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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钱币的流布区域及相关问题

杨富学陈爱峰

2009-11-021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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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原刊《陇右文博》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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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说

 

学界对西夏钱币的关注始于清代,缘自西夏钱币的出土及西夏文的释读。

乾隆及道光年间,安康出土西夏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及西夏文钱数品。

[1]最早的西夏钱币窖藏是嘉庆十年(1805年)金石学者刘青园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发现。

刘青园就其发现过程记载说:

 

凉州土人,掘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等梵字钱亦有数品,余共捡得千余枚。

[2]

 

这里所谓的“梵字钱”一称,始见于南宋洪遵(1120~1174年)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撰写的《泉志》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钱谱。

其中就“梵字钱”言到:

 

余按此钱径八分,重三铢六参,铜色纯赤,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

[3]

 

从附图看,洪遵所言的“梵字钱”,其实是一种文字奇特的小平钱,就是西夏文“大安宝钱”,因当时洪遵不识其文,故将其列入“外国品”中。

而在发现该窖藏的前一年,即1804年,凉州发现了西夏文与汉文合璧书写的《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根据其中的“夏国字”,刘青园确认过去所谓的“梵字钱”其实是西夏文钱:

 

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即《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阳面正作此等字……乃知此钱(梵字钱)为西夏梵书。

景岩作《泉志》时,即不之识。

数百年后,破此疑窦,亦快事矣!

[4]

 

至于钱币铭文的具体内容,当时并不为人所识。

这是首次见于文献记载的西夏钱币的重大发现。

19世纪末,英国驻北京职员卜士礼(StephanBushell)得到西夏文钱币一枚,他根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上的碑文解读出了这枚西夏文钱的对应汉字即为“大安宝钱”。

[5]20世纪初,随着西夏文字的研究和释读,学界对西夏钱币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1914年,西夏学者罗福苌在其《西夏国书略说》中著录并释读了四种西夏文钱,依次为福圣宝钱、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

此后,由于西夏钱币出土鲜少,学界对这种钱币的研究几再无进展,唯《泉币》发表过几篇关于西夏钱币的文章,但介绍的多为传世品。

[6]

20世纪50年代,内蒙古、甘肃等地陆续有一批西夏钱币的出土,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到70年代末,特别是到了80年代,随着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关于西夏钱币出土的报道屡见于报刊,这自然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他们对有关西夏钱币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考证和认定了部分存疑的西夏钱币,并开始了对西夏货币制度、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形态的探索,力求通过西夏钱币的研究,揭开西夏王国的神秘面纱。

把西夏钱币研究引向深入的当推陈炳应和牛达生两位西夏研究专家。

陈炳应先后发表有关西夏钱币的论文多篇,藉由在文物部门工作之便,系统介绍了甘肃收藏的西夏钱币,[7]更可贵的是陈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入地探讨了西夏的货币制度,从而把西夏钱币的研究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8]他研究认为,学界常说的西夏文“福圣宝钱”其实应为“禀德宝钱”,非谅祚福圣承道年间(1053~1056年),而是元昊钱。

[9]此说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牛达生自1984年撰写《西夏钱币辩证》始,[10]至今在各种书刊上相继发表西夏钱币文章30余篇。

他非常重视西夏钱币的发掘与研究,根据出土的西夏钱币,对历代钱谱中的西夏钱币去伪存真,考证和认定了部分存疑钱币。

[11]此外,他对西夏的货币经济也作了有益的探讨,[12]对西夏铁钱专用区的设置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3]

当然,我们在赞赏两位学者对西夏钱币研究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其他学者对西夏钱币研究的贡献,总的来说,正是众多学者的齐心努力,才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这些钱币的出土,对西夏贸易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通过一个世纪的研究、刊布,现知的西夏钱币之数量已非常可观,但学术界尚缺乏一个系统的目录。

家底不明、心中无数,就很难对西夏钱币及货币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瞎子摸象般的研究状况不应该再持续下去了。

因此,编制出一个完整的西夏钱币目录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又要注意与西夏钱币伴出的钱币及出土、发现或地点等重要信息,这些信息对西夏钱币研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百年来,学术界对西夏钱币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零星发表于多种书刊之中,收集不易。

对这些成果借鉴与利用,是系统化、完整化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

只有全面掌握学术信息,我们才能对西夏钱币与货币史的研究做到心中有数。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通过对西夏钱币出土、发现情况的汇集、整理,以窥视西夏钱币的某些特点,同时也为今后学术界的研究提供必要的信息。

 

二、宁夏境内出土的西夏钱币

 

宁夏曾经长期成为西夏的统治地区,银川市又为西夏的都城兴庆府的所在地,是西夏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吴忠与灵武为西夏时期灵州所辖,而灵州自唐末、五代、宋初即是中原通西域的丝路重镇。

此外,著名的乌池与白池大体在今天的盐池县境内,这里出产的青白盐是西夏对宋贸易的拳头商品。

因此,我们对宁夏地区出土西夏钱币的考察有着重大意义。

参见表一:

 

表一:

宁夏境内出土西夏钱币表

发现时间

出土地点

发现总量

西夏钱币

 

伴出钱币品种

资料来源

备注

1972~1975年

银川市西夏陵区8号陵

数枚

光定元宝1枚

多为宋钱,另有少量五铢、开元通宝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第63页

出土

1975年7月

盐池县八岔梁

75公斤

天盛元宝、光定元宝数枚

两汉、新莽、隋唐、五代、两宋和金朝钱币,其中北宋钱约占50%

陈永忠:

《一九七五年盐池出土一批西夏货币》,《盐池县志资料汇编》第3集,1982年8月打印稿,第11~14页

西夏

窖藏

1979年6月

石嘴山市贺兰山大风沟

33公斤,8599枚

天盛元宝69枚、乾祐元宝2枚、天庆元宝2枚、皇建元宝3枚、光定元宝42枚;西夏文大安宝钱2枚、乾祐宝钱1枚、天庆宝钱1枚

北宋钱7300枚,占84.89%,西夏钱占1.42%,此外尚有两汉、新莽、隋、唐、五代、金钱币

牛达生:

《宁夏贺兰山发现西夏窖藏钱币——兼论西夏货币经济的若干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第55~65页

西夏窖藏

1980年9月

石嘴山市贺兰山榆树台

23公斤,5415枚

天盛元宝17枚、乾祐元宝1枚、皇建元宝1枚、光定元宝2枚;西夏文大安宝钱1枚

北宋钱4747枚,占87.24%,西夏钱占0.89%

牛达生:

《宁夏贺兰山发现西夏窖藏钱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第55~65页

西夏窖藏

1981年

灵武市崇兴乡

150公斤

天盛元宝、光定元宝

 

汉至宋钱,北宋钱约占80%,另有金正隆、南宋建炎钱

牛达生:

《西夏钱币的发现与研究》,《宁夏科会科学》1990年第5期,第86~92页

西夏

窖藏

1984年8月

银川市贺兰山滚钟口(俗称小口子)

 

收回125公斤,29506枚

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西夏文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

 

两汉、新莽、隋唐、五代十国、两宋、辽金等朝钱币200多种,其中,北宋钱约占84.58%,西夏钱占1.48%,首次出土汉文行书、真书乾祐元宝和篆书、真书光定元宝对钱

牛达生:

《银川首次出土篆书“光定”元宝平钱》,《中国钱币》1985年第2期,第42页;牛达生:

《贺兰山滚钟口西夏钱币窖藏》,《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50~251页;牛达生、许成:

《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页;牛达生:

《西夏钱币的发现与研究》,《宁夏科会科学》1990年第5期,第86~92页

西夏窖藏

1984~1986年

灵武市磁窑堡窑址

523枚

天盛元宝4枚

汉至宋钱,北宋钱约占85%,另有南宋建炎通宝1枚,金代正隆元宝1枚,喀喇汗铜币1枚及清代乾隆通宝2枚,压胜钱1枚

张连喜、马文宽:

《宁夏灵武磁窑堡出土钱币及墨书“吊”字瓷片》,《考古》1991年第12期,第1104~1108页

出土

 

灵武市磁窑堡窑址

 

大安宝钱1枚

 

杨森:

《西夏钱币汇考》,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出土

1985年前      

隆德

 

隶书元德通宝平钱1枚

 

牛达生:

《隶书“元德通宝”论考》,《中国民族史研究》第2辑,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15~219页

收集

1985年夏

盐池县萌城乡石下河村

约100多公斤

天盛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西夏文福圣宝钱2枚、大安宝钱1枚、天庆宝钱1枚。

其中,西夏文福圣宝钱系首次出土

两汉、新莽、唐、五代钱币10种,北宋钱38种。

另有辽清宁通宝、大康通宝,金正隆元宝和高丽钱三韩通宝(1103年铸造)

吴峰云、任永训:

《盐池发现西夏官印和西夏钱币》,《宁夏文物》1986年第1期,第82~85页;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管会编印:

《文物普查资料汇编》,1986年,第106页;牛达生、任永训:

《从宁夏盐池县萌城乡西夏窖藏钱币谈西夏文“福圣宝钱”和高丽“三韩通宝”》,《中国钱币》1988年第2期,第52~54页

西夏

窖藏

1985年

隆德

 

元德元宝1枚

 

 

收集

1988年

平罗县贺兰山小耶和沟

12.2公斤,2558枚

光定元宝

汉至宋钱36种,其中宋钱26种1864枚,唐开元通宝209枚

艾天恩、吴尚仁、来丰宗:

《小耶和沟发现西夏窖藏钱币》,《宁夏文物》1990年第4期,第31~32页

西夏窖藏

1988年

中宁县石空镇

约100多公斤

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西夏文天庆宝钱

汉至宋钱50余种,其中宋钱20余种

《中宁出土西夏窖藏钱币》,《宁夏日报》1988年10月22日

西夏窖藏

1989年

平罗县崇岗乡崇岗村之贺兰山小水沟

1小罐,百枚以内

天盛元宝5枚、天盛元宝(铁钱)、乾祐元宝数枚

唐至宋钱30种42枚,主要为宋钱

吴尚仁:

《崇岗村发现西夏窖藏钱币》,《宁夏文物》1990年第4期,第30页

西夏

窖藏

 

石嘴山

 

西夏钱币

 

吴尚仁:

《又一批西夏窖藏钱币出土》,《石嘴山史志》1990年第1、2期合刊,第58页

西夏窖藏

 

盐池

 

元德重宝

 

张光华:

《甘肃钱币选粹》,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出土,县藏中国钱币博物馆

1990年10月

银川南梁农场

1罐,4200余枚

天盛元宝、光定元宝

西汉至北宋,以北宋、五代、西夏钱币为主

陈伟、李进增:

《银川南梁农场西夏钱币窖藏》,《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25页

西夏窖藏

1998年

同心县韦州乡水桃

300公斤左右

乾祐元宝152枚、天庆元宝48枚、元德通宝10枚、天盛背西铁母2枚、大安通宝小字版1枚、天盛元宝(不详)、皇建元宝(不详)、光定元宝;西夏文天庆宝钱58枚、大安宝钱45枚、乾祐元宝27枚、福圣宝钱18枚、贞观宝钱4枚、不知名钱币1枚

汉、唐、宋、辽、金钱,其中以宋钱居多

理泉、陈永忠、杨森:

《大安通宝为西夏铸币辨》,《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第66页;牛达生:

《也谈“大安通宝”的国属》,《西夏钱币论集》,《宁夏金融》增刊,2007年,第159页;杨森:

《西夏钱币汇考》,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19页

 

1998年

同心县

1000多公斤

元德通宝、天盛元宝、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福圣宝钱、大安宝钱、天庆宝钱

汉至宋钱

杨森:

《西夏钱币汇考》,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

西夏窖藏,出土钱币被当地群众私分

1999年夏

固原头营乡张崖村

约10公斤

2100余枚

乾祐元宝1枚

西汉至宋钱,最晚的是乾祐元宝,北宋钱钱约占95%

高继林:

《宁夏固原出土西夏时钱币窖藏》,《中国钱币》2002年第1期,第48页

西夏窖藏

1999年

灵武市磁窑堡

3000多枚

西夏文折二正德宝钱

汉至宋钱

 

出土

2000年

同心县红寺堡

500多斤

大安宝钱50多枚

 

王彦民:

《西夏钱币的六大特征》,《陕西钱币研究文集》(第6辑),西安:

陕西钱币学会编印,2006年,第61页;杨森:

《西夏钱币汇考》,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页

西夏窖藏

2001年

中卫县鸣沙古镇

 

大安通宝1枚

 

理泉、陈永忠、杨森:

《大安通宝为西夏铸币辨》,《中国钱币》2005年第3期,第66页;牛达生:

《也谈"大安通宝"的国属》,《西夏钱币论集》,《宁夏金融》增刊,2007年,第159页

西夏末年窖藏

 

宁夏中宁

 

大安通宝1枚

 

杨森:

《西夏钱币汇考》,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页;牛达生:

《也谈"大安通宝"的国属》,《西夏钱币论集》,《宁夏金融》增刊,2007年,第160页

出土

2005年

固原市彭阳县

1200多公斤

天盛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

汉至宋钱

杨森:

《西夏钱币汇考》,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

钱币多数被群众私分,少数被文博部门回收

 

总观上表,可以发现,宁夏各地出土的西夏钱币其实并不多,与之相反,北宋钱币却有大量出土,更有甚者,在一些西夏遗址中出土钱币虽多,但多为宋钱,西夏钱币却付之阙如。

如西夏陵区一○八号墓出土的钱币中,仅有唐开元通宝及众多宋朝钱币,却无一枚西夏钱。

[14]宁夏石嘴山西夏省嵬城遗址(惠农县庙台乡省嵬村)出土的钱币有135枚,也全是唐宋钱币,无西夏钱。

[15]这些情况说明,在西夏统治时期,境内流行的主要是北宋货币。

究其原因,学者们认为是西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所致,同时也反映了西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宋朝的依赖,是宋夏关系方面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夏经济的一大特点。

[16]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笔者认为大量北宋货币的出现,真实地反映了宋夏之间贸易繁荣之事实。

传统观点认为,喀喇汗王朝与北宋结盟,而与西夏为敌,两国之间缺乏经济往来。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喀喇汗王朝虽远离中原,但它与北宋保持着密切而频繁的交往,贡使往返络绎不绝。

据《宋史》和《宋会要辑稿》记载,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至宣和六年(1124年)喀喇汗王朝向北宋派遣使臣达40余次。

与这种境况相反,喀喇汗王朝虽与西夏之间的距离较近,应有密切的交往,但在宋夏矛盾的制约下,双方矛盾较深。

元丰六年(1083年),“西贼犯兰州,破西关,虏略(掠)和雇运粮于阗人并藳驼”。

[17]“绍圣中,其王阿忽都董俄密竭笃又言,缅药家作过,别无报效,已遣兵攻甘、沙、肃三州”。

[18]在这种这会背景下,西夏是不可能允许喀喇汗王朝入贡北宋时路过其境的。

然而,随着北宋的灭亡和宋室的南迁,宋朝与西夏之间在丝绸之路上不再有竞争存在,西夏与喀喇汗王朝的矛盾也随之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西夏及时调整了与喀喇汗王朝之间的关系,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商贸往来。

1984年至198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磁窑堡瓷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西夏等时期的瓷器、窑具及生产工具等遗物,同时也出土了珍贵的各代钱币,其中就有喀喇汗王朝铜币一枚。

铜币的正反两面均印有文字,为阿拉伯文库菲体。

正面铭文译为“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背面铭文磨损锈蚀严重,上两行漫漶不清,下两行可能是“穆罕默德阿尔斯兰汗”。

[19]应系穆罕默德·本·优素夫阿尔斯兰汗(1056/57年~1057/58年)时期所铸造,可能是喀喇汗王朝商人在购买西夏瓷器时遗留下来的,可视作西夏与喀喇汗王朝展开贸易的佐证。

与之相应,今新疆墨玉县境内发现的西夏光定元宝钱币[20]也当为西夏与喀喇汗王朝间发生经济关系的佐证。

 

三、西夏钱币在内蒙古地区的发现

 

自1949年以来,在内蒙古地区,尤其是河套一带多次出土西夏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铁钱,这对探讨西夏与辽、金间的贸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见表二:

 

表二:

内蒙古发现的西夏钱币

发现时间

出土地点

发现总量

西夏钱品种

伴出钱币品种

资料来源

备注

1949年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那林镇

12000斤

天盛元宝、乾祐元宝铁钱

少量宋天圣元宝铁钱

《文物工作报导》,《考古通讯》1954年第2期;牛达生:

《浅论西夏铁钱及铁钱专用区的设置》,《中国钱币》2004年第4期,第10页

 

1953年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那林镇

 

乾祐元宝(铁钱)

 

《文物工作报导》,《考古通讯》1954年第2期

西夏铁钱窖藏

1958年

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高油坊

出土钱币5000多公斤,全为铁钱,已锈结成数百公斤的大铁块

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铁钱

 

 

郑隆、陆思贤:

《临河县高油坊西夏城址调查》(内部资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油印本,1981年;陈炳应:

《西夏文物研究》,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赵占魁:

《从高油坊古城出土西夏和宋朝钱币看西夏钱币铸造和边境贸易》,《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增刊》2006年第1期,第37-40页

西夏

窖藏

 

1959年

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盐店乡新民渠村

打井时挖出两处窖藏铁钱,各约有十几公斤

西夏铁钱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内蒙古达拉特旗盐店乡出土西夏铁钱窖藏》,《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89年第3期,第10-13页

西夏窖藏

1960年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高油坊

数千斤

拣选出乾祐元宝铁钱10公斤

 

郑隆、陆思贤:

《临河县高油坊西夏城址调查》(内部资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油印本,1981年;陈炳应:

《西夏文物研究》,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赵占魁:

《从高油坊古城出土西夏和宋朝钱币看西夏钱币铸造和边境贸易》,《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增刊》2006年第1期,第37-40页

西夏窖藏

 

1964年

阿拉善盟阿左旗头道湖

一大铁盆钱币,共计1866枚

铁钱有天盛元宝、乾祐元宝,铜钱有元德重宝(折二)、天盛元宝、乾祐元宝、皇建元宝、光定元宝;西夏文大安宝钱、乾祐宝钱、天庆宝钱

少量宋金钱外,近80%为西夏铜钱

庞文秀:

《阿拉善盟发现的西夏货币述评》,《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2002年第2期,第45-49页

西夏窖藏

 

1972年

赤峰市巴林左旗辽上京汉城遗址

一批钱币

西夏文大安宝钱1枚

 

康立君:

《辽上京出土辽代窖藏部分古铜钱》,《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87年第2期,第22页

辽代窖藏

1978年

呼和浩特市

 

西夏文福圣宝钱1枚

 

王新民:

《介绍几枚西夏文钱》,《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86年第2期,第51页

出土

1979年5月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二道川

67.5斤,约5000余枚

天盛元宝、元德重宝(折二)、乾祐元宝、天庆元宝、光定元宝。

两汉、唐、五代、两宋、金朝钱币,其中,97%为宋钱

陈永忠:

《79年盐池出土的一批西夏货币》,《宁夏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88页;吴峰云:

《西夏钱币》,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窖藏出土

1980年8月

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盐店乡新民渠村

5大铁釜西夏窖藏钱币,计重1048公斤,272154枚,是出土铁钱最多的窖藏

在已清理的183204枚中,乾祐元宝(铁钱)168131枚、天盛元宝(铁钱)14058枚,西夏铁钱占99.45%。

在天盛铁钱中,有背俯月纹1枚

有唐铁钱开元通宝2枚、北宋铁钱1000多枚(其中宣和通宝993枚,部分背有陕字),西夏铁钱占窖藏总数的99.45%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内蒙古达拉特旗盐店乡出土西夏铁钱窖藏》,《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89年第3期,第10~13页

西夏窖藏

1981年4月

包头市沙尔沁乡阿都赖村

200多斤,15000余枚

天盛元宝1500枚,乾祐元宝13500枚。

天盛铁钱中有背穿“西”字钱一枚,此外还有少量北宋背“陕”字宣和通宝铁钱

宣和通宝铁钱数10枚

师宝珍:

《包头出土天盛元宝背“西”铁钱》,《中国钱币》1985年第2期,第64页;金申:

《包头郊区发现一批西夏铁钱》,《中国钱币》1983年第3期;金申:

《西夏铁钱小议》,《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第16~17、22页

西夏窖藏

1981年7月初

赤峰市林西县三道营子村

20余万枚;77种、226品;1551.5斤

大安通宝1枚、西夏文大安宝钱1枚。

其中,大安通宝在内蒙古地区仅此一见,此钱有辽铸说,但多数主西夏说。

北宋钱最多,十六万两千余枚,另有政和通宝,辽天庆元宝

吴宗信、王瑞:

《林西县三道营子窖藏古钱》,《内蒙古文物考古》第2期,1982年,第85~86页;吴宗信:

《三道营子窖藏古铜钱》,《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85年第1期,第34页;吴宗信:

《三道营子窖藏古钱清理简报》,《中国钱币》1986年第2期,第71~72页;吴宗信:

《大安通宝浅析》,《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第68、80页;韩仁信:

《说三道营子大安通宝钱为辽钱》,《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5年第3期,第34~36页;林泉:

《再谈“大安通宝”》,《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6年第1期,第10~11页;庞雷:

《大安通宝是辽钱》,《中国钱币》2004年第3期,第35~36页;牛达生:

《也谈“大安通宝”的国属》,《西夏钱币论集》,《宁夏金融》增刊,2007年,第159页

辽代窖藏

1982年

赤峰市林西县三道营子村

 

西夏文大安宝钱1枚、乾祐元宝1枚

 

林泉:

《再谈“大安通宝”》,《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6年第1期,第11页

 

1982年夏

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双泡子乡北部古城遗址附近

总重60.5公斤,全部为小平钱

西夏文大安宝钱1枚

最早为西汉半两,最晚为辽天庆元宝

布仁布和、李赓文:

《哲盟发现西夏文“大安宝钱”》,《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86年第2期,第51页

辽代窖藏

1985年前

包头市

 

大小不同两种乾祐通宝铁钱各1枚

 

唐石父:

《四朝钱币研究管见》,《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85年第1期,第53页

 

1985年10月

包头市固阳县新建乡画匠渠

520斤,48193枚

天盛元宝4枚、皇建元宝、光定元宝各1枚

 

何林、王成俊:

《固阳县画匠渠元代窖藏钱币》,《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86年第2期,第57-67页

元代窖藏

1986年5月

通辽市奈曼旗

古铜钱一批

西夏文大安宝钱1枚

最早为汉半两,最晚为金代正隆元宝

布仁布和、李赓文:

《哲盟发现西夏文“大安宝钱”》,《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86年第2期,第51页

金代窖藏

1986年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东方红村西夏遗址

约20公斤

天盛元宝(铁钱)、乾祐元宝(铁钱)

 

张文芳:

《辽、西夏、金时期货币》,《内蒙古金融志·货币编》,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采集

1986年

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约15公斤

天盛元宝(铁钱)、乾祐元宝(铁钱)

 

张文芳:

《辽、西夏、金时期货币》,《内蒙古金融志·货币编》,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

西夏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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