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禄村小地主的最优选择是初始禀赋点,表现为整天闲混;而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最优选择则离开了初始禀赋点,表现为自己多工作,少闲暇。
因此,依据上述效用极大化模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W≤3MO/RO的条件下,禄村小地主选择整天闲混的生活,其原因是他们对闲暇有强烈的偏好。
这就把问题推演到一个新问题上:
如何解释禄村小地主的偏好?
为什么禄村小地主的偏好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如此大的差别?
这是效用极大化模型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效用极大化模型只能以给定的偏好(或效用函数)为前提条件,然后进行逻辑推演。
由于人的偏好不仅与生理因素有关,它还是文化熏陶和塑造的结果,故我们需要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对行为者的偏好作出恰当的把握与分析,才能建立具有解释能力的效用极大化模型。
三、禄村小地主的生活态度:
“宁愿少得,不愿多劳”
我们现在来看费孝通先生如何从偏好的角度解释禄村小地主的行为。
费孝通直接从这些小地主的生活态度入手,生活态度属于偏好的范畴。
费孝通观察到这些小地主的生活态度是“宁愿少得,不愿多劳”,他们不追求欲望满足的最大化,而是追求身心痛苦的最小化。
这种精神体现于经济活动,形成的经济是“消遣经济”,以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1](pp.318-320)。
费孝通的逻辑是:
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无非是以最小痛苦换取最大满足;但实现这一目的却有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方向落脚在欲望的满足上,另一个方向落脚在避免痛苦上,这两个方向都可以言之成理,结果却大相径庭。
如果一个人把欲望的满足看作幸福的来源,他就把人生的意义放在追求欲望满足的最大化上。
这样一来,他势必让自己的欲望加速扩张,他依赖于外部资源满足的欲望也因之愈来愈扩大。
他愈想享乐,愈须生产,耐苦劳动。
人生若在这个方向上作努力,走到极端,即是把利润和积累财富当作人生的目标,消费不再成为生产的目的。
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
不过,从现世的观点来看,以利润和积累财富作为生活的目的,其实是违背了把欲望满足作为幸福来源的生活态度。
所以,韦伯说,资本主义精神不是来源于现世的欲望满足,而是扎根在基督教的精神信仰之中。
基督教在尘世之外另设天堂,把痛苦和快乐两端用肉身的生死作分界。
今生是苦,来世是乐,今生只要不知疲倦地埋头于生产,有上帝作保证,死后进入天堂有永久的无穷快乐。
如果一个人持有此种信仰,那么,追求欲望满足的最大化就有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在今生追求财富积累的最大化,另一阶段是期望来生能享受天堂里的永恒快乐。
如果我们只看他在今世的表现,不看他对天堂的企盼,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这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费孝通称之为“无餍求得”的精神[3](p.302)。
另一种生活态度是不着眼于欲望的满足,而着眼于避免身心的痛苦。
从这种观点来看,欲望的满足不是幸福的源泉,因为欲望的满足是以付出劳作辛苦为代价,而新的欲望却又随即产生,带来新的痛苦。
如果欲望本身不受节制的话,这种由痛苦到满足、再到新的痛苦的过程,将永无尽头,人生就成为一个无涯的“苦海”。
这种想法引导着人向限制欲望入手,产生了一种新的打算。
因为欲望本身是可以伸缩的,因之人们可以减少欲望,以便尽可能免除劳作的辛苦。
人们若以这种态度看待人生,则走上了清心寡欲、淡泊悠闲的路子,也就是追求身心痛苦的最小化。
在这条道上走到极端,则涅槃出世,把这臭皮囊一并不要。
费孝通认为,这是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普通人的人生态度。
如费孝通讲述的一个例子:
“禄村的宦六爷在收割时节对他三十多岁的儿子说:
‘明天你不要上街,帮着掼一天谷子罢。
’他儿子却答道:
‘掼一天谷子不过3毛钱,我一天不抽香烟,不就省下来了么?
’第二天,他一早又去城里闲混了。
他父亲请了个帮工在田里干活。
至于他那一天是否真的没有抽烟,我不知道,可是他父亲既然请人代劳,他总得在别处省3毛钱的花费。
在他看来,以减少消费来避免劳作,是很能成立的,别人听来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多赚钱也不过多花嘛。
’意思是多花钱不见得比少花钱好,可是多费力却不如少费力。
”[1](p.320)
这种“宁愿少得,不愿多劳”的生活态度,引导着那些靠土地租金也能生活的禄村小地主们脱离农业劳作,转向在闲暇与消遣中寻找生活的乐趣。
费孝通认为,这种生活态度同中国文化中的知足安分精神是一致的,是知足安分精神在经济行为上的表现。
“知足”为人生的物质追求画出了一条控制线,“安分”则是在这一条控制线之内去求人生的快乐。
这种精神产生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匿乏经济”之中。
“匿乏经济”的特征是社会的物质基础被客观环境限制住了,迫使人们的生活方式迁就于既定的环境和有限的资源,所谓“修己以顺天”,也就是控制自己的欲望以应付有限的资源。
在这个方向上,儒家和道家,还有后来的佛家,为中国人在内心世界开辟出超越物质资源约束直达人生圣境的道路。
禄村小地主们的闲昆与消遣,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熏陶出来的[3](pp.304-305)。
四、效用极大化的两个方向
按费孝通的逻辑,一个人在追求效用极大化时,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欲望满足的最大化,另一个方向是身心痛苦的最小化。
这两个方向正好相反,分别对应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
笔者就此再作进一步的解释。
欲望满足的最大化是指个人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如自身的智力、体力与冒险精神),创造出尽可能多的新资源,以便不断满足自己的新欲望。
如果一个人在这个方向上下功夫,虽则他的欲望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但却要不断地消耗体力,耗费智力,甚至承担生命风险。
这些都是身心上的痛苦。
所以,欲望的满足是以付出相当的身心痛苦为代价的。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的基本结论是:
当一个人在劳作上的边际痛苦等于欲望满足的边际效用时,他就在约束条件下达到了效用极大化。
可是,一种欲望的满足之时,是另一种新欲望的产生之始。
所以,静态的最优状态并不是他的极乐圣境,因为它阻止不了新欲望的产生,也按捺不住新欲望的冲动。
因此,在这个方向上,一个人必须永无止境地劳神费力,不停地积累财富,以求不断地打破约束条件,满足日新月异的欲望冲动。
效用极大化的另一个方向是追求身心痛苦的最小化。
如果一个人在这个方向上作努力,他首先是给欲望设定一个限度,如“温饱”、“小康”等,此谓知足。
在这类人看来,上述追求欲望满足最大化的人是不可理喻的,“非理性的”,是以永无尽头的身心痛苦去追赶那永无止境的欲望,这样的人生毫无意义。
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把欲望一刀两断,图个身心的自由自在。
不过,人既有肉身,欲望也就不能完全割断,只能为欲望的满足设定一个限度,超过限度的欲望不列入考虑之中。
自限欲望的结果,是身心的解脱,身心有了闲暇,便能在人生中开辟出新的道路。
谁能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是我们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意境呢?
当一个人进入到恬静、淡泊、悠闲的意境之中,而无须强迫自己自限欲望时,他就自觉地走上了追求身心痛苦最小化的路子。
上文所言效用极大化的两个方向,对应着现实世界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文化。
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欲望满足最大化”对应于不断拼搏的人生方向,这是西方文化里的生活态度;“痛苦最小化”对应于调和、持中的人生方向,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生活态度[4](pp.60-62)。
五、进一步讨论:
经济学理论的本土特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费孝通对禄村“消遣经济”的解释说明了一个基本道理:
处于具体文化背景中的人类行为有两个特征,一个特征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极大化,另一个特征是朝某个确定的方向作效用极大化。
前一个特征为各民族及各种文化环境中的人所共具,反映了人类行为的共性;后一个特征则与生活中的特定文化有关,反映了文化的特殊性。
因此,当我们用效用极大化模型解释禄村小地主的行为时,需要将效用极大化方法同禄村小地主的人生目标与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才能建立完整的理论模型。
这样建立的效用极大化模型具有本土特征,它描述了中国文化里的生活态度、人生追求与行为选择,它能够解释类似于禄村小地主的中国人的行为,但不能解释西方文化里的新教徒的行为。
推而广之,虽然经济学的方法(指效用极大化范式、均衡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是一般化的,可以应用于任何民族和任何文化背景之中;但将这一套方法运用于研究具体民族、具体社会的具体现象时,则需要与该社会的文化相结合,由此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因而也具有本土特征。
我们所说的“经济学理论的本土特征”,与林毅夫所说的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有所不同。
林毅夫认为,为了使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走向国际化,除使用规范的研究方法之外,一个重要条件是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的本土化[5](p.17)。
我们所说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本土特征”不仅包含研究对象的本土化,而且指建构的理论模型必须与中国人的行为特征相契合,即与中国文化的特征相契合。
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学需要与国际接轨的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科学规范,而当我们用经济学方法建立解释中国经济与社会现象的经济学理论时,所面临的问题就不是“国际接轨”的问题,而是如何立足于中国人的行为特征和中国本土经验的问题。
如为了解释禄村小地主的闲混行为及其形成的“消遣经济”现象,在我们建立效用极大化模型之前,就需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分析这些小地主的偏好(即费孝通所说的“生活态度”),把握到他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是痛苦最小化,才能建立有解释能力的效用极大化模型。
由此观之,目前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现象,如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普遍重数理模型轻经验事实,重欧美文献轻本土经验,重西方理论轻中国文化,看似与国际接轨,实则无助于中国经济学研究走向国际化,更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罗德明副教授对本文提出了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特此致谢!
)
注释:
①笔者在作进一步的论述之前,首先要说明“中国文化”在本文的涵义。
中国文化包含多个层面和多种流派,李亦园曾将中国文化分成上层士绅文化和下层民间文化这两个层面,前者称之为文化的大传统,后者为小传统。
本文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未受西方文化大规模影响的传统中国文化,并且是指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文化层面。
参见李亦园《从民间文化看文化中国》,载《中国文化》(香港),1993年第10期。
②图1中,最优选择点E远离初始禀赋点A,A点落在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上。
③图2中,最优选择点恰好在初始禀赋点A,A点落在他能消费得起的最高无差异曲线上。
参考文献:
[1]费孝通.禄村农田[A].费孝通.费孝通文集:
第2卷[C].北京:
群言出版社,1999.221—432.
[2]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
三联书店,1987.
[3]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A].费孝通.费孝通文集:
第4卷[C].北京:
群言出版社,300—313.
[4]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5]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J].经济研究,1995,(10):
13—18.
作者简介:
曹正汉,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浙江杭州310027)
原载《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杭州),2005.6.45~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