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界顶级人物对话.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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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界顶级人物对话
翻译界顶级人物对话（二
曾文雄教授对话澳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张美芳教授
曾文雄教授的人脉很好,专业知识加上良好的人脉,就搭建了极佳的平台。
曾教授采访张美芳教授的内容同样精彩,翻译之路与众不同,但我觉得更加让人鼓舞和欣慰.以下内容来自于《英语辅导,疯狂英语教师版》
人物简介
张美芳,澳门大学教授。
197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外语系后一直留校任教,1981至1982年在香港大学修读英国现代文学与翻译课程,1983至1987年于中山大学在职修读研究生课程,1996至1999年在香港浸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香港地区首位获得翻译学博士学位的大陆学者。
2001年晋升为教授。
曾任中山大学英语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2002年作为访问教授应邀到英国米道萨士大学做研究及讲学,访问期间曾应邀到伯明翰大学讲学。
2003年1月至今受聘于澳门大学,现为澳门大学英语系代系主任。
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科的建设,是翻译研究与教学界日发关心的两大关键问题。
中国的译学已经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觉醒新兴期,九十年代的梳理借鉴期,进入一个全面建设发展的时期。
在过去几年,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真正的突破:
翻译研究从传统的主观点评式逐渐转向比较系统的、多途径的研究。
作者就对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方面
的疑惑和看法,与澳门大学翻译学博士生导师张美芳教授进行了交流,主要内容包括翻译学研究、翻译教学,港澳与国外翻译研究与教学的突出特点,以及其作为一位出色的女性学者的治学与人生态度。
一门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就像一个人的成长,需要精心的培育。
翻译学科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但需要翻译研究者、翻译教学人员以及广大翻译爱好者的参与与扶植。
希望此次与张美芳教授的访谈能给广大的翻译研究者和翻译教师们提供有关译学发展的最新信息,可以进一步指导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的活动,亦希望其治学与人生的态度能进一步鼓舞广大读者们坚持不懈,朝他们的目标努力奋斗。
翻译学的探索
Q1翻译学科的研究途径有很多,从您最近出版的《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来看,您目前比较注重语篇翻译的研究,这一研究途径对翻译学科有何贡献?
是的,翻译研究的途径的确很多,语篇分析途径仅是其中一种。
传统上,人们评论翻译问题的焦点大都局限于“直译——意译”、“忠实——不忠实”这样的二分法;谈论一篇翻译文好或不好时,评论者一般仅从个人的角度,凭个人的经验和感想做出评价,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经验式的、随想式的、点评式的”评论;因此,传统的评论方式难以提供给后人作为参照的模式。
翻译研究的语篇分析途径,是以韩礼德（M.A.K.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理论为基础,对原文和译文及其使用的语境进行分析比较,找出其对等和不对等之处,并进而探讨产生不对等的原因,其最终目的是为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提供参考的依据。
语篇分析翻译研究途径有比较成熟的语言学理论作为基础,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也比较科学,语篇分析的变量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
例如,如果想评价一篇译文整体上是否合适,可以从对原文和译文的语域分析入手。
语域分析包括三个变量,即“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
虽然这只是语篇分析的其中一个方面,但可以说明,这一途径研究的是原文和译文本身的一些客观要素,分析手段也相对客观,因而有助于解释一些翻译现象,其研究结果也可不断累积作为后人进行研究提供参照。
这大概就是语篇分析途径对翻译学的最大贡献吧。
Q2有学者认为翻译研究应该多元化,您如何看待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
翻译这个行业几乎跟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关联,翻译学更是一门崭新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因此翻译研究的多元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我在《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一书中说过:
“任何一种途径,不管有多缜密,都不可能处理学科中的所有问题;任何研究手段和方法论也不可能满足翻译研究领域各个分支的需要”（2005:
11。
著名的翻译理论家MonaBaker也说过: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积极地认可而不是排斥翻译学研究途径的多样性。
这些学者虽然对具体的研究
方法的某些方面持批评态度,但仍然把各种研究途径看作是互补而非排斥”（1996。
我认为,翻译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令人鼓舞的,全世界开始对翻译研究侧目相看,贵刊策划的这次访谈就是一个例子吧。
翻译研究（从世界范围来说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科学探索和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的洗礼,其学科地位已大大提升,研究领域也得到很大的拓展;世界各地大学的翻译课程迅速发展,翻译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专业（profession,而不是传统上所说的“杂耍”;但是,其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所有关心翻译研究的人共同努力来解决。
例如:
我们需要对翻译产品（包括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翻译教学等各方面多做一些实证研究,需要发展有效的研究模式与方法,需要提高翻译质量、翻译教学质量,从而进一步提高翻译学科的地位。
翻译教学研究
Q1您从事教学20多年,请问如何才能更好地把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呢?
我自己在大学时代就对翻译感兴趣,八十年代初尝试了发表翻译作品的喜悦,此后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翻译实践。
在香港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参与了香港浸会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组织的《牛津大学青少年百科全书》的翻译项目;即使是我到澳门大学工作后,我也经常参与一些较重要的翻译项目。
因此,无论什么时候,我的翻译经验都伴随着我,
让我不会过于理论化。
我是想说,要把翻译理论与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首先要有大量的翻译实践作基础。
翻译实践和经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理论,从而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更加灵活地运用到实践中去。
这就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吧。
Q2您对我国的翻译教材做了深入的研究,请您谈谈翻译教材的现状及其研究在英语专业和翻译学专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就正式出版的翻译教材的数量而言,我国应是世界第一了。
我在1996-1999年为了研究之用收集了115本/套在我国（1949-1998正式出版的翻译教材。
现在,各大书店的翻译教材更是琳琅满目、多种多样了。
这些教材的内容有侧重理论的,也有侧重实践的;有综合性的,也有论述专门翻译的;总之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我看这是好现象,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很大;第二,人们对学习翻译的兴趣很浓。
教材是教师们教学与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学术水平和社会需求。
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出现一整套像《大学英语》那样为既定的教学大纲服务的翻译教材系列,其根本原因是我国一直以来没有承认有翻译这个专业,因而也就没有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
没有大纲要求,那只好百花齐放了。
翻译教材研究在翻译专业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做任何一件事情,有调查研究作基础,才会有的放矢,才会事半功倍。
Q3能否谈谈目前我国翻译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与出路?
我想,目前我国翻译教学中存在最大的不足是师资力量的不足。
目前翻译专业或翻译课程发展很快,而各地都缺乏有丰富翻译经验及研究经验的老师。
人才是根本,有了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其它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出路是有的,那就是,领导要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教师们也要自觉地更新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翻译实践及理论水平。
近年来,《中国翻译》编辑部和中国翻译教学与研究委员会每年都举办一至两期翻译理论研修班,参加者非常踊跃;这是可喜的,但是还不够。
有条件的大学可以经常性地举办翻译教师培训班,邀请国内外的专家来讲学,组织学员参与大型的翻译项目,等等。
这样,我国的翻译教师队伍水平才会逐步提高。
Q42006年,教育部批准设立本科翻译专业,这是我国翻译学科建设发展的一件大事。
您认为我国在本科翻译专业建设的问题上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翻译学专业在我国设立的前景如何?
这的确是我国翻译学科史上的一件大好事。
一直以来,翻译课程只是外语教学的一部分,翻译学在学科分类中属于应用语言学,属三级学科,因此一直以来没有受到重视。
为了争取翻译学科的合理地位,翻译学界的同仁们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设立本科翻译专业是大家长期努力奋斗的结果。
当然,设立本科翻译专业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正如国际译联前主席贝迪·科恩在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上所指出:
“翻译行业正处于一个黄金年代,贸易、文化、和平和人道等事物都离不开翻译。
翻译在历史上从未如此不可或缺。
”同时她也指出:
“翻译必须专业化,这样才能保证翻译的质量。
”（见《中国翻译》2005/1:
9
在本科翻译专业建设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我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制定本科翻译专业的教学大纲。
有了教学大纲才有教育目标、要求和指导思想,才能根据教学的目标与要求设计合理的课程。
随之,教师队伍建设、教材更新、教学法、翻译测试方法、翻译评估标准等问题才会逐步进入到专业的议事日程。
大陆与西方、港澳地区在翻译人才培养优势方面的比较
Q1能否谈谈港澳翻译学的课程设置特色?
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之处?
香港是进行英汉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最理想的地方。
由于历史的原因,香港的翻译行业一直都很发达,翻译学系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
目前在香港九所大专院校中,有七所设立了翻译学系或专业,开设翻译荣誉文学士学位课程以及研究生、博士生课程。
他们的理念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其实,我到澳门大学任教后也一直在借鉴香港的经验。
因此这里介绍的与其说是港澳翻译教学的课程特色,还不如直接说是香港的翻译课程的设置特色。
港澳地区的大学课程设置跟社会的需求是息息相关的。
本科阶段所设立的翻译荣誉学士学位课程一般包括主修课程和副修课程。
在主修课程中,既有翻译实践课,也有翻译理论课;既有传统的文学翻译,而
更多的却是实务翻译;既有笔译,也有口译。
副修课程包括一些与翻译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学科,例如中国语文及文化、中西方文化比较、英语语言学、新闻与传播、政治与行政、工商管理及法律、金融及财政、计算机应用、法语、日语、德语等。
香港的翻译教师一般不采用固定的一、两本教材,而是根据课型特点和学生在专业上所达到的程度,从多种文献中自选材料。
除了从有关的中西方书籍中选取教学资料外,还从政府公文、法律文件或商业信函中选取相应的篇章作为学生的翻译练习材料。
例如,在香港政府公布财政预算报告前后,政府的财政开支成为人们的关注点,也就成为当时翻译教学的主题。
口译教师会把财政司长作报告的现场录像和立法会议论此专题的现场录像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对着录像练习同声传译或接续口译,教师进行指导与问题分析。
笔译教师会挑选相关的文章给学生做练习。
为了做好课堂上的练习,学生通常会主动事先阅读大量的中英文文献,熟悉财政方面的词汇和表达法。
这样一来,学生就变得非常主动。
由于学习主题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学生认识到所学的知识与技巧能直接应用于实际,因此也就有了更大的学习动力。
香港高校翻译系/专业的教师队伍并不庞大,通常是7-13人。
这些固定的教师主要教授主修课中的基础课和理论课程,另外再聘请社会上有经验的专门翻译人员作兼职教师,教授法律翻译、法庭传译、商务翻译等专题课程。
副修课程则多数由相关的院/系提供,由学生选修。
由于翻译课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又没有现成的教材,这就要求教师
本人也要非常熟悉实际社会的翻译需求与运作。
翻译系/专业的教师中不少人曾参加过香港基本法和普通法的翻译;有的教师在大学教书之前曾做过法庭传译或其它方面的专门翻译。
平时,翻译教师经常会承接一些翻译任务（包括口译与笔译,例如浸会大学周兆祥教授在香港回归之日就应邀为美国CNN电视台作现场口译。
教师接受实际的翻译任务,可以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及时了解社会所需。
再者,把所接到的一些简单的笔译任务让学生做初译,再由教师修改,又可以使学生直接学习到实用翻译的技巧。
香港地区的翻译课程设置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课程设置要适应社会的需求。
Q2您是香港地区首位获得翻译学博士学位的大陆学者,在翻译学研究生培养方面,大陆与香港、澳门有何区别?
我跟香港好像特别有缘分,20世纪80年代初我获得香港大学的奖学金,到该校英文及比较文学系进修英国现代文学及翻译课程,为期一年;1995年我又获得香港浸会大学的奖学金,1996年初至1999年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
这样,我在香港两所大学共生活了四年多,在学期间经常参与其它学校翻译系或翻译课程的学术活动,因此对香港在翻译学研究生培养方面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
澳门大学是澳门唯一一所拥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公立大学,其培养制度基本上参照了香港的做法。
因此,我在此说的“澳门”指的就是“澳门大学”,不包括其它私立学校。
香港/澳门的大学的全职博士生通常
都有奖学金或助学金,因此入学的竞争很激烈,筛选非常严格。
导师除重视申请人在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成绩外,还重视申请时提交的研究计划书,因为研究计划书体现了申请人的研究基础、兴趣、想法等。
大陆的博士生入学竞争也很激烈,但通常只是通过考试来选拔而不要求提交研究计划书。
在港澳,博士生入学后一年至一年半,要通过资格考试才能成为博士候选人,也即是Ph.D.Candidate。
要获得候选人资格,博士生除通过各校规定修读的课程外,还要对其博士论文计划作一个公开的演讲和答辩。
这个做法听起来跟国内很多学校差不多,所不同的可能是在考试委员会的组成及对学生的要求方面。
例如,我的博士生前不久进行了资格考试。
考试分三步:
先是做了五个小时的笔试,考试结果经考试委员会审评通过后安排口试,口试通过了,才可以作研究计划的公开演讲与答辩。
我们邀请了世界著名翻译理论家,德国汉堡大学的JulianeHouse教授来做主考官。
这样的安排对学生既是压力也是动力;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学生巩固了理论知识,增强了思辨能力,提高了自信心。
一般说来,港澳的大学比较重视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博士生、硕士生也经常自己组织研讨会甚至是模拟答辩会来锻炼自己的思辨能力,提高答辩的水平。
大陆有非常好的生源,学生一般都很刻苦好学,但是由于大部分学校都缺少资助,研究资料严重不足,国际交流相对少些,这些方面都跟港澳地区的大学存在距离。
Q3到澳门大学任教将会是您教学生涯（或学术生涯中的哪个阶段?
对于您个人有着怎样的意义?
您为自己设立了什么目标?
到澳门大学任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新阶段。
我从大学时代开始,一直在中山大学学习、工作,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多年。
中大有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是国内一流的大学,能在那里学习和工作那么长时间是我终生的荣幸。
然而,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同一个校园里工作也未必是好事。
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能到不同的大学里工作,经历不同的文化环境,与不同的人共事,接受不同的挑战。
这个愿望终于在2003年实现了。
澳门大学虽然没有中山大学那样悠久的历史和齐全的学科设置,然而,她是一所国际化的、非常有活力、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年轻的大学。
澳门大学的工作语言是英语,教师来自世界各地,助理教授以上的教师全部拥有博士学位。
能与这样一支队伍一起工作,我感到很难得,觉得自己每天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澳门是一个多语并用的地区:
法定语言是汉语和葡语,大学的工作语言是英语,百分之九十五的老百姓讲粤语,还有一小部分人讲日语、泰语、菲律宾语、韩语,等等。
随着“澳门历史城区”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项目,澳门的旅游业迅速发展;随着澳门赌牌的开放,外国财团进入澳门的博彩业,英语慢慢超越葡语成为日常使用的第二大语言,英汉翻译的需求量也迅速增长。
所有这些都
给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创造了很多机会,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能在澳门飞速发展的历史性时期到澳门大学工作,我感到很荣幸。
这一新的工作岗位让我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使我有机会运用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为澳大设计了本科和研究生的翻译课程;澳门大学研究委员对我大力支持,令我有充足的研究经费进行翻译研究以及到世界各地参加翻译研讨会。
我自己并没有设立更远大的目标,学校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我的原则就是尽自己所能做好本职工作。
Q4您曾到英国做访问与教学,请问英国在翻译学科的人才培养与教师发展空间上有何突出的特点?
我于2002年下半年到英国访问,这期间以坐落于英国伦敦东部的米道萨士大学（MiddlesexUniversity为基地,同时还到过以下大学访问:
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College、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London、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艾斯顿大学（AstonUniversity、萨里大学（SurreyUniversity、赫瑞沃大学（HeriotWattUniversity和曼彻斯特科技大学（UMIST（后合并为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ofManchester。
我选择访问这些大学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一到两位翻译研究界的知名人士。
我参观了他们的教学设施,旁听了他们的讲课,面对面地访问了蒙娜·贝克（MonaBaker、彼得·纽马克（PeterNewmark、伊恩·梅森（IanMason、科思婷·曼可尔（KirstenMalmkjaer、思汀娜·沙伏娜（ChristinaSchaffner、逖奥·荷曼斯（Theo
Hermans、马克·撒特威（MarkShuttleworth和杰瑞米·曼迪（JeremyMunday等大名鼎鼎的译界名人。
访谈文章《英国译学界的名人》发表于《中国翻译》2003年第四期。
我在文章中介绍了他们在学术方面的奋斗足迹及工作成就、他们所在机构的基本情况及学术特点。
至于“英国在翻译学科的人才培养与教师发展空间上有何突出的特点”?
我的观察是,他们在翻译学科的人才培养上往往是以该学校的知名教师的特长为主导。
例如,帝国学院的马克·撒特威的名字随着他的《翻译研究词典》（DictionaryofTranslationStudies,1997的问世而广为人知,他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该学院翻译研究生课程中的骨干分子,他所领导的研究生课程项目包括了他自己的专长:
（1机器/机助翻译;（2翻译记忆系统;（3术语管理系统;（4软件使用。
其它学校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受蒙娜·贝克的影响,曼彻斯特大学翻译学科人才培养的突出重点是其语言学途径及语料库研究;受苏姗·巴斯纳特（SusanBassnett的影响,华威大学（WarwickUniversity翻译学科的重点是翻译及比较文化研究;受思汀娜·沙伏娜的影响,艾斯顿大学翻译学科人才培养走的是功能主义途径;受彼得·纽马克的影响,萨里大学在翻译学科人才培养方面比较重视实践,重视翻译技巧的培养。
治学与人生
Q1您曾从事英语教学近20年,后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从事翻译研究呢?
又是如何在短短10年内就闯出一番天地?
翻译研究这个领域有什么特别让您着迷的地方吗?
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走过什么弯路或遇到过什么挫折?
我从1977年开始至1995年在中山大学外语学院（原外语系教英语,任教的课程包括听、说、读、写、译。
但那时的翻译课只是作为外语教学的一部分,目的是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翻译技巧,同时也通过翻译练习来检验学生掌握外语的程度,因此,那应该叫“教学翻译”,而不是“翻译教学”,更谈不上是翻译研究。
后来,促使我从事翻译研究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攻读翻译学博士学位,理论研究是不可缺少的。
如果说我过去十年在翻译研究方面有一些成绩的话,那绝对离不开我在十年之前的努力。
一个人的研究基础是靠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是由不同方面的因素组成的。
20多年来在高等学府的学术氛围中耳濡目染,20多年来在教学生涯中努力追赶,20多年来在人生旅途中饱经磨练,这一切的一切都为我现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因此我不认为我是在短短的10年内就闯出了一番天地,我只能说是过去20多年的耕耘现在开始有了收获。
翻译研究这个领域的确让我着迷,最令我着迷的不是翻译理论本身,而是理论对翻译现象的解释力。
传统上,人们也许会认为“请勿乱丢烟头”被翻译为“Thankyouforusingtheashtray.”不够忠实,因为译文
和原文没有一个词是对应的,而交际翻译理论就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翻译现象。
以前,人们可能认为把“WetPaint!
”译为“湿油漆!
”是死译,“油漆未干!
”是直译,“小心油漆!
”是意译;而功能翻译理论会使我们明白,只要译文能够为目的服务,它就是合理的翻译。
例如,在外语学习的词语表中,用“湿油漆!
”对应于“WetPaint!
”,显然会让学生更容易明白“Wet”和“Paint”的意思;如果是用作公共标示语言,则译为“小心油漆!
”会带给路人一份关怀。
我在研究上走过的弯路或挫折应该是在我步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前。
1981至1982年我到香港大学研修英国现代文学,虽然绚丽多彩的文学让我着迷,但是那时我们有很多东西还不能放到课堂上去讲,例如,D.H.Lawrence的小说充满性的描写,GeorgeOrwell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等书中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JosephConrad的小说里描述的人性太黑暗,VirginiaWoolf的意识流写法让很多人不以为然,等等,所有这些能登上我们社会主义的讲台吗?
我被警告说不能。
于是,我放弃了继续研修文学的念头,转向跨文化交际研究,但是这一转向也没能让我走多远。
直到我进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我才找到感觉,找到方向。
Q2据说您为了家庭事务,直至1996年才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作为一位出色的女性学者,您觉得如何才能很好地平衡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关系?
是的，我是在大学教了近20年书，人到中年才去香港攻读博士学位的。
因此，在别的方面我不敢说领先，但在大龄读博方面我还真的是带头人呢！
我有两位好朋友，原来认为自己三十多岁去读博太迟了，后来看到我年过四十了还敢去读，于是她们也放下包袱勇敢地挑战自己，现在已是学有所成的女博士了。
读博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有人甚至将其比喻为“孤独的地狱之旅”。
但是我觉得读书本身不是太困难，难的是在读书的同时还要化解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其中之一就是你们说的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
我离开家到香港读书的时候，女儿正要考中学。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能在她的身边，心里难免经常会因为不能尽母亲的责任而感到内疚。
怎么办呢？
为了能在百忙中抽空回家陪伴女儿，我除了制定一个三年的长远计划外，每周还制定一个具体的研究计划。
一周的计划完成了，周末我就可以暂时放下手中的书籍，卸下脑海里的研究问题，回到家里跟家人一起过周末。
这样一来，脑子在周末得到了休息，下一周的工作效率也就相对会高一些。
多年来我已养成了制定计划，按计划行事的习惯。
近年来每次出去开会，都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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