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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幼犁

第一章回眸：

黄河之水天上来

千年传统的追溯

十口相传为古/诗亡而春秋作/宋元的通史精神

百年探索的扫描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新旧兼学，中体西用/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

/学习历史为了明白现状

五十年重建的反思

学习苏联经验/思想改造和大跃进/文革中的影射史学

20年变革的评述

寒冬之后的阳春/跨世纪的工程和跨世纪的问题/新世纪的新思维

第一章回眸：

黄河之水天上来

你已经无数遍用过“历史”这个词，你或许经常对学生说“最能给人教训的是历史，最能使人愉快的也是历史”。

但确实你很难给历史这个词作出确切的定义，为了把握历史的全貌和本质，连历史家们也在尝试着巧妙的比喻，有人说历史是终生的眼目，也有人说没有历史，老人也如儿童。

卢梭认为通过历史能深入地了解人心，杜威则说历史向我们说明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是怎样靠着知识的发现和发明。

历史是时间的旁观者，历史又是真理之光。

站在历史的高楼，你能把人生的大观未来的远景眺望清楚，于是你变得成熟，你更能脚踏实地；个人的历史都是短暂的，你到世上走一回，就该有个乐观向上的人生观。

历史教我们决不要盲从，历史又对我们说一切都要从事实出发。

历史是过去和现在的对话，学习历史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明白现在。

历史是民族的集体记忆，历史也是文明人类必修的政治课程。

历史能够海纳百川，历史也是各学科的坐标。

历史象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奔腾不息……

赫尔巴特说：

“历史应当是人类的教师，而假如历史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青年历史教师应当负起大部分责任。

”[1]

第一节千年传统的追溯

一、十口相传为古

历史教育究竟起源于何时？

有人认为孔子编写《春秋》是真正意义史学和历史教育的发端，这种看法和西方人认为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相同。

但无论中国的孔子还是希腊的希罗多德，他们编写史书必然有前人积累的文字或口头传说作基础，正如意大利的历史家克罗齐所言：

在希罗多德之前，甚至在“奥西赫德和荷马之前，历史早就有了”，“希罗多德应该被我们叫做我们在发展历史学科时的‘兴趣之子’”。

克罗齐说历史“只有一种观念性质的形而上学性质的开端”而没有实质的开始[2]。

历史教育起源还有另一说，即“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的历史教育”，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想到马、恩的那句话：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3]其实马克思所说“历史”已不再是通常的意义，它包含了人类积累的一切知识。

进一步说人类和动物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即使最高等的动物“第一代所指导暗示者，无术传至第二第三代”[4]，而人类却能够通过记忆和记录传承前人的经验和知识，因此人类的教育总能够在前人基础上递增递蜕。

教育沿历史的轨迹发展，是人类知识积累、文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因。

人类一开始就能够传承前人积累的生产生活知识，形成集体的记忆[5]但在社会组织处在杂婚或群婚阶段，还没有出现可以分辨的血缘亲属等级，也就是没有通常所说辈分的时候，人类并不具备记忆和认识自身历史的思辨能力——北京人能够把制造石器的经验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并且能在传递的过程中加以改进，但他们传递的只是经验之果，而不是改进经验的过程。

缺乏对过程的认识，或者说缺乏历史的思辨能力，是人类处在蒙昧时期的特征。

当人类进入氏族社会的时候，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组织的进步，产生了按母系血缘划分的亲属等级——世系。

世系或者辈分的产生使人类有了感知和记忆祖先的条件。

夏、商、周三代对于自己的远古祖先都有清晰的记忆；民俗学家发现近代纳西和卡佤族的祭师皆以记诵本族世系为职责。

[6]不过不同的氏族记忆世系的能力相差很大，沙捞越伊班人的族谱可以追述30代以上[7]，纳西族有个祭师能够背诵20代以内的家族祖先[8]，但加里曼丹的巴召人历史只能上溯到4-5代[9]，而厄瓜多尔雨林中的奥卡人甚至缺少两代以上的谱系[10]。

有了民俗学家提供的证据，就能对一些考古发现作出新的解释，处在氏族社会早期的山顶洞人为什么要在死者的尸体周围撒上红色矿石粉末？

也许是某种神秘仪式的需要，但也可能那时的人已经有了追终及远的历史观念。

新石器时代许多墓葬的主人，头都朝向一定方向[11]，而民俗学调查恰好证明苗族有死者头朝迁徙地的习俗，永宁纳西族在人死后也念《开路经》讲述祖先迁徙的途径，好让亡灵能够叶落归根[12]。

从这两方面材料可知原始人类对于祖先的居住地和先人迁徙经过记得非常清楚。

无论死后墓葬朝向祖先的家园，还是为死者的灵魂讲述“归去来辞”，都是出之原始人的神秘观念。

在巫术文化中渗透历史教育，或者说用历史教育传播巫术信仰，这既是原始历史教育的基本功能，也是它的主要特征。

恩格斯说过学会烧制陶器是人类走出蒙昧的象征，我们也同样可以说具有对自身历史的记忆是人类走出蒙昧的象征，在时间上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母系氏族社会。

从蒙昧中走出来的原始人懂得维系内部团结，巩固和发展氏族或部落组织的重要，因为“个人的安全依靠他的氏族，血缘关系是相互扶助的强有力因素，对任何一个人的欺侮就是对他的氏族的欺侮”，[13]所以鼓动血亲复仇曾是原始历史教育重要目的。

[14]。

此外，记取祖先重大的经验教训，宣传前人业绩，褒贬历史人物都是原始历史教育的具体任务。

氏族的成年仪式是少男少女的临时学校，在成年仪式上听老人和酋长讲述氏族的历史风俗和道德规范以及各种巫术禁忌，男孩从老人和酋长那里得到更多有关战争和复仇的历史，由此可见历史教育中的性别差异一直可追溯到远古时代。

除了成年仪式，“佳辰令节，游猎斗战之隙”也都是氏族开展历史教育的场合，其时“三三五五，围炉藉草”，部族之长老“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听者娓娓忘倦，兴会飙举”。

其中格外奇特或可歌可泣的则“蟠镂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辗转作谈料且历数代而未已”，于是这类传说便有了史料的价值，“所谓十口相传为古”就是这个意思[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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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亡而春秋作

原来由老人和酋长担当的包括历史在内的信息传播，随着社会群体的扩大，思维的进步，知识信息的增长和劳动分工的出现，在原始社会内部出现了保存和传播知识信息的两大系统。

一以宗教祭师为中心，另一由自然分工产生的盲瞽为中心。

祭师的活动经常通过神秘的仪式进行，前面提到纳西族给死者念《开路经》的就是称为达巴的纳西巫师。

盲人因为生理的限制，不能参加生产劳动，但他们听觉灵敏记忆非凡，比常人有更多的闲暇，所以成了氏族历史的记忆和传播人。

希腊诗人荷马传说是个盲人，中国也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16]，恐怕都非偶然。

专业的知识记忆人和传播人出现之后，就有了改进记忆和传播方式的需要和可能。

原始人最初讲述故事，“从头至尾像放一部电影一样”形象直观有时还伴有表演[17]，随着信息的增加,保存和传播这类不经概括的记忆表象难度越来越大，用富有韵律的诗歌记诵历史即使不是盲人的创造，也是他们乐意采取的形式。

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我国《诗经》中《玄鸟》《长发》《殷武》《生民》《公刘》《六月》等篇都是以诗记史的例证。

“诗言志歌咏情”，志“从出，从心，本义是停止在心上”，也就是记忆或记诵[18]。

一句话记事是早期诗歌的本质，诗是口传历史的载体。

除了以诗传史,通过记事符号也能帮助记忆繁杂史事。

“结绳记事”、“刻木为契”是最简单的符号记事方法[19]。

符号记史只有提示记忆的作用，还不具备表意功能，除记录人以外旁人很难解读，于是掌握符号记史方法的巫师，也就拥有了对历史的解释权。

巫以符号记事通过神秘仪式传播历史信息，盲人以诗记史通过吟唱娱乐氏族的成员，这种情况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发生变化：

首先在内容方面王朝史取代了氏族部落史，知识的载体也由原来口传逐渐发展为文字记载。

其次教育的组织从家庭和社会转向了正规的学校。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它以渐进的方式进行。

所以我国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都仍以本部族的历史作为教育王子贵族的内容，如西周的学校都要学习诗和乐，召公告诫周王，天子听政使“瞽献曲”，“瞍赋”，“矇诵”“瞽史教诵耆艾俊之，而后王斟酌焉”[20]，瞽，瞍，矇都是失明程度不同的盲人，曲、赋、诵则是各种体裁的诗文；《史记》记载先秦君臣议事都喜欢引诗为证，直到孔子时代仍然说“不学诗无以言”[21]。

这些都充分说明诗教传统的深厚。

而“诗”正是西周王族及其邦国处于部落时代的文化总汇，包括了部落的历史和风土民情。

继续通过瞽瞍传播部落的历史文化是社会转型中的过渡现象。

战国时代孟子说过“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诗这里代表的是盲瞽保存，口耳相传的部落文化，《春秋》则是用文字记载，主要叙述政治和外交的王朝史。

孟子的话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历史教育的过渡时期到战国已经大致结束。

《春秋》开创了王朝历史的先河，以此培养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它为今后封建历史教育注重政治确立了方向。

但是孔子编史的传统同样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

孔子为了兴办私学整理《春秋》，但《春秋》“文字简短达于极点”，“内容又不相连属”，梁启超对此感到困惑不解[22]。

其实在孔子之前，文献并非供一般人阅读，均带半秘密性，这正是原始社会用符号记事的特点，孔子在自觉或不自觉中仍然保留史前人用符号记事提纲挈领的习惯并不奇怪。

孔子写的原来就是教学大纲，须经过“师弟间的口耳相传”，否则便无法理解被省略的内容。

东汉桓谭说“经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23]，说明《春秋》和后人解释它的传，前者是纲目，后者是讲义。

教师据“经”教授，师生口耳相传，这是我国汉以前历史教育的基本模式。

汉武帝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的经学成为两千年封建学校的主课。

先秦儒本以执掌养生送死为业，近似于巫，可能也有用符号记史的本领，并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

孔子将儒发展成为一家学派，仍然重视典籍的整理和传播。

儒家重视历史并非从孔子开始，其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史前巫用符号记史的习俗。

但后世的儒以静止的观照方式看待文化遗产，使儒学教条化。

汉以后学校长期以经学为主课，虽然六经包含文史哲各种学问，但涉及的历史仅局限于先秦，而且经学以伦理哲学为核心，历史只是为了诠释经学的义理，结果只修经学的儒生普遍缺乏历史意识。

然而在另一方面，历史仍然是中国的“科学之王”，史官在朝廷地位举足轻重，修史逐渐形成严密制度，历史载籍也绵延不绝。

但中国的史官先是世袭，后来则由一帮博学的朝官兼任。

朝廷虽任命史官，设立史馆，却没有专门培养史学人才的机制，官立学校也很少设立历史学科。

直到十六国时，后赵石勒才首次任命太学的史学祭酒任播和崔睿[24]，这大概可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史学教授。

此后南朝刘宋政权也曾令何承天设立史学科[25]。

但这两个政权，一个是少数民族建立，另一是寒人当政的第一个政权，他们都有培养为自己所用的史学人才的特殊需求，只是这种独立的史学科目施行不久很快就被取消。

在倡导经学的封建时代，学校有算术科也有医学科却很少有专门的历史课程，和修史制度的完备典籍的丰富相比，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教育实际上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

三、宋元的通史精神

现代学校的历史教育，应该是一种通识教育，它要培养学生具有对古今中外社会自然融会贯通推陈出新的旨趣，这种融天人合古今的追求最早出之史学的开山祖司马迁，他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样的雄伟目标。

然而这种追求在汉朝只是昙花一现。

历代封建王朝虽然忙于修史，但其目的只是为了登录文档方便朝政，研究谋略已供当政者的咨询。

朝廷并不希望史家成一家之言，自然也不要求他们通古今之变。

至于一般儒生，皇帝只求他们熟悉儒家的经典懂得为臣之道能够理财牧民，所以并不要求天下学子接受通史的教育。

但盛唐学子又有了探求历史贯通的兴趣，直至宋元通史精神的追求愈加蔚然成风。

生活在盛唐时期的刘知几是揭开通史运动序幕的人，照唐朝科举考试的要求，刘知几的父亲安排儿子学习《尚书》，但刘知几对《春秋》更兴趣，唐朝科举只求“专攻一经”，刘知几并没有像平常人那样只读《春秋》，而是沿《史记》《汉书》等公私典籍顺序研究，终以融会贯通的历史学识写出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史通》。

刘知几是通过独立的治学道路，成为具有通史意识的史学大家，其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封建社会忽视通史教育造成通识人才的缺乏，限制了史学理论的提升[26]。

唐宋之际追求通贯的史家写出了一批以“通”名史的著作，从杜佑历经郑樵到元朝的马端临，代表了融贯典章的史学新格调。

而博览群书的司马光有鉴于史籍的浩瀚“诸生历年不能竞其篇，毕世不能举起大略”，于是仿荀悦简要之义，网罗众说成一家之言。

南宋朱熹又在司马光基础上“增损隐括”，编成“简约易省通惯晓析”的通鉴纲目[27]。

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重新归纳史料，使史书返朴归真，回到孔子写《春秋》言简意亥的精神上来。

所以《通鉴》仿《左传》，而《纲目》意在追寻《春秋》的褒贬分明。

南宋的另一史家袁枢则独辟蹊径，分门别类重新归纳史事，创造了记事本末体。

朱熹的《纲目》自问世后到20世纪初，一直是传统史学的入门书；袁枢的《通鉴记事本末》则被梁启超评为最接近现代章节体的史书[28]，而章节体则是近代历史教科书编纂的基础。

唐以来知识分子对通史精神的追求，给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各个层面都曾带来过影响。

首先在儿童的启蒙教育中，历史知识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历史启蒙读物在宋元以后日渐增多[29]。

在司马光《资治通鉴》问世的同时，以书院形式出现的私人讲学也重新开始，而这两者之间显然存在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元初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和明清之际的读书法都有读正史和研究典章的学程安排。

总之，始于唐成于宋元对通史精神的追求，使经学时代历史教育达到顶点，其中甚至已孕育了近代历史教育的萌芽。

虽然宋元史学家对通史的探求为日后的历史教育家提供了启示，但影响那个时代民众历史意识的并不是书斋中的学者，而是一批熟悉市井生活的话本小说家和勾栏艺人，由于印刷的发达，书籍流通日益广泛和市民文化的繁荣，千年的瞽瞍传史之风又再次掀起，大众化的历史文学异峰突起，大量演义小说和历史题材戏曲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城乡人民的娱乐生活，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培育了人们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共同的民族心理。

宋以后虽然出现过汉和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的局面，但唐以前常见的军阀割据不再重演，这是社会性质变迁的结果，但多少也有历史文学打造民族精神的一份功劳。

在西方史学史上19世纪被称为欧洲的史学世纪，其标志之一就是以司汤达的作品为代表的历史小说的广为流传，中国的历史文学运动和19世纪西方虽然背景不尽相同，但是都有普及历史，教育民众的作用，这是经学时代历史教育留给后人的又一遗产。

宋元的通史精神，蒙学和书院的历史教育，以及文学传史的再兴，这些现象的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

但唐之前中国是以家族制度为中心的社会，少数豪门垄断知识和教育，繁琐的经学诠释为士族所世袭，以伦理为核心的经学义理为家族制所需要。

隋唐以来士族势力逐渐衰落，五代之后豪门大族尽遭涤荡，宋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近古社会，其最显著的变化是没有了世袭的贵族阶层，由此而来的是财富和文化的下移，农业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商品经济兴旺，城镇繁荣和市民文化的振兴。

如果说盛唐是人文主义的时代，宋朝人更注重实用科学，在古代科学史上宋元和秦汉是两座并峙的高峰，无论数学还是天文，宋元都产生过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在医学和农学上也有不少划时代的成就，而宋元的科学精神在史学上的体现，就是对通史的积极探求和一大批“通”字头著作的问世，这是历史成为科学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古代历史教育留给近代最宝贵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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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百年探索的扫描

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明清的通史研究和大众化的文学传史，在宋元的基础上仍然继续发展，现代史家甚至认为传统史学直到清朝才算成了独立的学说[30]，但由于明清两朝推行八股取士，大大束缚了莘莘学子的知识视野，那些科场上孜孜以求的书生，对历史的无知，简直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八股取士起之于明朝朱元璋，这个在皇觉寺当过和尚的开国皇帝，比前代所有帝王都了解底层社会，也更懂得如何巩固高层的权力。

然而没有读过几本书的皇帝，对于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总是心存疑虑，他既要利用文人经邦治国，又对他们放心不下。

八股取士就是这个没有进过考场也没有进过学堂的皇上，举棋不定中为天下读书人定下的一把衡量学问的尺子，后来竟一直用沿了五六百年，甚至直到今天还能看到这把尺的影子[31]。

如果仅仅从考试命题的角度衡量，八股文不过是作文的一定格式，甚至不能算是个太坏的格式：

一篇八股最多只能写700个字（明朝还只有500字），而先破题然后承题；接着“代圣人立言”，也就是模仿圣贤的口气（用今天的话就是设置一种特定的情景）作文，在八股文里这叫做起讲，起讲后是中股，后股和束股，正文就是四段，每段又要分文字相互对仗的两股，因此称为八股。

八股考查的标准细致入微，便于阅卷人的操作，如果格式掌握得好，也未必就写不出好文章，纪晓岚编《四库全书》就曾收录前人八股文41卷作为士林标准。

然而问题出在八股文只考经书，评判优劣又只根据作文的技巧，并不允许考生在内容和意义上发挥个人的见解。

明朝的八股文，篇末原来还有个“大结”，考生可以根据题意，引用汉唐以后的史实来支持文章的论点。

按理说“大结”是评估运用史料分析问题能力的考点，但由于科场风气不正，考生往往会在“大结”中暗藏关节，又预先走了阅卷官的后门，结果就很容易在评卷中行私舞弊，所以在康熙年间只得将“大结”废止[32]`。

就此我们可以明白八股五百年不废，奥妙就在于除了八股，当时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来堵住考场上明显的行私舞弊。

对考试学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一张试卷的质量在于它的信度和效度，如果以牺牲效度来保证信度，表面上看很公正的考试，最后的结果将会是南辕北辙。

因为作文本来就没有个定法，一旦将所有的技巧全都格式化，而且又杜绝了考生发挥个性的任何可能，考生只要预先在肚子里装下各种题目的八股几十篇，即使没有什么经史学问，也完全能够中榜。

相反老老实实读书，读白了头也未必能写出让考官看中的好文章。

考试就好象抓阄，自然人人都想寻找捷径，其结果正如明末顾炎武所说：

“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念一史废”，十八房指的是专靠印八股范文牟利的书坊[33]。

文人都去忙八股，没有人再肯去钻研经史，可见用八股取士不仅败坏社会风气，也造成读书人普遍的浮躁和无知。

[34]

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知识界对历史的无知平时也许不会引起多大的关注，但政局动荡朝代鼎革尤其是民族存亡迫在眉睫，如果没有对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等于没有了民族的精神长城。

顾炎武他们生活在明清两朝更迭之际，所以对于读书人是否有历史意识特别忧虑。

鸦片战争失败民族危亡近在眼前，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又一次感到数典忘祖的严重后果，龚自珍警告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堕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35]。

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在批判科举制度腐朽的同时，再次对历史教育的败落大加鞭挞，认为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从国之大学到郡县的官学及其各地的书院，全都没有“历代政术”“本朝掌故”和“天下郡国利病”等务实有效的中外古今历史地理的教学，除了八股文之外读书人“一物不知”，若“语以瀛海”则“瞠目不信”，对“万国形势”更加是“懵然未有所闻”。

然而这批不学无术之辈，一旦金榜题名循资拜为公卿，有的居然总裁命题阅卷，操纵起人才选举。

结果是“谬种流传”，从考官到录取的举子竟然有“不识汉唐为何朝代，贞观为何年号”，“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者，更无论地球各国矣”。

[36]

总之，经学时代的教育视儒家经典为主课，学历史只是为了诠释经学的教条，宋元时代的通史运动，虽然给历史教育的活跃带来过生机，但明清封建社会趋向腐败，为了强化专制统治，朝廷对知识界推行看起来公正的八股取士，然而在没有政治诚信的时代企图保持考试的诚信，就好象提着头发上天那样的难。

“十八房兴而念一史废”便是为八股取士这种腐败的考试制度付出的代价，其结果是读书人普遍缺乏通史意识，有的甚至没有起码的历史常识。

一般受教育者缺少历史修养导致了知识阶层思想的麻木，僵化和保守；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广大知识分子历史认识的肤浅，加剧了民族的危机，也给日后中国走向近代化设置了思想障碍。

[NextPage]

二、新旧兼学，中体西用

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闭关锁国的清朝政府逐渐意识到，大洋彼岸存在着一批强大的国家。

但是列强何以强？

中国何以弱？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人经历了艰辛的探索，走过许多弯路，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最初清朝的大臣们认为船坚炮利是西方获胜的关键，但不久他们又在实践中发现，洋人能造枪炮依靠的是比中国先进的科学。

接下来先进的中国人又发现中国的落后不只是在军事和科学，教育的无能和政治的腐败，只有从制度上改造才行。

康梁的戊戌变法就是为了走强国之路设计的一张政治改革的蓝图。

在第一代现代化设计师的蓝图上，科举考试内容应该以历史为主，所以不论学生官吏还是百姓都要学习历史，而在历史教育中立宪派提出了三项具体主张：

重视古代史但更强调近代史；重视本国史也注意西洋史；从变法的需要出发，特别强调政治制度史的重要[37]。

不过康梁的改革打的是托古改制恢复孔子经典本来面目的旗号，他们的教育方针仍然是“经学为体，史学为用”，所以历史还是处在从属于经学的地位。

然而康梁的经学已经包含了近代的民主观念，和儒家的旧主张貌合神离。

因此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提出的历史教育主张，标志了从西汉以来经学时代历史教育的终结。

19世纪下半叶，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是中国人探索现代化的开始[38]，走过了（军事）技术救国、科学救国的路之后，先行者们已经意识到了政治改革的必要，同时也把改造历史教育作为政治改革的基础工程提到了议事日程。

但是“一丝希望瞬间化为了泡影”，戊戌变法以六君子的被害宣告了失败。

接着发生的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先后进京，然后在上个世纪的第一年，又一个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成了给许多第一次听到“世纪”这个名词的中国人的世纪“献礼”。

新世纪开始的时候，避难西安的慈禧和光绪正准备着大驾回銮，英人美查出资办的《申报》那一年阴历新年登的贺岁图，题目就叫《万国衣冠拜冕旒》。

西太后经过旅途的颠簸，备尝了国家破亡的痛苦，终于明白了要想万国拜冕旒，朝廷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上个世纪初清廷规划的改革甚至比戊戌变法迈出的步子更大。

在清末最后一个精英人物张之洞的主持下，首先以教育作为全盘改革的突破口，张之洞的主要举措是“废科举，办学校，派游学”数项。

光绪二十九年年末（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付诸实施的学制纲领，由于这一年是癸卯年，史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是我国近代学校制度的开始，它将历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纳入新式学堂的课程，并按年级配置相应程度的课本。

我们通常讲的现代意义的历史教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现代意义的历史教育刚拉开序幕，马上迎来了两大政治集团的激烈交锋。

当权派以张之洞为核心，在野派的领袖是流亡海外的梁启超。

张之洞是癸卯学制的实际主持人，他的《劝学篇》在戊戌变法之后“挟朝廷之力而波及海内”，在这篇文章中，张之洞提出了“新旧兼学”和“中体西用”两条，后来被陶行知先生称为晚清教育改革的方针。

张之洞所谓新学包括西政、西艺、西史，他说的旧学即中学，包括经学和中国历史。

将西史列为西学，这是过去洋务派未曾有过的提法。

中西历史虽然兼学，但学中国史的目的是为了“存于内”“养成忠国家，尊圣教之心”，学习西史却只能“行于外”，在和洋人打交道时，懂得“择善而从，明辨是非”。

以免受革命党人“邪说”的蒙蔽。

癸卯学制规定，从蒙养院到高等学堂都设乡土历史和中国历史，但西洋史只在中等学堂高年级和高等学堂的师范或人文专业开设，根据的就是这个中体西用的方针。

1905年12月清朝设立了学部，这是我国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行政机构。

学部刚成立首先出台了近代第一个政府颁布的教育方针——“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

在宣传这个方针的奏折中，学部认为近百年的内忧外患，国家的休戚存亡民众“懵然无知”，都是因为教育者没有尽到责任，所以学校的当务之急，就是取清代开国创业的艰难，列主列宗的伟大和忧劳，“择要编辑，列入教科”，务使全国生徒“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