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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研究论文社会福利学术思想论文

社会福利研究论文社会福利学术思想论文：

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学术思想初探

摘要：

1978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社会福利发展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思想、观点和理论，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学术思想。

以重要性和创新性为标准，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学术思想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福利的价值理念论、发展目标论、发展模式论和体系构建论；这些思想不仅丰富了当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体系，而且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社会福利研究；社会福利学术思想；当代中国

1978年以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与重构，社会福利研究逐渐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之一。

①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福利发展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思想、观点和理论，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学术思想，并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因素。

本文不揣浅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福利学术思想进行简要梳理和总结，旨在抛砖引玉。

本文所说的“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学术思想”，是指1978年以来，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福利发展重大问题过程中提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福利价值理念论、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目标论、中国社会福利发展模式论和中国社会福利体系构建论。

一、中国社会福利价值理念论

英国著名社会政策专家蒂特马斯曾说：

“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内，人们无法逃避各种价值选择。

”

〔1〕（p123）价值理念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中具有“本体论”意义的问题，在加快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必须解决的不是操作技术问题而是价值理念问题，学术界先后提出四种代表性观点。

（一）效率主义

效率主义是一种“重经济轻福利”和“重效率轻公平”的价值观。

陈平于2002年发表的《建立中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自损国际竞争力的短视国策》一文可视为效率主义观点的代表。

〔2〕陈平认为，中国建立统一社会保障体系是“自损国家竞争力的短视国策”，“其经济动机是短期的，战略目标是错误的，财政上是无法持续的洋跃进”。

他的理由有四：

第一，经济上不可行。

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高度不平衡的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非但无助于国企改革，还会拖垮整个财政体系。

第二，将严重削弱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建立统一社会保障体系，违背小政府大市场的世界改革潮流，在中国投资的许多劳力密集产业会立即向没有社会保障的国家转移，外资将流向没有社会保障的劳力价格低廉国家，从而削弱而非加强社会稳定。

第三，产生贪污腐败的温床，企业设法逃避缴纳社会保障基金，政府部门挪用、侵占社会保障基金风险增大。

第四，误导中国未来的民主政治，社会保障可能成为政党竞争和利益集团的工具。

陈平的结论是：

“国家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一个短暂的试验，即使对东欧和西方而言，其长期代价远高于短期利益。

目前还看不到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有实行统一社保的可行性。

从长期的发展战略而言，中国应当发扬中国文化尊重家庭互助，重视子女教育，敬重照顾老人的优良传统，建立以家庭的储蓄养老保障为主，民营的医疗保险为辅，社区的社会救济保底，廉价高效灵活多样的社会保障系统，而非统一集中国营低效的社会保障系统。

”

（二）平等主义

景天魁指出，平等主义是与效率主义几乎完全相反的立场和观点，其代表是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3〕该课题组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不能实行“义务-权利”对等原则，而要实行“平等主义”原则；保障范围扩及全民，所有中国公民凡是生活处于困难时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得到国家帮助。

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有统一的标准，实行“按需分配”而非按级别、素质等要素分配。

例如在养老金发放问题上，每个人退休后不再工作，养老金应该“一视同仁”，发放一样的数额；发放社会保障金的条件是个人无力支付标准生活费用，社会再“雪中送炭”进行差额补助。

该课题组为了证明所提方案的合理性，做了一个测算，只要征收677亿元社会保障税，在经济上就能行得通；方案可行的前提条件是对每个人进行严格的收入审查，而且这种审查工作是低成本和高效率的。

（三）复合集体主义

钱宁认为，尽管集体主义是保证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观，但是传统集体主义和各种虚假的集体主义（如国家主义和小群体主义）均存在着严重缺陷，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福利的价值基础；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中国社会福利的价值基础应该选择“复合集体主义”。

他认为，“以复合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福利观，是基于社会福利的集体主义本性和人的动机与需要的多样性和能动性、人类关系的复杂性和人们生活目标的多元性等综合因素的思考。

”〔4〕（p319）复合集体主义的福利观包括五个基本要点：

一是主张“积极的福利观”，既要培养个人的福利责任，也要充分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二是反对和否定福利体制的官僚主义，它扭曲了社会福利的宗旨，造成了福利的异化；三是建立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社会互助合作精神的发展；四是认为“集体”的范围不仅包括国家和社会，也包括家庭、社区或社群等传统福利单位，强调后者在社会福利制度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五是主张超越唯物质主义福利观的后物质主义福利思想，把人类的精神需要纳入福利关怀的范围，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

〔4〕（p74~76）

（四）底线公平论

底线公平论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福利过程中提出的原创性理论，对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

景天魁指出，在“二次分配”中，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基础就是社会公平，但是，由于不同个人对公平的理解存在差异，必然形成不同的公平观；即使通过“民主原则”达成的“多数人的公平观”，结果也很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因此，笼统抽象地讲社会公平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明确“社会公平”的具体含义。

〔5〕他提出：

“底线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要以底线公平为核心理念完善社会保障体系”〔6〕。

所谓“底线”，就是社会成员基本需要中的“基础性需求”，包括解决温饱的需求（生存需求）、基础教育的需求（发展需求）和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的需求（健康需求），这三项需求是人人躲不开、社会又公认的“底线”。

“底线”划分了社会成员权利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底线以下部分表现权利的一致性，底线以上部分体现权利的差异性，所有公民在这条“底线”面前所具有的权利一致性就是“底线公平”。

“底线”以下部分不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而是公共财政确保的领域，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是必保的，刚性的；“底线”以上的部分可以利用市场机制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去承担，政府的责任是调节贫富差距，是柔性的。

景天魁认为，与抽象的公平理论不同，“底线公平”既承认权利的无差别性，也承认权利的有差别性；底线以下是无差别的公平，底线以上是有差别的公平。

〔7〕（p157）

在上述四种价值理念论中，“效率主义”显然不符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已为中国快速发展的社会福利实践所驳斥；“平等主义”和“复合集体主义”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合理内核”，还需进一步增强操作性；“底线公平论”兼具“形而上”的抽象性和“形而下”的操作性，既是一种福利理念理论，也是一种福利机制理论，值得重视。

二、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目标论

社会福利发展目标是中国社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后，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热烈讨论，提出了“中国福利社会论”。

（一）中国福利社会概念的提出

2007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明显加速了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步伐，新的社会福利政策接连出台，社会福利投入逐年加大，社会福利覆盖面日益扩大，城乡统筹的社会福利体系正在形成，“中国福利社会”概念应运而生。

2008年1月，徐道稳在《以发展型社会政策构建发展型福利社会》一文中提出“发展型福利社会”概念；〔8〕2008年10月，郑功成在《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一书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概念；〔9〕（p42）2009年1月，刘继同在《社会福利制度战略升级与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一文中提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概念；〔10〕2009年3月，康新贵在《多元化的福利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一文中提出“多元化福利社会”概念；〔11〕2009年8月，景天魁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意义》一文中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长远目标”。

〔12〕

（二）中国福利社会的基本含义

毕天云提出，由于人们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概念，界定“中国福利社会”首先必须明确“社会”一词的定义域。

“社会”一词有不同层面的解释：

广义的社会指与自然界相对应的人类共同体，如“自然与社会”中的“社会”；中义的社会指与经济相对应的社会，如“经济与社会”中的“社会”；狭义的社会指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应的社会。

“中国福利社会”中的“社会”概念，主要是指狭义的“社会”。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福利社会实质上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区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

因此，不能把“中国福利社会”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它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中国福利社会是指以人为本、以民生为重、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的的社会，包括三层含义：

〔13〕（p420~422）第一，以人为本是中国福利社会的“价值立足点”。

社会发展的结果最终体现在“物的积累”和“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不外乎“以人为本”和“以物为本”两种价值选择。

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选择，才可能产生福利社会，才会有中国福利社会。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出发，把“物的积累”作为手段，把“人的发展”作为目的，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以民生为重”是中国福利社会的“现实出发点”。

“以人为本”中的“人”是现实的人、具体的人，“以人为本”不能停留在抽象的理念中，必须落实到“现实的人”身上。

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民为本”,“以民为本”的基础是“以民生为重”。

在此，“以人为本”的中国福利社会就具体转化为“以民生为重的社会”。

从民生角度看，中国福利社会也可理解为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社会。

第三，“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的”是中国福利社会的“最终归宿点”。

这是由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所决定的。

邓小平提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4〕（p373）建设中国福利社会，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通过建设中国福利社会，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提升中华民族的生活质量。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执政理念，建设福利社会有利于实现党的宗旨和理念。

（三）建设中国福利社会的必要性

景天魁等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建设中国福利社会的必要性：

〔15〕第一，建设福利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社会福利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从传统农业社会的补缺性福利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制度性福利是一个必然趋势。

现代福利制度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也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人类进入20纪4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制度在全世界得到快速发展。

目前，世界上已有172个国家（地区）建立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社会福利制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际社会纷纷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其中一个共同策略就是加强和完善社会福利体系。

第二，建设福利社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

我国已在21世纪初实现了总体小康社会的目标，目前正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这说明在解决温饱问题以后，人民群众有了新的期待，要求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建设福利社会，不断满足人民对福利的需求，正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找到了快速致富之路，但是没有找到公平分配之策，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社会福利。

不明确提出社会福利目标，不足以扭转经济和社会的失衡，不足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提出建立福利社会，社会广泛支持，富人脸上有光，政策光明正大。

（四）建设中国福利社会的可行性

毕天云认为，经过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的发展，中国建设福利社会的条件和基础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

〔16〕〔16〕一是思想基础。

中华民族有独到的福利思想渊源，有自己的社会福利理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一直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毛泽东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江泽民主张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经济条件。

经过60余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为建设福利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是实践基础。

中国建设福利社会不是“白手起家”，而是拥有比较扎实的实践基础。

经过60余年的建设，我国已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福利体系，主要包括就业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福利制度、健康福利制度、教育福利制度和住房保障制度。

四是时机成熟。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建设福利社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契机”。

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已在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中逐步显现出来；趁着金融危机背景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机会，建设福利社会正当其时。

通过建设福利社会，增加社会保障投入，增强社会保障能力；既能增强全国人民应对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信心，又能提升人民大众的消费信心指数，撬动居民家庭消费和国内需求，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17〕

三、中国社会福利发展模式论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福利模式问题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上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五种。

（一）统账结合模式论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福利研究中，“统账结合模式论”既是一种社会福利学术思想，也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思想。

“统账结合模式论”的提出，是学界、政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注：

笔者认为，“统账结合模式论”很难说是哪个或哪几个学者提出的理论，也难以确定其代表人物。

）

“统账结合模式论”的核心观点有二：

第一，“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险基金。

统筹账户的基金来源于用人单位缴纳的大部分社会保险费，个人账户的资金来源于职工个人缴纳的全部社会保险费和用人单位缴纳的部分社会保险费。

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分别划定各自的支付范围，分别核算，不得相互挤占。

第二，“统账结合”模式优于“现收现付制”和“完全积累制”。

统账结合模式“在维持社会统筹现收现付制框架基础上引进个人账户储存基金制的形式，积累基金建立在个人账户的基础上，既有了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又保持了社会统筹互济的机制，集中了完全积累制和现收现付制的长处，防止和克服了它们的弱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18〕（p52~53）

（二）多元协调模式论

任保平认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该选择“多元协调模式”。

〔19〕所谓“多元”，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的多元化。

在城市和农村建立起点不同、项目内容不同、组织管理方式各异、近期发展方向不同的保障模式。

在农村，建立以家庭保障为主与社区扶持相结合的“补救模式”，并根据不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选择不同内容、不同标准、不同资金运作方式的多元具体模式。

在城市，建立以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体内容的“机制模式”，并按照不同发展水平再实行不同的具体模式。

二是社会保障事业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改变单纯依赖国家出资并由政府部门包办的传统模式，鼓励各地方、各企业以至个人兴办多种形式的社会保障事业，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社区组织和企业分别在不同层次上共同参与社会保障事业的管理。

三是筹资渠道和筹资模式的多元化。

改变筹资渠道单一的传统模式，建立政府、企业、个人三方负担的筹集渠道，把个人积累与国家、企业单位负担结合在一起；筹资模式根据不同社会保障项目分别采取现收现付制、半积累制和积累制。

（三）混合型模式论

郑功成认为，中国应建立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的混合型保障制度。

〔20〕“混合型模式”的基本框架由九大要素构成：

（1）以家庭保障为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取代家庭保障的功能，而是弥补家庭保障功能的弱化和不足。

（2）在制度结构中以社会保险为重点，同时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发展社会福利和各种补充保障事业；在单项重点突破的同时，实现整个社会保障系统的协调发展。

（3）在制度设计中体现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使低水平、广覆盖得到基本保障，体现地区、行业乃至企业差异性的补充保障和满足特殊需要的其他保障等三个层次的有机结合。

（4）在制度实践中兼顾地区差别，使国家特色与地区特色合理组合，承认地区之间存在着项目结构、实施范围、保障水平等的差异。

（5）在项目实施中坚持社会化和社区化并重，同时适当发挥结构福利的作用，使社会化保障、社区化保障与机构（单位）福利（保障）共同构成一个紧密的保障网络。

（6）在制度推进中坚持统放结合、官民结合，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走官方保障与民营保障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7）在制度目标上，以追求社会公平为主要特色，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政策取向不能简单地搬到保障制度上，社会保障制度有效率问题，但主要应以社会公平为原则。

（8）在制度运作中，既要尊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运行规律，又要考虑中国的具体情况，正确处理借鉴外国经验与适应国情的关系。

（9）资金筹集采用混合筹资机制，不仅需要扩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和向企业、个人征收社会保险费，而且需要出售部分国有资产，并有组织地大力提倡民间捐献。

（四）保险型模式论

经庭如、陈咏梅提出，中国应实行一体化、多层次的“保险型模式”。

〔21〕他们认为，国际上的社会保障模式有四种类型：

以美、日等国为代表的“保险型”模式；以英国、瑞典等国为代表的“福利型”模式；以原苏联、东欧国家为代表的“国家型”模式；以及部分国家实行的“储蓄型”模式。

在四种社会保障模式中，“保险型”模式实行社会统筹，可以充分发挥风险分担，互助互济的作用，对于经济尚发达的国家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来说较为有益。

因此，中国重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从过去的“国家型”走向“保险型”模式。

该模式的要点和特征是：

（1）保障范围包括全体劳动者，建立所有劳动者都有权享受的、实施范围普及的保障制度。

（2）一体化的法定基本保障制度，即建立不分所有制用工形式及地区差异、基本保障统一立法、统一筹资比例和给付标准、统一管理的一体化的基本保险，以利于劳动者在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流动。

（3）多层次社会保障，使法定基本保险、单位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保险三个层次结合起来。

（4）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筹资制度。

（5）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建立统一的政策和领导机构，同时实行社会保障管理部门与经办部门的分离。

为确保“保险型”模式的实施，我国应开征社会保障税，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确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及加强社会保障立法。

（五）现实-理性模式论

王思斌认为，在改革和重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思路，即政府部门注重实践条件的现实思路和学术界（学者）从理论模式出发的理想思路。

这两种思路既有合理性也存在局限性，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模式应该是综合两种思路之优点的“现实-理性”模式。

〔22〕（p92~104）“现实-理性”指既有现实性又有合理性，现实性指制度实施上的现实性，合理性指价值上的合理性；“现实-理性”模式的基本原则包括适度保障原则、多方参与原则、包容性原则、差别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现实-理性”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和促进其发展为根本目标，其中最重要、最迫切的保障项目是养老保障、失业与贫困保障、卫生健康保障。

建立“现实-理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应采取逐步推进的三阶段时序模式：

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城市的主要任务是改革原有的高福利制度和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保障制度；农村首先建立和完善反贫困制度，再建立医疗保障制度。

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阶段，城市建成保障水平有所差别的保障体系，农村建成和完善社区医疗保健体系。

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阶段，对地区性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整合，形成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四、中国社会福利体系构建论

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存在着严重的“碎片化”和“分散化”问题，构建整合型的社会福利体系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福利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先后提出了六种代表性的构想。

（一）“三维社会保障体系”说

王国军站在“小福利”、“大保障”的立场上认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存在着一大误区，即改革实践以及理论研究未能突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的束缚。

〔23〕因此，重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城乡社会保障之间的衔接，建立从“二元到三维”的社会保障体系。

他提出“三维社会保障体系”由三个层次构成：

第一层是建立覆盖全国城乡的、统一的、法定的基本保障。

基本保障由城乡社会福利、城乡社会救助、城乡优抚安置以及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组成，全体公民都有权享受，保障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基本保障费用从全民征收的社会保障税中支出，采取受益基准原则，保障基金的支付采用半积累半现收现付制。

第二层是建立省（市）级统筹的补充保障。

该层次的保障水平略高，作为基本保障的补充，保障范围包括所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职工及政府公务员；补充保障也属于法定强制保障，保障费用由企业和职工各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政府部门由财政和公务员共同负担；保障项目主要是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与在养老和健康基本保障之上的养老健康保险等社会保险；补充保险采用混合制，保障基金的支付采用半积累半现收现付制。

第三层是建立以商业性保障为主的附加保障。

附加保障属于自愿性质，主要为那些经济收入较高、不满足于基本保障和补充保障的公民提供商业保障为主的附加保障；附加保障的保费完全自负或由个人与愿意支付保费的雇主共同协商支付，实行受益基准制，基金支付方式采取完全积累制。

（二）“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说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提出“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说，并构建了由养老保障制度、就业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全民健康服务制度等项目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24〕。

课题组认为，“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以保障民生基本需求为目的，以社会救助为基点，以社区服务为依托，实行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相结合，资金筹集多渠道，保障内容多层次，保障方式多元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25〕（p257）后来，课题组负责人景天魁进一步把“基础整合”概括为六个“基础”和六个“整合”：

一是以最低生活保障线为底线，整合多元福利；二是以卫生保健为基础，整合多层次需求；三是以服务保障为基础，整合资金、设施、机构、制度等多方面的保障；四是以就业为基础，整合多种资源；五是以社区为基础，整合政府作用和与市场作用；六是以制度创新为基础，整合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

〔7〕（p123~126）

　　（三）“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说

2007年，民政部的窦玉沛副部长从“小福利”角度提出，为了加快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中国将推进社会福利模式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

〔26〕在2008年10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上，韩裕民从广义社会福利概念出发，初步阐述了“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

〔26〕他把社会福利概念分为宏观社会福利、中观社会福利和微观社会福利（民政社会福利）三个层次，认为适度普惠型福利模式介于“补缺型”和“普遍型”福利之间，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的形成需要经过初级适度普惠、中级适度普惠和高级适度普惠三个阶段。

2009年，王思斌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的构想。

〔28〕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