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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7
类似的场馆太多了
鸟巢引“凤”难？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雪莲|北京报道《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3期）
“游人越来越少。
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没有大型演出的时候，想在楼道里多见几个人都没有。
”一位鸟巢的工作人员略带伤感地说。
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统计显示，今年1—6月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累计接待游客约1582.3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约71.9万人次，其中鸟巢约79万人次。
不过，总体上升背后，是鸟巢参观人数较大幅度的下降，仅为去年同期的二分之一。
“像鸟巢这样的奥运主场馆，在5年内游客人数逐渐下降是一个正常现象。
”曾任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常务理事、水立方运营负责人的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林显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奥运场馆赛后利用，一定要重视从场地提供者向内容提供者进行转变，不一定非要举办大的竞技体育赛事，像群众体育赛事也有很多的市场和发挥空间。
”
北京，一直在努力地对“后奥运魔咒”说着“不”。
转型最难的鸟巢
近几年，包括鸟巢在内的奥运场馆做了许多探索，“目前体育赛事已经从全民健身活动升级到国际体育赛事，包括意大利超级杯、世界短池游泳赛等。
”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主任王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截至目前，鸟巢共举办活动30项，共吸引近200万人次参与或观看，场馆利用率超过50％，“已经适时向社会单位开放，举行小型运动会。
”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由于鸟巢的标志性意义，在这里举办的多场主题活动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
5月1日，滚石30年演唱会从下午5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近7万名观众共享音乐盛宴。
据主办方统计，该场的票房收入达4000万元。
8月6日晚，近8万人涌入鸟巢欣赏意甲豪门米兰双雄（AC米兰和国际米兰）奉献的意大利超级杯决赛。
据说，这场比赛的票房在1亿元左右。
但这些与鸟巢并无多大关系。
“除了场租，我们并没有得到什么。
”鸟巢的工作人员说。
在这里举办一场商业演出的场租在200万元以上。
已成为保留品牌项目的“鸟巢欢乐冰雪季”，多少弥补了鸟巢的遗憾。
2009年首次举办就吸引了国内外游客22万多人，实现了近3000万元的营业收入，使鸟巢在北京的旅游淡季仍获得可观的收入。
与鸟巢相比，水立方和国家体育馆的赛后转型比较顺利。
据北京演艺集团董事长康伟介绍，2006年，水立方的赛后运营方案和经济效益分析就已经完成。
去年7月，水立方改造重开后，依靠嬉水乐园、游泳池等水上项目，经营状况一直很好。
而国家体育馆除举办了数十场次的大型文化与体育活动外，其副馆耗资一个多亿已改造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的杂技马戏场馆。
“中国杂技团”将长期驻场演出，8月已经热场开演。
国家会议中心在完成了奥运接待任务以后，截至今年上半年，已成功接待了1025个国内外会议和111个展览，其中1000人以上的大型会议130个。
“地面展厅出租率保持在62%以上，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
”中国会展理事会理事长、国际会议中心总经理刘海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体量大、硬件维护标准高、管理难度大，与国内尚未完全成熟的体育市场、演出市场叠加在一起，让鸟巢难以即刻繁荣。
仅为鸟巢7100平方米的场地中央铺上草皮便需耗时10天。
“在这里停车、吃饭、娱乐、休闲？
想都别想！
”
越来越多的人对奥林匹克公园周围的服务设施缺乏感到遗憾。
“我们上午下了火车就赶到鸟巢，没想到连吃饭的地方都很难找到。
”来自陕西的张先生一家三口，在烈日炎炎下有些无奈。
本来要呆到晚上看夜景，但是5岁大的孩子又饿又热，吵闹不止。
2008年10月，鸟巢开始对公众开放。
据悉，首批进驻鸟巢三楼餐饮区的肯德基，很快就因为收入还不够支付场租和人工费用而撤出。
由于鸟巢没有为餐饮服务单独设计入口，没有购买门票的游人也无法进入进餐。
位于鸟巢三层的鸟巢餐厅自试营业起就客流稀少，每天多则十几桌，少则两三桌。
由于生意清淡，鸟巢餐厅开始和部分婚庆公司合作，最初只是想靠婚礼包场提高餐厅的收入和知名度，没想到却因此成了婚庆的热门场所。
“9月和10月的所有周末都已经订满了。
”鸟巢餐厅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这也算是独辟蹊径、误打误撞。
”
“作为一个普通游客来看，我们的奥林匹克公园在考虑人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确有所欠缺。
”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的CEO张庆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与NBA的场馆相比，我们的场馆功能相对单一，你到这里看球就是看球，你想停车、吃饭、娱乐、休闲，想都不要想。
”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鸟巢运营方曾对外表示：
将把鸟巢中的140余个看台包厢改造和装修后包租给企业或个人，将部分区域改造成为健身房和羽毛球场等。
但因为鸟巢经营权的易主，目前这些仍然还只是设想。
“我们在接受帮助奥林匹克公园制定长期发展战略这样一个研究课题之后，和一些投资人做了直接的交流，他们中有每年投资额在数百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他们担心的是：
奥林匹克公园是不是有可以再投资100亿的项目。
”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巅峰智业集团董事李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经营鸟巢：
商业价值不是最重要的
当年，北京市政府为避免奥运场馆陷入“蒙特利尔陷阱”（15天的奥运会让该市的纳税人负债20年），对鸟巢项目采用了国际上流行的PPP模式（即公私伙伴关系，是一种政府与企业共担风险的经营模式），在国内尚属首次。
在鸟巢总计近35亿元的投资中，由中国中信集团公司等4家企业组成的中信集团联合体出资42%，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剩余的58%，双方按投资比例组建国家体育场有限公司，负责国家体育场（即鸟巢）的融资、建设、管理等工作。
中信联合体拥有赛后30年的特许经营权，运营期间自负盈亏，期满后，鸟巢由北京市政府收回。
企业为此承担了每年高达1.5亿元人民币的运营费和利息支出风险。
据媒体报道，北京奥运会后，中信联合体策划出了多个看起来一本万利的方案，不过都未得到北京市政府的认可。
比如无形资产开发的一大块是冠名权出售，包括阿迪达斯在内的多家企业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其中与国美集团7000万一年，不低于5年冠名的报价也到了最后签字的关头。
然而，冠名方案遭到外界的强烈质疑，最终被搁浅。
据悉，奥运会后，中信联合体就不断提出举办演唱会的申请，也都被相关部门以消防安全等原因驳回。
至今，在鸟巢上演的商业演唱会屈指可数。
“企业想做的，政府的限制比较多。
”林显鹏说。
在不少人看来，鸟巢从一个运营风险极高的体育场馆项目变成一个坐收渔利的旅游观光景点，其中实在没有中信联合体的半分功劳。
而鸟巢里各种设施的损毁和停用，更成为中信联合体运营无能的见证。
2009年8月20日，北京市政府与中信联合体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体育场运营维护管理协议》。
根据协议，鸟巢将进行股份制改造：
北京市政府持有的58%股份将改为股权，主导经营场馆，并承担亏损和盈利；原中信联合体成员共持有42%的股权。
同时，成立国家体育场运营维护协调小组，形成在北京市委、市政府主导下，由国家体育场公司负责运营，北京市各相关部门、属地政府全力配合的新体制。
这意味着，中信联合体放弃了自己30年的特许经营权。
不过，乐观的估计是，中信联合体获得了“永久股东”的身份，这同样会带来不菲的收益；而且中信联合体还可以就此甩掉高昂运营成本带来的“巨大包袱”。
对于北京市收回奥运场馆的经营权，奥林匹克公园管委会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在奥运场馆赛后利用上企业过度重视商业利益，背离了全民健身的宗旨，收回也是可以理解的。
”
“政府办事一定要讲究政治效益，讲政绩。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北京市副市长陈刚就曾经表示，北京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同等重要。
“鸟巢、水立方等地标性建筑的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要远大于其本身的商业价值。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地标性场馆的吸引，才会有奥林匹克公园区域连续三年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增长。
今年上半年，奥运功能区实现财政收入22.4亿元，同比增长19.5%，举办各类活动472场，是去年同期的5倍多。
”林显鹏表示，“从这一点来说，像鸟巢、水立方这样的场馆在奥运会后保留完好、运营正常，便已经是在创造价值了。
”
类似的场馆太多了
“部分体育场馆在赛事日期的压力下，缺乏足够的运营方案论证和规划设计时间，造成赛后运营利用低。
”沈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五里河体育场总经理郑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很多大型体育场馆由于盲目求大求新求洋，在一次性的高额投资之后，往往还伴随着长期的高额运行维护费用。
倘若最初场馆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赛后运营，势必造成场馆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造成较大的资产流失和经济损失。
”
北京演艺集团董事长康伟表示，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要控制大型体育场馆建设的规模。
无论从北京还是从全国范围看，类似的场馆太多了，奥运会之后我们办亚运会、大运会、全运会，搞一次运动会建一批场馆，这些场馆建完了以后怎么办？
国家应该把工作重点更多地放在现有的场馆，还有相关设施的开发利用上来。
王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去年一年，奥运中心区除去鸟巢、水立方等自主经营的场馆外，公共财政维护部分的成本已经大幅降低。
从2009年的6亿元左右下降至1.6亿。
不考虑收回建设成本因素，目前鸟巢、水立方等大型场馆依靠自身经营能够支付运营成本。
奥运中心区的维护费用之所以大降，主要缘于中心区的公共设施基本建设已经完成。
剩下的支出主要是人员工资、绿化养护等。
因此今后的运营成本也能够保持这样的常态平衡。
鸟巢地下空间的利用步伐正在加快。
奥运博物馆年内将建成，这个与国家美术馆、中国国学中心等国家级展馆组成的博物馆群，给这片地区增添了新的内容。
近年大型赛事场馆建设
2009年，山东，全国运动会
场馆及配套设施建设，2007至2009年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总共大约为1000亿元。
2010年，广州，亚运会（包括亚残运会）
新建场馆15个，改、扩建场馆63个，并新建海心沙开闭幕式场地，建设总投资72.48亿元。
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据媒体估算，投入到新建和改造大运会场馆及配套设施的资金达到138亿余元。
云南剧毒铬渣堆放长达22年
重金属围城
中国经济研究院朱梓烨I执笔《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3期）
“5000吨剧毒铬渣来了，羊死了，猪死了，水也不能喝了。
”这里是云南曲靖。
剧毒离珠江源头仅一墙之隔，22年来，它们在此安之若素，越堆越高。
感谢曲靖死去的第一只羊，它也许挽救了珠江沿岸亿万百姓的生命。
不过，如果相关政府部门科学规划、加强监管，我们本来无需这样的牺牲品。
看得见的浓烟滚滚，看不见的剧毒围城。
还有多少有剧毒污染风险的化工厂就在我们身边？
步步紧逼的重金属污染
云南曲靖陆良化工实业有限公司1989年投产后一直将产生的大量废料铬渣堆放在珠江源头南盘江边的厂区内，最多时达28.84万吨。
曲靖市政府新闻办8月16日通报称，将对涉事公司现存的14.8万吨铬渣，按照国家环保要求重新选址搬迁并作无害化处理。
铬这个生僻字，也许还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
然而，它和铅、汞、镉、类金属砷一起，已被《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列为重点综治对象。
铬遇水后产生剧毒物质六价铬，可对水土造成严重污染，通过消化、呼吸道、皮服及黏膜侵入人体，造成遗传性基因缺陷，更可能致癌。
截至8月15日，云南曲靖事故致77只牲畜死亡，铬渣堆放点附近已出现癌症村，11人已经去世。
其他几种重金属中，铅可污染空气和水，致铅中毒；镉中毒使人体的肺和肾产生病变；汞中毒常发生在生产活动中，导致神经异常、震颤等症状；而砷就是我们常说的砒霜。
“水俣之祸”
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出台了《铬渣污染综合整治方案》。
其中显示，截至文件出台之时，包括河南、天津、重庆等在内的1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累计产生铬渣600万吨，其中只有200万吨得到处理，其余400万吨铬渣处于堆放状态。
然而，方案没能治住超标，不仅是铬，各大重金属污染已是屡禁不止。
2009 年至今，我国已连续发生30 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频频发生的“血铅超标事件”将重污染事件推到浪口风尖，重金属防治工作刻不容缓。
2009 年环保部接报的12 起重金属、类金属污染事件，致使4035 人血铅超标，182 人镉超标，引发32 起群体事件。
中国科学院数据显示，目前重金属至少污染中国10%耕地，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国家环保部门组织的《典型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探查研究》调查显示，珠三角部分城市有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重金属污染超标，其中10%属严重超标。
上世纪50年代，日本九州岛水俣镇居民长期食用含汞产品，出现口齿不清、神经失常的水俣病。
这不是中国想看到的，但在经济发展中，各地难免又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要求，到2015 年，重点区域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要比2007 年削减15%。
要实现这个目标，只制定规划远远不够，环评、监管、执法、问责等制度不跟上，“水俣之祸”终难避免。
离岸公司“海归潮”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小晓实习生时晓冉|北京报道《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1期）
就在几年前，在许多中国企业家心中，离岸注册蔚然成风。
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审查制度开放宽松的地区和国家成了中国公司“留洋”的大热门。
如今，“出国热”还没有褪去的时候，“海归潮”悄然涌动。
企业家们纷纷意识到，如果企业想在中国大展宏图，“假洋鬼子”的身份是难以长久的。
“回归本土，中国机会”成为了海归潮中的关键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卷起铺盖，重新“变身”内资。
支付宝：
回归是为了获取牌照
今年5月，一则惊人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马云在大股东雅虎和软银不知情的情况下，悄然“偷走”了支付宝，将其变身为一家自己名下的纯内资公司。
通过2009年6月、2010年8月两次股权转让，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支付宝”）控股股东由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阿里巴巴”）变成了浙江阿里巴巴商务有限公司（下称“浙江阿里巴巴”）。
浙江阿里巴巴是一家内资公司，成立于2000年10月，注册资本7.1亿元，马云拥有其80%股份。
马云的理由是，中国人民银行已多次对申请取得第三方支付牌照的公司资质作出明确要求，《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规定：
第三方支付企业外资比例不得超过25%的。
没有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宝则必然是死路一条。
（详见本刊第22期《马云的战争》）
5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名单中，支付宝榜上有名。
由此，支付宝算是保全了自己在中国市场的未来席位。
然而，7月29日晚上，阿里巴巴集团、雅虎有限公司和软银集团达成协议，决定让支付宝的控股公司承诺在上市时予以阿里巴巴集团一次性的现金回报。
回报额为支付宝在上市时总市值的37.5%（以IPO价为准），回报额将不低于20亿美元且不超过60亿美元。
支付宝此次“变身”将付出20亿至60亿美元的代价，不知道在马云看来，这笔账究竟是赚了还是赔了？
顺丰：
“变脸”应对新邮法
在国内许多民营企业纷纷变身外资之际，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顺丰”）却低调“逆行”，成为快递业首家“外资转内资”企业。
顺丰于1993年成立，是一家主要经营国内、国际快递及相关业务的服务性企业。
和国内第一批非国有快递企业一样，顺丰的业务以一种不规范的形态起步。
公司从专营深圳香港两地间的快件起家，逐步将直营网络扩张到全国，并坚持只做小件快递的定位。
顺丰之所以一直是外资身份，原因之一是创始人王卫是香港人，最初的投资来自香港。
由于港澳台三地都是独立的WTO成员，因此三地企业享受的也都是外资企业待遇。
2008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政策的出台，规定内外资企业统一执行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不再享有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外资企业长期存在的税收优惠被逐步取消。
2009年10月开始实施的新 《邮政法》承认民营快递公司的合法地位，但明确规定外商不得投资经营信件的国内快递业务。
王卫意识到，顺丰转变自己身份的时刻到了。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显示：
顺丰速运在深圳注册成立的18家营业部，均于2010年9月28日完成了“企业类型”的工商变更登记，变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
在此前后，顺丰速运在全国其他地区设立的分子公司，也大部分获得了各省商务主管部门的审批，并完成工商登记变更。
顺丰以内资企业身份，获得了国家邮政局颁发的《快递业务经营许可证》。
希努尔：
转内资曲线谋上市
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希努尔”，002485.SZ）的前身诸城普兰尼奥服饰有限公司（下称“诸城普兰尼奥”）于2003年12月17日注册成立，法人代表是2008年初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王桂波。
资料显示，2002年7月3日，新郎国际在香港注册。
公司法定股本为1000万港元，实际控制人王桂波占有82%的股权。
2003年12月，新郎国际全资投资诸城普兰尼奥，经营范围为高档西服、衬衣等服饰制造。
因其外商投资企业身份，故此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
此外，新郎国际还在国内投资了王桂波实际控制的若干公司，使其均享受相应的减免税收政策。
然而好景不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使得王桂波决定弃用外资马甲，回归国内上市。
2007年12月，诸城普兰尼奥向诸城市财政局零利率拆借22850万元，与王桂波实际控制的其他3家公司签订《资产重组协议》等有关资产重组的协议。
王桂波控制的内资企业新郎希努尔集团向诸城普兰尼奥增资8000万元，占28.28%的股权。
资产重组后的诸城普兰尼奥200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8293.92万元，并由外商独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
2008年6月21日，新郎国际与新郎希努尔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新郎国际将其持有诸城普兰尼奥28%的股权以人民币22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新郎希努尔集团。
股权变更后，新郎希努尔集团持有希努尔男装56.28%股份，内资公司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同年9月，诸城普兰尼奥整体变更设立希努尔男装股份有限公司。
至此，由全国人大代表王桂波控制的外资独资公司诸城普兰尼奥成功变身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10月15日， 希努尔正式登陆深圳中小板。
“善变”的海联讯
“从事电力信息化系统集成业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海联讯”）海联讯2000年在香港注册，注册资本为150万美元。
2002年，海联讯试图在海外上市，此时它发觉，自己的香港身份对海外IPO并不有利，而英属维尔京群岛才是海外上市公司真正的“温床”。
2003年9月，海联讯进行股权调整，在香港转入一家名为Teamwhealth的、在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司旗下，实现了第一次“变身”。
然而，受到“非典”的影响，海联讯不得不停止上市计划。
2008年，做了几年“假洋鬼子”之后，海联讯发现这个“洋身份”渐渐失去了原本的优势和光环，反而对其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桎梏。
2008年4月，海联讯董事会决议同意Teamwhealth将持有全部股权转让给4名中国股东，内地人实际控股的外资企业变更为内资公司。
由此，海联讯完成第二次“变身”。
然而，正当海联讯手持“中国护照”，准备杀入中国股市时，却在证监会碰了一鼻子灰。
2009年12月，海联讯申请在中国创业板首发，由华泰联合证券担任保荐，拟发行不超过1300万股，募集资金9874万元。
但首发申请却遭到了证监会发审委的无情拒绝，原因正是由于其外资转内资的身份转换。
在碰壁之后，海联讯改聘平安证券为保荐人，再次向创业板发起了冲击。
根据海联讯的首发招股说明书，本次海联讯拟发行1700万股，募集资金1.33亿元。
2011年7月22日，历经坎坷的海联讯终于通过了证监会发审委的审批。
尽管海联讯终于获批在中国上市，但有业内人士指出，海联讯此次IPO将募集资金提高到1.33亿元，但拟投资项目却从4个减少为两个，募集资金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从2008年到2010年期间，海联讯采购成本占比当年营业收入的50%以上, 核心技术收入偏低，不符合创业板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特征要求。
看来，仅靠“变身”来实现上市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在股市“江湖”中站得稳，走得远，企业提高自身的整体水平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诺基亚10年内消失？
近来公布的一份十年内可能消失的十个品牌的名单里，诺基亚赫然在列。
一种夹杂着怀旧的伤感和无奈的割舍的情绪萦绕在很多人心中。
然而，这个中国人曾经最钟爱的品牌已经不懂现在的中国了。
市值蒸发、高层变动、退出日本，诺基亚会成为下一个摩托罗拉吗？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辰越|北京报道《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31期）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随着Android系统的风靡，iPhone的热销，诺基亚正在走下坡路，逐步失去市场宠儿的地位。
尽管诺基亚已经意识到了颓势的显现，换了领导，但似乎根本没有办法抑制市值的持续下降。
谁打败了诺基亚？
回想起来，似乎是一夜之间，人们便开始向苹果的iOS和谷歌的Android倒戈了。
“不是诺基亚不努力，诺基亚一直都非常努力。
”在诺基亚中国公司原高级副总裁、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董事长刘持金的印象里，诺基亚一直都保持着强烈的创业精神，领导人都怀着一颗谦虚的心。
“当时无论是美国的《财富》杂志、《福布斯》，还是《商业周刊》都登载了封面故事，诺基亚手机或者诺基亚CEO的巨幅照片，但是我们的领导跟我们说，我们远没有杂志上面说的那么成功。
”
刘持金认为，诺基亚只是实施动作上慢了一步。
“早在2000年，诺基亚就曾展示过集视频播放、网页浏览和搜索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手机概念机，当时的样机与如今的iPhone神似。
”
诺基亚一直都很努力，但谷歌的Android和苹果的iOS的出现太突然了，优势又太明显了，让诺基亚措手不及。
“苹果让手机变成了一个小型的个人电脑，开放的Android又给了人们将手机变成小型个人电脑的方式。
”在这一次遭遇战中，诺基亚败下阵来。
然而，最难打败的敌人其实是自己。
Frost & Sullivan中国区总裁王煜全在央视《对手》节目录制现场说，“诺基亚在产品设计、管理模式和营销模式都存在问题。
首先，早期诺基亚的产品设计其实是很成功的，用户在用过诺基亚的手机之后，再用摩托罗拉、三星什么的都不习惯。
诺基亚这个优势被大屏幕的触屏手机打败了，但是这个时候，诺基亚仍然抓着以前的老设计舍不得放手。
”
“其次，诺基亚传统的管理模式是控制无线应用，我觉得OVI地图不错，我就买下来，塞班系统不错，我也买下来，都是我的。
而这与Android倡导的完全开放的生态竞争理念完全背离。
”
“最后，诺基亚的传统营销模式是在大城市和二三线城市分别都有主推的机型，也许大城市的是最新的机型，二三线城市是次新的机型，依次类推把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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