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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传播学史》笔记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
罗杰斯是“议程设置”理论的代表人之一，该理论认为：
大众媒体之注意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体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体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
“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传播学产生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有这样一种说法——美国传播学‘是建立在石油提供的基础上的’”。
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
第一章
施拉姆的口吃直接影响了他对传播学的关注，导致传播学的最终建立。
拉斯韦尔（1948）的传播模式——“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产生什么效果？
”——首次发表在洛克菲勒基金会传播研讨班的一份报告上（1940年11月1日），这个研讨班1939至1940年期间，每月在纽约举行。
实际上，洛克菲勒基金会研讨班产生了两份很长的备忘录：
1940年11月1日的报告——《公众舆论和非常时期》，它建议政府在即将到来的战时非常时期投资进行传播研究；1940年10月17日的报告——《必要的传播研究》，它呼吁对作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方面的传播进行研究。
（看看人家资本主义怎么搞“宣传”的）
（衣阿华大学）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在一个新闻学院——这是第一个关于传播的印刷途径的专业培养单位——的开设，直接导致了传播领域之被区分为两个分支学科：
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
第一部份传播学的欧洲起源
在今天的佛罗伦萨，人们可以看到美第奇臂状的覆盖物（theMedicecoatofarms），即由7个红球围成的一个圈，这是一个理发师兼外科和牙科医生的象征，暗示着我们的“医学”（medicine）一词也许就来自“美第奇”（Medici），它500年前被刻在这些建筑物的石墙上。
列奥那多是“文艺复兴新人”（Renaissanceman）这一词语的起因，这个词指的是能做许多不同的事情、而每件事情又都做得相当出色的个人。
1450年后，大学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型的中世纪大学产生于天主教教会……与美国最早的一批大学——诸如常青藤名牌大学——一样，这些早期大学强调我们今天称为一种自由的艺术方法的东西，而美国最早的大学就以它们的欧洲前辈为模式。
德国的研究性大学的样板是创建于1737年的格廷根大学。
由此开始了这样的思想：
教授应该从事研究以便发现新知识，而不仅仅是将他们领域的传统科研成果传授给他们的学生。
要求学生在其学习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不仅仅是聆听和背诵他们所听到的知识。
……因此，两个不同的大学模式被从欧洲移植到美国：
一是常青藤名牌大学的本科生的模式，即自由的艺术教育模式；二是注重研究生学习的研究性大学的德国模式。
美国大学的第三种本土的模式是：
政府赠地的学院，它是由《1862年莫里尔法》所确立的，以便在农业和工程方面提供一种职业教育。
对于传播学在美国的推广来说，伊利诺伊、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密歇根州立大学和其他中西部的政府赠地的学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查尔斯·达尔文和进化论
……进化论的确是革命性的，但是，达尔文的革命是一种奇特的革命：
“一个异常腼腆的人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过着隐居生活；一个充满疑问的半残疾人，害怕他的理论可能触发争论；不过，也正是这个人最终摧毁了上帝创世的信仰。
”（米勒和范卢，1982）
进化论的思考在那时是一种非常风行的思想，在达尔文的著作发表前，有关生命如何变化的各种科学解释就已经被提出。
事实上，即便在达尔文从1831—1836年（达尔文著作发表前28年）乘“比格尔号”作环绕世界的旅行以搜集生物资料和样本之前，其进化论所必需的大部份事实就已经存在了。
但是，在达尔文之前，没有人认识到它们的理论意义。
他在伦敦安家并结了婚，在仔细地列举了结婚生活的利弊以后，“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一样，达尔文探究了幸福婚姻给不受干扰地从事某种革命性理论研究带来的那种一成一变的安全感”（米勒和范卢，1982）。
达尔文在1842年33岁时退回到“一种隐居的个人主义的生活中，一天工作几个小时，然后陷入恶心、虚弱、头痛和心悸的折磨之中”（米勒和范卢，1982）。
对达尔文思想的另一个可能的影响是一个生活在伦敦的当代人，即社会哲学家H·斯宾塞爵士（HerbertSpencer,1820-1903），他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著称的理论中将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生活。
斯宾塞赞同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体系决策的最有效的机制。
……达尔文将斯宾塞的术语“适者生存”借用到他的进化论中。
事实上，对于公众来说，这个词成为达尔文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部份。
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的最著名论断是：
个体通过金钱收益而获得私利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人类动机。
斯密的所谓看不见的手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个体——其中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的收益——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达尔文致力于系统地提出一个一般的进化理论。
他阅读奥古斯丁·孔德关于实证主义哲学的书籍。
然后，他阅读亚当·斯密对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的论述，经济竞争作为企业生存斗争的结果在使经济建立秩序方面的作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他又转向比利时统计学家阿道夫·奎特勒的著作，该著作讨论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观点，即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供给只是呈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
1838年10月，达尔文阅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便回溯奎特勒的讨论的源头。
进化论的最后几个难题现在落在达尔文的面前。
这时距从“比格尔”号返回已有两年时间，达尔文时年30岁。
请注意：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并不是从他的资料中跳到他面前的，也不是来自生物学的领域。
相反，“直接的促成者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统计学家”（古尔德，1980）。
达尔文进化理论形成的关键是他的广泛的阅读，是他能够从其他科学领域中看到与生物学相似的学说的能力。
他的理论创造是一个高度的社会过程，涉及到通过与其他人的思想交流而进行逐步的建构，这些既借助于阅读而获得，也是与科学同事广泛通信的结果。
达尔文一直等到1859年才发表他的《物种起源》。
这种耽搁的原因之一是要在英国建立一个进化论科学家的共同体。
随着一个支持者的无形社团的最终出现，达尔文觉得他能更好地经受住所预计的他的理论会产生的那种争论。
1859年11月24日，查尔斯·达尔文的《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的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有利种类的保存》在伦敦面市的第一天，便售出了1250本。
以后，第二次印刷的3000本也很快销售一空。
在《物种起源》出版的几年之内，售出2.5万本（科恩，1983）。
1871年，达尔文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直接涉及人类进化的问题。
查尔斯·达尔文并不喜欢“进化”这个词，因为他觉得它含有生物进步的意思，而由于不存在固定的变化方向，所以上述意思是难以确定的。
赫伯特·斯宾塞将社会进化等同于进步，因此他没有与之相类似的烦恼。
“达尔文的进化思想构成了对自然科学的根本重建，这在进化的生物学的狭窄范围之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库恩，1983）
赫伯特·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是查尔斯·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同时代人，而且他们在同一时期都生活在伦敦。
斯宾塞没有高等院校的学位，也没担任过大学的职务，且没有学生。
他很少阅读，不十分博学。
他通过与杰出的科学家交谈来发展他的思想……他赞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富有启示意义的人口原理。
斯宾塞将社会进货定义为某种现象的不连贯的、无序的分布状态向连贯的、有序的变化状态的转变。
他使用来自生物学的类比，追溯社会从简单向复杂的发展。
他先于《物种起源》约10年发明了“适者生存”的术语。
他把他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状态。
有人说过：
“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哲学是英国工业主义的产物。
”
斯宾塞“终身狂热地仇恨国家权利”，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统治最少的政府。
……斯宾塞声称，所有的系统不可避免地从不那么有组织的状态向越来越有秩序的状态进步。
与之相对，达尔文对生物进步的思想是持谨慎态度的。
在美国内战以后的30年里，如不把握斯宾塞便不可能活跃在理论工作的任何领域。
……斯宾塞的支持者包括美孚石油公司总裁约翰·D·洛克菲勒、铁路大王詹姆斯·J·希尔以及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后者成为斯宾塞的私人朋友和祟拜者。
斯宾塞向这些企业领导人讲述他们想要听的东西：
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关键。
他论证说，资本主义所展示的无情的经济竞争应受到鼓励，以便人类社会获得可与展现于自然之中的效率相媲美的效率（米勒和范卢，1982）。
在《社会静力学》（1851）中，斯宾塞声称，自由企业保证了个人和机构迅速地适应于其变化的环境。
那些不能适应的人所遭受的通苦提供了一种激励因素，以便下一次做得更好（鲍勒，1990）。
因此资本主义是社会进步的理想机制。
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声名扫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斯宾塞促进了进化论的普及。
事实上，他的主要作用就是普及达尔文的进化论。
对于传播学学者来说，达尔文特别重要的著作之一是《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它出版于1873年。
这部著作创建了非语言传播的领域，尽管达尔文没有这么称呼。
在纪念《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出版100周年时，P·埃克曼（PaulEkman）——一位最主要的非语言传播领域的学者——收集了与达尔文的非语言传播理论有关的当代研究依据。
他的主要结论是：
“达尔文的许多观察，他的大部分理伦解释和预测，都被当前的知识所证实。
”研究证据表明，诸如生气、害怕和喜悦等某些普遍的而部表情可能源于对面部表情的某些天生的、遗传的作用。
与某些情感有联系的面部肌肉运动的特殊模式起源于遗传的作用，而不是后天学习来的（埃克曼，197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依德的主要贡献是他对于无意识的认识，对于超出我们理性控制的精神力量的影响的认识，对于性欲在个体从婴儿时期起的精神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库恩，1983）。
本世纪初，维也纳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的诞生地。
作为哈布斯堡帝国（奥匈帝国）的首都，这个有着100万人口的美丽城市是一个伟大的智慧中心。
重要的思想风靡全城：
包豪斯的建筑运动，A·勋伯格的激进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十二音体系，O·诺伊拉特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和L·维特根斯坦的哲学。
世纪之交的维也缪表现出清教主义规范、性压抑、严格的道德规范等等特性。
这一套东西与弗洛伊德关于心灵、特别是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时对于性的强调是相对立的。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灵分为三个自我意识的层次：
（1）意识，对此，一个个体可以不怎么困难地予以理解和向他人描述；
（2）前意识，一个个体可以将之召唤到意识当中；（3）无意识，它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不能进入一个个体的自觉意识，除非这个个体依靠精神分析家的帮助。
抑制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一个个体阴止某些儿时的事件和其他东西成为在自觉意识中可以获得的东西。
偏见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无意识层面的神经性的、或精神的焦虑被转化为有意识的恐惧。
因此，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有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之间有可能发生交换。
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对行为的一种内在考察的个体性的解释，是通过对无意识的理解而发展起来的。
事实上，创造精神分析理论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1896年和1901年之间：
“弗洛伊德在40岁至45岁期间，通过直接着手对于他自己的梦进行分析而发明了精神分析。
”（安佐尔，1986）
谈话疗法——安娜·奥也将之称为“扫烟囱疗法”（chimneysweeping）——被布罗伊尔和弗洛伊德重新命名为“宣泄”（catharsis）。
“宣泄”是通过替代性的手段对某个个体的强烈的情感进行清洗。
这个概念最初来自希腊悲剧，如同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那样，这些悲剧常常通过在戏剧舞台上描绘悲剧事件来净化或纯净观众的情感。
由于某种“水压式的”（hydraulic）情感论，宣泄被看作是一种对个体有用的释放：
内在的情感必肥肉被释放，否则，它们就会“沸溢”或“爆发”。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宣泄是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一个先驱。
弗洛伊德的创造性疾病和梦的分析
1896年，弗洛伊德的父亲去世，引起了一场中年危机和神经疾病，由此导致弗洛伊德对他自己的梦进行自我分析。
在对付他自己的神经病，即一种创造性疾病（creativeillness）时，弗洛伊德开始写作《梦的释义》（1899），这是他最重要的著作……随着《梦的释义》的出版，弗洛伊德的神经疾病也痊愈了。
“这本书可以被称作是一部伪装起来的自传。
”（埃伦伯格，1970）
1900年以后，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将这个缺乏信心的年轻开业医生变成了一个新学说和新流派的充满自信的奠基人，他相信他已经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发现，他将这一发现视为他对这个世界所具有的使命”（埃伦伯格，1970）
（弗洛依德）他在自己的许多梦中找到了婴儿性欲的根据，包括对父亲与弗洛伊德母亲的性关系的妒忌。
他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希望的实现：
1、快乐原则，这主要由某种性本质的希望和欲望所构成，它对于个体来说可能是破坏性的，因为它们可以要求并不十分文明的行为。
快乐原则统治着无意识。
2、现实原则，它由更有逻辑的、有组织的思想所组成，其中许多思想有助于个体达到快乐原则的目的。
现实原则主要在意识层面发挥作用。
这两种类型的希望的实现经常处于冲突之中，而一个个体的行为可以代表一种妥协。
（施拉姆1949b用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对比的理论解释这样的问题：
个体为什么将大众媒体用于娱乐而不是新闻？
）
弗洛伊德提出，个体的人格由三个系统组成：
1、本我（theid），由生而有之的某种心理本性——诸如本能——的所有东西构成。
由人的人格的生物成分构成的本我，借助于作为减少紧张手段的快乐原则来发挥作用。
对于本我来说，在存在善和恶；它不知道道德。
2、自我（theego）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
这晨，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快乐原则。
由此，个体学会区分心灵中的思想与围绕着个体的外在世界的思想。
自我在自身和其环境之间进行调节。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
3、超我（thesuperego），这是人格的社会成分，代表着自我控制，由社会的传统理想的内在表现所构成，如同父母向其孩子所解释的那样。
在这里，个体被教会区分正确和错误，并学会为完美而奋斗、而不是为快乐而奋斗。
因此，超我与本我是相冲突的。
在所描绘的生活周期阶段中，人格的这三个组成部分往往有着不同的发展。
弗洛伊德还发明了“利比多”（libido，用来表示“欲望”的拉丁文）的概念，描绘诸如饥饿、渴和性这样的生命本能（这些生命本能也被称作性欲）的力量。
利比之被包括在本我之中。
精神病学在欧洲的兴起
精神分析理论最初是在维也纳获得发展，然后扩展到瑞士和德国。
今天，欧洲将弗洛伊德作为一个昔日的天才来顷怀，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精神分析学。
美国现在是世界精神分析的中心。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裂）两者的主要分歧涉及“利比多”的性质。
对于荣格来说，“利比多”是一个一般性的生命动能。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它是一种性的动能。
荣格还反对俄狄浦斯情结。
他因其“类型”（archetypes）概念而广为人知，这是普遍的、原发性的概念。
最终，荣格不仅中止了与弗洛伊德的关系，而且彻底离开了精神分析运动。
精神分析理论向美国的转移
可以理解的是，弗洛伊德被认为是心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不过美国心理学的主流朝着不同于精神分析理论的方向发展。
现代心理学从W·冯特（WilhelmWundt）演化而来，冯特是实验心理学家，他于1879年在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这比弗洛伊德开始创立精神分析理论的时间约早10年。
尽管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理论都注重人类行为的个体内的解释，但它们在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
1、心理学是以（实验室的实验）方法为中心，而精神分析理论是以（神经病）问题为中心。
心理学试图通过使用实验的方法而成为科学的学科，但这对于精神分析理论来说是不适合的（舒尔茨，1975）。
2、受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的影响，心理学的资料是定量的，而精神分析理论涉及个体精神生活的复杂性，使用取自深入的案例研究的定性资料。
3、心理学的时间框架是实验的此时此刻，而精神分析理论与个体以前的生活有关，利用回忆童年时期的事件来解释成人的神经病。
4、对于心理学家来说，主要感兴趣的个体是正常的成人或儿童：
精神分析家则涉及神经病患者。
精神分析理论对于传播学的贡献
对于社会科学在美国的发展，S·弗洛伊德是自19世纪以来欧洲的三个影响力量之一。
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处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而弗洛伊德的思想是个体性的，是在个体的范围之内、特别是在个体的儿童经历——它们掩盖在无意识之中——之年寻求对于行为的解释。
精神分析理论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存在于个体之中，特别是存在于无意识之中。
今天所使用的许多重要的传播学理论都在个体当中寻求推动行为变化的力量，尽管这些理论不是精神分析理论。
例如F·海德（FritzHeider）（1946）的平衡理论，L·费斯廷格（LeonFestinger）（1957）的认识不和谐理论以及佩蒂（Petty）和卡西奥普（Cacioppo）（1981，1986）的态度变化的详尽可能性模式。
这些理论都假定，个体失衡的、不一致或不和谐的状态，由于对于个体来说乃是不舒适的事，所以导致了这个个体的行为和变化。
人格研究的学术传统由C·I·霍夫兰所开创，这个传统是从C·赫尔的学习理论发展而来的，赫尔的学习理论反过来又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理论也对H·D·拉斯韦尔有关政治领袖的精神分析研究产生了影响，尽管它没有同样直接地影响拉斯韦尔的传播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了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
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交往传播
G·贝特森是帕洛阿尔托的两个交往传播小组的理论指导教师，这两个小组的学者们在他们的交往观点上是完全相容的。
最终，贝特森在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研究资助用完了，两组学者逐渐合并为至20世纪70年代末被称为帕洛阿尔托学派或帕洛阿尔托小组的组织（怀尔德，1979）。
或许，更准确的是把这些学者称为交往传播学派，因为这是它的主要的理论侧重点。
贝特森起初是帕洛阿尔托小组的核心人物。
……这个小组近乎是一个社会运动，以作为交往者的人类传播行为的理论观点为中心。
如同C·怀尔德（CarolWilder,1979）在她关于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评论中所说：
“我经常感到在追踪这个部分（她的观点），即我正在涉及的与其说是一种传播理论，不如说是一种社会运动——甚至是宗教运动，或许，传播意识形态是一个更加准确的术语。
”
G·贝特森：
奠基者
贝特森是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学者，在他的知识兴趣中不存在什么界限。
“就他的大部分生涯来说，G·贝特森试图发展一种普遍的认识论，它将在一个本质上是系统理论的参照框架中，对所有生物的整合信息、组织和重新组织信息、向外传播信息的能力提供一种综合性的说明”（里伯，1989）。
贝特森论证说，人类精神不在大脑或身体的其他部位之中，而是外在于身体，在个体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因此有了这样的标题：
“精神生态学”。
这样一个概念强调个体与其他人的传播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反映了帕洛阿尔托小组的中心论题。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传播学
P·沃茨拉维克、J·B·贝弗拉斯和D·杰克逊撰写了《人类传播语用学：
交往模式、病理学和悖论的研究》（1967），以便对帕洛阿尔托学派的主要观点进行概括。
这是表述交往观点的核心文献，也是这个小组最著名的著作。
帕洛阿尔托小组中的另一个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H·冯·福斯特（HeinzvonFoerster），他（于1911年）生在维也纳，并在那里成长。
他的叔叔就是哲学家L·维特根斯坦。
冯·福斯特指出，一个行为的观察者、被观察的现象和观察的过程构成了一个控制的体系。
这个观点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即一个科学家所观察的是一个社会的结构，有关绝对客观性的尝试是徒劳的。
请注意：
帕洛阿尔托小组并未被组织成为一个大学的系或学院——它们以单一的学科为中心——而是被组织成一个松散地连结在一起的学者小圈子，这些学者从事精神健康、家庭治疗和精神分裂症等与传播有关的问题研究。
小组有一个中心问题（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它可以是限制性的），对它而言，人类传播被解释为主要的答案。
帕洛阿尔托小组和弗洛伊德的观点
帕洛阿尔托学派与弗洛伊德的方法形成强烈的反差，因为它在其传播思想中表现出一种系统理论的观点。
“就控制论、信息论和一般的系统论对于贝特森的思想所产生的作用而言，很难作出过高的估计”（怀尔德，1979）。
帕洛阿尔托小组将焦点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网络作为它的分析单位。
因此，小组的关系理论内在地具有一种人际传播的性质。
“这是从个体向社会网络（从客体向模式）的焦点转变，它与把一个相关宇宙的中心从地球转向太阳的做法相类似：
（它是）行为科学中的哥白尼革命。
”（怀尔德，1979）
“准确说来，它们（精神研究所和贝特森的退伍军人管理局项目组）的共同特性是反对线形的、单元的、精神内部的模式，并用交往的观点取而代之。
”（沃茨拉维克，1981）帕洛阿尔托小组原先的两个组成部分都共同反对有关治疗的医学模式。
按照这种医疗模式，一个人可以“被改变，只要他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脱身出来，并在一个私人办公室晨或一家医院中得到个体性的治疗。
一理被改变，他就会返回到他的社会环境中，他变了，因为他已被‘清除掉’造成他的困难的那些精神内部的问题……因为重要的是病人对他的真实世界的知觉，所以这个真实世界的本身就被认为是次要的了”（黑利，1971）。
帕洛阿尔托小组在医学模式上所发生的视野转换需要一种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个观点以个体和他人的人际关系为中心。
“始终如一地最受到欢迎的模式是一种源于控制论的系统理论。
这个模式能够对付以一种自我纠正的方法彼此响应的交往要素，而家庭成员似乎就是以这种自我纠正的方法来行事的。
传播技术开始成为这个领域的语言的组成部分。
”（黑利，1971）
元传播、悖论和双重约束
一天，当G·贝特森在旧金山动物园观察猴子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猴子开玩笑地咬另一个猴子，两个猴子都明白这只是一个玩笑而已，尽管它看上去像是真正的战斗。
贝特森（1972）得出结论说，这个咬的信息肯定是以一个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关于传播的传播）信息——它说：
“这是一个玩笑，不是战斗。
”——为先决条件的。
贝特森论证说，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个体丧失了元传播的能力，即能够理解一种情影是有约束力的，并且能够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层次，以便逃避这种约束，诸如通过说“你给了我一个混乱的讯息”（怀尔德，1979）。
因此，一个个体通过重新构造传播环境而摆脱双重约束。
构造一种传播交流意味着在上下文中确定它。
重新构造就是改变讯息交流的上下文。
“人们不能不传播”
帕洛阿尔托学派本质上将传播等同于人类行为，正如他们的著名的格言所指出的：
“人们不能不传播。
”（沃茨拉维克等，1967）这个断言使我们意识到并非所有的传播都是有意图的。
作为“我们不可能不传播”的最早断言的提出者之一，J·B·贝弗拉斯（1990）希望通过确定两个子陈述——她认为这两个子陈述能澄清原意图——以修改她的最初观点：
（1）“所有的行为都‘不是’传播，”但是
（2）“人们在某个社会背景下可能无法避免传播。
”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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