，甚至会相当希望拆迁。
在房地产开发公司看来，由于胡同所在的地区均是繁华的闹市区，寸土寸金，因此即使付给原四合院居住者高昂的补偿款也依旧有利可图。
因此，他们必然极其希望拆除胡同，进行房地产开发。
在政府看来，由于房地产开发不仅可以大幅拉动该地区GDP的增长，而且可以上缴给地方政府巨额的地税。
因此，即使不考虑胡同拆迁中可能存在的权钱勾结的问题，政府也希望拆除胡同，进行经济发展，至少政府并没有激励去激烈地反对这一点。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胡同拆除中的三方都有激励去进行胡同的拆除，至少并不会激烈地反对这一点。
因此，胡同的保护进行得异常艰难，一片片胡同在“三方”的妥协中轰然倒地。
因此，我们必须尝试通过制度改革，在不损害这三方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经济利益的驱动，保护四合院。
因为这三方中的任何一方的力量都极为强大，如果我们的制度改革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那么必然会导致他们的反对，使改革夭折。
其实，面对这种大拆大建毁坏北京古都风貌的行为，我们的政府早已意识到错误。
早在2003年7月16日，在东四十二条39号，一座灰砖灰瓦、朱红大门的院落前，在北京市第一个保护四合院揭牌仪式上，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就曾说过：
“对四合院要成片保护，要加强规划，旧城内不允许成‘推平头，盖楼房’，对此，态度要坚决，措施要果断。
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四合院、保护好古都风貌是市委、市政府的历史责任，到2008年奥运会时，‘新北京’，不仅是指我们建成了CBD、金融街开发区等，更意味着我们有效地保护了历史名城，再现出古都风貌。
”
然而有些损失已经无法挽回——麻线胡同3号、孟端胡同45号、察院胡同23号、美术馆后街22号都一个个地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
面对那些本已划归为保护区、本已得到文物价值评估，却仍旧没能逃脱厄运的胡同，别人给我们的拆迁理由让我们无法接受。
北京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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