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的宋徽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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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一个真实的宋徽宗

还原一个真实的宋徽宗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画像关于宋徽宗，我们已经知道得太多，先说负面的：

六宫粉黛尚且不够，还要跑出去嫖妓，还嫖出一名妓李师师。

他爱唱戏、看戏，居然要宰相这一级的大臣和他一起粉墨登场，赤裸着上身，污言秽语，以致于皇后都说，有宰相如此，天下还能好吗？

诸如此类关于徽宗的荒唐段子已成为无数小说与戏剧的“荤题材”。

也有不少正面的，据说他在当上皇帝之前，是一位口碑相当不错的上进青年，当别的皇子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时，他却沉浸在书法、丹青、图史、射御这类“健康”爱好中。

刚当上皇帝时，他是一位好皇帝，他崇尚节俭，登基之后，他觉得皇宫建筑过于豪华，容易让人沉沦丧志，对宰相说：

“仁宗皇帝制作了一个宝座，觉得太华丽，于是放到大相国寺去，自己不用。

今非昔比，外人哪里会知道宫中如此过分的情形呢？

”他喜欢廉洁正直的大臣，有一次，一个为政清廉的县官被推荐给他，他把这个人召来谈话，发现此人确实不错，就破格提拔他当了殿中侍御史，并且对他说：

“方今士大夫寡谦鲜耻，你懂得义理，这就是我特别召你来的原因。

”还有一次，一个很敢说话的臣子抨击童贯等宦官的胡作非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一直谈到暮云四合时分。

徽宗饥肠辘辘，饿得受不了了，他站起来边走边说，今天先到这儿吧，我饿坏了，另找机会再听你说吧。

那位大臣上前一把拉住徽宗的衣服，不让他走，以致于把衣服都撕坏了。

徽宗大叫：

“有话好好说，我的衣服被你撕碎了。

”这位大臣回答：

“陛下不惜衣服撕碎，臣子我何惜粉身碎骨报答陛下！

”徽宗相当感动，说：

“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

”皇帝的侍从过来为他换衣服，他说：

“给我好好保留起来，将来用它表彰正直有节操的大臣。

”完全可以和那位虚怀纳谏的明君唐太宗比美。

然而，我们了解得越多越糊涂，宋徽宗的面目反而越来越模糊：

这么一位年青有为的好皇帝，怎么会堕落成后来的那么荒唐的亡国之君？

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反差，用什么来解释？

据推测，是因为宋徽宗已经成了亡国之君，后来的史家们便无限地夸大了他的那些荒唐段子和道德缺陷，而一部分保存下来的当时的史料，又保留了对当时真实情况的记载，于是，就造成了我们所见到的判若两人的描述。

为了搞清楚北宋亡国的真实原因，我们必须先努力还原宋徽宗的真实面貌。

我们要遵循的一个首要原则是将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分开，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来讲太重要了，因为中国历史中一向对那些亡国的君臣大加道德挞伐，不是说这些人没有那些道德缺陷，而是说太多的道德挞伐反而遮蔽了事件的真实原因，所以，为了还原宋徽宗的真实面目，我们主要是关注他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能力，如此，才能理解他何以会采取那种手段来处理他所面对的内政、外交和军事问题，对于那些与他的政治行为无关的个人道德缺陷，我们将其暂时搁置在一旁。

其次，我们必须注意其性格逻辑的一致性，一个人反差再大的行为其实也是受某种内在性一致的性格逻辑制约的，只有找出这种内在的性格逻辑，我们才能不被其表面的反差所迷惑。

好了，回到宋徽宗头上，我们先分析他的性格逻辑。

首先，他是一个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人，或者说有些空想，他是位公认的艺术家，对美有着天生的敏感与热爱，一个爱美的人一定是那种与现实有所疏离、更亲近于美好的幻境的人。

这一点决定了他在选择政治目标和手段时，会倾向于积极进取的方案，比如他对王安石政策的热衷，对收取燕云十六州的向往等，均是这种理想主义倾向的作用。

与这种倾向相伴而生的性格特征是情绪冲动，这也是大多数艺术家们共同的性格特征，纵观徽宗的一生，不仅在做出重大政治决策时常凭冲动办事，就是被俘后身陷囹圄之中，有时也表现出反常的“坚强”。

宋徽宗一被送入金营，金帅粘罕、斡离不即指责宋徽宗忘恩负义，但随即遭到宋徽宗的反击：

“汝称先皇帝（指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有恩于宋，实是我有大功于汝也。

若大辽伐我，即使亡国，亦所甘心。

汝去年兴师，吾传位于嗣君，遂割城犒军，汝等乃回。

今兴兵称嗣君失信，汝等曾记誓书否？

”虽然宋徽宗在与金人打交道中错误连连，引狼入室，但在谁负恩、谁使诈而欠道义上，女真人确无指责宋徽宗的资格，所以宋徽宗这一番颇具胆气之语，倒把粘罕、斡离不说得一时无语。

不久金人设宴欢庆，宋徽宗夫妇、钦宗夫妇等人也奉命出席。

席间，粘罕之子看上宋徵宗之女富金公主，作为父亲的宋徽宗一口拒绝道：

“富金已有家庭。

中国重廉耻，不似汝国之无忌。

”粘罕被驳面子，当即吩咐堂上客人各携宋室女子2人归去，以羞辱宋人，宋徽宗对此大声抗争说：

“上有天，下有地，人各有女媳。

”粘罕恼羞成怒，将宋徽宗赶出大帐。

宋徽宗敢在身处阶下囚的状态，无畏地捍卫自己认可的道义和尊严，倒不是出于勇敢，而是冲动，控制不住自己。

在艺术方面，宋徽宗具有超强的观察力，据说他在画孔雀时，连孔雀走路时先抬哪只腿都观察得十分清楚，可在政治上，他却很愚钝，甚至可以说毫无洞察力，他分不清哪些人是真有才干、哪些人是嘴皮子上的功夫，这导致他在用人政策上犯了大错，只根据一个人过去的成就来用人。

他判断不清楚自己国家的现实政治体系能否承担那些理想化的目标，比如收复燕云十六州，只凭着一时的热情便可以轻率决策。

总之，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洞察力使他在用人和决策上犯了很多致命的错误。

他还有一个致命的性格缺陷：

脆弱！

他绝不是个意志坚定的人，绝对没有将一种政治目标坚持到底的意志，更没有担当起某种政治责任的坚毅。

所以，他很没主意，他爱征求大臣的意见，对于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表现出的宽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脆弱、无主见的性格天性。

他的脆弱是彻底的，彻底到管不住自己的程度，他抑制不住自己写字作画的冲动，为了有个更好的“创作环境”，不惜违背他自己也赞同的俭朴理想，而大兴土木、修建了北宋历史上最为庞大的皇家园林“艮岳”，这是他后来遭致道德挞伐的一个重要的“病灶”。

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崩溃是在京城被围攻的关键时刻，他竟然放弃了自己的岗位职责，当了逃兵，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溜之大吉。

从他的诸种内在性格看来，实在只是一个适合在自己的小园子写字画画、吟诗作赋的脆弱文人，完全没有能力担当治国平天下的皇帝重任，可命运却把他推上了这么一个他力不能及的“岗位”。

他能当上皇帝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那些性格在作为一个皇子时，主要呈现为优点：

恭敬、听话，有正事儿（读书，写字）、不贪玩，这让当时有决定权的太后和大臣们都一致喜欢。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同时的皇子中，也没有人比他更优秀了，纵观宋亡前后诸皇子（包括徽宗儿子宋钦宗）的表现，就不能不承认，徽宗已经是他们中间最好的了。

没办法，这是天命，当一个王朝皇族的人才凋零到这个份上时，这个王朝也就将寿终正寝了。

宋徽宗真迹《写生珍禽图》禀赋如此的赵佶坐到了皇帝的位置上，陆续犯下了一个又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与北宋的灭亡干系重大，下面一条一条地细说：

1、在政治路线上，他废弃了持重保守的司马光主义，转而采用了积极进取的王安石主义路线

何谓王安石主义？

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何谓“积极的财政政策”？

用糙话讲就是政府猛搂钱，猛花钱。

（关于王安石政策的内容与性质，本刊2011年第一辑有详细的探讨。

）王安石发明出了一系列增加国家收入的手段，使得国家富了。

政府从百姓身上“猛搂钱”本身无对无错，关键在于花在什么地方上。

宋神宗和王安石主要还将搜刮来的钱财用于加强军队建设上了，至少还主动发起了五路伐夏的战役。

所以，对他们的诟病不多，但宋徽宗搂的钱，却大量用于修建园林宫囿之上了，这是比宋神宗糟糕的地方。

宋徽宗采取“王安石主义”的主要原因是出于他那种带有幻想性的理想主义气质。

他想做一个像父亲宋神宗那样积极进取的皇帝，而不愿意因袭他那位病歪歪的哥哥刚死时垂帘听政的向太后勉力维持局面的保守状态。

他的错误在于，没有神宗皇帝和王安石那么明确的远景目标，而只是片面地采用了他们的敛财手段。

2、在组织路线上，他重用了一批曾经遭受过政治打击、急进贪功的改革派人士

组织路线是由政治路线决定的，当徽宗决定恢复神宗皇帝的政治路线时，就注定要重用执行那条路线的“变法派人士”，代表人物就是蔡京。

这批人在向皇后当政时，是饱受压抑和排挤的，一旦重获重用，出手便十分狠辣急进，他们不遗余力地打击政敌，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财。

在起用蔡京为相的第二天，徽宗皇帝就下达了一道禁止元祐年间所行的“司马光主义”政策的诏书，措辞十分严厉。

以此为开端，制造了著名的“元祐奸党案”和“元祐党人碑”，蔡京为皇帝提供了一份元祐奸党名录，其中包括了以道德文章享誉天下的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程颐等数百人，为了消除这些人的影响，徽宗皇帝下令焚毁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苏轼的《东坡集》等一批元祐党人的著作，还下令，天下碑、碣、榜、额，凡是苏东坡书写的，要全部销毁（这一命令很可能出自徽宗本人的忌妒心理，他也是位书法家，但若论字的品格，他远不如苏轼，有艺术鉴赏力的徽宗皇帝对这一点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徽宗皇帝还先后两次亲手书写元祐党人碑，分别刻于端孔门的石碑和文德殿门的东壁之上，并由同样雅好书法的蔡京书写颁示天下州县，命令各地刻立石碑，以“惩恶扬善”。

这种带有强烈个人恩怨色彩的政治迫害，使得政治本身的严肃性遭到了重大破坏。

纵观宋徽宗的用人路线，会发现他主要用了两种人：

一是那种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如蔡京，朱勔等；一是有过实际业绩的人，如童贯等。

这两种人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个人私欲重，不考虑事情的公共后果。

这些人当政带来的政治后果有二：

第一，在执行积极进取的王安石主义路线时，不遗余力，不择手段，顺便还中饱私囊，以致于对民间搜刮过甚，激起民变。

比如在恢复王安石的“募役法”后，蔡京等人就极大地提高了“雇役钱”的比例，比原来的额度高出十几倍。

恢复榷茶法，允许茶商贩卖，由官府“抽盘”（抽税）后，批给“茶引”（经营茶叶的凭证），使朝廷一年茶税收入增至400余万贯，其中100万贯供皇帝“御用”；改盐钞法，由商人向朝廷出钱买盐钞，然后凭盐钞领盐贩卖，盐钞屡变，朝廷获取暴利，导致一些盐商亏损，有赴水、自缢而死者。

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听从道士风水之说，下诏在京城东北角仿效杭州凤凰山修筑万岁山，命宦官梁师成主持此事，至宣和四年（1122年）方竣工，历时6年。

山峰高九十步，周围广袤十余里，“山林岩壑，日益高深，亭台楼观，不可胜纪。

四方花竹奇石，悉萃于斯，珍禽异兽，无不毕有”。

因位于在京城的东北角，按八卦方位在“艮”位，故改称艮岳。

修筑艮岳所需的大量花石，皆从江浙、湖广地区用船运来，一队称一纲，故称作“花石纲”。

运送花石，耗费巨大，“一花费数千缗，一石费数万缗”，而花石纲众多，舳舻相衔于连接东南与开封的运河之中。

为搜寻奇石异花，江南数十州内的深山幽谷、大泽深渊，几无遗漏，而主持花石纲的朱勔等贪官乘机盘剥百姓，终于激起民变，引爆了江南方腊起义反宋，攻城掠地，连陷郡县数十，起义军对俘获的宋朝官吏采取激烈而残酷的报复手段，活埋、剖心挖腹、熬成膏油等，一时全国震动。

宋徽宗只好急调原准备与金夹击辽朝的陕西精兵，由童贯率领前往镇压，结果是方腊起义虽然被平定了，但却失去了抢占燕京的军事战机。

总的来说，是宋徽宗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导致其国内民变蜂起，从而分散了其对外作战的兵力，甚至贻误战机。

第二，他过于相信过去有“政绩”的官员，给予不了恰当的依赖，比如对童贯的使用上就是，童贯虽是个太监，但也会打仗，确实在征讨西北、平定方腊内乱时，立下过战功。

但他过去正确未必以后就正确，在与金人约好的攻占辽国南都燕京战役上，宋徽宗就因过于依赖童贯，而不派其他将领带兵前往，结果既延误了战机，又给金兵毁约提供了口实。

而被倚重的童贯这次却没能再打胜仗。

在后来的战役中，名将种师道的见解远高于童贯，却得不到徽宗的重用。

徽宗本人不知兵事，他对于军事毫无兴趣，这一点还不如仁宗皇帝（那位皇帝虽然不能亲自上战场，但至少还能做点军事方面的文案工作，主编了一部兵书《武经总要》），自己不知兵，又没有能力选择优秀的将领，这意味着徽宗皇帝的大宋朝，制定不出来一个像样的对外军事路线。

而没有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的军队，无论人数多么众多，装备多么精良，都只是乌合之众。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注定都要打败仗，打胜仗反是偶尔的侥幸事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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