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辉 第五章自然观与环境伦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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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辉第五章自然观与环境伦理
第五章：
自然观与环境伦理（郭辉）
第一节：
自然观的演变
引言
自然（nature）一词有两个基本涵义，自然界或事物的本性。
广义的自然界指自身表现具有无限多样性的整个存在,就是我们这个宇宙的总和，它既包括大自然，也包括人和社会。
狭义的自然界则指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界,是自然环境的同义语。
自然观是人类关于自然界的存在方式,演化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总看法，这里的自然界主要指狭义的与人类社会相对应的自然环境。
自然观是任何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起点，它不仅是人们对自然界的科学认识，也包含了人类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自然界存在演化的理性思考，即人类如何从人的角度理解大自然。
在地球长达46亿年的历史中，人类是一个迟到者。
最早的人类可以追朔到约700万年前的自然人；大约200万年前，随着语言的产生，出现了地球上最早的文化人；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人和经济人则出现在约25，000年前。
尽管由于人类在进化史中独有的适应性使人类成为现在地球上最具能力的主宰者，但与地球漫长历史的历史相比，人类只是一个迟到者。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经历了从蒙昧时代的刀耕火种和渔猎文明到古代农业社会的黄色文明、从中世纪神学的极端桎梏到现代工业文明对科学技术的高度崇尚。
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自打在地球上出现之日起，人类就无时无刻地运用自己的眼光打量着自然界，思考着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沿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对于这个养育了自己的大自然，人类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断演化的过程。
一、蒙昧时代的神话自然观
人类在地球上最初的日子十分艰辛，他们面临着严酷的自然环境。
最初的人类只能依靠采集维持生命的延续，随着人类不断积累对付自然界经验，人类开始掌握了渔猎技巧，学会了用火。
但是，由于人类还处于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及其欠缺，改造自然界的能力十分有限，来自自然界的种种危机时刻威胁这人类的生存。
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人类处于极端孱弱的地位。
险恶的自然环境，原始的社会生产力，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界知识的极端贫乏使得人类对自然界这个孕育了人类的母亲又爱又恨，他们在与自然的交往中感到随时随地处在神奇力量的包围之中。
出于对自然界的无知以及对自然力量敬畏和崇拜，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开始相信在各种神秘的自然现象背后隐藏着神灵，这种万物有灵论逐渐发展成为了各种原始宗教,神话和巫术，形成了人类早期的神话自然观。
原始人的思维中没有明确的主客体的概念，人与自然界的界限十分模糊，因而各民族原始神话中的大自然也往往具有了与人类似的情感与特征，在这些神话故事中，人类与大自然不仅密切相关,甚至能够互相感通。
由于原始人的力量无法与大自然抗衡，为了寻求心理平衡，他们在观念中构造出一个万物有灵,自然与超自然共存的神的世界，用不同的神去控制自然界中的各种自然现象。
人们一方面用图腾崇拜的方式敬拜诸神，祈求天地祥和，万物太平；另一方面，他们也希冀借助武力威慑诸神不得兴风作浪。
人类的祖先在面对强大的自然界时并不完全是消极的，他们不仅希冀能够凭借精神的力量调节和控制自然力，同时也依靠不断增长的力量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环境，以适应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普罗米修斯偷“天火”；夸父追日；后羿射九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
早期的神话自然观对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刺激了人类对自然对象的劳动和改造实践。
正如马克思所言：
“如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二、古代的有机整体自然观
在最原始的人类社会中，我们的祖先过着渔猎生活，这种靠天吃饭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使人类能够融入自然，使人类具有了文明世界的社会人和自然界食物琏上较为顶端的物种的双重特征。
随着人类智能的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人类进入了被称作“黄色文明”的农业时代。
利用自然的能力的增强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使得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社会物质生产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人们抛弃了充满稚气的神话自然观，逐渐开始形成对自然界认识的第一次理性表达，这就是古代有机整体的自然观。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就是这一时代东西方文明中的杰出代表。
发达的奴隶制社会不仅使古希腊的社会生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在生产活动的推动下，古希腊的民主政治空前繁荣，各种理性科学和实用技术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所有这些都表明古希腊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已经从蒙昧的神话时代发展成为了具有理论化、系统化特点的自然观。
人类主体的创造精神以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形式固化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中。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既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家（physicists）关于自然界及其内在本质的哲学研究，其目的在于获得自然界的完整图象。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将自然作为其研究对象，试图通过揭示自然的奥秘来说明世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
他们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对象整体地看待，将自然界视作有规律且可以认识的对象，图用哲学的概念和语言来把握自然界的规律。
米利都学派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气质，他们注重探求一种组成万物的物质性本源，其主要代表人物泰勒斯（Thales）主张“万物源于水”，而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se）则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气”。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认为“万物皆数”，开始了用抽象的形式来解释世界，是人类认识上的伟大进步。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认为世界既不是神也不是人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照一定的分寸燃烧,按照一定的分寸熄灭。
他辩证地提出“万物皆流，无物常驻”，“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等命题。
主张万物都根据“逻各斯”生成，逻各斯不仅体现了自然规律，并且是可以认识的。
留基伯（Leukippos）和德谟克利特（Demoncritus）的原子论将原子（atom）看成是构造万物的基本粒子，认为原子和虚空作为存在和非存在,都是构造自然万物的本原，虚空为原子提供位移运动的场所。
原子论用抽象的物质实体解释世界，从统一性出发具体解释世界的多样性。
他们对世界本源的天才猜想对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和近代数理科学的分析还原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了“四因说”，将世界的形成解释为质料因:
事物由什么东西形成；形式因:
事物根据什么形成；动力因:
事物形成的动力是什么；目的因:
指事物为什么而形成。
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事物形成的两种方式，天然与人工。
他还构建了宇宙论，将宇宙分成了永恒不变的月上世界:
由完美的"以太"构成；形状是完美的球形,运动是完美的匀速圆周运动；和有生有灭的月下世界，即，由水（湿冷）,火（干热）,土（干冷）,气（湿热）组成的四元素说。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认识到要用理性去探索自然，已经形成了朴素的有机整体的自然观。
他们开辟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新方向，开始强调理性的独特性和人在大自然中的特殊的地位，从而拉开了人从大自然的奴仆向主人演化的序幕。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有机整体自然观曾经与古希腊文明交相辉映。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命题，是中国古代有机整体自然观的最集中的体现，英国著名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学家李约瑟将其成为“有机宇宙的哲学”，比利时化学家普利高津也认为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自然观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系统论的观点。
儒家经典《易经》表述的是一种贯通天人的宇宙和人生哲学。
《易经》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性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
从人性，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明人与天地是相通的，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
《礼记·中庸》篇中提出“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命题，主张人只有至诚尽己之性，亦尽物之性，才能与“天地”并称，加入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化育”。
《礼记·月令》中还详细规定了尊重自然和生命节律的基本规范，如“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记”，以及各种具体的有关“时禁”的行为规范，所禁的行为对象的范围不仅包括动物、植物，也涉及到山川土石。
道家经典《道德经》开篇就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生成论思想。
老子通过“道”这一形而上的概念将宇宙演化的内在规律与自然界的生生不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二十五章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里的自然虽不是指自然界，但蕴含了自然而然的内在规律性的意思，将人、地、天、道，通过宇宙的内在规律统一起来，体现出高妙的辩证思维和不同于西方的整体论的思想。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不仅肯定了人是大自然的产物，而且将大自然视为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主张尊重自然的生命价值。
它既包含了敬畏自然，“顺天命”，不违背自然规律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包含了大量实际的伦理和行为规范。
“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农业文明时代按照自然生长规律进行生产的社会生产方式具有内在契合性，它重视自然界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引导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贡献了独特的东方智慧。
但是，古代中国的“天人合一”是传统文化的语境下的产物，与当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思想不同，它更多的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对自然界的一种直觉的体悟。
此外，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这一命题长期，用“君权神授”的名义服务于政治统治。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更多的强调的是自然的外在制约下，在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强调人对“天”的依附和服从，而忽视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
三、中世纪的神学宗教自然观
1967年，主要研究欧洲中世纪土壤的历史学家林恩•怀特在《科学》杂志上撰写了《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
怀特主要讲了两个观点：
（1）基督教将自然世俗化，使得对自然世界的剥削成为可能；
（2）基督教鼓励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科学技术为对自然的剥削提供了手段。
怀特的这篇文章影响巨大，几乎成为现代人们研究环境危机根源时无法忽略的文献。
怀特的文章之所以引发如此巨大的反响，是因为这篇文章向我们揭示了当代环境危机与中世纪史学宗教的自然观之间内在的联系。
在宗教桎梏的中世纪，由基督教思想家阐发的基督教神学自然观宣称，人与自然都是直到无上、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创造。
人是上帝的杰作，是万物的统治者和主宰者。
《圣经》上讲，“上帝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水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土地，以及一些的爬虫。
”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对此进行了阐发：
根据上帝的天命，大自然是分成不同等级的，上帝安排动植物为人所用，人怎么处置它们都不存在道义问题。
阿奎那严厉谴责人们为大自然考虑，认为对大自然的恩赐就是对上帝的亵渎，是异教徒的思想。
基督教的神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中集中体现在三点。
第一，人是万物之尊；第二，上帝把统治世间的权力交给了人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所有的自然物，自然物的价值就在于为人所用；第三，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这是人类从堕落中得到了上帝救赎的标准，人对自然的统治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志。
人是主动的，自然是被动的。
上帝咀咒大自然，因而人类可以进入善境，而自然界永远是卑微的。
基督教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对环境危机负有责任。
首先，在欧洲，基督教使得自然世俗化。
基督教以前的宗教都将自然想象为充满自然灵魂的，而在基督教里，这种神圣的东西只限于和教堂相关的事物。
这种对自然世界的世俗化使得人们更容易开发资源。
比如，采伐者在伐木的时候再也不用顾忌树精。
第二，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在整个欧洲实施了的一项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同现在一样，由于教会反对控制生育而促进了人口增长，引起食物短缺甚至饥荒。
因此，教会非常支持先进农业技术的发展以推动更加高效的粮食生产和提高产量。
这种对农业技术给予的经济上的支持逐渐转化成为对科学技术普遍的支持。
尽管今天我们经常认为宗教和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主要起源于17世纪伽利略和教会关于地球和太阳在太阳系中的位置的冲突），但在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却扮演了今天国家科学基金会所扮演的角色，即推进科学技术的新发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哥白尼诞辰50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教会推翻了伽利略有罪的指控，希望藉此为其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加分。
但是，如果天主教教会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因素，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是导致环境危机的原因，那么教会就成了环境危机的原因了。
四、现代天人对立的机械自然观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结束了黑暗的中世纪神学对人们思想上的桎梏，以哥白尼革命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极大地激发了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热情，同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使欧洲彻底走出了中世纪的封建神学的阴霾，人类也从黄色的农业文明走向了以大工业生产为代表的工业文明。
在近代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观念的确立过程中，弗兰西斯·培根担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
他明确提出了人类中心论的论断。
他从圣经出发，将人类视做世界的中心，找到了人类征服自然的逻辑前提：
如果自然只是为人类的目的而存在，那么人类统治自然以服务与人类的利益，就是理所当然。
至于人类如何才能更好地支配和统治自然，培根用他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做了最好的回答。
加利略明确了机械自然观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只有物质微粒、它们的运动以及微粒的大小、形状和数目，其他各种各样感性的质、颜色、气味、声音都只是人的参与才出现的，自然界本身并没有这些东西，这些感性的质是有外界特定物体的特定运动引起的。
加利略的这一思想具有划时代的哲学意义，它给出了机械自然观的基本框架：
第一，把自然界完全还原为一个量、数学的世界，千百种感性的质的东西被抛弃在一边，自然界中只有物质微粒的运动，别无他物。
第二，把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把人的因素从自然界中消除出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
”
加利略提出了自然作为人之外在对象的问题，为近代的自然概念定了型。
笛卡儿则从哲学方面系统表述了机械自然观：
第一，爱人与人以及物质与心灵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人是自然界的旁观者；第二，自然界只有物质了运动别无其他，各种感官感受到的性质均有物质的运动造成；第三，所谓运动就是位移运动，即机械运动；第四，宏观的感性事物由微观的分子所构成；第五，自然界一些事物包括人体都是某种机械，可以用人工的机械模型去模拟自然现象；第六，自然这部机器是上帝创造的，上帝造好这部机器后给它以第一运动，以后上帝就不再干预，让它按照恒长的自然规律运行。
笛卡儿和培根从认识论和社会学上确立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
自然是人的外在的认识对象，也就成了人借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支配的对象。
新的自然哲学是关于自然之数学结构的科学，它的最伟大的体系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牛顿将自然哲学的全部任务看作从各种运动现象来研究各种自然之力，而后用这些力去论证其他的现象。
这样以来，自然就成了一个纯粹的有规则有秩序的物质体系。
根据牛顿力学，人们可以将所有运动还原为力，用力来解释所有的自然现象，这样以来，世界被还原成一个机器，再也不具有任何神秘的因素了。
牛顿的“力”并不是指自然界的生长力，而是对于自然界的支配法则，这种支配权起初由上帝掌管，后来由康德给了人。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将自然看成是人心只在的图象，认为时空、因果性这些牛顿自然概念的本质要素均出自人心中的先验形式。
康德以严密的逻辑，将人与自然的对立铸就成一套伟大的知识论体系。
几百年来，培根经验主义的自然观，笛卡尔崇尚分解的科学方法和牛顿力学的机械论世界图景，导致人们将作为整体而存在的自然还原、拆卸、分解为各种孤立存在和基本单位。
作为人类征服、改造和统治的对立面，它通过概念上的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描叙与评价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
人被称为不同于自然中其他的理性存在，并高于其他存在，那些存在服务于人的对象。
然而16世纪诞生的热力学所揭示的恰恰是不可逆的物理规律，其中最著名的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定律，它表明任何孤立的物理系统，其自然的演化结果是无序度越来越大，可用的能量越来越少，热量越来越均匀分布，温度越来越趋向平衡。
这与牛顿力学的可逆性是矛盾的。
我国科学家彭加勒证明了，一个动力学体系经过一个适当的时间均会回到其最初的状态，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动力学过程均是循环的，而不是不可逆的。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意义在于说明，如果自然被彻底物化，在理论上被视做物，从而在实践上被当作物来处理，则自然将处于整体的衰败之中。
事实上，当代人类面临的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均内在的根源与近代欧洲建立起来的图象化的世界观和人类支配、统治和征服自然的观念。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人类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工业时代。
“黑色文明”是工业时代最大的特征。
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技术使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物质生产能力得到了惊人的发展。
同时，由于工业化和大机器生产，人类对自然的利用、改造和破坏的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对自然掠夺性的开发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和谐，自然开始沦为人类的奴隶，人类无情的剥削大自然，伤害这个曾经孕育、滋养过我们的地球母亲。
当代能源危机的实质就是人类机械行为对有机自然的损耗，而生态危机则表明人类整体上有被逐出生命之流的危险。
科学的新发现和全球范围内环境危机的现实动摇了近代人们所笃信的对自然的机械论观点，呼唤着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考。
第二节：
环境伦理的起源
一、伦理与伦理对象的拓展
伦理（ethic,ethics）一词源自希腊文“ethos”，其本来的涵义“本质”、“人格”；也与“风俗”“习惯”等意思。
伦理学是研究伦理、道德的学问。
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伦理学不仅考察那些指导和规范我们生活的习惯和风俗，而且要检视那些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规范。
事实上，哲学伦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不断拓展我们的理解，转变我们的观点和意识，帮助我们避免惯性思维的局限性。
传统的伦理指向的是人伦之理，即人与人之间的道德问题，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属人性。
道德的主体是人，客体也是人，在传统伦理学的视域中，似乎只有理性的人才有能力讲道德，也只有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才配讲道德。
但是，当我们回首历史，我们会发现，道德的边界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拓展的过程。
在被成为西方环境保护圣经的《沙乡年鉴》一书中，利奥波德曾引用了荷马史诗中的故事。
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回到故乡，他绞死了十二个行为不端的女奴。
在希腊奴隶制社会中，奴隶被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是会说话的牲畜，因此，奥德修斯处死女奴只是在处置自己的财产，因此在当时他的行为并没有被看作不道德。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道德的对象也不断拓展，从最初的奴隶主、贵族到所有的自由民，从白人到有色人种。
以美国为例，通过废奴运动，奴隶获得了自由；通过民权运动，有色人种获得了与白人同等的政治权力和道德地位。
可以说现代民主体制下，平等的人权已经成为了所有文明世界的共识。
就一般意义上讲，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人的伦理视野也必然得到拓展。
作为伦理学核心的道德对象的范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扩大，先是人类中的一部分，继而是全人类。
随着人类文明的继续发展，尤其当我们面临当前严重的环境危机时，我们试问，伦理对象的拓展是否能够继续下去，不仅包括所有的人，还可以包括动物、植物、山川河流，甚至整个生态系统呢？
图5-1：
伦理学的进化
（余谋昌王耀先主编：
《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第180页）
与传统伦理不同，与传统伦理学相比，环境伦理学的主要特征是把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领域扩展到人与生态（自然）关系领域。
环境伦理革命性地认为，现在到了应当突破人类的圈子，将道德的边界扩大到生物的范围的时候了，并且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将来还应当把道德的编辑扩大到地球乃至宇宙中的所有存在物。
环境伦理就是要从哲学伦理的层面阐释有关人类和自然环境间的道德关系，探讨大自然的道德地位和道德权力的问题。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环境伦理？
是人类认识自然而然的发展，还是现实社会环境危机的牵引？
是人性内在的超越，还是环境危机外在压力下的人类的反省？
要回答哲学问题，我们必须先认真审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和环境。
二、关于环境问题本质的讨论
1、环境危机的爆发（地球的生态困境）
人与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开始存在。
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早在工业革命前就有。
原始社会人类主要是利用环境，很少有意识的改造环境。
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人类改造环境的作用开始明显的表现出来，如加大量砍伐森林，破坏草原，刀耕火种，盲目开荒，可能引起水土流失；兴修水利，不合理灌溉，可能会引起土壤的盐渍化，沼泽化。
但是，从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力看，“至少在现代之前，对自然的技术应用基本上是表面的，对于自然秩序的平衡稳定根本不能带来危险。
”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
就在人类对科学技术的狂热崇拜，陶醉在对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时，大自然却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
正如恩格斯曾经在自然辩证法中讲过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都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
”科学技术使人的生活质量迅速提高，然而地球环境却急剧恶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环境问题从局部个别的现象变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人类的文明也正在逐步陷入一个全球化环境危机的时期。
环境危机始于工业革命，从环境问题发展的过程来看，又可以具体的分为三个阶段。
从
工业革命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可以被看作环境恶化的第一个阶段。
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及在工业上的广泛使用，城市和工矿区的工业企业排出大量的废弃物，这些人造物难以为环境所吸收和降解，污染事件不断发生，如1873年12月、1880年1月、1882年2月、1891年2月，英国伦敦多次发生有毒烟雾事件。
十九世纪后期，日本足尾铜矿区排出的污水污染了大片农田。
工业在生产过程中排出的“三废”，都是生物和人类所不熟悉，难以降解、同化和忍受的。
环境问题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二十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口迅猛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不断集中和扩大，能源消耗增大，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如1952年12月的伦敦烟雾事件，1953年至1956年日本的水俣病事件，1961年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5—1972年的骨痛病事件等。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是环境问题的第二次高潮，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全球的大气污染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和酸雨等；二是大面积生态破坏，如大面积森林被毁，草场退化，土壤侵蚀和荒漠化；三是突发性的严重污染事件迭起如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件，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中国松花江流域污染事件等。
2、环境问题的本质
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和不断发生的恶性环境事件在拷问着我们，是什么引起了环境污染？
环境危机的根源在那里？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如何才能彻底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环境危机？
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人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
大多数人将环境问题看作是一个经济问题，他们将环境问题还原为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经济增长的矛盾。
对于传统的经济学家们而言，生态退化是市场失败的证明。
如果环境资产没有通过合理的价格结构融入市场体系之中，市场就不可能引导企业高效地利用环境资产。
因此，环境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生态资产转化为可销售的产品，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
也有学者将环境危机的根源指向了技术，认为正是科学技术的不断推动才使得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使人类得以轻松的对大自然进行剥削和掠夺。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工业上的无节制的滥用产生了大量自然界无法消解的废弃物，超出了环境的容量，造成了环境的恶化和地球生态系统的衰退。
因而，对于人类今天面临环境困境，科学技术难逃其咎。
也有学者将环境问题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运用社会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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