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王军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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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王军学
我看《历史的地理枢纽》
一、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
《历史的地理枢纽》是英国地理学家、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1861～1947）于190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字数不多，译成汉字仅仅万余字而已，但却被认为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前国家图书馆协会会长罗伯特·唐斯在其著作《改变世界的书》中，将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列为“改变世界的十六本书”之一。
麦金德生前可谓荣誉等身，他历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讲师和第一任地理系主任、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院长、英国地理协会主席、英国下院议员、英国枢密院顾问兼帝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等等，荣获美国、英国地理学会的奖章。
他之所以荣获如此之多的殊荣，在于他在地理学特别是地缘政治学上的突出贡献。
他被誉为世界地缘政治学之父，其理论被广泛用于国家战略的策划上。
他在此学术领域的开山之作，当是这篇《历史的地理枢纽》。
据《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地缘政治“是关于国际政治中地理位置对各国政治相互关系如何发生影响的分析研究。
”它常常以地理因素为底，经济，社会，军事，外交，历史，政治等为面进行分析。
在国家政治中，就是从地理学的角度探索和研究国家的总体战略。
麦金德最独到的观点就是他在书中先提出了世界的枢纽地带（亦被称为心脏地带，后来都用这个称呼）与边缘地带的观点，他认为世界版图由枢纽地带（心脏地带）、边缘地带（内新月地带）与边缘外地带（外新月地带）组成。
枢纽地带是最重要的地带，与枢纽地带密切相关的某些周边地区称做“边缘地带”，枢纽地带与边缘地带都是世界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他认为，谁统治了这些地带就能统治全世界。
（知名学何新认为，将“枢纽”改称为“中枢”更为合适）
麦金德所讲的枢纽地带就是图片上所标出的“PIVOTAREA”的地方，边缘地带就是标有“INNERORMARINALCRESCENT”（书中译为“内部或边缘新月地区）的地方，枢纽地区大致轮廓线包括了俄国北部的白海、莫斯科、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伊朗腹地，中国境内的新疆、内蒙古，外蒙古，还有中国西藏地区及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再顺着山脉向北指向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湾，北边以俄罗斯北冰洋海岸线为准。
以此包围的一个极广袤的地域。
他认为，这就是世界的地理枢纽，也就是世界的心脏地带。
边缘地带大致包括东欧、土耳奇、印巴次大陆、印度支那地区，中国华南、华东及华北，向北延伸至朝鲜半岛，至俄罗斯境内海参威地区。
这里就包括了目前因进行核爆而令世界高度关注的北韩。
按麦金德的划分，不论是枢纽地带及边缘地带，都不包括日本、英国及澳大利亚这类国家，更不要说远在美洲的美国了。
这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在世界地理上的战略位置远不及心脏地带及其边缘地带有份量，这些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着先天性的地理条件的缺陷。
二“心脏地带”确定的历史依据与意义
麦金德对世界进行这种划分是基于他对影响欧洲历史的重大事件与地理关系的把握。
麦金德认为，在某种情况下，地理条件与历史进程之间有着某种相互关系。
历史是按时间顺序展开的，而地理为历史的展开提供活动空间范围、条件，从而也影响着历史活动的内容，历史进程就是如此。
在16世纪之前的上千年中，欧洲诸国屡屡受到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的沉重打击，多次惨遭来自亚洲游牧民族的入侵掠杀，每次入侵都对欧洲“原住民”造成了摧枯拉朽般的摧残，对欧洲文明的标志古希腊文明及古罗马文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情景极为惨烈。
匈奴人、蒙古人及突厥人都曾横扫过欧洲。
公元4世纪匈奴人入侵欧洲，他们把当时被罗马人认为是“没有文化的蛮族”日尔曼人从丛林里拉出来推上了历史舞台，并与后者一起如摧枯拉朽般地结束了罗马人的时代。
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蒙古骑兵15万，越过伏尔加河中游，占领了俄罗斯各公国的一个又一个城镇，当时不太重要的城市莫斯科也被收入囊中。
蒙古大军二年后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
接着继续西侵，进入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大败德意志军3万人。
然后，穿过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一直抵达亚得里亚海岸。
1453年，突厥人向欧洲政治文化中心——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发动的进攻，城堡被攻陷，城市遭到了彻底的破坏，所有教堂都被夷为平地，古代留下的典籍也全部被毁，据说达到一百二十万卷之巨，拜占庭帝国由此灭亡，希腊和罗马残存的最后一点文明被突厥人彻底地消灭。
“黄祸”（yellowperil）这个专有名词表达了欧洲对当时情景的恐惧，这种悲情至今仍能从他们时不时发出的“中国威胁论”中流露出来。
麦金德则称这种力量为“亚洲铁锤”。
麦金德在书中论述这段历史时提到：
“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并受到外部野蛮世界的威胁。
”（第50页）他写到，“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人才实现它的文明。
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的历史阶段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性的成果。
”（第52页）麦金德指出：
“（欧洲）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参与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
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第56页）而近代法国则是由法兰克人、克特人等“在反对亚洲人的事业中”不自觉地结合而形成的。
他认为，正是由于反抗这些亚洲人的入侵，才产生了“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在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
”（第57页）麦氏将这些性质的活动视为历史进程中“更基本的运动。
”
上面回顾的情景与当今我们周围许多人总是对欧罗巴人种报以抬头仰视的景仰心态很不相称。
近代史百多年来，欧罗巴人被人们称为“西方来的殖民者”，或者干脆就叫“洋鬼子”。
很难想像他们也有着做为“弱小民族”狼狈不堪的经历，并且断断续续历经千年。
欧洲长期处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境地，很难聚集实力对抗来自东方游牧民族骑兵的打击，就是今天，欧洲大陆也是小国林立，支离破碎，难以形成合力。
过去欧洲人屡屡挨打，除了一盘散沙之处，也与于欧洲的地理情况有关。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看出，欧洲版图并不大，它的南边是撒哈拉大沙漠，西边是浩瀚无际的大西洋，北边是冰冷的挪威海，沙漠与大海将欧洲人封锁在有限的欧洲陆地上（那时欧洲人受航海技术的限制，面对大海只能望洋兴叹），难得有回旋的余地，从地缘角度上说，欧洲处于明显劣势。
因此面对来自东方的亚洲人，欧洲人打又打不赢，跑又跑不脱，只能像兔子一样被人撵来撵去，陷于被宰割的境地。
麦金德在书中所说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并受到外部野蛮世界的威胁”，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直到15世纪未哥伦布航海探险成功发现新大陆，突破了大西洋对欧洲的封锁，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海路大通道，开始了向世界大举扩张的步伐，而这种情况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第50页），世界才终于进入欧洲人主导的历史，直到二战结束。
与欧洲大陆相反，亚洲这块广袤的“枢纽地带”在地势形态上对西边的欧洲大陆呈俯攻的气势，且自身腹地广阔，遍布着草原，森林和湖泊，资源丰富，有利于游牧民族骑兵部队大规模机动；进攻——往西、南、东三个方向均可出击，防守——大量的天堑可供阻击，广阔的腹地可供周旋，战略上游刃有余；其地理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被冠以“心脏地带”名副其实。
巴罗地海与亚得里亚海之间有一个隘口通向欧洲腹地西欧，过去匈奴骑兵与蒙古骑兵都是绕过乌拉尔山，穿过乌拉尔山与里海之间的空隙进入东欧，再经过这个隘口进入西欧的；小亚细亚的突厥人则是渡过窄窄的博斯普鲁斯与达达尼尔海峡往西北进发通过此处杀进西欧。
当然，西方人欲进入“枢纽地区”也必须经由此地。
这条通道就是被麦金德划为“边缘地带”的东欧国家所在地。
（文革时期毛主席曾指出“美苏争霸的重点在欧洲”，实在是精辟之极）麦金德在后来讲过一句著名的话：
“谁控制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心脏地带；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注：
这是麦金德后来于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说的话，世界岛指亚、欧、非三大洲的大陆）
麦金德在书中表示，他要寻找“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某些地理原因的公式”（第50页），而这个“公式”就是他得出的心脏地带（枢纽地带）理论，这个理论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能够“透视”国际政治中相互对抗的力量。
正如书名所示，麦金德认为影响欧洲历史这些重大事件从地理因素分析可以归咎到那个地带所独具的地理优势，因而此地带才被冠于“地理枢纽”。
当年日本地图上标出的势力范围
三、“心脏地带”理论影响了二战的进程
“地缘政治”简单直白的意义就是“占地盘”，就是为政治寡头们验证何处地盘最好，何处下手效率最高。
在麦金德宣读这篇论文两个星期后，日本与俄国双方就在中国的旅顺口爆发了日俄战争，这个地点恰恰是麦金德所划分的重要的边缘地区。
麦氏身为英国人，但当时对麦金德理论最为感兴趣并非英语国家。
麦氏理论强调是陆地的意义，属于“陆权说”，英国当时是海洋大国，它的强项是海军，当然更为兴奉稍早出现的马汉的“海权说”（马汉的代表作《海权论》至今仍影响着大国制定国策时的思维方式）。
当时对麦氏理论最有研究并且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费尔（KarlErnstHaushofer又译做豪斯霍弗），他在麦氏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了“生存空间论”，这个理论认为：
国家的生存空间应随着力量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德国现有的生存空间太小，“合理的”空间不仅应该包括大半个欧洲，而且应该包括已失去的过去的殖民地。
“生存空间论”在当时的德国被广为接受，被认为是二战德国向扩张的理论基点。
豪斯霍费尔是德国社会工人党二号人物赫斯的好友。
而这位赫斯曾经做为希特勒的私人秘书与副官为希特勒记录了口授的《我的奋斗》。
因此有人认为，“生存空间论”首先由豪斯霍费尔传给了赫斯，再由赫斯传给了希特勒，由此发生了德国的全面扩张，暴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其实这种说法本末倒置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
并非豪斯霍费尔的理论引发了德国的扩张，而是“生存空间论”符合当时德国的需要。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那个时代普遍认可的游戏规则，起码是当时的“普世价值”，“生存空间论”完全符合这种游戏规则与当年德国的实际条件。
按照麦金德的理论方法进行观察，当年德国在地缘上的处境实在是糟糕透了——它在陆地上处于法国与俄国两大强国的夹击之中，难有作为，而出海口处则有英伦三岛横亘于此，宛如一条套在脚脖子上的锁链。
当时的德国正从一战失败的阴影中崛起，发展迅速，与被经济危机弄得焦头烂额的欧洲其它国家相比，德国可谓一枝独秀，然而这种不利的地缘环境对德国来说无疑处在时刻被扼杀的危险之中。
做为后起的强国，德国当然要摆脱自身的各种不利处境，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如同先行的帝国主义者们英国、法国当年的做法一样。
这当然要与一战的战胜国，并且是先发的老牌强国们的利益发生冲突，遭到它们的打压与遏制。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这对双方都是如此，战争不可避免！
列宁当年曾经做过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句话在核武器出现之前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在核时代的今天，仍有很强的实用意义。
所以，做为地缘政治学发展出的“生存空间论”其实很符合德国当时的实际，而且在实践中一时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二战初时德国颇为顺手，征服法国，横扫西欧，并将老牌劲敌英国打得几乎喘不上气，按初时的情况，如果按照地区守成的做法就此为止，则希特勒氏很有可能成为欧洲大陆自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之后第一个重新统一欧洲的人物。
但希氏在胜利在望之时却出人意料地突然回兵东进，发动对苏联战争，并且向非洲派出隆美尔军团，这种两线、甚至三线同时作战的布局令人十分不解，被视为“疯狂举动”。
但如果对照麦金德“心脏地带”说，则希氏此举非常明显，将控制世界“心脏地带”及至控制“世界岛”做为德国更大的目标，是在实践麦金德的理论“谁统治了心脏地带，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就统治了全世界”。
希氏的远大理想并非止步于做统一欧洲的历史人物，而是要将势力范围大大地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地区，他的“生存空间”非常之大。
当然，这种“理想”在现实中实在是过于远大了，大大超出了实际能力的极限，以至转变成为令人厌恶的狂妄。
日本对“心脏地带”报有同样的欲望。
麦金德在本书最后做出结论说，“可以很明确地指出：
某一新的力量代替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将不会降低这一枢纽位置的意义。
例如，假如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的话，那时就会因为他们将面临海洋的优越地位和把巨大的大陆资源加到一起——这是占有枢纽地区的俄国人现在还没有到手的有利条件，构成对世界自由的黄祸。
”（第70页）
上世纪二十年代曝光的日本田中奏折中宣称：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指中国东北与蒙古）。
这与麦金德的结论内容非常一致。
虽然田中奏折的存在真实性至今仍受到证据方面的困扰，但事后历史演变的事实确实是与其同出一脉的。
中国东北大兴安岭地区亦属于麦氏“心脏地带”之一部，是进入苏联的这个心脏中心的前沿阵地。
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取得胜利后，其势力全方位地深入中国东北，在九·一八事变后完成了对东北地区的直接控制，为它全面夺取“心脏地带”取得了有利的桥头堡。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军政内部一直对是实施以陆军为中坚的北进方案，还是实施以海军为中坚的南下方案而争论不休。
北进，即以陆军进攻苏联，与德国携手夺取“心脏地带”中心区。
北进派先行一步，在外蒙古诺门坎对苏联军队发动进攻（当然是不宣而战，日本人的这种卑鄙行为是历史传统），结果在苏联朱可夫将军的率部反击下遭受空前惨败，北进方案被迫搁置。
但是，这种搁置只是实力所限而已，并非他们对心脏地带的企图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即便日本在中国南方及太平洋战线吃紧之时，它仍将其视为精锐的百万关东军屯兵中国东北，其目的之一很明显仍是伺机西下联手德国取得心脏地带中心。
四、从地缘角度理解日本、台湾及朝鲜
与日本同处于东亚地区的台湾与朝鲜都位于麦金德所称的内心月地带，就是所谓“边缘战略地带”，而相毗邻的不甘寂寞的日本国却是处于边缘外地带，这一带长期以来都是不稳定的多事地区。
日本地缘条件是十分可怜的，岛国面积狭小，没有战略纵深，陆路方向受中俄两个大国挤压；它的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那是美国海军的势力范围，日本海上力量除了在珍珠港事件那一段日子中依靠传统的卑鄙偷袭术而出过一点小风头以外，以后基本上就是美国海上势力的刀俎之肉。
日本列岛往南台湾岛横亘于此。
日本所需石油90%和相当大一部分制成品的运输要经过台湾岛附近的台湾海峡或巴士海峡，如失去了这条海上运输线，则日本经济面临严重危机，甚至崩溃。
台湾岛扼日本“海上生命线”西太平洋航线之要冲，犹如东亚海上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就军事意义而言，台湾是中国海上防御、进攻体系的中央点、转换点，台湾失守则中国海权处于守势，台湾回归则中国海权处于攻势。
二战时，日本正是利用台湾做为向东南亚扩张的踏脚石，南下占领了菲律宾群岛和印尼，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战略学家普遍认为，对两岸统一最为惧怕、最为阻挠的并非美国，而是日本。
如果台湾与大陆统一，从理论上讲，只要中国愿意的话，即能利用台湾岛这个有利的位置有效地阻断日本南下的水上通道，置日本经济命脉于掌股之中。
但是，最能使日本产生感觉的国家当为朝鲜。
日本群岛同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近在咫尺，这块由亚洲大陆伸出的半岛很像一只牛犄角，直抵日本岛国侧翼，有日本与欧洲的学者称其为“亚洲大陆伸出的一把匕首”。
从地缘上讲，朝鲜是四大国（中、俄、日、美）利益交汇处，是以日本为核心的第一岛链与亚洲大陆之间的桥梁与跳板，是东亚海权、陆权攻防的转换点。
日本有学者认为，海权大国进入朝鲜，则意味对东亚陆权大国战略进攻的序幕；陆权大国进入朝鲜，则意味对东亚海权大国战略进攻的前夜。
此话并非耸人听闻，从历史上看，此处的确是多事之地。
中日关系2000年，已经发生5次大的战争，发生的朝代是唐、元、明、清、民国，都与朝鲜直接间接相关。
在16世纪80年代（中国明代万历年间），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后，即把朝鲜半岛视为必得之地与侵略中国的跳板，不断染指此地，给中朝之间本已趋于稳定的宗藩关系制造麻烦。
1894年日本以清军助朝鲜平定“东学党”为借口而入侵朝鲜，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在第二年的海战中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朝鲜、台湾割让日本，自此为转折，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境地。
接下来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日本是以辽东、朝鲜为陆权支点侵占了半个中国，这是清代日本侵华战争的继续。
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朝鲜内战暴发，美军毫不犹豫地全力支持南韩，将战线推向中国边境，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名将”麦克阿瑟甚至狂妄地宣称要在鸭绿江边过圣诞节。
那时新中国百废待举，条件极为困难，深谙历史的毛泽东主席却力排众议，毅然出兵朝鲜，与实力远远超出自身的美国进行殊死之战，其决策中最关键的原因显然在于担心美国继承当年日本沿袭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的胜利给中国带来至少是50多年的安全利益。
就此而言，抗美援朝堪称中华崛起第一仗。
仅仅就这一点来说，伟人毛泽东的历史眼光也非他人所比，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毛泽东主席也不亏为一代地缘战略大师。
毛泽东主席的这个决策不仅仅使得当年的众开国元勋为之折服，也使得当今众中国地缘战略学者深表敬佩，对地缘政治造诣精深的知名学者张文木是这样评价的：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的意义是极其深远的。
它不仅将美国抵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东北及辽东半岛的港口利益。
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条约的前夕，苏联将从赤塔到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东铁路连同大连、旅顺港一并无偿移交中国。
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有效边界——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北方有效边界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移，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境内。
朝鲜战争胜利给中国带来的意外成果，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
对此，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感谢他们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这一伟大贡献。
（张文木《人生沉思录之八》）
台湾与朝鲜半岛这两个地区当然对中国也极为重要，但对日本来说感觉更显得直接，因为日本做为一个弹丸小国没战略纵深，经不住打，同样一件损害，对中国来说可能只是肌肤之痛，而对日本来说则可能是伤筋动骨，甚至是致命一击。
北朝鲜一直视日本为敌对国，如今它已经进行了第二次核爆，并且连连试射导弹，这些对中国来说，至多只是增加了些麻烦而已，而日本感觉到的应是实实在在的威胁，犹如被枪口顶住了脑门，极具震撼力。
总之，日本做为一个“国家”，其生存的感受的确是十分糟糕的。
在麦金德的划分中，日本在地缘上属于“边缘外”地区，属于不入流的情况，这符合日本的地理状况，并非有意贬损日本国。
如果硬要比较的话，日本面对中俄的态势与英伦三岛面对欧洲的情况有点形似。
但是，日本却成为不了亚洲的英国，英国当年之所以牛到“大英帝国日不落”的程度，先决条件在于英国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小国林立的欧洲，而当今日本却不仅面对着一个统一的、庞大的、历史悠久的中国，而且面对着一个更加庞大并且有着同日本一样扩张传统的俄罗斯，仅此条件，就注定日本难以在一等大国面前平起平坐，除非有一天中国真的被卖国贼们分裂成“7个国家”（李登辉语），或者像“民主精英”刘晓波近日放出的无耻狂言“中国应该当三百年殖民地”。
那么，日本的出路在何处呢？
当然最好是按照日本“和平宪法”的精神，诚心诚意做一个正常的和平国家，否则只好继续捆绑在美国战车上，扮演一个随从打手的角色。
除此而外可能还有第三种方式，新中国成立之初，日本友人在拜见毛主席时曾说过“如果日本将来成为贵国的一个省……”——这自然是以后的事情了。
左边几个美军基地是近年新增的
五、东亚地缘关系中的中国与美国
中国的国土面积大致相当于整个欧洲，占据亚洲大陆主体板块的地位，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在地理位置上居于麦金德所标示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东翼，有着地缘政治上的天然优势。
以西方地缘政治角度观察，只要中国做为一个整体存在，则不论中国实行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也不论其富裕与否，这种存在本身就是威胁。
基于此，对中国进行遏制，削弱乃至适当的肢解，是十分符合它们利益的，也一直是美国所乐见的，对于这方面的情况，张文木教授在《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等文章中做了深入的研究。
张文木指出，在19世纪中期，当时算不上“强大”的美国有意将日本“崛起”的力量引向中国，鼓励放纵日本对中国的侵害，这样即可借此削弱中国，又可借日本之手为自己未来入主亚洲扫平障碍。
1872年，日本以设“琉球藩”的方式开始吞并琉球时，美国就向日本承诺，在保证美国在琉球利益的条件下，美国对日本的行为不提异议；1874年，日本曾派小股部队在台湾岛登陆入侵，美国军舰“蒙那肯”号前去“声援”，就是鼓励日本对中国的切割。
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谋，提供军事情报；同年6月，日本出兵朝鲜朝鲜，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此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
上世纪上半叶，日本愈加猖狂，对中国侵略日甚一日。
当中国饱受日本侵略之害时，美国却与日本在经济上增加了往来。
张文木研究指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之间，美国的远东利益已受到日本的严重冲击，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飞机还在中国长江上击沉美国炮舰“帕奈”号，但此间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增加。
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虽说从1937年，美国对日本开始采取经济限制措施，但对于日本用于战争的关键物资石油及相关石油制品却是增加的，在珍珠港战争前夕更是大幅度上升。
[注]张文木认为，这种情况表明“至少在1940年之前，美国是有意通过弱化中国的抵抗力量而达到放纵日本南下的目的。
”
对于处于心脏地带的中国东北地区，美国一直是乐见其从中国大陆板块中被分割出去的。
早在1908年9月6日，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在受到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与二战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叔侄关系）的接见后，向本国外相报告，他与罗斯福总统谈话后的印象是“罗斯福愿把‘满洲’与中国的其他领土区别对待”。
到了1941年春季，就是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利益冲突加剧之际，美国仍于当年4月16日与日本签署《日美两国谅解方案》，此方案对于涉及中国内容时明确，美国向中国国民政府作出“和平劝告”，其“劝告”内容之F点为“蒋政权与汪政府合而为一”而H点则为“承认满洲国”。
即便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年，中国已是美国抗击轴心国的主要同盟国，结成“肩并肩的战友”，1942年8月3日，罗斯福行政助理居里仍对蒋介石说：
“华盛顿部分人之印象已不将中国东北认系中国的一部分，应作为战后日俄两国间之缓冲国。
”同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对苏联大使披露美国的战略意图，说：
“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
”到了1945年11月20日,在中国抗战已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在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中，仍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
只是苏联在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及日本宣布投降后，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才使美国在日本投降后将东北“划出去”的这一企图未能实现。
此后，美国人一度积极穿梭于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停”，敦促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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