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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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

范传男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一、兴起关外，大明叛臣

　　“三藩”是清初耿仲明（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三位异姓藩王的总称。

他们原都是明朝将领，清兵入关前先后投降清朝（清朝的前身是1616年由女真人努尔哈赤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后金政权，1636年努尔哈赤的第八子清太宗皇太极将国号改为清，将族名改为满洲。

本文将国号统称为“清”）。

　　其中，耿仲明祖籍山东，明朝末年任登州参将，隶属于明朝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

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之间。

皮岛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铁山。

明朝末年辽东战乱，朝鲜的义州、安州、铁山一带，因为邻近中国，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此地，汉人占了居民的十分之七，朝鲜人只十分之三。

明朝将领毛文龙将其作为反攻清朝的根据地，逐步招纳汉人，声势渐盛。

明廷也认为皮岛是关联明、清、朝三方的战略枢纽，因此特别为毛文龙设立一个军区，叫作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

　　毛文龙（1579—629年），字镇南，明末将领。

浙江仁和人（今浙江杭州）。

毛文龙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替人测字看相谋生，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他武科及第后，便在辽东边陲度过二十多年的行伍生涯。

后金崛起后，毛文龙以朝鲜为根据地率明军与后金军对抗，保障了辽东明军与明朝内地的水路交通，同时在后金后方出击，牵制其西进犯明，最终导致了清朝对朝鲜用兵。

朝鲜战败后，毛文龙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今朝鲜椵岛），先后取得亮马佃大捷与横江大捷，随后升为总兵。

明熹宗天启年间以来，明廷对毛文龙日益倚重，“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毛文龙灭奴虽不足，牵奴则有余”。

但是毛文龙部有贪功、冒饷、不肯受节制、难以调遣等问题。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袁崇焕上疏，献“五年平定辽东方略”，受到崇祯帝的赏识，受命为钦差大臣、赐尚方宝剑，督师蓟辽，便宜行事。

离京前，袁崇焕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辽事宜，认为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以阅兵为名，乘舟至双岛，祭出尚方宝剑，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

　　1.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略巡抚管核；

　　2.全无战功，却报首功；

　　3.刚愎撒泼，无人臣礼；

　　4.侵盗边海钱粮；

　　5.自开马市，私通外夷；

　　6.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

　　7.劫赃无算，躬为盗贼；

　　8.好色诲淫；

　　9.拘锢难民，草菅民命；

　　10.交结近侍；

　　11.掩败为功；

　　12.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

　　袁崇焕公布十二条罪状后，面向京城方向请命：

“缚文龙，去冠裳。

”斩毛文龙于帐前。

由于事发突然，史书记载“（崇祯）帝骤闻，意殊骇”。

崇祯帝对于袁崇焕擅杀毛文龙非常不满，但“念（毛文龙）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

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虽然如此，但毛文龙之死实际上为清廷长驱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

毛文龙被杀三个月后，后金约十万精兵绕道内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北京，史称“己巳之变”。

当时的明朝官员已经看到了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己巳之变”之间的关联。

毛文龙死后，辽东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朝鲜，先后被后金占领。

这可说是袁崇焕杀毛文龙始料未及的后果。

毛文龙被杀，既是毛文龙悲剧的结束，也为日后袁崇焕惨死埋下了伏笔，成为袁崇焕人生悲剧的开端。

　　皮岛诸将得知毛文龙被杀后群起哗变，形势十分危急，幸而明廷措施得当，及时平息兵变，并将毛文龙所属的部分军队调往其他地区驻防，才稳定局势。

皮岛旧部孔有德、耿仲明、李九成等人被明廷登莱巡抚孙元化接收。

孔有德被任命为参将统领骑兵部队；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担任游击将军；孙元化的军队拥有大量的西式火炮，被认为是当时最为精锐的一支火器部队。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打大凌河（今辽宁锦县），明朝将领祖大寿（吴三桂的舅舅）被清军围困在城内，粮尽援绝。

孙元化接到明廷的调兵旨意，急令孔有德率领八百骑兵赶赴前线增援，但孔有德抵达吴桥（今河北省德州市吴桥县，当时属于山东）时，因遇大雨春雪，部队给养不足，士兵发生抢劫哗变，史称“吴桥兵变”。

孔有德对明廷早已心灰意冷，趁着这个绝好的机会率兵叛变，调转军队，杀向登莱。

在耿仲明等人的内应下，孔有德轻易攻陷登州（今山东蓬莱）。

登莱巡抚孙元化被俘，孔有德念及旧情将其释放，但随即孙元化被明廷以丧师失地的罪名处死。

　　孙元化（1581—1632年），字初阳，号火东，嘉定（今属上海）高桥镇人，明末将领。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举人，从业师徐光启学习西洋火器和数学，后经侯震旸保荐从军辽东，协同驻守宁远，对袁崇焕等帮助极大，被袁崇焕誉为“识慧两精”。

天启六年（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十余万进攻宁远，明军在宁远城头共布置有十一门红衣大炮，威力惊人，努尔哈赤身受重伤，不久身亡，史称“宁远大捷”。

崇祯三年（1630年）一月，孙元化随军镇守山海关，三月加山东按察副使，五月兵部尚书梁廷栋破格荐用孙元化升任登、莱二州巡抚。

崇祯五年（1632年）一月登州失陷。

总兵张可大自杀，孙元化自杀未成，不向叛军妥协，孔有德念旧让他逃走。

兵变发生后，朝中多言孙元化已反。

三月孙元化、余大成等人被逮至京师镇抚司，又被政敌余应桂、李梦辰、路振飞等人陷害，在狱中遭到严刑拷打，难以脱罪。

崇祯五年（1632年）七月二十三日，孙元化被处死。

孙元化是天主教徒，圣名依纳爵，一生重视西方科学，为西洋火炮专家，孙元化之死，代表西方军事专家派淡出明朝军队，他著有《太西算要》《几何体论》《几何用法》《西法神机》等。

　　孔、耿二人率兵在登州附近与明朝军队周旋近一年，虽然取得过几次胜利，但仍难以扭转战局。

为了保存身家性命，孔有德等人于明崇祯六年（1633年）五月率所部三千六百余人以及大量西洋火器由登州渡海归降清朝。

次年正月，也是毛文龙旧部，祖籍山西洪洞，时任广鹿岛副将的尚可喜也率官兵五千五百余人渡海降清。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人的归降，为当时的清朝增添了大量红衣大炮和其他各型火器，而且将当时最为先进的火器瞄准技术带到了清朝，使清军在随后的作战中拥有了火炮、水师和精锐步兵，对作战勇猛的八旗铁骑可谓如虎添翼。

更重要的是明廷经此叛乱，原本作为反攻基地的登莱地区优势彻底丧失，山东腹地也遭到蹂躏。

明廷丧失兵力数万人，良将十多员，战舰、火炮、粮钱无法计算。

从此登莱作为战略基地已不再被提起，战略进攻更是无人问津。

　　明崇祯九年（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同时册封归降的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

入关后，清廷又在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将三人的封号分别改为“定南王”“靖南王”和“平南王”。

　　“三王”中兵力最强、资格最老、对清廷忠心耿耿的是定南王孔有德。

　　孔有德，明末清初将领，辽东（今辽宁辽阳）人。

孔有德出身矿徒，曾是辽东海盗，后投效皮岛总兵毛文龙，与耿仲明、尚可喜合称为“山东三矿徒”。

毛文龙被袁崇焕处死后，其旧部由副将陈继盛统辖，不久，参将刘兴治在皮岛叛乱，杀陈继盛等十余人，总兵黄龙随即赴皮岛镇压。

天聪七年（1633年），孔有德、耿仲明不服黄龙统辖，率部投靠了登莱巡抚孙元化。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后投降后金。

崇德元年（1636年），孔有德受封恭顺王，随清军出征朝鲜、锦州、松山等地。

入关后，随多铎追剿农民起义军，镇压了江南各地的抗清斗争。

顺治三年（1646年）授平南大将军，进攻南明永历政权。

五年，改封定南王，出征广西。

顺治九年（1652年），孔有德在广西桂林被南明永历政权的李定国部包围，他先出城以骑兵列阵冲锋，但战马见到李定国的战象后受惊，全军不战自溃；随后他又登城指挥防守，却额头中箭，负了重伤。

孔有德见败局已定，桂林城无法坚守，便在府中自杀身亡，尸体也被李定国焚骨扬灰。

清廷对此大为震惊，为其建衣冠冢并破格予以厚葬。

孔有德的独子被李定国俘虏，囚禁六年后才将其处死。

孔有德唯一幸存的女儿孔四贞，则被孝庄太后收为养女，封和硕公主，日后遵守其父孔有德与部将孙龙所定的婚约，下嫁其子孙延龄。

“三王”中余下的靖南、平南二王则继续为清廷征战，由北京南下直至两广，且多有功劳，颇受清廷赏识。

康熙初年，他们二王与顺治元年（1644年）才归降清朝的原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被当时的人们合称“三藩”（要与“三王”相区别）。

　　“三藩”中占地最广、实力最强的是被清朝封为“平西王”的吴三桂。

吴三桂祖籍江苏高邮，少年英挺，善骑射，《圆圆曲》的作者明末文人吴伟业说他“白晰通侯最少年”。

吴三桂成名于18岁，其父吴襄带领五百名士兵出锦州城巡逻，被皇太极的数万大军重重包围。

吴三桂的舅父祖大寿与吴三桂登上城楼观战，祖大寿以城内兵少不肯出兵相救，吴三桂竟仅率二十多名家丁将其父吴襄救出重围。

皇太极见到吴三桂如此勇猛无畏，大为感叹道：

“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发动“大凌河之役”，时任总兵的吴襄在赴援时临阵退缩，导致全军覆灭，被朝廷下狱问罪。

但吴三桂却不仅未受其父获罪的牵连，反而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总兵，驻守宁远。

史载吴三桂所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是明末最后一支有战力的铁骑部队。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初，李自成农民军攻破山西大同、真定，直逼北京城下。

明崇祯帝慌忙册封在宁远驻守的吴三桂为平西伯，并命令他率领所部精锐的关宁铁骑入卫京师，随后又起用他的父亲吴襄提督京营。

但形势的发展远超崇祯帝的预料。

当吴三桂匆忙率军在三月十六日抵达山海关，二十日刚到河北丰润时，就接到北京已被农民军攻陷，崇祯帝在煤山上吊身亡的确切消息。

无奈之下，吴三桂只有返回山海关静观局势发展。

鉴于山海关的险要位置和关宁铁骑的强悍战力，李自成在攻下北京后很快就意识到了占有山海关的重要性，且志在必得。

他曾派明朝的降将唐通、白广恩率部东进试图攻占滦州（河北滦县），以此作为夺取山海关的初步试探。

但唐通和白广恩二人的进攻并没有得逞，反被吴三桂打得大败，损兵折将，狼狈退回北京，吴三桂也没有乘胜追击，仍驻扎在山海关上。

此时，李自成最关心的是驻兵山海关的吴三桂何去何从，因为这对大顺政权至关重要。

他深知吴三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