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资源现代制度与基层治理的未来.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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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资源现代制度与基层治理的未来
传统资源现代制度与基层治理的未来
—赵晓峰《公私定律：
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书的启示
在急速变迁的当今时代，匪夷所思的事件每天都在上演，作为国家中的生命个体在犹豫与挣扎，反思生活中的各种乱象，关注国家政治中的生态变化，思索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讨论与争论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却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思路。
中国自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历史巨变之后，转眼已经步入一个新的时代节点。
尤其是农村社会正在日益走线现代、多元和开放，社会与文化的快速变迁让人们变得茫然不知所措，“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弥漫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的虚无让社会陌生化，熟人社会的温情与亲密不负存在，国家不断的向社会渗透，人们却开始逃离社会。
新的基层治理模式没有形成一种“强国家—强社会”的理想图景，相反却呈现出“弱国家—弱社会”的局面，经历百年革命激荡和经济发展的乡土中国将何去何从？
一
赵晓峰博士的《公私定律：
村庄视域中的国家政权建设》（以下简称《公私定律》）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从农民的公私观念出发，提出了一个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发展路径。
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公私观念”不仅局限于村庄内的局部范围，它受到国家治理目标的影响，反之也会影响到国家的治理逻辑，他认为“农民的公私观念是如何形塑地方社会秩序，影响基层治理模式变迁，决定国家政权建设演进路径与实践成效”。
在《公私定律》一书中“公与私”成为影响整个时代走向的本土资源，其直接折射出两个相反却又高度关联的研究取向：
既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取向和本土资源为中心的现代化取向。
这两种取向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也是一直努力探索的方向。
由于中国农村在时空结构上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任何一种方式都可能在个案区域试点成功，很难以局部区域实践的成败来进行理想化的抽象，这也是学人所困惑的地方。
赵晓峰的研究似乎要突破一种的非此即彼的定论观，运用“区域比较”和“深度个案研究”两套策略，借助区域比较赋予个案研究“他者”的视野，认清个案村在区域中的位置。
同时，以个案村的深度研究来拓展不同区域的研究灵感和经验，对不同区域的经验有更加深刻的把握。
通过区域与个案之间的穿插与复合，来对个案经验进行高度的抽象和提炼，构建具有本土意义的理想类型。
《公私定律》力图超越传统实践与理论现代化的二元模式，找寻一条合法化的中间道路，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
本土资源及其承续发展就是本书借助的对象，以此建立与中国现代化相适应的制度体系。
为证明这本土资源的活力及其有效性，《公私定律》直接诉诸理论反思、理论资源、典型案例及其背后的因果关系。
作为理论反思的实践思维，必然提起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这一理论框架，这也是目前研究国家政治的主导框架之一。
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从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提出之后，被广泛运用到基层治理研究中，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创新、迈克尔曼的“专断权力与基础性权力”的二元划分也是此理论框架的延伸，它们都强调以制度建设提升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是国家政权的制度主义的建设路径，制度主义在应用到农村研究中存在被理想化的趋势，似乎成为解决农村复杂问题的必然路径。
制度主义突出的是逻辑上的自洽与合理，对问题的分析与政策的设计容易停留在“书本上”，是书本中的制度主义，难以变为“行动中的制度”。
因此，用一个完全异质的制度方式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乡村，具有极大的难度，而且是否使用也值得考究。
但是不可否认，制度具有极强的改造能力。
现代制度在逻辑上具有较强的合理性，是一个能够成为意识形态的治理工具，也是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大历史的变迁，还是局部村庄改革的成功，都证明了现代性的合理面向。
也因此，赵晓峰在从传统向现代“穿越”的时候，虽然反对教条化的制度主义，却并没有完全的否定现代化的合理性。
可以说，他的反思对象不是现代化的理论，而是存在制度主义背后的极端意识形态或者极端西化的价值观。
二
对“现代观”的反思需要回到历史长河中，援引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的资源，进行比较分析和实践判断，中国农民的“公私观念”是最为基础、也是看起来最有效的本土资源。
费孝通在研究公私关系时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他认为“传统社会的公私观是以一己之私为中心，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
在这种格局中，站在任何一圈中，向内看是公，向外看就是私，两者无清楚的界限。
这种行为取向看似是一种“个人主义”，人们之间缺乏凝聚力，没有公德心，在进行社会互动、资源分配时倾向于照顾与自己关系相近的人，忽略与自己关系较远的人，自利性较为明显。
费孝通认为“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
因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而西方是权利本位，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并没产生，行为的取向是义务和伦理。
中国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个人与团体之间的边界模糊，或者说没有界限，只有差序性的社会关系。
因此中国社会的“公与私”是相对的，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以权利为核心的契约关系，而是一种公平与公正的文化象征。
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过程来看，“公私观念”的形成与中国乡村的社会基础有关，更与乡村的基层治理结构相关。
古代国家对乡村的渗透能力有限，并没有实现直接统治，更多依靠士绅主导的宗族组织进行治理。
宗族不仅为村民提供生产生活所必须的服务，保护人们的生存安全，且有严格的族规家法、村规民约等硬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任何破坏宗族利益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除了硬性制度规范以外，村庄社会的特殊性以及各种地方性知识则是软约束，这种软约束是在乡村内部的交往与发展中自觉形成的。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流动性较小，信息透明度高，人们之间非常熟悉，也就是因为熟悉而产生了信任和亲密，长期共同的生产生活让人们之间的感情加深，相互之间不言自明，但是这种感情也仅是个体之间的关系，何以构成了“社会”？
或者说如何让宗族的公共治理成为可能。
赵晓峰认为是通过“习”得规矩、地方性知识，来不断的“正心、修身”，逐渐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这也是宗族组织超越家庭、个人之上成为公共治理单位的重要原因。
其本质就是将宗族“私化”为自己人的单位，使以己为中心的“小私”与宗族这个“大私”对接起来，让个人融入到宗族之中，建立一种“我们感”的认知，在宗族组织内部建立起较强的公心、公德。
宗族与村落不仅功能性单位，更是价值性单位，它不仅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更是人们获得人生归属、构建意义世界的根本所在。
以宗族为核心的“地方秩序”看起来与国家治理是冲突的，直接表现为地方知识与正式制度的矛盾与冲突，而这种冲突似乎并没有在实践中出现。
这源于士绅与宗族起到了很好的转化与缓冲作用，及时把国家的要求、规范和章程转换为村民所能接受的规则或内容。
传统中国在踏入现代化路途之前，依托内生资源而较好的治理社会，建立了一种稳定有序的运行机制。
赵晓峰对本土资源的分析，展现出其具有的特殊与合适、基础与稳固等特征，表明她们不是理性的、临时性的工具，而是具有文化价值和符合中国历史的知识体系，他们不仅决定着制度设计的合理，而且影响着人们的意义世界和决定人们的行为取向。
但是当中国步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轨道之后，一切阻碍国家与农民对接的组织都被废止。
尤其是为确保革命的成功，必须让农民对国家的理念有着直接高度的认可，让农民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有为革命奉献的绝对无私精神，为此构筑了中国式的民权思想。
从明末清初的反君主论、地方分权的“民权”，到清代及近代，与欧洲民权的相互交融、激荡，最终形成了以国民权、生民权为代表的中国式民权主义。
但是赵晓峰认为，由于权利实践的社会基础的不存在，这种权利是残缺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因为它只强调权利并未明确义务。
人们开始走出祖荫，迈入现代市场体系，“民权”思想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环境中被不断放大，引发了“无公德个人”的泛滥，在乡村生产生活中，表现为破坏道路、水利等公共设施，而没有任何愧疚和担忧，因为已经没有可以约束这些人的道德与规则，作为不熟悉社会的法律也难以有所为。
在权利表达中，也可以看到人们高举法律和权利的旗帜而高声呐喊，要求维护“合法”和“正当”利益，并出现了大量的上访事件，但是无理的“谋利性上访”却占据多数。
这是由于国家过于强调稳定和维护农民权利，使得个人越来越不受约束，基层上访治理的方法却日益非正式化，“摆平就是水平”成为普遍方法，大量谋利型上访被不断生产出来。
中国农民的利益诉求与西方相比，在方式、目标、理念等方面表现出极大不同，在缺少足够的制度和文化基础的前提下，农民的抗争并不单纯是维护正当权利，而是借助政治风气，赢得政府和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政府也往往为了维持稳定而满足无理诉求，于是人们不约而同地采取趋同的行动策略以期望在利益分配结构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导致无理上访不断涌现。
由于农民上访并不是推动规则或制度的改变，而仅仅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因此公民社会并不会因此而形成，还会因为个人利益的无限扩大而被消解。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战争双方在反复博弈、交锋过程中两败俱伤。
大量从西方转移而来的治理资源，没有发挥预期的功能，公共规则没有确立，社会治理无法按照制度主义的理想设计去实践，本土资源也失去了生存空间，难以在维系基层秩序中发挥作用。
本土资源被抛弃，制度性资源用不上，基层治理必然会陷入困境。
一些人把责任归结为时间，认为各种制度、规则、习惯和惯例在社会生活中的形成和确立都需要时间，只有在适应中人们才能够形成与之相符的价值才能够被认同。
在赵晓峰的解释中，时间或许仅是一种托词，如果任何事情都诉诸于时间这个上帝，也许社会进步将遥无期限。
寻求各种本土资源的积累、承接、转换，最终创造一种合法性较高的本土化机制，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三
《公私定律》展现了从乡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演进过程中，农民公私观念以及公共治理单位的变迁。
在这个短暂而有力的变迁进程中，现代性因素虽然持续向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渗透，却没有消除传统知识与文化的印记，本土资源仍然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时刻发挥作用。
书中提到的岳平县名山村的理事会及运行机制生成的案例，就是本土资源转换利用的典型经验，也是本书观点产生的基础。
理事会是在传统房头会基础上产生，具备了较强的内部认同，而且由于其有效解决了村庄生产中的公共事务，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承认和授权，获得了“合法性与认同感”兼具的双重特性，具有“大私”和“小公”的双重身份，重建了一个超越家庭之上的“自己人”单位。
这使公私秩序的内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从而有效地对乡村社会实施治理，维系了良性的地方秩序。
农村理事会是多元文化妥协合作中发生的，是化解各种治理难题的实践创造，它的产生需借助传统文化，也必须依托现代资源。
传统房头的复兴，文化网络关系的生成，人情、面子、权威等地方文化规则得以恢复，理事会得到传统文化网络的支持，同时长期受现在公共治理规则的影响，又具有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子。
无论如何，公私之间在这里实现了对接，这种对接是努力将农民认同的“大私”转化为合法化的体制性权威，并赋予其一定的自治权，成为国家与农民连接的中介组织，使国家的治理目标转化为农民可接受的内容。
农民的利益诉求高效传达给政府，也可以依托组织在基层得到实现，国家的普遍主义法治逻辑与农民的特殊主义行为逻辑之间产生了一个高效的沟通、对接和转换机制，这也是本书一直努力探寻的模式。
可以说，《公私定律》所阐述的思路超越了理性决定论的思维范式，从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之中来理解事务运行逻辑，挖掘具象、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本原，来树立更具地方特色的特殊性规则。
但是中国人的“公私观念”是一种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发展不是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自然演进的产物，是以“虚无”的形式存在社会的周围，是不用质疑的存在，是人们身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很难对其进行制度化的设计，这也赵晓峰矛盾和困惑的地方。
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不能回避制度的功能，否定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又对迫切希望在寻找到经验之中自我孕育的内生模式，脱离线性主义的羁绊。
赵晓峰在对二者进行整合利用时，不可避免的运用了功能主义的思维。
因为，某种文化的存在是为了满足功能性需要，房头、宗族还是传统文化的复兴，都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人们的需求，本土资源由此获得了再生空间。
本土资源的再生与利用表明“进口”的制度资源还难以适合乡村社会，也因此呈现出大量回避法律与制度的现象。
在本土资源缺失的地方，任何行为约束似乎不再有效，大量谋利型的权利表达出现，人们漫天要价，“私利”无处不在，个人残缺的权利不仅难以推动社会进步，且嚣张的对国家权威进行随意挑衅，不断侵蚀公共规则和公共空间，阻碍了组织化社会的发展，使国家基础性权力日益式微。
革命虽然构筑了国家的权威，却瓦解了整合功能极强的社会组织。
一旦革命思潮退去之后，农民又会回到平淡的日常生活之中，会远离国家政治的宏大叙述，而更为关注生命意义与生存境遇。
因为农民毕竟不熟悉这些西方移植而来的生硬的权利、法律以及制度，这些外来制度不仅容易破坏熟人社会的感情，而且复杂的程序及层级导致行动成本极高，农民不会为简单的事情而付出如此高的代价。
现代制度运行的社会基础仍不健全，以至于无论是农民还是基层治理主体都避开制度，采取非正式的方式行动，以至于国家按正式程序评价基层治理绩效，而基层却尽量避开制度，治理的形式绩效虽然较高，但实质治理的效果却并不理想，社会呈现出无序状态，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政府被快速卷入“塔西佗陷阱”，大量匪夷所思的现象不断涌现。
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现象都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不当有关，为拯救社会和持续推进国家政权建设，赵晓峰提出要在公私定律的实践与本土资源的运用中，建立一个农民认同的“大私”单位，并构筑起“公权力”与“私权力”的衔接机制，使农村社会向自主型、组织化、自治化的方向发展。
换言之，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努力，沟通现代公共规则与地方特殊资源，打破文化的阻碍。
实际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在具体语境中，并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而只有合适与有效。
《公私定律》在制度设计与制度创新、功能主义与文化解释、公共规则与本土资源之间来回穿梭，最后似乎要建立起她们之间的联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出路，但却又是那么的困惑和迷茫。
反对制度主义却又要建立制度，否定线性历史但又不得不接受现实。
理事会虽然是本土资源转换、创新的产物，却也离不开强大的外部力量的支持。
必须承认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力量正在日益渗透到社会中，也在日益改善人们的行为，虽然这种改变并不彻底，毕竟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四
作为现代文明代表的制度主义，之所以被广泛应用到中国社会中，不仅在于它符合转型转型中国的现实诉求，能为人类行为提供了意义框架，更为关键的是制度主义以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和治理法制化为特征的现代化为努力方向，对社会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合乎逻辑的解释，成为实现美好世界的“真理体制”。
它为生活在其中的生命个体描绘出了一幅美好的生存图景：
和谐、平等、自由、正义等等。
正是理论所描绘的美好图景让国家持续的转变治理策略，实践以科层化、程式化、技术化、具体化的公共规则及其治理价值，试图以程序正义来替代对实质正义的追求。
国家逐步对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与建设进行全面的规划和管制，对农民的行为以一种柔性惩罚的方式进行规训，培养能够自觉遵守法规、服从规训、远离犯罪、温文尔雅、健康而又有用的人，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出现的新型社会政治和经济。
为此，所有与之相对的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不合理内容，都要被彻底的消除，以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开辟道路，唯有如此幸福生活才会到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自觉的吸收了现代“制度文明”的美好程式和治理价值，人们也深信只有西方现代制度才可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需要反思的是，普世价值也源于一种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当我们否定本土化的资源时，其实也在变相质疑援引而来的现代治理模式。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正是因为矛盾才有发展，才可以达成一种相对的均衡。
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权利与义务之间似乎永远对立，也总是合二为一。
因此，要建构一个凸显农民价值与权利的社会，也必须依附于国家力量。
建立一种义务与责任共存的“文化意识”，也要依靠规范性和机制性的社会实践框架。
可以说，任何当下的制度实践都不可能保证会有着美好的未来，理论上的合理也不代表它在未来实践中的成功。
也许和谐社会的实现终究也是一个妥协、包容的过程。
因此，要看到线性历史演进下的治理规则的不足，不断汲取本土资源中的合理内容，创造性地转换、承接与利用，形成具有较强合法性的本土化路线。
同时，也要将路线与援引而来的制度有效的融合起来，打破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阻，在妥协、合作中建立起相互贯通、互为补充的公共规则和治理价值。
“大私”的公共单位也因此能够不断的涌现出现，随着未来的发展和成熟，它或许更为传统，也或许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组织，总之乡村社会进入一个依靠机制诱导而非靠行政强制的时代。
依托复合型的公共单位，农民的自主意识会迅速增强，以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组织形式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共同行为，在乡村社会中形成一个宽厚的自我发展的公共空间和社会阶层，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形成一种以责任、妥协、宽容为特征的平衡和互动状态，这样不仅使社会更为稳定和有序，而且能够保证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这才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
这是《公私定律》带来的启示，其不仅源自于个案村庄，更是对中国乡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启示，它符合中国社会传统，更适用于现代化发展的整体趋势。
从传统到现代、从宏大叙事到个案分析，《公私定律》带着我们领略不同时空中的“国家与社会”。
他仿佛进入了一个迷宫，看似不得其解，却又深谙发现谜题的技术，每当陷入迷途，又很快看到前路。
这不仅是写作的策略，更是一种对人生意义、国家命运的思考与憧憬。
他期待学术的创新，更期待理论能经世致用，努力把学术的有限创造融入到国家振兴的无限意义中去，让不和谐的音符悄然的消失，让社会变得有序而稳定。
这是社会科学主体性与本土化的努力，也许很多人会担忧这种努力的空间与效果，因为既有的西方理论看似已经相当的成熟，似乎没有研究空白和余地。
但是不要忽视中国是具有悠久文明史的文明大国，其富有的资源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且当下真正懂得在这块土地上开采资源的并不多。
赵晓峰不仅珍惜这些资源，且在本土化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构筑了一个相对完善的实践框架，这个框架的不是源于西方“完整理论”，而是在冷静分析中国问题与经验的基础上，对本土资源的创造性构造，是对未来“幸福图景”的实现而做出的艰苦努力，这种努力的源泉就是被我们遗忘和忽略的本土资源。
作者单位：
郑州市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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