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编版高中历史下册医疗与公共卫生二古代西方的疫病与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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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编版高中历史下册医疗与公共卫生二古代西方的疫病与影响
本专题全文引自“历史课标解析与史料研习·经济与社会生活”（复旦大学出版社，何成刚主编），经何成刚老师授权发布。
内容仅供参考，如引用，请以实际出版物为准。
诚挚感谢何老师对中学历史教学园地的大力支持!
选择性必修二经济与社会生活
专题六医疗与公共卫生
古代西方的疫病与影响
1.古希腊罗马的疫病与影响
人类自群居以来，就开始了同疾病这一“文明”伴生物的斗争。
古希腊罗马文明被誉为西方文明的源泉，在古希腊罗马的历史上，都不乏疫病的侵扰。
公元前431—前404年，希腊世界最为强大的两个城邦——雅典与斯巴达——发生了战争。
战争开始的第二年，一场大瘟疫侵袭了雅典。
病症来势凶猛，病人发热，极度口渴，舌头和喉咙充血，身体皮肤的颜色红中泛灰，最后长出脓疱溃烂。
各阶层的人都会得这种病，包括富人和穷人。
医生们无能为力，他们自己也因此而死。
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猩红热，可能因为这种传染病第一次在地中海流域出现，所以极为致命。
王旭东和孟庆龙在《世界瘟疫史》（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4页）一书中认为，尽管至今尚未找到公元前430年及其前若干年内北非一带曾发生瘟疫流行的佐证，人们对修昔底德提供的瘟疫来自北非这样一种传闻还是认可的，因为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为一部信史，已经在1877年被考古学家所证实。
其次，公元前525—前404年，古埃及正被波斯统治，如此波斯帝国统治范围内的人员往来密切，这样便为疾病自北非向外扩散提供了途径。
再者，希波战争后雅典帝国的建立，使原本就已发达的海上贸易日益繁荣昌盛，令雅典本土同殖民点的交往更为频繁，从而成就了瘟疫能够首先在雅典著名海港比雷埃夫斯登陆这一事实。
至于这场疫病的结束，修昔底德用“突然”一词来形容。
从现代医学及流行病学角度分析，雅典瘟疫之所以停止蔓延并最终消退，完全在于死亡直接导致城区相对空间内人口密度的降低；战争形势深入发展令雅典一方出兵远征频度增多，客观上向外疏散了城区人口；火化病尸，直接减少了病体传染源对活着的人群继续传染的几率；染病痊愈者自身产生了抗体，形成免疫群体切断了瘟疫传染链等等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英国学者卡特赖特、比迪斯在《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周晓政译，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6—8页）中认为，瘟疫给予了雅典同盟以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
瘟疫肆虐的时间很短，但死亡人数很多。
可能至少有1/3到2/3的雅典人死亡，包括雅典著名的将军伯利克里。
雅典不仅损失了大量的军队和优秀的统帅，而且导致自身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无法做出明智的战略决策。
更可怕的是，灾难导致了人们的精神崩溃，使城市居民士气消沉，尤其是破坏了海军的战斗力，这就使雅典不能对斯巴达进行强有力的打击。
战争在拖延了27年后，到公元前404年以雅典战败告终。
刘榕榕《试析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瘟疫问题》（载《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第6期）一文认为，瘟疫一方面给雅典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和混乱无序的社会秩序及信仰和道德的沦丧；另一方面则暴露出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错误的战略决策，造成雅典同盟的分崩离析、经济来源的切断和远征海军基地的丧失。
雅典瘟疫全方位地影响着雅典历史的进程。
这次瘟疫的发生直接导致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雅典流行的瘟疫对雅典帝国的垮台有影响，而战争本身也极大地削弱了希腊城邦的力量，使得进入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希腊诸邦面对北方马其顿王国的入侵时，毫无还手之力，对其后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在世界古代史上，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影响的久远，最惊人的事件之一是罗马帝国的覆灭。
对帝国覆灭的原因，历史学家过去争论了许多年。
主要出现了人口下降论、种族混杂论、土壤枯竭论、基督教影响论等，近些年来又出现了气候变化论、铅中毒论、军权嬗变论、环境恶化论等。
尽管这些观点各有侧重，甚至存有分歧，但国内外学界目前一致认为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综合性结果。
在众多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中，瘟疫也是导致其衰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国学者罗伊·波特在《剑桥插图医学史》（张大庆等译，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13页）中认为，罗马的征服把马其顿和希腊、塞琉古王朝的亚洲部分以及埃及纳入自己的版图，使已知世界的大部分和大多数的致命病原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自2世纪起，疾病开始侵袭整个帝国和罗马本土，给罗马及其周围地区带来了灾难。
总之，在公元200年后，流行病的流行和蛮族入侵，最终打倒了罗马帝国。
王延庆《瘟疫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载《齐鲁学刊》2005年第6期）一文认为，罗马历史上有三次大瘟疫——塔西佗《编年史》记载的公元65年大瘟疫、公元前167年的“安东尼瘟疫”（又称“盖伦医生疫病”）和公元250年的西普里安瘟疫。
当然，除了这三次大的瘟疫外，还有诸多其他瘟疫发生。
这些周期性爆发的瘟疫对罗马帝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对其人口、经济、军事、政治，还是对宗教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第一，瘟疫导致罗马帝国人口大量减少和人的体质的下降。
瘟疫最为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
西罗马帝国的人口大概从帝国早期的7000万减少到帝国后期的5000万，瘟疫显然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瘟疫大大影响了罗马人的体质，致使人口出生率降低，使人口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恢复，而人口的大量减少又会成为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出现的诱因。
第二，瘟疫导致了罗马经济的衰退。
频繁爆发的瘟疫导致了整个帝国不断出现饥荒和通货膨胀，造成了罗马经济生活的极度混乱，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
罗马帝国时期，在生产技术和资源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进步和提高，所以人口的下降就意味着粮食和商品生产的减少。
同时，由于瘟疫肆虐带来的人口和耕畜的大量死亡，使整个帝国的土地出现了大面积的抛荒，农村在粮食收获的季节无人收割，从而出现了可怕的大规模饥荒。
第三，瘟疫严重削弱了罗马的军事实力。
频繁发生的瘟疫造成的人口大量减少直接导致其兵源供给不足，这就迫使罗马帝国政府不得不大量使用蛮族人（主要是日耳曼人）雇佣兵，造成了军队的“蛮族化”。
并进一步影响了罗马战略的重大变化。
其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帝国不再向东扩张，二是对由日耳曼人马考曼尼发动的侵略的征讨推迟了4年，这是罗马帝国军队第一次没有立即发动战役驱逐蛮族的侵犯，而是允许他们居住在帝国的边境。
此后，罗马帝国由战略进攻完全进入了战略防御。
第四，瘟疫还造成了罗马帝国政局的动荡和混乱。
首先，瘟疫造成的局面混乱，为野心家的争权夺利创造了机会。
蛮族人所占比例上升导致在对外战争中军队组织纪律涣散、将帅不和等许多问题的产生，也为3世纪后期蛮族将领拥兵自重、觊觎皇权埋下了祸根。
安东尼王朝以后，由于军队的混乱，统治集团内部篡权夺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战，使整个帝国几乎处于瘫痪和瓦解状态。
第五，瘟疫导致道德信仰陷入全面危机，助催了基督教的兴起和壮大，也进而改变了罗马帝国乃至以后西方的医学史。
瘟疫周期性的肆虐使罗马的医生们束手无策，导致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反对希腊医学的科学和合理的发展，迷信活动逐渐抬头。
面对瘟疫带来的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罗马人哀苦无告，只得转而祈灵于宗教。
对那些极度恐慌的受害者来说，基督教给予了他们在任何其他宗教信条中都找不到的希望。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把瘟疫作为帝国衰亡的唯一或者主要原因是过于简单化，但毋庸置疑的是，瘟疫确是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欧洲乃至人类的历史。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突然爆发了一场更大的瘟疫。
陈志强《地中海世界首次鼠疫研究》（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一文认为，这次瘟疫所造成的灾难远远超过了雅典大瘟疫和罗马帝国大瘟疫，其死亡的人数之多只有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可与之相比。
瘟疫源自埃及，于541年最早出现疫情，同年就传播到罗马，第二年即542年春季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爆发，随之维罗纳、马赛等城市也感染瘟疫，543年意大利全境和叙利亚等地成为疫区，此后，鼠疫随军队传播到波斯。
这次鼠疫先是在沿海城市和军营，后是沿海上航路、军事大道和商路四处流传。
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成为疫区，其中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罗马和马赛是重灾区，在百年内四度流行鼠疫，而西班牙东南部、高卢和北非地区三度爆发鼠疫，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沿海地区也两度感染鼠疫。
崔艳红《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载《史学集刊》2003年第3期）一文认为，这场瘟疫成为查士丁尼统治晚期社会急剧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542年大瘟疫造成了拜占庭帝国乃至整个地中海世界人口的大量减少。
第二，大瘟疫的横行导致整个帝国出现饥荒和通货膨胀。
第三，由于瘟疫、饥荒和通货膨胀导致了国家财政紧张和社会动荡不安。
第四，大瘟疫对拜占庭军队的影响也很大。
大瘟疫流行期间正值拜占庭帝国对波斯人作战，军队中因为瘟疫流行，大量的士兵病倒、死亡，作战连连失利，兵员短缺，继而加快了拜占庭军队的蛮族化的步伐。
第五，大瘟疫的流行加重了大土地所有者负担，激化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陈志强还在《“查士丁尼瘟疫”影响初探》（载《世界历史》2008年第2期）中认为，从精神生活方面看，大规模瘟疫往往产生深刻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人类防治疾病能力相对低下的古代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发生巨大变化。
一方面，瘟疫的高死亡率引发强烈的社会恐惧情绪，另一方面，由此导致普遍的绝望心理，特别是广泛出现的社会恐惧会改变人们正常的生活规律，导致人们对现存政治和国家看法的改变，进而导致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标准的改变，使人们或者更加笃信“上帝”，或者采取短视的生活态度。
民众对瘟疫产生的强烈的恐惧心理严重地扰乱了已有的观念。
社会习俗的改变也很明显，反映出人们在死亡威胁下宗教观念和生活观念的变化。
当时人所理解的价值观念，包括是非、善恶、生死等被无法理解的死亡恐惧所改变，通常流行的伦理道德也受到冲击，普通民众在混乱中悄然改变了生活习俗。
一些歹徒似乎改邪归正，而另一些则乘机作恶，一些人突然从善如流，另一些人则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社会生活一度陷入混乱，大大超出了基督教戒律的限制。
总体而言，“查士丁尼瘟疫”强化了拜占庭人对基督教的信仰，强化了正统基督教派在帝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2.西欧中世纪的黑死病及其影响
现代历史学家称14世纪中叶那场肆虐于亚洲部分地区、中东、北非和欧洲的鼠疫为“黑死病”。
当时人们对它还有其他许多称呼，包括“大瘟疫”“可怕的死神”和“世界大瘟疫”。
美国学者肯尼思·基普尔在《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张大庆译，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37页）一书中认为，这是已知的人类瘟疫第二轮传播中的第一次大流行，也是最具破坏性的一次。
随后瘟疫一波接一波反复发生，有时十分严重，直到18世纪。
在这场黑死病流行的后期，也曾发生过几次较轻的“瘟疫”，包括流感、天花和痢疾。
然而，依据当时对其症状的描述，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黑死病应当是一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一种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大规模啮齿动物流行病，经跳蚤传播给了人类。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黑死病表现为淋巴结鼠疫，但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它也会以肺鼠疫和败血症的形式出现。
卡特赖特、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周晓政译，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27页）认为，关于这场可怕的黑死病确切起源于何处，至今没有定论。
一种观点认为黑死病源于蒙古。
一个被传染了的蒙古人部落把病菌带到克里米亚地峡。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蒙古人把得病者的尸体扔进墙内故意传播的。
双方都死了不少人，蒙古人不得不撤围。
这个部落四处星散，把瘟疫传到里海沿岸，再从那里向北传到俄罗斯，向东传到印度和中国。
美国学者约瑟夫·伯恩在《黑死病》（王晨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7页）中指出，黑死病的源头是中国，俄罗斯人则宣称是“印度”，而大多人只是笼统地说“东方”。
现代历史学家大多同意威廉·麦克尼尔的说法，他认为腺鼠疫的病源地很可能在云南和缅甸一带或者满洲里和蒙古地区，在元朝时这两个地区都隶属中国。
张绪山《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一文认为，黑死病发源于印度的观点，与理相悖。
新航路开辟之前，印度同西方的往来主要有两条路线：
一是经波斯湾、两河流域、地中海东岸和叙利亚，然后经地中海抵达欧洲；二是经阿拉伯海进红海，然后经陆路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由此经地中海达欧洲。
如果说瘟疫先由印度发生，那么首先遭传染的应是西亚和北非广大地区，而不是南欧各国。
实际情况是，北非广大地区的瘟疫是由西西里经突尼斯传入的。
同样，黑死病发源于中国的旧结论也为新的研究成果所匡正。
在黑死病肆虐欧洲时，中国并没有出现大的瘟疫，因而谈不上向西传播的问题。
认为黑死病产生于中国，乃是14世纪人们的错误观念。
综合各家推论，李化成《瘟疫来自中国？
——14世纪黑死病发源地问题研究述论》（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一文倾向认为，黑死病起源于亚洲内陆、里海、黑海、中国和蒙古、南部俄罗斯等观点都有欠缺，而这些观点所指向的地区大致都是指以河中地区为中心的亚洲中部地区，几乎囊括察哈台帝国的全部，以及金帐汗国的东南部、伊尔汗帝国的东北部和元帝国的北部，具体疆域与1227年的成吉思汗帝国大致相合，所以用中亚地区作为黑死病的起源地更加适合。
再者，从环境因素分析，中亚大部分地区都远离海洋，这导致了降雨量的稀少，从而使得其气候异常干燥，展现给人们的总体地貌也是浩渺无垠的沙漠和草原，而这也恰恰成为鼠疫病菌安身立命的温床。
人类活动涉及了鼠疫自然疫源地。
蒙古铁骑在13、14世纪驰骋于亚欧大陆，为疾病的发生和传播创造了人为条件。
黑死病虽然没有摧毁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但毫无疑问这场疫病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张绪山《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认为，黑死病对欧洲社会的最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
中古城市人口集中，接触相对密切和频繁，卫生设备落后，卫生知识缺乏，遭受的危害最为惨烈。
现代人口学家对染病的广大地区的全面估计，欧洲人口8000万中死亡2400万—2500万，即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人口的大量死亡造成欧洲社会政治秩序的极大混乱。
在黑死病以前的二三百年时间里，欧洲各国政府都在艰难而缓慢地发展着管理机构，训练着所需要的各级官员，突然间数以万计的训练有素的官员被瘟疫消灭了，政府机构所受到的冲击是可以想见的。
一方面，为了使各级政府机构重新发挥它的神经指挥功能，不得不补充大量官员。
大批不学无术、愚蠢无能的虚伪奸猾之徒涌填到各级官衙。
这些人以其自私之动机趁瘟疫造成的混乱中饱私囊，极力搜刮民众膏血。
另一方面，幸存的普通民众也在绝望中转向了狂饮暴食和悠意纵欲。
毁坏劳动成果，谋财害命、欺骗、通奸、盗窃，已成通常之事。
在某些地方，无家可归的人和因饥饿而入绿林的土匪游荡纠合，大事劫掠。
庞大的国家机器在低效率中运转，社会政治秩序陷入动荡和混乱中。
常白在《非典型历史：
人类与瘟疫抗争的故事》（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第29页）一书中认为，黑死病使欧洲经济生活受到重创。
最大的问题是，心灵手巧的工匠在瘟疫期间大批死亡，许多工艺因此失传。
因此，手艺人变得弥足珍贵，比富人的身俭还高。
社会结构从而有所改变，一些原本地位低下的劳动者对社会事务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农民和手工业者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
农奴只要清偿了债务就能重获自由。
穷人被死亡震动了，他们开始想要享受生活。
无人照料的庄稼枯萎了，家畜饿死在畜栏里，一些驯化了的动物重归山林。
农庄变得稀少。
约瑟夫·伯恩在《黑死病》（王晨译，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65页）中认为，黑死病既杀死了需求者，也杀死了供给者，但总的来说短期内对某地的物资供给（包括货币）没有影响。
不过长期来看，它对供需、价格、劳动力工资，甚至货币数量和能获得的物资都有影响。
瘟疫杀死了需要和购买某些商品和服务的人，导致对它们的需求和短期价格的下降。
不过，对棺木、蜡烛、药品、裹尸布、医生、理发师外科大夫、公证人、掘墓人和神父等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上升。
它们的价格或报酬因商品的稀缺或从业者大量死亡而提高。
李荷《灾难中的转变：
黑死病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从文化史的角度指出，方言文学的兴起，拉丁语作为活语言的衰微，与黑死病也有相当的关系。
黑死病使欧洲学术界失去了许多学者。
就大学而言，剑桥大学的40位教授中死了16位，牛津大学的学生人数从3万人降低到6千人。
在欧洲大陆，30所大学中关闭了5所。
许多大学被迫放弃教拉丁语，主要是因为懂拉丁语的教师数量大为减少，来不及培训新人来顶替他们的位置。
由于许多有学识的人死去，学生在拉丁语方面得不到教育或教育不够，不仅给大学造成种种困难，也使拉丁语的使用大打折扣。
同时，为数不多的拉丁语教师全部受聘于为数不多的大学，给那些尚未上大学的学生在拉丁语教育方面留下了巨大的缺口。
大批懂拉丁语的教士在瘟疫中死去，很难找到什么人能够，也愿意教孩子们语法。
为了填补教士的空缺，教会任命了大批的教士，但这些人几乎是文盲，即使能读一点，也不懂其中的意思。
那些幸存下来的教士变得极度贪婪，只顾收取高额的费用。
这种情况虽然导致了拉丁语教育的衰落，却为整个教育体制的变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它促使教育变得更实用，更世俗化，向方言转化更快。
这些变化既包括欧洲普遍从拉丁语转向方言，也包括英国从官方语言法语向英语的转化。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主要力量，基督教大一统的局势一去不复返。
赵立行《1348年黑死病与理性意识的觉醒》（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一文认为，瘟疫动摇了基督教的正统神学，使其失去了在思想上的垄断地位。
它不仅使教会失去了在思想方面的专制地位，也使其政治地位逐步衰落。
黑死病之前支撑思想和文化秩序的主要机构是教会和大学，但这两个机构都遭到了很大的打击。
就教会而言，黑死病对他的直接冲击便是大批的教士死亡，所剩的教士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许多教会职位空缺，许多教堂处于空无一人的状态。
在这种文化的真空中，新的观念和新的原则开始渗透。
在这种新观念中最突出的便是享乐主义，伴随着这种享乐主义的是强烈的个人主义的出现。
欧洲经历了黑死病的冲击，旧的传统思维和思想秩序失去了其原有的优势，为更加现实的思考留出了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成长出了理性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甚至科学的萌芽，从中能够真切地看到文艺复兴的影子。
尽管文艺复兴的促成不可能是黑死病爆发的结果，但是后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前者提供了某种思想的准备和基础。
3.古代世界的其他疫病与影响
天花是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以其急速而猛烈的传染性和死亡率高而危害人类。
主要表现为严重的全身中毒症状和循序成批出现的斑疹、丘疹、疱疹、脓疱等皮疹，最后常遗留瘢痕，由于面部皮脂腺较多，损害较重，瘢痕明显，故病人多有麻脸。
患过天花如存活者可获终生免疫。
梁峻、孟庆云、张志斌在《古今中外大疫启示录》（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15页）一书中认为，可能在一两万年前，地球上就有天花病毒。
这个病毒来到人间以后，古代世界大约60%的人会受到它的威胁，1/4的感染者会死亡，幸存者中的一半以上会留下麻面或失明。
天花是古代最令人恐怖的传染病。
据传，天花病毒感染给人类，可能是在三千年前的印度或埃及。
从古埃及法老拉米西斯五世等人的木乃伊上，可以发现天花留下的疤痕。
4世纪后，它开始向外传播。
6世纪，阿拉伯地区中发生了第一次天花流行。
15世纪，欧洲开始流行天花，在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每5个人就有一个带有天花留下的瘢痕。
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德皇约瑟一世、俄皇彼得二世等，都是感染天花而死的。
整个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人数达亿以上。
16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把包括天花病毒在内的众多传染病带到了美洲。
1520年，一个感染了天花的奴隶从古巴来到墨西哥，这成了美洲大陆原居民噩梦的开始。
美国学者谢尔登·沃茨在《世界历史上的疾病与医学》（张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5、59—60页）一书中认为，在法老埃及，与水有关的疾病——寄生虫病，也是使人身体虚弱和死亡的原因。
当一个人进入尼罗河或专门修建的运河和用以灌溉储水的堤围泽地（所知的小块土地灌溉系统）时，寄生虫就会侵入皮肤。
一旦感染上血吸虫病，患病者的尿中就会带血。
幼虫会像蠕虫一样生长，最后停留在肝脏（人生命所需的过滤器官），但是其也可在肾脏和其他内脏器官中找到。
古代时期的印度，同样充满着疫病的威胁。
沃茨指出，在哈拉巴帝国时期（霍乱还不定期长久地存在于从阿拉伯湾倒灌入印度河的咸水中），人类行为模式可能助长了另一种致命疾病的肆虐：
黑死病。
这种疾病已经与肺鼠疫（具有99%的致死率）混合在一起。
哈拉巴时期的印度河流域可能是地球上一些主要致命传染性疾病（“人群疾病”）第一次发生物种跳跃（例如从牛和鸡传到人），然后通过自然选择进化成人类杀手的地方。
有些疾病或许可能在精英城市文化消亡之后依然存在。
如果数千名普通居民继续生活在离旧城市地点不太远的市镇和农场的话，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因而使得印度河流域（作为疫区）从未完全缺乏这些传染性疾病的人类宿主。
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7、65页）一书中认为，古印度的文献对这个大陆上的古代瘟疫干脆不曾提及。
流传至今的医学著作都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口耳相传中受到太多的修正和篡改，因此有时被用来证明水痘一类疾病在印度自古有之的段落，其实证明不了什么。
依据推理，很容易相信印度为文明社会的人人传染病的蔓延提供了特别适宜的环境。
像印度这样湿热的气候条件，显然非常有利于微小的病原体（适应于在体温下繁殖）在宿主间的不间断地转移。
因此，在印度，牲畜和其他兽类的传染病，无疑比在较冷的气候下更容易转移到人类宿主身上。
在水痘这类疾病初次完成向人类转移的那些世纪里，除了印度，其他湿热地区并没有足够多的人类定居点与这些兽群比邻而居，故认为水痘产自印度的传统说法，其实有相当合理的事实依据。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黑死病和霍乱作为人类疾病，可能也是从印度开始的。
不过人类普遍倾向于把一种新出现的、险恶的疾病的源头归结于外国人，因此若要根据有说服力的（本土）历史文献，任何特定的传染病的源头都不可能追溯到印度，当然也不可能追溯到其他任何地方。
但他同时也指出，传染病的沉重负荷，必定在相当程度上消耗了个人的精力与体力也削弱了农民为国王、地主、军队和官僚生产剩余食物的能力。
远远看去的印度似乎富裕无比，它向外出口宝石和香料；但若考虑到在大部分的时间和地点，在农民的平均生产力与最低的生活需求之间，只存在相当小的余额，这个次大陆作为整体似乎总是贫困的。
这可能是印度诸帝国何以脆弱不堪或昙花一现的重要原因。
在政治与军事上的软弱使来自西北（此处的山隘最易突破）的前后相继的外族人较易由此侵入和征服印度。
事实上，印度的疫病在应付这些入侵者时，是比有组织的人力更可靠的抵抗力量，因为来自喜马拉雅山以外的军队在初次接触印度北部平原的微寄生体时，通常会遭遇大规模的死亡。
从雅利安人入侵的公元前15—前12世纪，到18世纪，次大陆的军事和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入侵者的军事力量与疾病对他们的瓦解力量之间的对比。
罗伊·波特在《剑桥插图医学史》（张大庆等译，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第13—14页）中指出，古代的日本，同样经历着疫病的侵扰。
552年之前，日本人似乎已经避免了长期蹂躏大陆人口的流行病。
然而，那一年，来自朝鲜的佛教传教使团访问了日本宫廷，此后不久，许多日本人可能死于天花的流行病。
在585年，新的无免疫力的一代人在日本成长起来后，另一场似乎肯定是天花或麻疹的疾病又爆发了，这一次又死了许多人。
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似乎是在没有显著疾病爆发的情况下过去的。
然而，随着日本的“瘟疫时代”（700—1050年）的开始，这一平静突然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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