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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
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永和文学、元嘉文学、永明文学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第一次高峰，是文学“自觉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文学，可分为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南北朝文学几个阶段。
诗歌是这一时期最为发达的文学样式，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体裁和文学理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本段文学的学习，要突出诗文名家，如三曹、阮籍、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脁、庾信等，要结合代表作品，掌握其生平、思想、艺术特色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要注意重要的文学现象，如建安风骨、左思风力、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永明体、宫体诗、南北朝乐府民歌、志怪小说、志人小说等。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
从社会思想来说，魏晋南北朝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
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显得自由活跃，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
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股重视个体价值的社会思潮，而且它本身又是推动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多样化的重要动力。
总体上，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为：
对文学的重视和文学观的发展。
对文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包括许多帝王在内，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从而影响了整个社会。
由于文学受到重视，文学作品日见繁多，就开始产生了将文学与其他学术相区别、视之为一种独立学科的意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评论历代作家的得失，就成为一项很有必要的工作。
因此，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这方面最重要的论著，有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各种文体的特点的探究，对文学的基本性质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文学集团的活跃。
建安时代，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结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文学集团。
此后，文学集团的活动越来越多。
魏末有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西晋时有围绕权臣贾谧的包括陆机、左思等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前期，在会稽一带有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等等。
这种文学集团中人物身份虽有高下，但仅以文学活动而言，原则上是平等的，不同于过去帝王、诸侯蓄养文士、“倡优视之”的情况，因而是真正的文学集团。
在题材方面，当时作家有许多重要的开拓。
陶渊明创立了田园诗，谢灵运、谢朓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这些都是表现自然美的。
喜爱描绘自然风物，并把它与作者的主观情绪结合起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后代文学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
梁代以萧纲的文学集团为中心，开始出现了“宫体诗”，主要是表现女性的美。
这种诗在后世受到严厉的批评，但就其主导意识来说，还是为了追求新的美的创造。
有意识地把边塞生活作为诗歌的一种重要题材，也是始于南朝。
通过这种题材，诗人试图追求一种悲壮的美，使诗歌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力量。
尽管由于南朝作家缺乏实际生活体验，这方面的努力不能说很成功，但这种尝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对唐代边塞诗的兴盛，也起了启迪作用。
南北朝民歌主要是由南方的乐府机构收集保存下来，现存五百多首。
由于南北分裂，民俗迥异，两地民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很大差别。
大抵北方民歌朴直刚劲，南方民歌婉曲华丽。
但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感情和爱憎。
在诗体方面，南北朝民歌开创了五、七言绝句体，经过文人创作加以提高，后来成为唐诗的主要形式之一。
魏晋南北朝的文章较以史传、政论为主的两汉散文，更为丰富多样。
檄、碑、诔、序、记、书信等各体文章，普遍都注意辞采，追求艺术性的美。
特别是书信，出现了不少富有抒情色彩、语言精美的作品。
产生于北方的《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前者是地理著作，而多风景描述，富于文采；后者记述洛阳寺庙的兴废，而兼及各方面，文字也很有特色。
史书的写作也非常兴盛，现存而比较重要的当推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和宋代范晔的《后汉书》，其中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相当成功。
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说）
从汉末大乱到隋代统一，历时约四百年。
我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历史情况复杂，文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
东汉后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土地兼并剧烈，宦官、外戚两个集团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倾轧，更造成了政治的极端黑暗和腐败，再加上对羌族的连年用兵和自然灾害的不断袭击，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黄巾大起义，给东汉反动统治以严重的打击。
起义虽被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东汉帝国也已名存实亡。
从献帝初平元年（190）开始，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扩张了军事力量的豪强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在长期混战中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繁盛的中原地区竟出现了“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
在割据的军阀中，曹操对现实具有较清醒的认识，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
他抑制豪强兼并，禁止豪民转嫁租赋于农民，并广兴屯田，用军事组织把广大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上，并且广泛搜罗“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因而，发展了生产，壮大了力量，逐步统一了北方。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汉，而分据东南、西南地区的孙权、刘备也相继称号建国，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局面。
汉末社会的巨大变动也引起社会思想的变化。
汉代自武帝以来，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独尊的统治地位。
这时，适应新的现实的需要，名、法、兵、纵横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思想界呈现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建安文学有了崭新的面貌。
建安文学以魏国为主。
吴、蜀很少作家与创作。
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围绕他们聚集了“七子”、蔡琰等众多的作家。
这些作家大都倾向于曹操的缓和阶级矛盾以迅速恢复封建秩序的政策，思想上有进步的一面。
他们又都曾卷入汉末动乱的漩涡，接触了较广泛的社会现实，因此能够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掀起一个诗歌高潮。
他们的创作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称为“建安风骨”的传统，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辞赋和散文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汉代那种铺张堆砌的大赋消沉了，篇幅短小具有浓厚诗意的抒情小赋有了较大的发展。
散文则趋于自由通脱，无论抒情、叙事或议论都显得生动活泼。
建安时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高的评价，加之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
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
所有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建安时期，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采取了压抑豪强的政策。
当农民起义的风暴过去时，曹魏统治者为了取得豪门的支持，便极力团结他们。
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选举制度，表现了在用人方面对大官僚豪强地主妥协的倾向。
到了魏正始时代，曹魏统治集团已完全发展成为新的贵族大地主，政治日趋腐败；旧的豪门地主势力也有了极大的发展。
代表这种势力的司马氏在逐渐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之后，便和曹魏统治者展开了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
司马氏一方面通过收买、拉拢树立自己的党羽；一方面以残酷的屠杀消灭曹魏集团的力量，造成了魏国后期即正始以后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
汉末清议之士，因批评政治招致了党锢之祸。
接着魏代汉，晋谋代魏，又大肆屠杀政治上的异己人物。
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清议逐渐转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发展。
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并注老子，兴起了玄学，道家思想更为风行。
这对当时的土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是上述现实的产物。
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
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看到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
他们的创作也与建安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
一般说来，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内容为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所代替。
积极的进取精神为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
作品中带有更多老庄思想的色彩。
不过，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
司马氏与曹魏争夺政权的斗争以司马氏的胜利而结束。
公元二六五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不久，并统一了全国。
为了稳定统治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如招集流亡、罢州郡兵、劝课农桑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太康年间的繁荣。
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
西晋王朝是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腐朽政权，在它的统治下，各种现实矛盾迅速加剧。
太康元年，继废除曹魏屯田制之后，颁布了占田制，把官僚地主的经济特权制度化了，士族可以依据官品合法地占有大量的土地。
同时，九品中正制也日益发展成为保障士族政治特权的工具，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严重情况。
这样，便确立了反动的门阀制度。
士族依靠这些制度垄断了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特权，加深了阶级鸿沟，也造成了寒门与世族的尖锐矛盾。
司马氏为了巩固一姓统治，又大封同姓，诸侯王都拥有武装。
晋武帝死后，诸王争权夺利，演成“八王之乱”，前后达十六年之久，中原地区又一次遭到兵燹的浩劫；国力也大为削弱，西北匈奴鲜卑等酋帅见有机可乘，纷纷入侵，西晋王朝就在内乱外患相继发生下覆亡了。
我国又进入了南北长期分裂的时代。
公元三一七年，司马睿依靠南北士族的联合支持在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它是西晋腐朽的士族特权政治的继续，各种现实矛盾继续发展。
士族的经济力量更加膨胀，他们不断地兼并土地，成为惊人的大地主，如刁协一家就占田万顷。
门阀制度也发展到了顶点，士族公然编订“百家谱”，并不与“杂类”通婚，士、庶的界限越来越严格，地位相差越来越悬殊。
士族阶级占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上，过着苟安享乐的生活。
他们不仅无意于收复北方失地，甚至由于种种自私的目的害怕收复失地，对爱国志士祖逖等人的坚决北伐行动也横加阻挠，使之无法成功。
而内部则不断争权夺利，皇室、军阀和掌握实权的大士族之间常常爆发尖锐的冲突。
东晋一代，从王敦起兵到桓玄篡位，不断发生内战，政局动荡不安。
尽管东晋保有的江南地区比混战的北方安定，北方人口的大量南徒又带来了进步的生产技术，南方经济较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腐朽的士族统治下，人民并没有获得经济发展的利益。
赋税徭役不断加重。
如东晋初亩税三升，后改为口税三斛，又激增为五石。
繁重的剥削促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终于激起了东晋末年以孙恩为首的江南诸郡人民大起义，给东晋政权以毁灭性的打击。
在镇压起义中兴起的刘裕，于公元四二年代晋自立，东晋便灭亡了。
两晋是士族制度社会，士族是一个非常腐朽的阶级。
他们一味追求享乐，不敢正视充满尖锐矛盾的现实，只是依靠门第，把持高官，却又要“不以物务婴心”。
在这种情况下，清谈玄理的风气更为兴盛。
士族阶级一方面用老庄的任诞思想支持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纵欲享乐生活；一方面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静心境；同时还以清谈高妙的玄理点缀风雅，炫耀才华，掩饰精神的空虚。
在两晋玄学的发展中，由于阶级关系的复杂，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玄学家表现了不同的政治观点。
郭象发展了何晏、王弼的儒道调和思想，主张自然与名教合一说，目的在于论证士族统治的一切现行制度都是合理的，是士族阶级利益的代表。
鲍敬言则发展了阮籍、嵇康的思想，创“无君论”，认为“君臣既立，众慝日滋”，只有“无君无臣”的“曩古之世”，人民才有富足安宁的生活。
这是反映了小私有者的幻想与要求。
陶渊明的桃花源理想正是和这种思想相通的。
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重要现象。
佛教由东汉开始输入，经历三国时代，到两晋时期更为兴盛，佛寺日渐增多，佛经大量翻译出来。
不过，在玄学盛行的情况下，士族偏重于佛教义理的研究，他们吸收了佛学中的唯心主义哲学，把玄学推到了更高的阶段。
汉末开始创立的道教，原来主要在民间流行，这时也产生了贵族道教，出现了葛洪这样的教徒，在士族阶层中影响愈来愈大。
天师道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两晋时期，垄断了政治和经济的士族阶级也垄断了文化。
在他们的把持下，文学离开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很少反映社会现实，主要成了表现士族阶级狭隘思想感情和不健康艺术趣味的工具。
为了掩盖内容的空虚，他们刻意追求形式的华美，把文学推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
晋初诗人傅玄、张华已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但一部分乐府诗还不失汉乐府遗意。
到了太康时期，社会的表面繁荣使士族文人更加无视现实，一味歌功颂德，形式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
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一些诗人的创作，不是机械地拟古，毫无新意；便是内容贫乏，只追求词藻的华缛和对偶的工整。
但是，西晋社会的现实矛盾也促使少数诗人面向现实，写出了内容较充实的诗篇。
出身寒微的太唐诗人左思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抨击了腐朽的门阀制度。
在西晋末年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成为爱国志士的刘琨，写出了有深厚的爱国感情的诗歌。
郭璞的诗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内容。
从西晋末年开始，由于清谈玄理风气的盛行，“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坛渐为玄言诗所统治，其代表作家孙绰、许询等人的创作都“平典似道德论”。
玄言诗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直到晋末杰出的诗人陶渊明出现，才为空虚的东晋文坛带来富有现实内容的创作。
他的诗歌对腐朽的士族社会表现了极端憎恶与否定的态度，表现了他的不同流合污的高贵品格和躬耕自给的生活理想。
由于在田园劳动中接触了下层劳动人民，亲身体验了农村生活的贫困，后期创作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剥削压迫，要求以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愿望，提出了桃花源理想。
他的诗具有平淡自然的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并能创造出很高的意境，大大提高了五言诗的艺术水平。
小说的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现象。
我国自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加之道教兴起，佛教传入，这些巫师、僧侣大都“张皇鬼神，称道灵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而整个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的生活、生命经常受到威胁，很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记录灵鬼怪异的小说，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成就最高。
作者的主观目的虽在宣扬宗教迷信，但其中保存了一些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编造的神异故事，具有较高的人民性。
魏晋时期清谈玄理、口评人物的风尚又促成了记录人物轶事小说的出现。
它与志怪小说不同，是以现实的人物言行为对象。
刘宋初年出现的《世说新语》是魏晋轶事小说集大成之作，它广泛地反映了由汉末至晋士族阶级的思想、生活面貌，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
我国小说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才粗具规模，它们标志着我国小说的一个重要阶段。
从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到公元五八九年陈灭于隋，共一百六十九年，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
南朝继续东晋的偏安局面，社会情况比北朝安定，在广大人民辛勤劳动下，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
农业产量增加，手工业发达，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活跃，并出现了许多经济繁荣的都市，如建康、京口、山阴、寿春、江陵、襄阳、成都、番禺等。
史载建康“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市廛列肆，埒于二京”，可见一斑。
南朝个别帝王虽曾对门阀士族采取过某些限制政策，庶族寒门的力量也略有抬头，但基本上仍是两晋士族门阀社会的继续。
士族地主攫取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大庄园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谢灵运在《山居赋》中曾勾画出这种经济的轮廓。
这个谢家庄园拥有大量的土地：
“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阡陌纵横，塍埒交经。
”除了耕地，还有“北山二园，南山三苑”，以及大片的湖沼。
庄园里种植着多种农作物、果树。
在富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上，南朝帝王和士族日益腐朽荒淫。
他们已经完全变成了无用的寄生虫。
《颜氏家训·涉务》说：
“江南朝士，因晋中兴而渡江，本为羁旅。
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
假令有者，皆使童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拨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
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帝王的荒淫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南史·陈后主本纪》载：
“后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
先令八妇人擘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
君臣酣宴，从夕达旦，以此为常。
”
南朝时期，佛教有了更大的发展。
东晋时，建康佛寺不到四十所，到了梁朝，则“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
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梁武帝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宣布“唯佛教是正道”，更确定了它的优越地位。
佛教的发展不只兴起了大僧侣地主，也引起了与儒、道的矛盾，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斗争，对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南朝文学中，南朝民歌特别值得珍视。
它主要是产生于建业和荆州一带的《吴歌》、《西曲》。
它们以短小的形式，清新活泼的风格，表现了人民对合理的爱情生活的追求和反抗封建礼教束缚的精神。
从中也可以看到长江流域商业的发达。
南朝民歌本不限于歌唱爱情，但独取情歌入乐，却反映了统治阶级的观点和趣味。
南朝的君主和诸侯王大半爱好文学，不少都以提倡文学、招揽文士著称，有的本身还是作家，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写诗的风气十分浓厚。
据《诗品》说，那时的士子“才能胜衣”，便“甘心而驰骛”。
因此，文学作品大量增加。
但南朝文学在帝王和贵族的掌握与引导下，只能继续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发展。
梁元帝说：
“至于文者，惟须绮彀纷披，宫徵靡曼，辱吻遒会，情灵摇荡。
”形式主义要求是很明显的。
南朝文人诗歌从宋初开始由玄言转向山水。
玄言诗本来就与山水有密切关系。
玄言诗人常常通过山水体会玄理，而登临山水也很早就成为士族阶级优闲享乐生活的一部分。
东晋末年殷仲文、谢混的诗里，山水成分已逐渐增多。
到了宋谢灵运，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肆意游遨”，所至“辄为歌咏，以致其意”，山水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遂完成了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
山水诗仍是贵族生活的产物，但它打破了玄言诗的腐滥，反映了自然美，并多少提高了诗歌的表现技巧，仍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宋代出身寒微的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传统精神，成为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优秀诗人。
他的作品猛烈地抨击了门阀制度，并表现了士族文学所少见的爱国思想和较广泛的社会内容。
他的七言和杂言乐府改进了七言诗的形式，扩大了七言诗的影响，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齐、梁时代是我国诗体发生了重要变化的时期。
我国诗歌自建安以来，渐重词藻、对偶、用事，晋陆机更注意到声音的谐调，到了这时，由于声韵学的发展，周愚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接着沈约把四声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创造了“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
不过，“永明体”作家的创作大都内容贫乏，形式主义作风严重，只有谢兆工于描写山水，成就较高。
诗歌发展到梁、陈时代，在帝王和贵族手里，更导向了“宫体”的道路。
梁简文帝萧纲、庾肩吾、庾信、徐离、徐陵都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人。
宫体诗是宫庭荒淫生活的反映，以描写女色为主，充满色情成分，诗风浮艳绮靡，标志着贵族文学的十分堕落。
这一时期只有江淹、吴均、何逊、阴铿等人的创作略有成就。
诗歌而外，骈文有突出的发展。
我国散文从东汉起已渐趋整饬对偶，魏晋时期更形成了骈体文。
这时在形式主义文风盛行的影响下，出现了骈文的高潮。
骈文几乎占有了一切文字领域，只在历史和其他学术著作中，散文才保有一块微小的地盘。
骈文词藻华丽，对偶工整，音韵优美，有其艺术特点，也出现少数内容上有价值的作品，但就其主导方面来说，却是以华丽纤巧的形式掩盖空虚贫乏的内容，是形式主义的东西。
南朝的文学批评获得了空前的成就。
魏晋时期，已不断有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出现，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等。
到了南朝，由于文学创作的繁盛，文学日益成为一个独立部门，文学观念也日趋明晰。
宋文帝开始立文学馆，与儒、玄、史三馆并列。
宋范晔著史单立文苑传。
这时发生的文笔之辨，更是一场关于文学界限的争论。
这些无疑都对文学研究起着促进作用。
加以形式主义文风的盛行，激起了一些进步文人的不满。
在这样情况下，刘勰、锺嵘继承了前人文学批评的成果，创作了《文心雕龙》、《诗品》两部文学批评巨著。
它们都有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文风的倾向，同时也把文学研究推到新的阶段。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对文体、创作、批评各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述。
《诗品》品评了众多诗人的成就与风格，其序言论述诗的起源和发展，颇有独到见解。
这两部著作对后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晋亡后，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
入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的统治者不断互相攻杀兼并，混战了一百多年，使中原经济和文化再次遭到惨重的破坏。
他们用血腥的屠杀和落后的军事统治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人民生活极端痛苦，不断爆发以汉族为主体的人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各族的反动统治，促使它们逐个破灭。
北魏太武帝统一了北方，结束了混战局面。
孝文帝迁都洛阳，他一方面实行均田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加速了民族同化的过程，给封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但是北魏仍是鲜卑贵族联合汉族豪强地主的反动统治，社会矛盾不断发展，终于在六镇起义的打击下，分裂为东、西魏，后来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代替，最后为汉族杨坚建立的隋朝所统一。
北方各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半积极利用汉族的封建文化，所以推尊儒学，儒家思想占有相当的地位，与南朝的情况有别。
统治者又利用佛教麻痹人民，因而佛教大盛。
北朝的倡兴佛教与南朝稍有不同，它重在佞佛求福，所以寺院、石窟的建造比南方为甚，北魏极盛时期，洛阳有寺一千三百余所，州郡有寺三万余所，这对我国建筑、雕塑等艺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北朝文学最有成就的部分是民歌。
它酷似汉乐府，相当广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会现实和北方人民悲惨的命运，突出地表现了北方民族的精神面貌，并具有豪放刚健的独特风格。
其中的《木兰诗》更是一首杰出的女英雄赞歌。
在长期混战中，在游牧民族落后的统治下，北朝文人创作是很消沉的。
五胡十六国时期，文学作品几乎绝迹。
北魏以后，开始出现一些作家，如温子升、邢邵、魏收等，但他们一味模仿南朝文学，缺乏特色。
直到庾信由南入北，才为北朝文学打开局面。
他本是南朝的宫体诗人，沦落北朝以后，作风大变，以刚健之笔写出了充满故国之思的“暮年诗赋”，并表现了南北文学融合的趋势，是成就较大的作家。
在南朝，骈文统治了文坛，北朝却出现了几部著名的散文著作。
郦道元的《水经注》在描写山川景物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不只描写佛寺建筑十分精采，而且善于用简洁的文笔叙述故事，描写人物。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风格平易亲切。
北方散文的发展以及苏亮、苏绰的提倡复古，都表现出北方文学与南方不完全相同的倾向。
第一章：
建安和正始文学
汉末建安时期，我国文学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文学发展的新时期已经来到了。
这一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的作家，“三曹”、“七子”和蔡琰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都曾被卷入极度动乱的时代漩涡，生活和思想都有较大的变化。
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
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并且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
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赋与散文也表现出了新的面貌。
第一节：
曹操、曹丕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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