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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筚路蓝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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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定鼎以后，由于满清王朝的覆灭，昔日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公贵族以及一度辉煌的大收藏家纷纷中落，大量文物精品相继进入各级艺术市场，许多军界人物以及富商大贾凭借既得的权力与实力，旋即成为新时代的宠儿与左右艺术市场的中坚。

他们之中除过一部分以收藏鉴赏及陶冶情操为目的且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收藏家外，绝大部分出身低微，染指收藏更多的是为了附庸风雅、积累财富、炫耀身份。

他们往往军、商混流，或亦“军”亦“商”，常常不惜巨资投资艺术品，有的甚至实施强制性的搜罗，很快成为闻名一方的收藏大家。

在这种畸形收藏浪潮的涌动中，瓦当虽仅仅只是一种极具文化品位的小型收藏品类，但仍被裹挟进以金石书画及珠宝玉器等为主体的艺术市场潮流之中。

　　据辛亥革命元老张钫《辛亥革命杂忆》一文记述，出身草莽，曾在陕西辛亥革命运动中做过杰出贡献、时任陕军第一师师长的张云山，当革命胜利、马放南山之时，也在前清翰林宋伯鲁等人的影响下，开始“收集古董字画，因而馈赠盈庭，姬妾充于内阃，文人学士，座上常满，兄弟习气，逐渐消除，轻裘绶带，居然儒将风流，非复吴下阿蒙”。

熟悉张云山情况的陕西耆老刘安国、阎秉初等人回忆，大致至民国3年（1914年）前后，张云山家中所收藏的秦汉瓦当计有双獾、卧鹿、猎人斗兽、“汉并天下”“千秋万岁”与“飞鸿延年”等佳品不下40余方，张当时刻意将这些珍贵藏品陈列于客厅、书房以为炫耀。

　　另据1931年陕西名士景志伊为西安收藏家柯莘农所著《叶语山房金石文字存考》书稿题写跋语，谓：

“甘肃马彤卿席，其家六百年所蓄珍玩辛亥革命十九散佚，不二十年孑遗都罄。

”所剩秦汉瓦当约数十件，亦旋被其后裔售于长安贾人，转而归某要人收藏。

而清末收藏巨擘端方在陕西巡抚任间所收罗的300余块秦汉魏晋以至隋唐砖瓦，在他为四川保路运动中哗变新军所杀后，其子端继先曾与女婿袁克权等人秘密商议，准备将这些古代砖瓦连同其他端方旧藏一并出卖于平、津、沪和日本古玩商及某新权贵。

后虽经北洋政府官员熊希龄、钱能训、朱启钤、余建侯等人极力斡旋，端继先等人也同意将全部家藏捐献国有，但因所藏各物索款至多，国库最终无力支付，所藏遂在民国5年（1916年）后相继从天津、北京等地流散出去，最后大部漂流海外，造成中国文物史上不应发生的巨大损失。

至于清代西安收藏大家赵乾生所藏的秦汉瓦当以及山东潍县陈介祺（字寿卿，号益斋）所收藏的秦汉瓦当精品与珍贵拓本，或迅速流入西安、山东、北京、上海等地古玩市肆，或成为英美法日等国古玩商及京津沪军界要人与富商大贾垂涎的对象。

　　应当看到，除过军界枭雄与富商大贾的强制性收藏之外，从两宋以来开启的瓦当收藏，也在民国时期再度继往开来。

据陕西著名学者张扶万之《在山草堂日记》《在山草堂诗存》等文献记载，从民国初年至民国15年（1926年）前后，他所亲历秦汉唐宫殿陵墓以及通过西安古玩商所采集、购买瓦当的活动至少有数十次之多。

如民国11年（1922年）1月24日、2月29日、10月24日及民国12年1月25日《在山草堂日记》曾记：

“……李月溪送‘与天无极’瓦当二，价五元。

”“……得咸阳出土之‘加（嘉）气始降’瓦当，李月溪送来，拓纸二片。

”陪“南海师游成阳周文王陵”，曾于陵周附近采集到汉代云纹瓦当多种；“……又新出之‘鲜神所食’瓦当，价十元。

”

　　与军界枭雄、富商大贾浅薄的收藏志趣相比，这一时期文人学者以鉴古考据、陶冶性情为主旨的凝重内敛式的瓦当收藏，则兀自显得含蓄、质朴，更多地蒙上了一层浓郁厚重的人文色彩。

如1918年无锡侯鸿鉴来陕旅行，甫入长安，即迫不及待亲历汉长安城遗址进行考察，采集到“长乐未央”等不少汉代瓦当。

其1919年所著《西秦旅行记》一书收录《未央宫遗址》诗所谓“汉家宫阙久凋残，冰覃珠廉瓦砾看。

留得未央两名字，累人凭吊古长安。

”正是侯氏当年获得“长乐未央”等汉代瓦当后愉悦心绪的流露。

又如张扶万在游历秦始皇陵墓时有幸获得几枚秦代瓦当，归寓后即兴致勃勃地赋诗抒怀。

其《在山草堂诗存?

游始皇陵得秦瓦当、记以小诗》记：

“绣峄未访澄泥砚，遗冢问询楚炬灰。

终古无人识地市，寒烟衰草漫荒滩。

云物篆分盘曲古，寒花土蚀翠痕新。

金人十二摩娑后，雨堕苔荒此足珍。

”

　　张扶万之外，自清末以来就已经以广收博取金石书画与秦汉瓦当闻名海内的西安收藏大家阎甘园，入民国后曾不时在西安南院门及上海寓舍定期陈列各色瓦当，邀请文人学者雅集赋诗。

当时的陕西鉴赏家、著名经学大师毛昌杰因有多种赏鉴题跋。

其中癸亥（1923年）十二月题跋即称：

“又闻友人阎甘园，亦于光绪末叶得一瓦，其文右‘益延’二字，左一‘寿’字，与季父藏瓦及此砖款识相同。

度黄长客所见亦必如此。

而《两汉金石记》写其形，列‘寿’于右，列‘益延’于左，盖未见拓本，向壁虚道者也。

”毛昌杰还由此想到了季父毛子静所收藏的“益延寿”瓦当，遂亦在该年十二月援笔题跋。

云：

“季父子准公，光绪中叶得一瓦，文为‘益延寿’三字，盖即黄浚所得者。

问之寿者，云得于淳化农夫。

益微观在淳化，不在耀州。

季父得此瓦，未一年逝，瓦赠汾阳韩隐壶丈，今丈后二十年，不知落鸟矣。

”

　　伴随学者型收藏家有关瓦当的雅集赏鉴活动，他们对前辈所遗留的大量瓦当精品进行了准确翔实的整理与研究。

如清末收藏大师吴大徵之孙吴湖帆即对吴大徵遗留的数百种瓦当精品进行了整理与初步研究，《梅景书屋题跋》所录自藏《陈蒲斋手题瓦当册》之题跋称：

“秦瓦当六十七种、汉瓦当六十六种，皆潍县陈莆斋先生藏器。

毡拓精细，每帧皆有先生题字，尤为宝贵。

秦瓦都琅琊台所出，文字雄肆，胜于《泰山》残碣，足征唐樵《峄山》之板滞纤弱，非秦斯旧观也。

汉瓦中多奇品，亦世所罕靓者。

甲子春日，付装分成四册。

”又《梅景书屋题跋》所录《潍县陈箍斋先生题古当十六帧》题记：

“潍县陈篇斋先生（介祺）以金石大家名天下，收藏之富甲海内，宏见博识，千古一人，故古物之一经先生题品者，莫不身价十倍。

惟生平惜墨如金，不轻落笔。

此册为先生得意题识，审其词语，可知此瓦何等名贵也，可不宝之?

”

　　必须指出的是，自18世纪末叶以来就不断通过多种途径对中国艺术精品进行大肆搜罗的东西方列强，入民国后仍兴趣不减，搜藏力度更强。

资料显示，法国的沙畹、伯希和、法占、拉狄克、色伽兰，丹麦的格兰兹，德国的阿道夫?

沃什、马塞尔?

宾、达尔美达、芬茨尔，日本的关野贞、橘瑞超、吉川小一郎、足立喜六、江藤涛雄、早崎梗吉氏等人，均曾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对中国瓦当或相关资料的搜集。

如山东潍县高氏所藏各代瓦当，即在日本古玩商的多次利诱下，终于在1931年5、6月间为日人购去。

1931年6月的《燕京学报》遂有荣媛女士题为“潍县高氏私售古砖瓦”的报道。

民国20年（1931年）6月12日张扶万的《在山草堂日记》更记：

“（本年）六月十一日时报，雒县高氏有最好之秦砖十二字二方，上书‘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无饥人’等字，已被日人运去。

”

　　正是列强这一时期对中国瓦当等艺术品的大肆搜罗，导致了自民国20年以后瓦当的大量外流。

至20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通过侵华战争掠取的中国艺术品已难以计数。

仅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资料可知，1945年8月31日抗战胜利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曾向教育部呈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报送日本掠夺中国文物清单及向达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意见书》，函中附录《我国历来被日本劫掠之文物清单》，其中《帝室博物馆鉴赏录》所录收藏于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建筑学教室瓦当类文物情况如下：

335号：

饕餮瓦当一件，336号：

双兽纹瓦当一件；337号：

雷纹瓦片一件，338号：

蝉纹瓦片一件。

另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考古图编》第四辑所录收藏在该校文学部陈列馆瓦当类文物情况如下：

191号：

易州瓦当一件；192号：

汉瓦范一件；290号：

易县瓦简一件1324号：

莲纹瓦当二件。

　　面对列强对中国文物的疯狂劫掠，从3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学者以及相关部门就竭力从振兴国学、维护国宝、开发西北等宗旨出发，相继开始了对包括瓦当在内的众多艺术品的调查、收集与整理、展览。

　　1930年春季，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古物保护委员会合作，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老姆台的调查发掘中，发现了许多半圆形饕餮纹、山云纹燕国瓦当。

　　1933年7月至8月，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有感瓦当收藏大家何遂（字叙甫、也作叙父）先生美意，希望能通过叶恭绰的疏通将何氏在民国初年陕西靖国军时期收集的数百块秦汉瓦当收归中央研究院。

此举后因多种原因抱憾未果。

　　1933年7月至1934年2月，西京筹备委员会等单位，曾在南京淮清桥国货陈列馆举办“西北文物展览会”，其中以何叙父、藤若渠、黄奋生、安杰三及西京筹备委员会等单位与个人所收藏的瓦当最为引人瞩目。

其中何叙父收藏的有出于长安周围汉代宫殿建筑遗址的云纹瓦当共22件。

另有“上林”“千秋万岁”“高安万世”、“长生无极”“长乐未央”“亿年无疆”“永奉无疆”以及出于淳化甘泉宫的“长生未央”与出于绥远（今内蒙古）的“大乐未央”等文字瓦当各一件。

藤若渠收藏的有汉武帝茂陵霍去病墓前出土的“长生未央”等文字瓦当。

　　1934年2月至1937年6月，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曾联合陕西考古会，对关中西部的宝鸡斗鸡台遗址以及西安莲湖公园内的汉墓与陇海铁路关中沿线等地进行调查、发掘，相继发现并收集了大量秦汉以至隋唐时代的各式瓦当。

　　与此同时，来陕筹备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西北分会的考古组主任徐炳昶（ching）还于1933年4月22日专门致函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提出徐森玉先生此时适来西安游历，发现西安古董市上的秦汉瓦价钱低廉，曾力促徐炳昶抓住时机，为研究院购买瓦当。

徐森玉并认为“此物在此间价尚廉，出关外，即索高价。

火车再通后，价将突高”，而“在此地购买，如果有三五百元，即成巨观”。

故徐炳昶积极要求李书华“请即斟酌，如决定购买，请汇款来，即可着手”。

　　抗战开始后，中国学者以及相关部门开始对尚未被日寇占领的地区内的瓦当等艺术文物进行调查、收集。

从1939年秋后，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陈子怡、夏子欣等人对汉唐宫殿遗址进行长时间的调查、采访，收集了许多珍贵的秦汉唐瓦当。

1940年12月，在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重视下，以艺术史专家王子云为首的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抵达西安，在长达5年的时间内，考察团先后对西安周围的汉唐宫殿陵墓建筑以及诸多收藏大家进行了调查。

曾从汉唐宫殿陵墓遗址以及西安瓦当收藏家阎甘园、柯莘农、刘军山、薛定夫处与南北院门古董店铺处收集、购买了许多秦汉唐瓦当。

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称：

“有一段时间我住西安，总结考察团的工作，有机会接触到西安市的十几家古董铺，并特别爱上了瓦当。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购集到各类艺术文物不同文字和各种云纹瓦当一百二十多种，其中较为少见的约有二十种，都是从自己的生活费用中节省购得的。

”这些瓦当以汉代瓦当居多，重要者有“长生未央”“长乐未央”“长生无极”“汉并天下”“与天无极”“延年益寿”“维天降灵、延元万年、天下康宁”等有字瓦当以及大量的云纹瓦当。

　　需要说明的是，东西方列强对中国文物的肆意劫掠，固然激发了中国学者与相关部门对文物的调查、收集以及整理，但也相应地刺激了古玩商贾以及更多人士对瓦当的钟爱与青睐。

据1936年11月18日北平研究院李书华《陕游日记》记载：

“（陇海）铁路北有汉城旧址，俗呼为杨城。

余前次到陕时，曾往观之，并到未央宫旧址凭吊。

宫址久荒，仅余大土台，台高，出西安城西门即可望见。

其地汉代破瓦，尚堆积不少。

本地土人多在此捡拾瓦当，以供市易。

”另据三四十年代曾在西安南院门开设古庆轩古玩店的李长庆回忆，自陇海铁路开通以后，各地学者与收藏家纷至陕西，秦汉瓦当等陕西独有的文物的价格随之腾贵。

如汉“千秋万岁”带字瓦当一面，在民国20年以前尚不到1元、2元，迨至抗战开始价格飙升，普通常品动辄5至6元，至精一品竟高达10元之多。

　　受三四十年代初西安等地瓦当收藏与鉴赏氛围的影响，政坛权要以及文人学者的瓦当收藏热忱也达到高峰。

翻阅1938年至1944年张继（溥泉）之《张溥泉日记》，有关瓦当等文物收藏的记载就有十余处。

如1938年11月18日《张溥泉日记》记道：

“夏子欣持来汉砖及瓦当拓片，内颇有可取者。

一片文日‘张是冢’，当‘是’字即姓氏之氏，氏、是古多通用”。

又1944年4月24日记：

“……王荔村赠汉瓦当‘千秋万岁’，出自汉景帝陵旁。

”有别于民国30年以前瓦当收藏多元介入、以藏为主、重在题跋的收藏模式，从40年代开始出现藏、售并行、偏倚造型、重在著录与研究的新的收藏模式。

其间，陈直、王子云、刘军山、薛定夫、易均室等人可为代表，尤以陈直、王子云为最。

易均室虽系鄂籍，但因收藏瓦当之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所收金石文物与瓦当精品数百，中又多有详细考释题跋。

其中1941年所拓南郑拜将台出土秦末汉王宫阙瓦当与四川成都郊外出土三国蜀汉“宜富昌”瓦当最为耀眼。

此一时期，陈直先生也多有珍贵的瓦当拓本与记载瓦当出土地点、收藏源流以及相关考释的题跋。

依靠与西安古玩商刘汉基、白祚、汉中王、木匠刘、金三、马羽鹤、李宝山、苏集贤、荣禄等百余位人士的多年合作，陈直获得了千余块珍贵砖瓦资料。

他将这些珍贵资料予以整理，相继写出《摹庐藏陶捃存》（收录秦汉瓦陶拓本47幅）与《关中秦汉陶录提要》等有关瓦当的专著，图文并茂，考释精微，拓开了中国瓦当收藏与研究的新纪元。

　　此外，王子云以他收集的秦汉瓦当，在1946年至1948年写就《秦汉瓦当艺术》。

在这本书中，他对瓦当进行了系统的分类整理，称汉代字瓦“字体圆劲有力，结构也非常匀整”。

云纹瓦当则“有简有繁，千变万化”，“都运用‘适合图案’的手法，匀称地布满在圆框之中”。

他的研究标志着民国时期国人收藏鉴赏瓦当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