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第五讲记事与虚构史传文学的兴盛与流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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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学第五讲记事与虚构史传文学的兴盛与流播
（先秦文学第五讲记事与虚构：
史传文学的兴盛与流播
第五讲记事与虚构:
史传文学的兴盛与流播
从《春秋》到《左传》
一、文字记事功能的拓展
在第一讲中，我们就指出文字的最初的功能是缘于遗忘而作的记录，而且所记的事，不论是关乎邦域祭祀和战争那样的大事，亦或是关乎个体利害攸关的小事，亦或与个体思想、情感、意志等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小事。
由于人类初期运用语言的能力还不是很高，所记多为片言只语。
但对于当时生活和各方面还比较疏简的人类来说，这种记录足够唤起他们的记忆。
因为这些记忆只作为经验留存的一部分，以便在以后的生活事务中再度引起注意。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甲骨卜辞约见其端绪。
《汉书?
艺文志》说:
“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事则《春秋》，言则为《尚书》，帝王靡不有之”。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
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由记事而散文。
“最初的散文主要是为了满足记事的需要，从甲骨文开始就是这样，描写只是顺便内容。
我们只要想想中国史学的早熟，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传统的困窘——中国古典诗歌的本体论诠释》张国风P155）
二、何以史学文本进入文学史的视野
1、《尚书》、《春秋》还算不上严格的文学文本。
前者我们只因为它作为叙事的开端，为文字记录更为丰富的事件作了早期有准备，而且出现了一些颇可注意的精彩片断，如“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比喻生动贴切，至今仍活在我们的语言中。
以记言为主，兼涉记事，且记事实之于质木无文，它的重要性在于向我们提供了上古历史的一些残片琐事，对于今天重新认识那个时代弥足珍贵。
后者因为这部书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叙事，而是借叙事来达致政治批判的目的。
《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
太史公自序》），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
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性文辞，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
《春秋》还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
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
再者虽然这本书开启了以时月记事的先河，叙事太过简略，以至于如果没有后来的三传，尤其是《左传》我们无由得知那一句简洁的话语背后竟包蕴了那么多的意义。
如隐公元年载: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有，但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性格，都无从知道，仿佛一则新闻标题，而不像一篇文章。
2、《左传》标识了虚构的话语产生。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是如此写道:
“虽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大事书策，小事书简，亦只谓君廷公府尔。
初未闻私家置若罔闻左右史，燕居退食，有珥笔者鬼瞰狐听于傍也。
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咳与,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
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自杀前之慨叹，皆生于旁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戏剧中之对话独白也。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心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
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
”钱先生的话意味着《左传》所记并非历史，真实的历史已遗失于它存在的时空中，而这些文本一方面将这些事件序列化，并且将事件的发生如此精细的描摹，除了虚构并别无他方，因此我们所能见到的只能是效果历史:
即真实发生的事件和现存文本显现的事
件它们融合的效果而产生的历史，是虚构的产物。
“中国史官虽然力图给我们造成一种客观记载的感觉，但实际上不外乎一种美学的幻觉，是用各种人为的方法和手段造成的‘拟客观’的效果”（转引自浦安迪《中国叙事学》）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见童庆炳《〈左传〉叙事艺术论略》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
53、历史本是文学性的。
在《元历史:
19世纪欧洲的历史现象》一书中，海登?
怀特以历史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它涉及三大要素:
素材、理念和叙述结构。
历史叙事总是以一定的理念去解释素材，并总是将这一切安排在一个语言叙述结构之中。
历史叙事的深层动机是以话语叙事的“自然性”来对应地表述历史事实，让历史事实在语言序列上看起来是那么回事。
但怀特指出这种历史文本制造的表象之下有一个深层结构，这个结构从本质上看是“诗性的”和“语言性的”。
所谓“诗性的”是说历史文本在根本上基于“想象”，所谓“语言性的”是说历史文本中事物之秩序在根本上基于语词之秩序并依存于语词的解释。
据此，怀特认为历史在本质是一种话语虚构，因而与小说没有什么两样。
（参照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三、基于相同事件的不同叙事看史学文本的文学性
海登?
怀特以历史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它涉及三大要素:
素材、理念和叙述结构。
而结构主义认为每部叙事作品都有两个组成部分:
其一是“故事”，即作品的内容;其二是“话语”，即表达方式或叙述内容的手法。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在第二种说法中将素材和和内容整合为一个概念，因为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其故事的意义;用我们今天较时行的概念，就选用第二种说法。
关于意义也是最难确定的一件事，意义:
是指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总体意义，对作者来说是一个艺术创造的问题，对于读者来说就是一个诠释的问题，作品的意义就是主题。
当然要找到作品中的意义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叙事文而言，最简单的故事常常包含至少四层关系:
作者和叙事者，叙事者和人物，人物和人物，作者和读者（对比之下，诗歌只有两层关系——作者和说话者，作者和听众;戏剧中只有三层关系——作者和演员、演员和演员、作者和观众。
）《左传》对于郑庄公对他母亲和弟弟的处置，传统评注家一致谴责他为人“阴险”、“狠毒”，是一个“伪君子”。
但是，叙事文本身，却将他描写为循规蹈矩、注意实际的人物。
他为了成为开明的统治者而奋斗不懈。
难道所有的注评家都搞错了（王靖宇《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
话语分析也就是一个故事，从什么方面入手、侧重叙述什么内容、人物的选择与轻重、选择什么样的叙述视角达到意义的映现、事件结织的方式、人物行动的动因寻绎等等，都关乎到叙事意义的变化。
下面就以《左传?
晋文公重耳之亡》为例来说明:
具体可从写了哪些事、事件的详略、人物的主次、人物的性格、写人物的方法等几方面来分析
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诸蒲城。
蒲城人欲战。
重耳不可，曰:
“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于是乎得人。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吾其奔也。
”遂奔狄。
従者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
狄人伐啬咎如，获其二女:
叔隗、季隗，纳诸公子。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
将适齐，谓季隗曰:
“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
”对曰:
“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
请待子。
”处狄十二年而行。
——《左传?
僖公二十三年》
说明:
关于及于难也之事见《僖公五年》
这则叙事文本中可见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共写了几件事，A重耳及难;B重耳逃而不抵抗的原因是不违道义，即靠着君父之命，享受到优越的禄位，然后才得到自己手下人的拥护;C不战而逃向狄国;D随从五人;E狄国获妻并生有两子女;F将长女为赵衰为妻;G适齐前表达对妻子的深情眷恋
2、叙事的轻重。
详写了BG两个事件。
其它略写。
3、重耳是绝对的主角。
4、性格:
从文本看君父虽失德但重耳仍恪守德，彰显其孝道。
但历史时局看有清醒的时局分析和长远的眼光——小不忍则乱大谋;懂得礼让;眷念妻子、以诚取信;善言辞，懂修辞之道;
5、人物刻画的方法:
人物的语言、对比和叙述人的陈述。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适齐、楚。
狐偃曰:
“无卜焉。
夫齐、楚道远而望大（望诸侯朝贡，不恤公子）”，不可以困往。
道远难通，望大难走，困往多悔。
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
若以偃之虑，其狄乎～夫狄近晋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达。
不通可以窜恶，多怨可与共忧。
今若以休忧于狄，以观晋中国，且以监诸侯之为，其无不成。
”乃遂之狄。
——《晋语二》
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
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
曰:
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
自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固已成人矣。
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
献公十三年，以骊姬故，重耳备蒲城守秦。
献公二十一年，献公杀太子申生，骊姬谗之，恐，不辞献公而守蒲城。
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官履鞮杀重耳。
重耳踰垣，宦者逐斩其衣袖。
重耳遂奔狄。
狄，其母国也。
是时重耳年四十三。
从此五士，其余不名者数十人，至狄。
——《史记?
晋世家》
后两段没有作具体分析，只由此归结意旨。
四、《左传》的成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
相传《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
《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
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
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
《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
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并，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
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
在《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作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
五、《左传》叙事艺术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
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
《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
《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
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1、以线时间为主，间有倒叙、预叙、插叙、补叙。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
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
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
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
《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
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
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
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
“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
”（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
“秦师轻而无礼，必败。
”（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
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
（成公十六年）2、叙事注重寻绎事件的因果关系。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
《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
《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
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醖酿过程及其后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
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
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
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
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
至此，叙述圆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
“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僖公二十八年）不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
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
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
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
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
在这些看似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
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
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3、事件叙事颇富戏剧性。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
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
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
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
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
《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
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
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4、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
《左传》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
晋文公是《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
他由一个贵公子成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
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是个昏君。
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
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5、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6、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
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
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叙事的生动传神。
再比如《晋灵公不君》中若干片断。
7、简练含蕴的辞令，使整书显得词约义丰。
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
“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
简练的一句话，写尽晋师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
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楚王劳军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
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
“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
”（《史通?
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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