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曾监控到汶川地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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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曾监控到汶川地震
原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曾监控到汶川地震
2010-03-2215:
27:
32 来源:
新华网作者：
刘巍
核心提示：
原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钱复业、赵玉林夫妇在“5·12”地震发生前，曾实时监控到四川红格地震台HRT波仪出现临震异常，他们计算的结果是震级7到8级。
但因为预报地震要填地震预报卡，要经过专家评审，采取防范措施的时间也来不及，最终他们没有上报。
新华网3月22日报道汶川震前，第一代中国地震工作者历经40余年，紧密追踪大地震的足迹，虽最终与大地震擦肩而过，但他们甘做大地哨兵的精神与经年积累的经验方法，为人类未来应对地震挑战，提供了宝贵的向导与路标。
但地震的极端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仍然是中国地震工作者以至公众，需要规避的思想迷途，只有理性看待地震预报的可能与现实，地震科学家、政府与公众协力共同，才能在现实中找寻到中国地震预报的理路。
不眠的前夜
“5·12”地震发生前夜，已退休的中国地震局研究员钱复业、赵玉林夫妇吵了一夜，HRT波出现了异常
钱复业哭了
2008年5月11日晚，北京市民族大学南路7号院地震局家属楼。
原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钱复业、赵玉林夫妇一夜未眠。
安放于他们陋室中的电脑，通过互联网传输数据，准实时监控到千里之外的四川红格地震台HRT波仪出现了临震异常。
5月12日凌晨2时，他们计算出的结果是：
震级7到8级，时间在12日至13日。
但震中地点不能确定。
钱复业说，可以确定的是，地震将在一定范围内发生。
她以红格台为中心在地图上画一个圆，这个圆的半径是600~800公里，“汶川大概离红格台400~500公里，北川是640公里”，但这个圆划到南边“就出国境了”，“要到国外，那就是虚报”。
2004年，为监控川滇地区近期可能发生的强震，中国地震局在四川、云南建立4个PS-100（HRT波仪）台站。
但因维修经费不济，汶川震前只有一个台勉强维持，而多台仪器交汇才能确定震中。
“地震预报是世界难题。
现在我只有一个台站，我怎么能把地震事先报出来?
”事后钱复业直视着本刊记者，“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
5月12日晨5时，钱复业要给地震局打电话。
打不打这个电话，她与丈夫赵玉林争吵了一夜，甚至惊醒了邻居。
大地震就要发生，但没有地点的预报可能是虚报，打电话没有设防意义，预报地震要填地震预报卡，要经过专家评审，采取防范措施的时间来不及了，打还是不打?
“打电话没有设防意义。
只能知道我是一个英雄（震前有预测）。
打电话（我只能说）可能要来一个地震了，离我的台站多远多远。
”在本刊记者面前，
钱复业自问自答。
9个小时后，因一夜未眠而困倦睡去的钱复业被儿子打来的电话叫醒。
大地震已经发生，震中汶川，震级7.8级（速报震级）。
73岁的钱复业哭了。
42年前参加地震预报工作，32年前因历史的吊诡背负唐山地震“漏报”罪名，13年前退休后仍以退休工资投入事业的这位“地震预报志愿者”，再次与大地震临震预报擦肩而过。
宋瑞祥力排众议
在汶川震后一周年之际出版的《中国工程科学》（2009年第6期）上，赵玉林、钱复业在《HRT波方法准确预测强震时空强的可行性及其汶川8级等强震的震例》论文中写道：
“分析汶川地震前从中期预测，经建立红格（HG）等4个（抓短临前兆的）‘PS-100’HRT波网站，到汶川地震临震前发现HG台记录到HRT波临震前兆所经历的实际过程，笔者认为，强震是有前兆的，是能被预测预报的。
只要选对观测方法技术及所用设备具有记录HRT波高精度、远程监控、实时传输能力，并布设适宜的台网，HRT波方法一定能为我国率先实现地震预报特别是短临预报有所贡献。
”
钱复业、赵玉林1958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物探系，从事地震预测已有40多年。
在地电预测方法研究上拥有一批业界公认的科研成果。
1990年，他们率先提出潮汐力谐振的地震孕发机制。
2004年，钱复业、赵玉林总结出“潮汐力谐振共振地震短临预测法”（简称HRT波法）。
2004年，他们发明了PS-100地震地电仪。
首次将通讯领域的CDMA（码分多址）技术应用于HRT波仪器上。
这一技术将带有编码的信号发送出去并回收，从而排除干扰，这使其观测精度比现有仪器高出2个数量级。
“HRT波的技术原理，简单地说是‘老太太敲碗’。
”钱复业说，短时间没法搞明白地震的机理，但可以把它看成黑箱系统。
具体说来，就像老太太敲碗知道碗有没有裂那样，给地壳一个力，回射过来就知道地层的状况。
哪里有这么大的力?
赵玉林想到了潮汐力。
潮汐力“敲打”地球，就像铁路工人敲打铁轨检查有无缝隙。
他们发现，这一方法不但可以监测地震的中短期发展趋势，还有助于预测地震临震三要素：
发震时间、震级和震中地点。
2003年末，钱复业、赵玉林作为退休科学家，向时任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瑞祥报告，要求用他们新研制的、高精度的PS-100电测仪，监测川滇地区近期可能发生的强震。
宋瑞祥当天批示表示支持。
然而，据知情人披露，在党组会议上，宋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
宋力排众议，当天予以批准，特批经费150万元，半年后在四川、云南两省建成了前述4个PS-100台站。
“取得了前所未见的短临前兆信息”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9级大地震，4个PS-100台站记录到来自震源区（距离2600公里）的特征波形。
钱复业、赵玉林发现了地震孕发的、潮汐力谐振共振短临前兆的波形规律，在世界上首次提出“HRT波地震短临预测法”。
其后三年，4台站陆续在国内外十几次地震震前有记录。
如2005年10月8日巴基斯坦7.8级地震前2天，11月26日九江5.7级地震前1天，2006年班达海7.6级地震前2天，都记录到HRT波。
2005年5月1日，钱复业、赵玉林提出对5月19日印尼7.1级地震的书面预测，实践证明发震时间、地点、震级三要素全部正确。
2006年7月1号，原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梅世蓉在《申请国家重点科技创新项目的建议》一文中推荐HRT波法：
“PS-100地电仪器系统，取得了前所未见的短临前兆信息”，“有可能为短临预报打开一条新的途径”。
2006年10月9号，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咨询委员会主任郭增建，在写给地震局主要领导的信中，建议大力支持这种观测研究，在西北、首都圈和闽粤地区再建立三个台网，认为“这些台网投入观测后，再加上理论解释方面的研究，使地震短临预报上一个新台阶是非常可能的”。
有关专家通过实践认定：
应用HRT波地震短临预测法，一个PS-100台站有望大体确定发震时间、震级和震中距。
而三个台站以上，可交汇出震中地点;可在几天至几个月前提出短期预测，1小时至几天前提出定量的地震三要素临震预测。
“不是三个台就可以包打天下，要有一定的台网数量与密度，有可能在几小时至几天前提供定量的，而不是概略的时、空、强的临震预测。
”钱复业再三说明。
2004年12月，随着宋瑞祥局长离职，HRT波仪研究和应用面临体制与政策性障碍。
4个台站缺乏经费和管理，人员的监测时间没有保障，仪器维修渠道不通等问题暴露出来。
“严科学”的呼号
从2006年6月开始，严谷良为HRT波法尽快应用于地震预报的实践奔走呼号。
这位前国家计委副司长，人称“严科学”，曾支持过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和王选的激光汉字照排研究。
国家发改委调研后认为HRT项目很重要，但根据部门分工，建议应由中国地震局审定是否向科技部申报立项。
“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一系列难以逾越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
”严谷良告诉本刊记者。
“一是按现有的规定，退休研究员不能主持科研课题，不能申报国家科研项目与经费，使有重大创新能力和成果的科技人员的潜力无从发挥;二是科技经费和探索性成果不能用于台站建设，体制和管理的分割造成了台站建设与地震科研、预测工作三脱节;最大的困难还在于认识上的不一致。
由于当前地震界主流思想认为在几年、几十年内难以解决地震短临预报问题，因而导致办事机构在认识上、行动上互相推诿扯皮。
”
2006年12月26日，严谷良致信吁请国务院领导亲自过问推进此事。
信中说：
“项目无法推进，遇到了一系列难以逾越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主要是：
按现有的规定，退休研究员不能主持科研课题，不能申报国家科研项目和经费，使确有重大创新能力和成果的科技人员的潜力无从发挥。
”
12月28日，国务院有关领导批示：
“此意见应认真研酌。
在攻克地震短临预报这个世界性科学难题上，我们应该也有基础和条件有所作为，对有关课题的研究和应用要给予支持。
”
半年之后，2007年7月，中国地震局组织了一次“专家咨询论证会”，没有请被论证人钱复业、赵玉林出席、答辩。
此后，钱复业、赵玉林仍然不能主持课题研究和申请科研经费，川滇地区4个台站不列入维修计划。
到汶川地震前，只有攀枝花附近的红格台，在遭雷击后还有一半测道在工作。
“5·12”地震发生后，2008年5月29日，国务院有关领导在一份材料上对HRT项目作出批示：
“我国是地震多发国家，加强地震预测预报十分重要，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些方面位于世界前列。
建议在地震预测预报方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说不定这个世界性难题首先由中国人突破。
”
2009年10月16日，中国地震局在北京召开专家咨询会，对“HRT波地震短临预测观测系统项目建议书”进行咨询。
专家组一致认为：
“地震预测特别是短临预测是当今世界尚未解决的一个科学难题，应鼓励探索和研究地震前兆观测的新技术、新方法。
作为一种新的地震监测思路和方法，本项目应予以鼓励支持。
”
2010年3月3日，严谷良向本刊记者透露HRT项目的最新情况：
“中国地震局报告迟迟拿不上来，发改委明确支持这个项目，但台站建设还是无法启动。
”
“现在，连原有的四个台站也因缺乏经费和管理，不能保证正常工作，致使这项重大创新面临夭折和拖垮的危险，两位老科学家对此心情十分焦急和无奈。
”他说。
唐山大地震心结
2008年5月11日的那一整夜，钱复业、赵玉林夫妇的争吵，与他们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心结有关。
1976年，唐山地震前，身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副组长的钱复业，发现唐山滦县周边200公里地电出现大量异常。
在地震前半个月，她前往唐山地区落实异常情况。
也因为这一次行程中对马家沟地电台的访问，使钱复业被认为对唐山地震漏报负有一定责任。
当时，马家沟地电台马希融向国家地震局专家汇报了地电异常和预报意见，但是没有取得包括钱复业在内的两位专家的支持。
事后，有人认为钱复业应为此承担责任。
2008年6月，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研究员郭安宁在《中国唐山大地震》一书中力图推翻这一观点，如认为马希融只有异常，并没有预报意见等。
唐山震后30多年来，钱复业决心突破地震预报难关。
退休后的15年，钱、赵用退休金投入科研，在简陋的旧公房中的柜子里堆满了相关资料。
“我们这一代人能看到曙光，这辈子就没有白干。
”钱复业对本刊记者说，“这么一个方法，是一个有前程的方法，这就是我退休之后，还要充当地震预报业余爱好者的原因。
我们国家人口众多，国家需要地震预测。
”
他们与大地震擦肩而过
“在地震预报方面，我们要重视老专家的意见，因为地震预报现在还不过关，凭他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就可以感觉到，就可以作出一个判断，就可以看到地震的发展趋势”
“熊猫事件”
2005年5月8日，在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以下简称台网中心）分析预报中心例行会商会上，中国地震局研究员耿庆国提出要注意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为中心的150公里范围内，存在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的可能。
据耿庆国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一位工作人员打断了他的话，“耿教授，你报红原有大地震，那是九寨沟（附近）啊，外国人不来旅游怎么办？
”
耿庆国接着说：
“这个地方是藏胞、羌胞的聚居地，是国宝熊猫的家乡，要注意转移保护好国宝熊猫。
”
这位工作人员笑了，又一次打断他：
“你报地震，谈国宝熊猫干什么？
”
64岁的耿庆国一时无言，他站起身来，把自己撰写的报告拍在会议主持人、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张晓东桌上，愤然离场。
原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仕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熊猫事件’后，耿再未参加会议。
原来每月举行的会商会，他多数是参加的。
”
今年2月26日，“熊猫事件”的当事人耿庆国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我是从2005年5月开始，用了整整3年紧盯四川阿坝州的，那里有可能发生7.5级以上地震。
我依据的是我本人提出的旱震方法。
”
1972年夏，耿庆国在研究孕震过程中的气象效应时发现：
6级以上大地震震中区，震前一至三年半时间往往是旱区。
旱区面积随震级大小而增减。
在旱后第三年发震时，震级要比旱后第一年内发震增大半级。
耿庆国解释道，旱震关系中的“旱”，事实上是指6级以上大地震中期孕育过程中气象效应的典型表现，是孕震过程中的“地表皮肤病”，“是几十年不遇甚至上百年不遇的大旱”，这里的“旱”，与农业生产中的“旱”的含义是有区别的。
利用旱震理论，耿庆国在中国地震预报史上曾作出一些比较成功的中期地震预报。
1975年海城地震前，1976年松潘、平武地震前，耿庆国依据旱震理论，都曾提出过中期预报意见。
1985年3月9日，国家地震局科技监测司颁发的“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奖批准书”上这样写道：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转耿庆国同志：
你参加的科技项目一九七六年松潘、平武7.2级地震中短期预报经国家地震局学术委员会审定，被批准授予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壹等奖。
”
1986年9月5日，耿庆国因1975年海城地震预报再获“国家地震局科技进步壹等奖”。
1989年5月，耿庆国所著《中国旱震关系研究》一书，被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学术委员会授予“1989年度科技进步贰等奖”。
但耿庆国的旱震关系研究也不止一次出现虚报事件。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旱震关系研究呢？
中国地震局研究员汪成民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如果说有百年未遇的大旱，也要区分不同机理的致因。
一种是气候影响，一种是地下构造活动影响，这两种旱应该事先区别。
”
他说，现在的问题在于不能很好地加以区别。
这次旱正好是地质活动引起的，预测成功了，那次旱是气象引起的，预测又错了。
有些地方十年九旱，绝对不可能十年九震，所以旱震理论还要进一步探索研究。
虽然存在不少虚报事件，但地震预报的实践表明旱震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如同海城、唐山震前一样，这次他又看准了地点”，汪成民说，“耿庆国从2003年开始预测汶川附近有地震。
经过数年逐步聚焦到马尔康、阿坝州，最终的预测算是成功的。
”
“预报卡公案”
2002年四川、甘肃、青海和陕西出现了大面积旱区，根据旱震关系研究，耿庆国认为，这是一个足以发生8级左右强震的旱区面积。
其中马尔康—松潘—合作—达日一带，构成了2002年川、甘、青特旱区。
2006年该地区又出现旱情，耿庆国认为，由旱震关系给出的大地震中期预测意见是：
2006年内，在2002年川、甘、青特旱区内，特别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的红原附近（150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内），可能发生里氏7.0—7.6级强震。
2008年4月26日晚，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所，耿庆国在此间召开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会议上提出：
2008年5月8日前后10天是国内7.5级强震的危险点。
他解释说明了重庆和成都—天水—兰州四站发现病态磁暴，河北昌黎发现病态磁暴的情况，认为成都—天水—兰州的病态磁暴主要反映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特别是四川阿坝州红原150公里范围内存在7.5级以上强震的可能。
第二天，4月27日上午，时任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仕宏来到天灾预测委员会会议现场，耿庆国给孙仕宏看了相关强磁暴组合资料，强调了2008年5日8日前后10天是国内7.5级大震的高危时段。
耿庆国告诉本刊记者，“我提出要填报正式地震预报卡。
孙仕宏说算了，‘他们烦透你了。
’”
孙仕宏向本刊记者回忆，“他说过磁暴组合，有一个时间危险点。
预测有两个地点，一个是重庆，一个是昌黎，震级是7.0级以上。
”孙仕宏提高声音说，“但他没有提阿坝这个地点，也没有说要填卡。
”
耿庆国向本刊记者出示了2008年4月27日盖有“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委员会”公章的文件，其中，关于“对2008年全国地震形势的预测意见”的第二点写明：
“中国大陆西部地区，2008年1月9日西藏改则发生6.9级地震、3月21日新疆于田发生7.3级强震后，未来一年，即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仍应注意兰州以南至川甘青交界地区可能发生6～7级地震。
”
为什么在文件中没有写上“5月8日正负十天危险点”字样？
耿庆国解释，写上危险点等于短临预报了，所以没有写。
在震后一年之际出版的《中国工程科学》（2009年第六期），耿庆国在《汶川巨震的预测和思考》一文中写道：
“中国地震局2008年9月2日正式公布了汶川8级巨震宏观等震线图。
该图表明：
烈度6度区位于重庆与兰州之间；烈度7度区位于成都与天水之间；与强磁暴组合给出的2008年5月8日病态磁暴异常完全一致。
表明病态磁暴异常是汶川8级巨震的重要临震前兆，也表明强地震是可以预测的。
”
2月26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三个小时中，耿庆国心怀无法消解的不平与压抑，他的话音尖利、时而咆哮。
“有些人总是对我苛求，我认为虚报总比漏报要好。
”耿庆国最后说，“我一无经费，二看不到实测资料，三无助手，只靠退休工资做研究，我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在地震前向老百姓打个招呼，是为了不让唐山地震漏报悲剧重演！
是为了完成周总理的嘱托！
”
1966年4月1日，在邢台地震现场，周恩来嘱托中国第一代地震预报工作者：
“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
”这句话让耿庆国不能平静。
紫坪铺烈度疑云
1999年对于四川省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李有才是个转折点。
这一年，他的退休生活开始了。
一下子放松了，这反而让一生忙碌的他觉得失落。
为填补空闲，他又拾起了地震预报的老本行。
李有才1962年毕业于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物理系，先后在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四川省地震局从事地震预报、深部地球物理、地震工程等专业的研究工作。
退休前曾担任四川省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研究所综合预报组组长。
2002年初，因研究震情需要，李有才偶然查阅到1989年由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完成的《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复核报告》（下称《复核报告》），发现并认为《复核报告》遗漏了一些重要资料，包括：
1.紫坪铺坝区及附近地区除原有的北东向龙门山断裂构造外，其他如北北东向松潘—汶川—都江堰—邛崃断裂构造和东西向南充—德阳—都江堰断裂构造，《复核报告》未予提及；
2.位于紫坪铺坝区东30公里左右的彭州市的龙兴寺残塔，这座明弘治年间的古建筑为大地震所毁，是该地区历史上发生大地震的重要证据，可《复核报告》只字未提。
2002年10月，李有才写出《质疑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钮工程基本烈度》的论文，通过地震地质、深部地球物理、历史地震、古建筑等资料的分析研究，提出：
工程区内东西向断裂与北北东向断裂，北东向断裂交汇部位附近，是未来发生7.5级左右大地震震中的最佳位置，工程区坝址的基本烈度不是七度，而应是九度或九度以上；工程区坝址的地壳不是基本稳定区，而应是基本不稳定区；在此基础上建坝，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工程”。
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是中国西部“十五规划”的一项重大工程，紫坪铺水库位于成都上游的岷江，距离成都市区约60公里。
2003年4月，李有才将《质疑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几个问题》一文及有关材料，通过成都市邮电局玉林分局向国务院寄送。
不久，国务院领导作出批示并责成中国地震局予以调查处理。
2003年5月，中国地震局派出中国地震局烈度委员会负责人陈国星等3位专家，来到成都与李有才座谈。
作为地震局系统内的退休高级工程师，能与北京来的专家交换意见，李有才心情感到“无比喜悦！
无比激动！
”
2003年5月的一个下午，在四川省地震局地震预测预报所会商室，来自中国地震局的3位专家就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等问题与李有才进行了会谈讨论。
在李有才的记忆中，自己阐述意见时3位专家很少回应，座谈“时时有谈下不去的感觉”。
时间不知不觉中过去近2个小时，会议主持人宣布散会。
李有才向本刊记者回忆，当他离开座位走到会议室门口时，一位来自中国地震局的专家突然向他走来，不客气地向他怒斥：
“我警告你！
……”突然听到这刺耳的话语，李有才立刻回敬：
“我也警告你！
你别在这里胡来！
”
2003年8月，李有才骑自行车到四川省与成都市的党政机关，分别送交了《质疑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论文及有关材料。
很快，四川省及成都市党政领导分别作了批示，要求四川省紫坪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处理此事。
紫坪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向作出《复核报告》的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烈度评定委员会致函请予答复。
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烈度评定委员会为此发函给紫坪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李有才同志关于‘坝址区的地震基本烈度应是九度或九度以上，坝区属地壳不稳定区’的意见不能接受”。
该函提出理由包括：
“确定工程场址的设防烈度有严格的审批程序，任何个人的推断都不足以影响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只能以国家授权的法定部门审批的抗震设计参数作为设计依据”，“（李有才同志）提出‘坝区地震基本烈度为七度的结论应予修改’，‘应是九度或九度以上’。
这表明该同志并不了解通过地震危险性的综合概率分析评定地震基本烈度的技术思路。
地震基本烈度具有概率和时间含义，它考虑‘安全’与‘经济’双重指标，不是确定性的评价结果。
即使未来5000年内，坝址区可能遭遇一次九度或九度以上的地震烈度事件，坝址地震基本烈度仍有可能确定为七度，这种例子在全国重大工程场址地震安评结果中屡见不鲜。
”
李有才发出“预警”
2004年12月26日，印尼发生了9.0级特大地震，在武都，松潘至昆明这一南北地震带上呈现了中强地震活动明显加强的现象。
2006年6月，李有才根椐四川省地震局的地震目录中1987年4月至2006年6月，4.0级以上地震的资料，作了一张地震震中分布图。
“作图时完全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以了解印尼9.0级地震后对四川地区震情有何影响。
”李有才对本刊记者说，开始作图时看不出什么，由于底图上有断裂构造和大量繁杂的市地县名，因而使这张震中分布图显得零乱。
后来他使用不要断裂构造和市地县名的底图，底图清晰干净后，地震震中分布特点就展现出来了。
李有才发现在紫坪铺坝区及附近地区出现了“重要的异常变化”：
“一个‘地震空区’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
“李有才说，当他看到这一张“地震空区”异常图时，“内心深处是格外的震惊与惶恐！
”
他认为“地震空区”的发现，表明坝区附近地带活动断裂的闭锁段，现在已是应变能积累的高应力区域，这使得闭锁段上所孕育的7.5级大地震预测发生时间，不再是10～20年，30～50年或100年，更不是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地震烈度评定委员会在2003年《对李有才同志“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基本烈度质疑”的答复》中所说的“5000年内”，而是1～2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就有可能发生大地震。
2007年10月，李有才向政府有关部门送达这一预测意见，同时也送去了他与四川省地矿局物探大队高级工程师曹树恒合作撰写的有关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的论文和其他材料。
2007年11月29日下午，四川省地震局副局长吕弋培在地震局5楼会议室约见了李有才。
据李有才向本刊记者回忆，吕弋培对他说，2007年11月20日四川省委信访办转来了[2007]1023号信函材料，四川省地震局为此组织了地震预报、地震活断层、地震地质及历史地震等学科最具权威的7位学者，对李有才与曹树恒的这篇论文进行评审。
2007年11月28日，7位专家召开分析讨论会，对李有才、曹树恒的论文《四川岷江上游紫坪铺水库枢纽工程地质构造背景与地震危险性探讨》形成一致的意见，7位专家都不同意论文中的结论性意见。
“这7位资深专家对论文中提到紫坪铺水库大坝及龙门山地区近期存在大地震危险性问题只字不提！
”李有才对本刊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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