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多篇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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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多篇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1
在日本思想文化体系构建过程中，中国儒家思想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文化与思想》一书阐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律令制订的影响。
对中国文化的接受
在福冈县志贺岛发现的金印、在《魏志》上留有记载的卑弥呼，这些都表明了当时日本的当权者积极向大陆派遣使者，通过与大陆强国保持联系来维持对国内各势力的权威。
长期以来，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了数量众多的文物和先进技术，而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无疑是文字的传入了。
现今失传的《魏略》是早于《魏志》的史书，在《魏志》的注释里有从中引用的一段文字，其中有一节关于倭人的记述如下：
“其俗、不知正岁四节，但计春耕秋收为年纪。
”大意是说，当时的日本人还不知年的计算方法以及四季的区分，仅仅通过春耕秋收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中国经三国时期、晋朝而进入南北朝时期，日本的王亦开始向南朝诸国派遣使节，《宋书·夷蛮传》中附录了记载倭武王征服诸国、统一国家业绩的《倭王武上表》。
在倭国国王的对外交往中文字被正常地使用，埼玉县稻荷山古坟中出土的铁剑上镌刻着前后八代倭王的系谱，由此可了解到,中国文化的接受和汉字的使用远在佛教传入的几个世纪之前便开始了，而佛教在日本的接受和普及也正是以良好的汉字汉文知识为背景才成为可能。
由于文字的传播和普及，高度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得以传入。
稻荷山古坟发现的铁剑上刻着“辛亥”纪年，如将此辛亥年确定为公元471年，那么日本在公元5世纪后期便拥有了与中国相同的纪年方法。
《日本书纪》中记载了钦明天皇十四年，百济的历法博士来日，推古天皇十年（602），百济僧人观勒传入历书。
这样，在公元7世纪前期，有关天文地理的知识便传入日本，在年月日历法计算方面，日本终于进入了“中华圈”。
中国传来的历法中将太阳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春天分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天分为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天分为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冬天分为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将一年分为二十四节气，每节气分为十五日，如此井然合理的自然观在日本民间被广为接受。
此外，另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组合，形成甲子、乙丑等六十个组合，按其顺序来定年、月、日，稻荷山铁剑便是此例。
日本汉字与汉文的学习
在与中国、朝鲜的国际交往中传入日本的汉字，是在中国形成并成熟的表意文字。
日本人学习汉字的读法和写法，掌握每个汉字的意思。
当时的渡来人能够直接阅读汉语文章，但是生活在与汉语不同的语言环境中的日本人，开始根据每个汉字的意思来标记日语的符号，并且还将汉字作为表音文字来标记固有名词。
这样，汉字便兼具了汉语的发音——“音”，和表达意思的“训”，如此一来，日本人便可以用“训”来阅读汉语文章，“训读”方式得以快速发展。
将构成汉语文章的一个一个文字，尽可能地用“训”来读，同时配合日语的语序，便能够快速用日语进行汉语文章阅读，后世，这种被称为汉文训读的特殊的外语解读方式逐渐得以成熟和完善。
对于汉语文章中的文字，该文字是用“音”来读还是用“训”来读，与之相应的记号标识，以及汉字转读为日语时必要的指示助词和活用词尾的符号，这些都被制定出来并规定了详细的使用规则。
在汉语文章中加入的关于读法的提示以及各种各样的记号，一般都用朱笔标记并且统一称之为“训点”。
学习中国典籍的日本人，在跟随老师学习“训点”后便能够解读中国文章了。
另外，“训点”方式后来也产生了博士家训点、东大寺训点、兴福寺训点等诸多流派。
“训点”在佛教经论的解读方面也被广泛使用，此后，随着片假名的普及和送假名的使用而得以逐渐简化，进入近世以来，返点、送假名等应用的成熟促成了汉文阅读方式的最终定型。
伴随着汉文训读方式的产生，用日语思考、用汉文记述变得简单，此外，使用汉字作为表音文字进行表记、与使用表意文字的训读组合，再加上日文的书写，使得自古以来流传民间的歌谣和日文歌曲得以用文字记录下来。
汇集了四千五百多首歌的《万叶集》、记载了日本神话和皇室传承的《古事记》以及记录了地方风土和传承的《风土记》都先后被编纂问世。
汉字灵活多样的使用方法，赋予七八世纪的日本文化以极大的活力，在此期间完成的《万叶集》《古事记》《风土记》等书籍，构成了此后于十世纪全面展开的日本古典文化的重要基础。
日本律令的制定
六七世纪日本的当权者们通过学习隋、唐的制度，实现了社会的快速发展，构筑了统一的国家，其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对中国律令制度的摄取。
现在所知最古老的律法是1975年在中国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的秦代墓中发现的千片竹简中所载的秦律，其中也引用了比秦更先进的魏国的律法，据此可推测，在战国时代的中国，法律的制定曾经达到了非常先进的水平。
汉代以后，在儒教的影响下，律法中的令逐渐受到重视。
规定犯罪及相应处罚的律，规定官僚机构等国家制度的令，以此二者为主体的律法体系在西晋时期得到整合。
隋、唐的统一国家继承了此前的律法制度，律令在唐朝前期便达到了完备成熟。
高祖的武德令，太宗的贞观令，高宗的永徽令、麟德令、仪凤令，武则天的垂拱令，中宗的神龙令，睿宗的太极令等，历代皇帝都会适度改定律令，玄宗在开元年间曾经三次改定并实行开元令。
在日本，从七世纪后期到八世纪中期开始推动律令的编纂和实行。
最初的是天智天皇的近江令，此外还可以举出天武天皇的净御原令，当然围绕此二令的制定和实行还有些许疑义。
律与令得到完备的是文武天皇的大宝律令和其后元正天皇的养老律令。
日本的律令虽然是以唐的律令为范本编纂而成，但并非唐律令的翻版，其中一些部分强调了当时天皇超脱的个性及重视天皇的宗教性禁忌等。
新罗、渤海等国家当时全面接受了唐的制度而并未进行本国律令的编纂，与此不同，日本虽模仿唐制但却独立制定了本国律令并积极推行。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律令的依据是国家社会的基本性规范——礼，其根本是作为礼的补充来进行制定完成的。
与此相比，在当时对于礼尚未完全自觉的日本，模仿学习中国的律令无疑还是存在较多困难的。
例如，有关婚姻的法律条文，中国与日本的家族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模仿中国律令制定的条文与日本的实际情况有很大脱节，最终成为纸上空谈。
在经过四次编纂的律令当中，近江令、飞鸟净御原令没有传下来，由于养老律令的推行，大宝律令在天平时代初期散佚，但是在平安时代完成的养老令的注释书《令集解》中引用的“古记”等内容，大宝律令的许多条文得以复原，一般认为，大宝、养老两律令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差异。
日本大学的制度
构成律令之根本的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特别重视能明辨是非的官吏对愚民的指导和教化。
因此，在律令制度的运营机制中，官吏们被要求学习诸多经典、深化知识结构、修炼个人品德，如此，具有卓越的文笔才华便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在世界上的古代中世国家中，文笔技能的供求多与宗教组织相关，寺院、修道院的神职人员随侍帝王左右、起草诏书，制定各种法律作为审判的标准，书写年代记使权力行使正当化，制定行政事务的规范。
但是，中国早早地便将文笔技能世俗化，在宗教组织范围之外培养民众的文笔能力。
在诸多方面模仿中国并将其制度化的日本，把汉字知识作为外来文化的核心，因此，祭祀神祇的固有宗教与文笔之间并无关联，文笔才华与能力由国家机构实现了自给。
集中于大寺院中的佛教僧侣们虽然具有高超的文笔技能，但与国家的文笔事物之间是泾渭分明、毫无关联的。
律令国家的机构当中，与外来知识学问相关的部门有：
设置于中务省下的阴阳寮、式部省下的大学寮以及归属于治部省的玄蕃寮。
阴阳寮主管天文历法和阴阳道的技术、利用高深的专业知识进行占卜。
治部省的玄蕃寮主要保管僧尼名册、履行监督寺院一应事务的职责。
大学寮主要负责购读中国典籍、培养具备儒教思想的律令官吏。
大学寮依据大宝令以教授儒教经典的明经为本科，设置博士一人、助博士二人负责教学传授，学生四百人。
学生们首先需要学习汉字发音和书写方法以及简单的算术。
在修习完基础科目后，进入本科学习明经科目。
明经课程中首先学习《孝经》《论语》，然后在《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等七部儒教经典中选取一部修习至精通。
除此之外，还有学习其他专业性知识的学生，例如为了培养具有专业律法知识的官吏还开设了“明法”科目。
进入平安时代后，大学寮的明经由于抽象性的理论论争较多逐渐为上层贵族所疏远，而培养律法专家的明经也同样缺乏学术魅力;以中国史书《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讲读为中心来获得有关中国广博知识的“记传道”以及学习宫廷贵族文学修养基础的《文选》《白氏文集》等诗文的“文章道”引起了学生们的普遍关注和兴趣。
日本汉文学的兴盛
在学习过中国古典文化的贵族们中间，通过汉字创作汉诗、书写汉文成为当时的时尚。
完成于公元751年的日本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收录了宫廷活动中64人所创作的共120首汉诗，与收录了日本诗歌的《万叶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表明了奈良时代的文化重心集中体现在汉诗文和佛教等外来文化层面。
在平安时代初期的嵯峨天皇时代，汉风文化达到顶点。
公元814年（弘仁五年）成书的《凌云集》是日本最早的敕撰汉诗集，共收录24位作者的91首汉诗，其后同样奉嵯峨天皇敕令编纂的《文华秀丽集》完成于公元818年，收录28人的共148首汉诗，此后更有完成于公元827年（天长四年）的淳和天皇敕撰汉诗集《经国集》，共收录178人的917首汉诗。
可以说，这一系列敕撰汉诗集是在奈良时代达到顶点的中国文化摄取在九世纪初开花结果的具体体现。
体现这一动向的还有高僧空海（774—835）。
年轻时，空海便写就了《三教指归》，通过文学方式表现了个人的思想阅历和认知。
其后他于公元804年入唐，在唐期间努力修习诗文，归国后更是创作了大量的汉诗文。
空海的诗文集《遍照发挥性灵集》为后世所熟知，另外他还著有《文镜秘府论》阐述其独特的文学论，编纂日本最古老汉字字典《篆隶万象名义》，对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另外，模仿中国的传统编纂而成的日本正史，在《日本书纪》之后还有《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等史书，支撑此类编纂工程的正是盛行于平安时代的“记传道”学问。
与“记传道”同期并吸引贵族阶层关注的是“文章道”，代表这一潮流的人物是菅原道真（845—903），作为学者而闻名后世的菅原道真也曾作为政治家活跃于朝廷政坛，后因藤原氏的打压而失势;从其被收录于《菅家文草》《菅家后集》中的作品可以看出其诗文已经摆脱对中国诗文的单纯模仿而打开了日本风格汉诗文的世界。
菅原道真在国史编纂方面也发挥了自己卓越的才华，他将六国史的记述进行条目分类并重新编成《类聚国史》，作为支撑日本贵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2
因为中国的文明和帝国以不间断的连续性持续到近代，所以，它们控制了东亚，而西方却没有一个国家能控制西方。
因而，在东亚，没有发展起在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所盛行的那种政治和文化的多样性。
只有遥远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个例外——在这里，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农业是不可能的，因此，游牧民发展起一种独特的、非中国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
对比之下，在邻近的越南、朝鲜和日本，却不存在气候方面的障碍，因此，农业得以发展，中国文明得到传播。
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国巨人的支配，因此，在东亚历史和世界历史上，起到了相应的更为重要的作用。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响，这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为相似。
然而，日本诸岛比不列颠群岛更与世隔绝：
它们离大陆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峡只有五英里宽。
日本人在被美国人打败之前，仅于13世纪受到蒙古帝国侵略的严重威胁。
因此，可以说日本人离大陆非常近，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得到益处;但又可以说非常远，可以随意选择和拒绝。
事实上，日本人对从国外引进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和警惕。
尽管日本人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善借用的民族，但由于所处的与世隔绝的位置，他们较之其他任何人数和发展水平与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独立地发展起一个更大部分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一、中华文明对日本的巨大影响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来的蒙古种人的一支。
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
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
其首领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为全民族的神。
6世纪的隋唐起，中国文明大规模传入日本，这一氏族组织遭到破坏。
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与基督教在欧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全相同的作用。
学者、教师、工匠和僧侣从大陆渡海而来，随身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
而那些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回国后所起的作用更为重大。
他们对变革的推动，最终导致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它试图以中国唐朝为模式，将日本改变成中央集权制国家。
按照中国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区，由从天皇那里取得权力的总督和地方行政官统治。
此外，以天皇名义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户耕种。
新的拥有土地的耕种者需向中央政府纳土地税和劳务税，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后者有时包括服兵役。
施行这些和其他一些变革的目的是加强帝国的权力，而且，他们是在与前氏族组织相比较后才这样做的。
但实际上，日本天皇离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当然首脑相差甚远。
强有力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中国式的、最终将导致其垮台的行政机构做出某些变更。
虽然任命官员可能同中国一样要通过考试，任人唯贤，但实际上旧贵族仍成功地获取了显要地位和权力。
同样，旧贵族还保留着大片土地;而这些土地通常是免税的，成为国家行政体制外的采邑。
在这期间，藤原家族完善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
他们实际统治国家，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
而天皇则过着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世世代代有人继承，延续不断。
这种双重政府体制在中国是没有先例的，始终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来，直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上同样改变了中国的模式。
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明了他们自己的书写体系;
借鉴了儒家学说，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调整了它的政治学说，以适应他们的社会结构;
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受了佛教，但对之作了修改，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精神需要。
以长安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后在京都建立了帝国新都。
但十分清楚，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都具有日本的特征。
帝国朝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和艺术活动的中心。
11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说《源氏物语》中，以轻快的笔调描写了宫廷生活。
但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一个日渐颓废、完全热衷于追求美感和肉欲的社会。
这种堕落在12世纪中变得更为严重，它有助于新的封建时期的到来。
那时，政权从帝国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的手中。
二、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的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体制，对日本长期有效。
但到12世纪时，这种体制被日本的种种封建制度所破坏和取代。
一个原因是，各省统治者太喜欢优美的京都，往往将他们的权力和职责授予地方部属。
另一原因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对土地总是垂涎欲滴，经常用武力强占土地。
这些倾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意味着拥有耕地的农民的捐税负担增加。
这导致有地的农民被迫将自己连同土地一起交托给拥有采邑的贵族。
这样，他们可以免税，并得到保护，但却因此变成农奴。
结果，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只是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权力被新的农村贵族所接管。
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的瓦解，农村贵族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军事力量。
大化改新规定所有20岁到60岁的男人服兵役。
但这些应征士兵必须自带武器和粮食，而且还不免除固定的捐税负担。
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于739年被废除。
国家军事职务通常由软弱的宫廷贵族担任，只是挂挂名而已。
结果，反对北方边境虾夷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指挥。
他们已成为骑兵武士，其军事战斗力逐渐增强，最后完全超过了帝国军队。
这时，在这些农村贵族和他们的侍从，即武士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关系。
这种关系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为基础——武士在法律和礼仪上享有特权，但反过来必须绝对效忠于他们的封建领主。
到12世纪末，日本已由相互竞争的各封建领主集团控制。
一段时期内，藤原氏通过利用他们所具有的力量帮助一方或另一方，还能维持势力均衡。
最后，源赖朝在这些封建领主中获胜。
1192年，天皇任命他为"征夷大将军"（征服蛮族大元帅），并有权指定他的继承人。
作为大将军，赖朝是全军的总司令，负责王朝的内外防御。
赖朝定镰仓为大本营，以天皇的名义控制全国;天皇则继续留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
正是在镰仓幕府时期，蒙古人分别于1274年和1281年两度入侵日本。
两次入侵，蒙古人都登上了日本领土，但均遭到日本人的顽强抵抗，后被大风暴击溃。
日本人认为，是神的干预解救了他们，故称这些风暴为"神风"。
1333年，主要由于朝廷的阴谋诡计以及武士阶层中不断增长的不满，镰仓幕府灭亡。
这时，足利尊氏获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但他们的权力始终只限于京都及其近郊。
在日本其他地区，地方封建主为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而你争我夺。
结果，是大地主即"大名"的兴起。
16世纪初，这样的大名有几百个，他们都企图获得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三、日本的后撤与孤立
大名控制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手工业之外，农业也取得了重大的技术进步，国家某些地区的亩产量明显地增加了一倍，甚至两倍。
生产率的提高使贸易更加繁荣，使物物交换转变成货币经济。
15、16世纪，在各战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庙所在地，城镇逐渐形成。
在这些城镇中出现了日本的行会即"座"，它们同西方的行会一样，企图得到某些货物的生产或运输的垄断权，得到从事某种贸易或职业的垄断权。
他们向地方当局缴纳酬金，以此获得这些垄断权，从而为行会成员争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日本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加快了内外贸易的进行。
早在12世纪，富有进取心的日本人就已开始大胆地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
他们渐渐扩大了活动范围，到15世纪后期，这些海盗兼商人已活跃于整个东南亚。
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布各地，尤其是分布在中南半岛、暹罗和菲律宾。
如早些时候在西方类似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消弱日本的封建制度。
如果这一趋无间断地继续发展下去，日本很可能步西欧之后尘，发展成为近代拥有海外帝国的、统一的民族国。
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与外界隔离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
它阻止了日本扩张主义的自然进程。
如果西方人没有出现，日本人很可能在台湾和东南亚各地区获得立足点。
然而这时，西方海上军事技术的明显优势以及西方传教士在日本各岛上的惊人作用，使日本人感到惊恐。
为此，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锁国政策，使日本撤回到几乎完全与世隔离的境地之中。
锁国政策规定，所有传教士必须离开日本，其信徒必须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
结果，所有外国人不得不离开日本，只有少数中国人和荷兰人例外，他们获准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在九州岛上的长崎港经商。
另外，锁国政策禁止日本国民出国，违者处以死刑。
这样，日本开始了两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
最终结果，日本没有成为近代扩张主义的民族国;相反，德川幕府锁国政策的"围墙"，挡住了外界的影响，保护了日本的封建制度。
日本同中国一样，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
不过，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
日本并不像中国，没有形成极强大的、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德川幕府只是弥补了裂痕，因此，19世纪西方入侵时，与中国不同，日本能作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像当年快速吸纳中华文明一样，现在又快速地拥抱西方文明。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3
在5世纪初,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
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室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
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正是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至5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3世纪末，百济博士王仁把中国儒家典籍《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传至日本。
5世纪，日本贵族已经能够较好的运用汉字了。
继体天皇7年（513年），建立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交待制度，要求百济定期向日本派遣谙熟儒家典籍的汉学家，以后又增加医博士、历博士、天文、地理和阴阳五行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成为“万叶假名”。
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
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__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
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__平假名。
8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辛，东渡日本。
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还创立律宗佛教，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人民对鉴真的贡献给与极高的评价：
“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
大化改新以后，律令制国家全力吸收中国文化，在历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学问僧随行，例如第二次遣使随行学问僧多达20余人，创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师（空海）和创建天台宗（法华宗）的最澄等高僧都是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日僧。
为了更好地扶持和奖励佛教，天皇政府将佛教纳入国家事务之中，设立专门的佛教统制机构，任命僧侣首领，规定寺院制度，佛教成为官方宗教。
8世纪初，日本先后编成两部历史巨著，一为《古事记》，一为《日本书纪》。
前者共三卷，上起神代，下至推古朝，以日本文体为主，杂有汉文，其中歌谣和专有名词是用万叶假名写成的;后者三十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统天皇，采用中国正史体裁，用汉文写成，这是日本最古的两部史书。
到平安时代（794-1185年），又先后编成《续日本书籍》、《日本后记》、《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合称《六国史》。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出云风土记》、《播磨风土记》等。
日本最初的陶器是在奈良时代，模仿中国的唐三彩制造的，采用了称为“奈良三彩”的白、绿、茶色的釉彩。
真正烧制陶器是在镰仓时代，濑户一个叫藤四郎的人从中国引入了技术，制造水壶、香炉、佛具等。
以后直到室町时代，除了濑户以外，信乐、常滑、丹波、备前、越前等地也能制造陶器了，被称作日本的六大古窑。
据传，古时中国的三弦乐器经由琉球（现在的冲绳）传来日本，这就是日本的三弦琴。
三弦琴琴长约80公分由两部分构成，即共鸣箱（兽皮蒙在木框架上做成）和带有三根弦的琴杆。
日本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建筑的形式亦不例外，尤其是中世纪的日本建筑。
其可分为三大样式，即和式建筑、唐式建筑、及天竺式建筑。
而其中所谓的唐式建筑即是源于中国宋元一带的建筑样式。
而宋元文化中又以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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