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XX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二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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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二1

XX-XX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二）

（1）

这篇＂XX-XX年中国传播学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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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频道：

lwxz/　　关键词：

XX－XX年度中国传播学研究进展年度报告文献综述

　　[摘要]：

XX－XX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并不平衡。

传播理论研究继续寻求新突破，并有所成就，但焦虑情绪也若隐若现，相信压力会化为动力。

媒介经济与管理扩展了自己的“领地”，势头正旺。

广告和公共关系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广告研究正在探索自己的理论根基。

新媒体和网络传播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视野和交叉性，研究前景充满希望和挑战。

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趋势，其学术影响力日益增长。

XX－XX年的中国传播学研究虽然亮点不少，其实问题也存在，并且多是老毛病。

当下最需要大家坚持的是，要紧追国际前沿、扎根中国现实、掌握研究尺度、努力创新理论。

　　（接上）

　　四、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

　　XX-XX年度，中国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在文献数量上呈现飞速增长态势，在各个重要相关研究领域都取得进展与突破；这使得本领域内的研究综述无论如何概括，都难免挂一漏万，有遗珠之憾。

（一）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备受重视、日益繁荣

　　中国互联网产业、网络传播事业及新兴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网民数量和移动通讯媒体使用者在这两年内又有了巨幅增加，至XX年12月底，我国网民达亿，手机网民亿，这一数据显示网络在中国城乡特别是在农村的加速普及。

新媒体事件日益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增强，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备受重视，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指南与资助名录显示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极大支持。

整体看，本领域学术生产（论文、专著、课题等）的数量突飞猛进，质量有所提升。

比照前次报告，检索中国知网在这两年内收录的期刊、博硕士论文，题名中含“互联网”的就有4106篇，其中属“新闻与传媒”类的有398篇。

与XX-XX年度相比，唯题名中含“博客”的文献略微减少之外，其余主题文献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较为突出的新兴研究点为“微博”（224篇）和“SNS（社交网站或社交网络）”（106篇）。

（二）网络舆论舆情的基础理论及应对策略研究取得新进展

　　关于网络舆论引导与网络舆情预警、监测以及与网络相关的突发舆论事件应对策略研究等，一直是本领域研究中的核心问题。

近两年，关于网络舆论舆情的研讨已显现出新闻传播业界和学术界对此均有深刻认识和深入进展。

业界方面，至XX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已连续4年发布的年度《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以扎实的数据分析，宏观勾画年度舆情演化的全景动态。

学术界方面，喻国明研究团队发布《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南京大学谷尼网络舆情监测与分析实验室发布《XX中国网络舆情报告》，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的舆情研究实验室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涉及网络舆情监测和评估。

这些报告的发布显示，网络舆论舆情研究成果已经进入系统性呈现、数据化分析的状态，成为一种公众传播的信息和知识；而其基础理论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1.从宏观上研究整个中国网络舆论演进历程与舆情发展的总体规律。

例如，钟瑛、余秀才（《1998-XX重大网络舆论事件及其传播特征探析》，1/XX/4），通过对160起重大网络舆论事件的系统分析，发现我国网络舆论事件若干整体特征，其扩散过程基本呈现出的葫芦状模型有助于把握中国网络舆论的整体发展脉络。

刘九洲、许玲（《论网络舆论传播中的公民协商和公民行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XX/6）在研究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中发现公民协商的重要功能，“为后来在一定条件下所引发的、旨在发挥某种政治影响力的公民行动做好舆论准备，从而达到网络舆论传播的最大效果。

”

　　2.在微观层面解释和揭示舆论事件与舆情事态发展过程中的传播机制与规律。

例如，王国华、戴雨露（《网络传播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XX/6）在研究中发现“沉默螺旋”理论在网络传播中的局限性，指出“反沉默螺旋”模式，并分析其理性和非理性的两种途径。

廖卫民、柯伟（《网络舆论波研究——基于波浪力学及杭州两起舆论事件的理论思考》，10/XX/4）提出了网络舆论波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飙车案和“”醉驾案对比分析，发现不同类型舆论波有不同运动特征和演化规律，需采取不同策略应对：

“舆论风浪”发生后往往会引发“舆论涌浪”，应避免对坡岸的反复“冲刷”；还要注意防范舆论波出现能级加强的“共振”现象，避免群体性事件。

田大宪、贾举（《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机理与调控方略》，9/XX/4）对网络集群行为进行了模型建构分析，指出其“多维的变量系统”特质，集群行为迎合了网民的选择性期待，与事件的“引爆点”相伴而生，在网民的意见博弈中议题得以存活与扩散，产生网民热议的“蝴蝶效应”，进而推动集群行为生成。

白寅（《网络流言传播的动力学机制分析》，1/XX/5）通过系列案例分析和调查实验验证了若干假设，揭示出网络流言传播的微观心理机制和行为动因。

魏丽萍（《网络舆情形成机制的进化博弈论启示》，1/XX/6）则对沉默的螺旋与蝴蝶效应进行了反思，用经济学中的进化博弈论来模拟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有较强的新意，有助于理解舆论过程中的把关人和群体极化现象，研究发现“中坚分子”的存在对于博弈过程中舆情逆转可能性的作用。

　　（三）新媒体与经典理论结合，丰富发展传播学理论

　　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研究的文献中有相当一批是集中在传播学的传统研究范式之内，这一状况依然存在，近两年内出现了一些重要研究，对于传播学理论本身发展有所突破，有所贡献、助益。

例如，浙江大学韦路的英文研究论文FilterBlogsvs.PersonalJournals:

UnderstandingtheKnowledgeProductionGapontheInternet（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XX，532–558）基于实证数据，以博客内容生产为案例探讨并深化了传播学关于“知识沟”的认识，指出知识生产（KnowledgeProduction）上也存在“知识沟”，比之于知识占有（KnowledgePossession）更清晰，也是更深层面的“知识沟”。

韦路、李贞芳（《新旧媒体知识沟效果之比较研究》，《浙江大学学报》/XX/5）进一步比较了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知识沟效果的差异，通过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的使用沟和知识沟在因特网上比在传统媒介上更明显。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播学理论。

例如：

钟智锦（《使用与满足：

网络游戏动机及其对游戏行为的影响》，2/XX/10）以样本量为467的网络调查为基础，发现玩家在参与网络游戏时会同时受到追求个人成就、享受社交生活和沉浸于虚拟世界并逃避现实麻烦这三种动机的刺激，均对游戏时长和游戏黏着度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沉浸型的动机比其他两种动机对游戏黏着度的影响更大，社交型动机对公会/团队活动的次数和质量的影响最为强大；其发现客观上丰富了使用与满足理论的微观机制。

殷俊、孟育耀（《人肉搜索与“把关人”理论的调适》，2/XX/2）通过分析人肉搜索活动中的信息把关行为发现媒介组织把关人的形态已经改变，网民个体与微组织的多重把关行为交叉进行，形成“协同把关”机制，这一新媒体形式对传统传播学理论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颠覆，值得思考。

总体看，这类文章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将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移植和扩展运用到对新媒体和网络传播活动的研究中，以探求其规律，文献数量较多，但有实质性的新发现的文献还不够多。

　　（四）新媒体与网络社会的关系研究成果丰富多彩

　　由于新媒体越来越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网民行为等诸多视角来考察传播规律，比照2年前，这类论文涉及的深度和广度都有较大进展，成果也非常丰富多彩。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第3辑（浙江大学出版社，XX）刊载的文章中就有数篇扎实的研究。

《生意人的神杖：

手机的现代性意义》（吴玫、林海鋆）综合运用技术的社会塑造理论（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赋予理论（affordancetheory）和驯化理论（domesticationtheory），“通过对中国福建企业者的日常手机使用的采访和质化分析，来探讨中国企业者的手机使用与生意运作的关系，特别是他们手机使用中所展现出来的手机的社会功能与角色。

”如果说该研究讨论的是新媒体在经济生活中赋予人以进取性的商业文化特征，那么，《BBS社群实名注册制研究——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为例》（巢乃鹏、周玉黍）则观察到高校BBS在采取网络实名制后，议题敏感度的陡然下降和逐渐恢复的变化过程，揭示了网络生存行为的数量变化特征。

《三种互联网社会软件对个人社会关系建立的作用比较》（范博阳）以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将社会关系划分为强弱连接的理论为基础，经过比较研究发现：

IM适合建立小规模、较紧密的连带关系；SNS有利于建立大规模的连带关系，对弱联系的建立比较有帮助；BBS虚拟社区比较松散、游离的状态使得其中建立大规模的紧密连带需要投入较大的精力和较长的时间。

　　除此之外，XX年第3期《中国传媒报告》刊发了一组文章冠以《新媒体的力量》（杨伯溆），分别研究了手机报、BBS、短信的传播特征与规律。

例如，《北京市居民手机报使用情况的定性考察——通过新媒体看“议题融合”理论之初探》（陈红）借助“议程融合”理论进行研究发现：

手机报既为读者设定个人议程，也帮助人们摸索（test）及再造（reproduce）话题社区的群体议程，不论是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rich），还是信息贫穷者（informationpoor）都通过它与话题社区进行融合。

《政治网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倾向——基于强国和猫眼的探索性分析》（唐芳）选择网络论坛“强国”和“猫眼”作案例分析，抽样调查发现政治网民群体不等于网民整体，引入“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分层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发现：

政治网民的主体来自社会中层，其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倾向无明显的关联。

这些研究揭示了网络社会生态中的复杂关系与微妙互动，推进了整个网络传播研究的学术成果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还有大量的文献探讨了此类问题，如：

陈韵博（《新一代农民工使用QQ建立的社会网络分析》，2/XX/8）以新一代农民工为目标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线上民族志等质化方法探讨他们如何利用QQ建立社会网络，研究表明通过使用新媒体，农民工可以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我赋权（self-empower），为自己在城市中的谋生获取来自官方及体制外的支持。

丁未、田阡在《流动的家园：

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XX/6）以反思批评的研究视角提出在微博这一自媒体进一步演化为社交媒体的时候，更需要警惕网络商业主义、集体无意识和注意力承载力这三方面因素的困扰，势将影响微博对舆论公共空间的积极建构。

　　关于社交网站或社交网络的研究有《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特征之分析——以豆瓣网为例》（丁汉青、王亚萍，1/XX/3），通过观察法和文献综述法，构建出一套甄别出意见领袖的指标体系，并采取内容分析法跟踪不同类别话题，研究发现SNS网络空间中意见领袖之意见扩散与接受不同于创新扩散的倒U，而呈现长尾状；意见领袖在对普通网民的影响层次与话题类型相关，时政类话题对态度层面影响较明显，专业类话题对认知和行为层面的影响较大。

且相对于传统意见领袖而言，SNS意见领袖具有自我、网络使用活跃、乐于分享等特点。

《微视频的青年亚文化论析》（陈霖、邢强，2/XX/3）通过对微视频制作和传播的考察，从媒介的抵抗、身份的认同和创造的潜能三个方面分析寓于微视频中的青年亚文化存在状态，给人以启发意义。

　　（六）新媒体与网络传播研究的新视野和未来方向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领域，有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家、管理学者、信息情报研究者等以各自的学科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得出了有启发的成果，例如：

《外场和惯性双重影响下的无标度网络上舆论传播动力学》（李小刚等，《武汉大学学报》/XX/6）；《网络传播技术控制的共轭控制模式研究》（刘耀，《情报理论与实践》/XX/5）；《基于小世界理论的公共危机信息传播网络调控研究》（陈晓剑等，《情报理论与实践》/XX/5）等。

此外，在本领域内还有一批专著、学术会议和课题都能展现网络传播与新媒体研究成果，闵大洪的《XX年的中国新媒体研究》（《新闻前哨》/XX/2）梳理了XX年这方面的基本情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XX年12月浙江大学举办了首届“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国际学术论坛；XX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在暨南大学召开，此次会议以“新媒体•新生活•新世界”为主题。

这些学术会议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对本领域的学术前沿研究成果进行了精辟的概括、提炼和检阅，预示了本领域研究的前景与方向。

　　五、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的新进展

　　XX-XX年的出版学与编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出版学和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版史研究、出版经济研究、出版文化研究、数字出版研究几大领域，对其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可从中观照该领域近两年的研究重点、热点与成绩。

（一）出版学、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

　　XX-XX年，中国出版学、编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学科基本范畴、基本原理探讨和学术史总结回顾。

　　张志强阐述了英美两国出版学学科归属，分析了中国出版学学科归属现状、出版学学科特性，就出版学学科发展提出重要建议（《英美国家的出版学学科归属及对我国的启示》，15/XX/9）。

魏玉山等辨析了出版学的学科属性（《出版学学科属性之辨》，16/XX/2）。

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学科关系、学科定位和学科名称是编辑出版研究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吴赟、王和平对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吴赟：

《对编辑学与出版学关系的再思考》，15/XX/2；王和平：

《从传播看编辑出版学学科名称的不合理性——兼论“大编辑”、“大出版”观念的树立》，16/XX/8）。

李频探讨了出版学的研究核心和学科边界问题（《论出版学的核心与边界》，《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XX/4）。

李苓认为：

“编辑出版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在目前或许将来一段时期内都可能是一种多棱镜所反映的景象”，“惟有从学科建设的宏观角度出发，厘清以往研究视野中的矛盾与问题，才能求证学科建设的科学依据并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

”（《论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XX/4）李武对英国八家高等院校出版课程主管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了英国出版研究生教育的特征（《英国出版学研究生教育的特征分析——一项基于深度访谈的实证研究》，2/XX/1）。

在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努力下，XX年教育部批准设立出版专业硕士学位，这对促进出版学学科建设、加快出版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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