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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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
[1]
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
一、中国正在陷入的是转型陷阱
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之后，人们蓦然发现，我们现下已经处在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时期。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说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有人说中国开始要进入一个停滞时期。
一种沉闷而焦躁的社会氛围在悄然形成。
如果将这种状态置于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其中具有的含义就更是耐人寻味：
如果说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进入21世纪后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2]。
其实，此前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拉美化或拉美陷阱等，其实所指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
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更具体地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这道坎，成为所谓发达国家。
而另外的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TransitionTrap）。
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改革或转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锁定了改革或转型的进程，将某种处于过渡状态且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过程。
回首过去，这个转型过程既是中国过去30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过去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
然而，过去我们看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即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
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在转型中形成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因素”，也会在其主导下，随时可能定型化。
转型陷阱指的就是，在这种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期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这就如同在一个烂尾的大楼中，修建大楼的人们将其简单装修一下，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成为一种格局一样。
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
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
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
尤其是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
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
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但问题是，也存在一种可能性，摸石头摸上瘾了，却连河也不想过了。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第一，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现在身在何处。
我们现在可能不是处在改革或转型的途中，也不是处在某种中间性的过渡状态，而是处在一种结合了新旧体制因素的“混合型体制”定型的过程中。
对这种新的体制最理论化的概括也许就是“中国模式”的概念。
第二，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现在改革的阻力和困难究竟在哪里。
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像有人担心的那样，仅仅是旧体制的拥护者在反对改革，而是昔日的改革者、今日的既得利益者在要求固化现有状态。
严重者，将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的现象。
旧体制的拥护者与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
第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改革遇到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
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是相当困难。
第四，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看清楚今天种种令人困惑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为什么维稳会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发展会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为什么一些只能在特殊情形下实行的措施会常规化体制化，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即转型陷阱的逻辑。
第五，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一个问题产生警觉，即在转型陷阱的逻辑没有打破之前，那些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些想矫正目前一些弊端的措施，都有可能被扭曲变形，被组装为获取既得利益链条上的环节，或者说，被利用为形成转型陷阱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会进入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
第六，转型陷阱的概念有利于澄清笼罩在左与右争论上的迷雾。
现在中国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问题。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左与右的问题。
过多将争论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不仅会造成社会不应有的裂痕，而且会模糊我们正在面对的实质性问题。
[1]本报告由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共同组织撰写和发布。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第一份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已于2010年4月10日正式发布。
第二份报告《走向社会重建之路》于2010年9月正式发布。
本报告由孙立平教授（清华大学）撰写，课题组成员郭于华教授（清华大学）、沈原教授（清华大学）、晋军博士（清华大学）、毕向阳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程秀英博士（清华大学）参与了讨论和修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先生对本报告的撰写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2]WorldBank，TenYearsAfterAsia'sFinancialCrisis，WorldBankEastAsia&PacificUpdate2007,pp3,26.http:
//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EAPHALFYEARLYUPDATE/Resources/550192-1175629375615/EAP-Update-April2007-fullreport.pdf
二、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
对于近年来社会氛围的沉闷，对于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乱象，人们已经有许多的议论和研究。
如果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与上述所谓转型陷阱，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转型陷阱的典型特征是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的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和畸形发展相结合，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都由此而来。
症状之一，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状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发展的停滞。
因此，所谓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的还是要防止陷入经济停滞状态。
不错，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不存在的。
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了30多年后，确实在面临着种种不利因素。
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复和久治不愈，使得出口拉动的动力已不如往昔。
更重要的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传统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廉价资金、廉价资源等，正在不断失去的过程中。
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成本时代，现在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
这些似乎都具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征兆。
而经济发展步履的沉重，也确实明显可见，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政府投资的拉动，越来越依靠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壮大，越来越依靠大项目甚至泡沫的推动，越来越依靠自然资源的消耗。
但由此得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会明显放缓，甚至会陷入停滞的结论是过于轻率的。
一方面，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仍然是存在的。
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落后地区发展的潜力，局部体制变革的潜力，以及走向国际市场的潜力等。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中国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
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上述制约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也许确实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停滞，而在中国，由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由于政府具有的超强行政能力，则可能会将停滞的可能性转变为一种亢奋的畸形发展。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该危机不危机，该放缓不放缓的现象我们不是经常见到吗？
在前两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强有力应对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由上述制约因素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政府主导的反应方式决定的。
概括地说，中国在经济上将要面临的问题，最现实的不是停滞而是亢奋而畸形的发展。
这种畸形的发展，以片面、不惜代价追求发展速度为特征，甚至由此形成一种折腾经济的发展模式。
而其原因，则是转型陷阱所形成的制约条件。
首先，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这种模式的形成，源于既得利益集团在财富追求上的迫不及待。
因为只有快速增长才能在利益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满足既得利益集团快速追求财富的要求，比如，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等。
其次，在转型陷阱中，人们不愿意正视转型中遭遇的实质性问题，更不愿意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以在不促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这可以称之为增量依赖症。
实际上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
再次，在转型陷阱所形成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就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其实，说这样的发展模式是由转型陷阱造成的，更重要的含义是，转型陷阱形成的脆弱社会基础使得我们只有通过经济的畸形扩张，才能缓解社会中的张力，满足维护现有格局的需求。
改革前，中国的体制是建立在意识形态资源的基础上的。
在文革后期，这种资源基本耗尽。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体制基础实现了一次成功转换，即将意识形态基础转换为绩效即经济发展的基础。
但这样的一个基础，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
比如，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形成的失业下岗人员、农民、城市底层，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你经济是发展了，但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说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体制的基础完全建立在绩效和发展上已经不够了。
这意味着需要对体制基础进行又一次转型，需要将体制的基础从绩效转到公平正义（更准确地说，是绩效加公平正义）上来。
应当说，中央是敏感的，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理念。
但问题是这次转型的阻力太大，这次遇到的不是上一次基础转换时遇到的意识形态阻力，而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因为要实现公平正义必须要改变现有利益格局。
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在第二次转型中解决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民主制度的推进，法制的建设，对于权力的制约，对于即得利益集团的约束，公平正义如何得到维护，社会当中的规则和秩序如何建立等等这样的问题，推进就相当艰难。
包括现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困难，真正的原因其实也在这里。
在第二种基础没有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我们就只能继续依赖并尽量消耗第一种基础。
这就好比一桌人吃饭，本来就已经饥肠辘辘，但现只有凉菜上来了，热菜始终上不来，人们就只能使劲吃凉菜，甚至拍黄瓜里面的一点汤都喝了。
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畸形化的真正原因。
症状之二，体制改革从变革到将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
在今天，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困境，可以说是个不争的事实。
我在2005年就提出过一个判断：
改革的动力基本丧失，改革的共识已经基本破灭[1]。
实际上，在过去的若干年中，改革已经由一个实质性的过程变成一个形式上的口号。
近些年来，一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基本被搁置，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
之所以如此，一个基本的理由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实际上是维护正在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同时也是担心促动既得利益格局会造成的连锁反应以及局面的不可控性。
将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措施用维护稳定的理由加以拒绝，是转型陷阱的典型逻辑。
因为这些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恰恰是要冲破转型陷阱所造成的停滞性僵局，冲破造就了转型陷阱的既得利益格局。
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其实，现在改革困境的形成并非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改革已经改不动了。
改革处于停滞状态也不仅仅是因为触犯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而遇到了阻力。
如果现在是民众要求继续改革，而既得利益集团在那里阻挠和反对改革，事情也许还比较简单。
尽管这样的因素也是存在的，但实际的情况比这个还要复杂得多。
问题在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挠与将改革走样变形这两个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
换言之，既得利益集团一方面阻挠实质性的改革，另一方面则以改革的名义获取利益，从而使得改革走样变形，并由此引起一般民众对改革的抵触。
正如我们在现实生活能看到的，现在老百姓一说起改革就心惊肉跳。
其结果是，不仅实质性改革受阻，而且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基础，甚至维护转型陷阱中利益格局的作法具有了表面上的民意基础。
也就是说，改革动力的丧失，并不仅仅是领导层的改革意愿问题，而是在民众中已经对改革发生了疑问。
制度转型的陷阱是从改革走样变形开始的。
这种情况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我当时就曾指出过这样一种现象，涉及大多数人的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去福利化过程进展神速，而涉及少数人的垄断领域的特权久削不去。
更重要的是，一些原本出发点良好的改革，往往以损害民众利益告终。
这意味着，在转型陷阱中，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
在2005年的时候，我还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改革陷阱。
改革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为了克服某种弊端而出台一种措施，过一段时间后，弊端死灰复燃，结果是该种弊端和为了克服弊端所采取的措施一起强化原来的弊端。
比如，在医疗改革中，为了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需要降低不合理的高药价，改变以药养医的现象，同时要相应提高医疗的价格。
但弄不好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
短时间内，医疗价格上来了，药品价格下去了；过一段时间，下去的药品价格上来了；结果是由过去的药品价格高医疗价格低变成医疗和药品的价格都高，患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2]。
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
当人们还在为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还是市场化改革过头争论不休的时候，要素的非市场化和商品的市场化相衔接已经成为最有利的牟利方式，如用行政的方式获得廉价的土地和资源，然后再以高价格将产品在商品市场上出售。
还有比这更有效率的牟利方式吗？
当人们还在为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争论不休的时候，“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相衔接，已经成为同一个过程的不同环节。
用社会主义或国家经济安全的名义将民间财富聚敛到政府手里形成“国有资产”，过一段时间，再用产权改革的名义将其私有化到少数个人的手里，或是利用国有资产和个人控制的民营企业相衔接实现利益输送。
还有比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财富聚敛的吗？
转型陷阱最大的危险就是对新旧体制的这种组装，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左右为难”，甚至为了解决弊端而实施的某些改革措施，都避免不了被“组装”的命运。
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国进民退”的过程，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利用垄断优势聚敛财富，对国有企业中的腐败，进行了许多批评。
在此基础上，有人重提国有企业改革甚至私有化。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但问题是，在目前情况下，谁能够保证新一轮的国企改革不会演变为前些年那种大肆侵吞国有资产的盛宴？
其实，现在反思起来，中国的改革可以说先天不足。
这种不足至少有两点是致命的。
一是为改革设定的实用主义目标，即改革要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是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体制性目标，更谈不上实现这个目标的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二是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
过去我们一直沉浸在所谓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中，但恰恰是这种改革模式为转型陷阱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如同有人早就指出过的，本来应该在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前解决的问题，都拖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后。
结果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条件已经一去不返。
症状之三，社会结构趋于定型并固化为一种断裂社会。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过程开始，引入市场经济的体制，贫富的问题就开始逐步凸显出来。
但在那个时候，所谓贫富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处于不断变化中，谁是穷人谁是富人是不固定的。
但是时至今日，情形已经完全不同。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贫富的问题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上，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
不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变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难，就是下一辈子要改变都已经越来越不容易。
于是，就有了种种“二代”的说法，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体制内二代、体制外二代等等。
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
进一步说，社会结构不但在定型化，而且开始在再生产。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从90年代末开始关注的。
1998年我们发表了一个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我们提出了三个概念或判断。
第一个概念叫“长不大的个体户”。
也就是说，改革初期在民间形成的草根式的个体户，已经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第二个概念叫“不落空阶层”的形成。
这个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掌握着总体性资本的阶层。
无论社会中出现什么样的机会，几乎总是这个阶层捷足先登，而且当时他们已经开始在垄断这些机会，已经在开始构筑垄断边界。
第三个是明确提出了“精英联盟”的概念，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已经开始结成联盟[3]。
在进入21世纪之后，笔者又正式提出了“社会结构定型化”的概念。
当时我们从四个方面对这个过程进行了界定：
第一，阶层和阶层之间有了边界，不同的阶层之间开始形成布迪厄所说的“区隔”；第二，阶层内部有了认同，即形成了一种“我们”、“你们”、“他们”的集体意识；第三，社会流动的机会在开始减少，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门槛都在加高；第四，人们的社会地位开始传承，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过程开始[4]。
2011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实验班2010级的几位本科生，以清华和北大两个高校为个案，进行了一项关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
他们通过抽样调查，发现这两所顶级高校的招生中存在严重的城乡不平等。
2010年高考，全国六成考生来自农村，而这一年清华的农村生源只占17%，北大也不足两成。
两校农村生源的比例，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大为下降[5]。
一些类似的调查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这表明，经济社会地位在世代间传承的过程已经开始。
由此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我们原来称之为断裂社会。
所谓断裂社会是指，在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一条主要的断裂带。
这条主要断裂带是沿着上层与下层、贫与富、城与乡形成的。
目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分歧和对立，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沿着这条主要断裂带展开的[6]。
一个逐步定型下来的断裂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是很值得注意的。
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
回首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而现在，社会的氛围变得日益压抑和沉闷，这与结构定型，门槛加高是不无关系的。
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
“仇富”与“嫌贫”的意识不仅仅是源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于贫富的固化。
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
在80年代，不同的群体对自己的状况都有满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满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普遍的并不平衡感。
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心态，也是一个社会的弹性之所在。
但现在，在一部分群体中，尤其是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形成的则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
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症状之四，由对社会矛盾误判形成的拘谨心理和维稳政策导向。
近些年来，社会矛盾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而且其中的一些矛盾确实还是相当尖锐的。
问题是如何定位和判断这些社会矛盾。
应当说，在这些社会矛盾中，有一些本来是属于市场经济社会中正常的矛盾，其中绝大多数并不会形成对政权和基本制度框架的严重威胁。
但在近些年来，有关方面对这些社会矛盾产生了严重的误判，形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的“不稳定幻象”。
所谓不稳定幻像，其实就是一种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的主观感觉。
应当说，这种“不稳定幻像”在我们社会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并影响了我们对目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看法与处理方式。
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大维稳”的模式，即将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与社会稳定问题联系起来，动员整个社会的资源进行全方位的维稳工作，将维稳渗透于政府工作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将维稳作为权衡利弊的基本标准和基本政策取向，将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常规化体制化。
其结果是使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
在这种思路下形成的一些维稳措施，化解社会矛盾的措施，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缓和社会矛盾，而是加剧社会矛盾，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甚至把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演变为对体制的怀疑和怨恨。
稳定问题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症结，与转型陷阱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来自利益格局的不均衡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不安全感。
转型陷阱中固化下来的是一种很不公平的利益格局，在这种利益格局中，财富掠夺成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同时，为了维持一种畸形的发展模式，损害民众利益的“发展措施”越来越普遍。
正是这样的一些转型陷阱因素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多发甚至激化。
而近些年来形成的大维稳模式，不是着力解决造成这些社会矛盾的因素，而是将人们对这些问题的不满视为不稳定因素，加以防止和压制。
其结果是，不但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反而由于固化甚至强化了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这样一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种“维稳的怪圈”：
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在这当中，最大误区之一，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
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
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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