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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族的民族特征
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古老民族，由于汉族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所以汉族的文化发达。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汉族人民善于学习和吸收其他各民族之长，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风格。
汉文化不仅对中国其他少数民族，而且对东亚、南亚一带的国家都有深远的影响。
下面我将从汉族4民间舞蹈，5灯节，3建筑，1服饰，2饮食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4汉族民间舞蹈的文化特点与艺术特色
汉族民间舞蹈的活动形式
农业生产有着明显的季节性，耽误农时会直接影响到收获和人们的生活。
春节标志着春天和春耕即将开始，春耕的好坏决定秋收，关系着人们的温饱生活。
所以，古时从官府到民间立春日都有隆重的迎春仪式，春节期间要祭神求丰年，进行歌舞娱乐活动，后来又延续到灯节。
过去，汉族民间舞蹈的活动主要是在农村，由族长或有威望的人充当会首出面组织。
时间依据农时，目的是顺应自然、祈天赐福、追求安定与温饱。
因此，活动的形式都与年节中祭神、祭祖结合在一起。
香会、赛会俗称庙会，或“出会”“走会”。
香会是人们到寺庙中烧香敬神，赛会是请神出巡，歌舞悦神，许愿、求福。
这种庙会、迎神赛会是佛教传入中原后才兴起的。
按照佛教的仪轨，农历四月八日为释迦牟尼佛的生日与成道日，届时抬佛像出巡，众人迎神献花祭祀，并以歌舞百戏悦神，称之为“行像”。
从此“行像”遂成为迎神赛会的开端流传后世。
由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述的景乐寺内表演歌舞、百戏，长秋寺行像时，由狮子舞为前导，可知佛教悦佛、行像的歌舞活动对中原文化和中原民间舞蹈的影响。
后来的庙会、迎神赛会，都是此风习的继承与发展。
也是古代祭祀神灵、祖先风习的沿袭。
庙会是以该庙所祀之神的诞辰为期，一般进行半个月左右的活动。
如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的圣诞是农历四月十八日，会期从四月初一开始，东岳大帝的圣诞是三月二十八日，北京东岳庙的庙会从三月十五日即开始进行。
清代磷庆《鸿雪因缘图刷中，绘有山东临清县在泰山圣母诞辰时，该地称作“社火”活动的图画与文字说明。
香会、赛会是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但由于庙会既是祭祀活动，又是当时的贸易市集，群众购买生产、生活用品极为方便，而且村民们既能朝山拜佛寄托心愿，又可买到各种所需商品，还能玩赏、娱乐，这就是它历经两千年，一直延续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观上，它对民间舞蹈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使许多古老的传统民间舞蹈形式得以继承下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寺庙为中心进行迷信活动的香会、赛会逐渐消除，各种民间舞蹈活动多集中于年节时进行，人们虽仍把它叫作“庙会”，但已消除了封建迷信的色彩，成为风俗性的群众娱乐活动。
进入1990年代以后，一种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型庙会迅速兴起，各地农村争相效仿，又再成为一种时尚。
汉族民间舞蹈的文化特点
传统文化的继承——秦汉、唐宋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中的两个高峰，璀璨夺目的汉文化不仅表现在诗词书画方面，在民间舞蹈方面也有许多创新和发展。
这与当时的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有关，也与帝王的出身和对民间舞蹈的爱好以及采取的措施不无关系。
汉代刘邦出身农家，受儒家文化影响小，更喜爱民间楚歌、楚舞等。
他的“大风歌”“鸿鸽歌”都属楚歌，其妾戚夫人更善楚歌舞。
秦代和西汉管理民间歌舞的国家机构称“乐府”，东汉称“黄门鼓吹署”，专门收集各地的民间歌舞，加工改编后供宫中享乐，客观上促进了民间舞蹈的发展。
唐、宋两代还广泛吸收少数民族的乐舞精华，使舞蹈艺术达到历史的顶峰。
随着宫廷乐舞的提高，民间舞蹈的表演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在今天的民间舞蹈中仍有流传或其变异与发展。
明代兴起的“俗文学”更促进了汉族民间舞蹈的发展，通过灯节、庙会，使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在汉族民间舞蹈中得到继承并更具艺术特色。
佛、道教文化的影响——佛教与道教是汉族中信奉者最多，影响最大的两种宗教。
道教是在中国成长，在吸收古代巫术文化和汉、唐文化中逐渐形成，其本身无歌舞，但通过民间舞蹈在宗教活动中弘扬教义，以歌舞渲染了宗教文化的色彩。
汉族民间舞蹈在组织活动上与道教有关，形式也表现道教故事，如“八仙庆寿”“吕洞宾戏牡丹”。
与佛教有关的民间舞蹈也不少，如“跳和合”“大头和尚逗柳翠”“十八罗汉斗大鹏”等。
在民间舞蹈中出现还佛、道两家相同或近似的舞蹈，如铙钹舞。
宋代以后，儒教渗入佛、道之中，形成以儒教思想为中心，三教合一的格局，反映出中国人文文化的特殊性和汉文化的兼容性。
地域文化的色彩——古代文化是沿水域流传的，同一种舞蹈形式会有不同的地域特色。
南北朝和南宋时期，汉族分成南、北两地而居，民间舞蹈上有共性，又形成南北不同的特性。
在汉族由西北向东南扩展中，各地汉族的民间舞蹈更是纷繁多彩、各有所长、地域色彩浓郁。
一般说：
舞蹈中南方重唱，北方重舞，南方重体态，北方重技巧。
风格上：
南方纤巧秀丽，北方粗旷豪放。
伴奏上：
南方多丝弦，北方多鼓吹乐。
形式上：
南方偏小型、轻巧，北方多强调场面隆重、壮观。
宋明以后，南方喜欢各式各样的灯舞，北方道具舞形式多，杂技性强。
同一种汉族民间舞蹈也可看出南、北方及地区艺术特色，也会有不同的名称，反映不同的侧重不同和习俗。
如霸王鞭（北方）与打莲湘（南方）就是同一形式的两种叫法。
前者重舞，不一定唱，后者多和唱结合。
又如龙舞叫龙灯，高跷在江西叫高跷灯。
南方往往也有北方色彩的舞蹈，北方舞蹈中也常有南方风韵。
汉族民间舞蹈的艺术特色
成语寓意——成语是人们经常使用、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短句，包括民间流传的谚语、俗语等词组、短句。
汉族民间舞蹈常以成语作为表演形式、舞蹈动作的名称。
由于成语寓意广为人知，成语命名的舞蹈会引起美好的联想，使观众与表演者的审美心理得到满足。
舞蹈动作用成语作为名称，可突出动作的目的性及其含义。
舞蹈很强调队形、场面的组织变化，以吉祥用语，古战阵名，雅俗共赏的诗句作为名称，使画面、路线变化更富诗情画意。
这种成语寓意的艺术手法是源于传统的民族心理。
缘物寄情——凭藉一种物品寄寓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象征吉祥、幸福，是汉族传统的审美心理与审美趣味。
所缘之物中有传说里的神兽、神物，有宗教色彩的法器和用品，有现实生活的器物、工艺品。
在艺术手法上有实表其物、虚实结合、虚拟写意等。
在形式上有用拟人化的手法表演的道具舞，如龙、凤寄寓对吉祥、富贵的渴求，麒麟有多生贵子之意。
汉族民间舞蹈中运用最为广泛的折扇，是以实物做成的小巧美观、张合方便的道具，演员通过它在舞中以虚拟写意或虚实结合的手法，巧妙地刻划各种人物形象，抒发细腻的感情变化。
它还可以表现特定的环境与情节，如花园中捕蝶、春风中放风等等。
载歌载舞——广为流传的各种秧歌、花灯、花鼓，大多都属于这类载歌载舞的民间舞蹈，是汉族民间舞蹈中常用的艺术手法。
歌词中有传统的部分，也有即兴创作的部分，如安徽花鼓灯中的花鼓歌，都是极优美动听的口头文学，并以歌舞相间的形式，使歌舞两者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民间歌舞追溯其源，与古代踏歌有关。
宋、元两代戏剧的兴起，又受戏剧表演的影响，尤其是清代地方戏盛行之际，汉族民间舞蹈吸取戏曲的情节曲折、戏文动听、服饰美观、道具精致等优长，加强了表演性与艺术效果。
民间舞蹈与地方小戏关系密切，前者重舞、后者重戏，各有所长。
道具舞蹈中边唱边舞的形式也很多。
技艺求精——各种民间艺术多是在祈年、祭祖、庙会、迎神赛会中表演，表演者在斗妙争能中，各出新招，以博称赞。
由于艺人们不断从地方戏、杂技、武术、器乐、民歌中广收博采，原有形式内容更为丰富，技艺上精益求精，成为在广场演出的大型节目。
如花鼓灯就是从由会表演发展成包括歌、舞、技、戏的表演形式，善唱者的歌声随着夜风可远飘一二里外，善舞者的跟斗越翻越奇，艺人们也形成各自的专长，为群众所熟悉和爱戴。
汉族民间舞蹈在这种技艺求精中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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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灯节、灯舞与灯阵
灯节——灯节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是汉族传统的节日，伴随它的发展，灯舞、灯阵等民间舞蹈活动相应而生，各种艺术荟萃一堂争相竞演。
灯节即上元节，亦称元宵节。
古人把农历正月初一称作“元日”，正月十五夜称作“元夕”，与道教“上元日”有关，此风习从原始祭祀演变而来。
按《帝京景物略》：
张灯风习始于汉代“祀太一”（天帝），唐初定上元（农历正月十五日）为灯节。
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71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陀请燃千灯”，皇帝曾到安福门观赏。
盛唐玄宗改灯节为三夜。
北宋初年“朝廷无事、年谷屡登”，宋太祖于乾德五年（公元967年）下诏灯节为五夜。
明代建都南京后，明太祖于灯节期间开灯市，“盛为彩楼，招徕天下富商，放灯十日。
”此风习演变为群众性娱乐活动，给民间舞蹈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灯节反映了人类早期对火的崇拜，保留了认为火能助人御凶趋吉的信仰”，由“积薪而然”“燃油之灯”发展到千姿百态、色彩斑澜的花灯。
灯节源于火的崇拜，后来受道教、佛教的影响。
道教有上元（正月十五日）、中元（七月十五日）、下无（十月十五日）的说法，认为这三天是天官、地官、水官的圣诞，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佛家宣称佛法能破除黑暗，燃灯敬佛，喻意光明，佛光普照。
从“燃灯千盏”中又可看到佛教的影响。
这种融原始信仰、佛、道思想于一处的独特现象，即汉文化富有兼融性的特征，而汉族民间舞蹈正是在这种兼容思想与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到了清代，灯节的传统风习不仅因袭下来，而且扩展到各地城镇、乡村，在清代文献及地方县志中都有记载。
如清初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曾描述了当时北京上元灯节的盛况：
从十三到十六日四天夜里，到处张灯结彩，热闹非常。
灯的造设以玉阳门东月城下，打磨厂、西河沿、廊房巷、大栅栏等处最好。
各种民间艺术表演中，有南十番、装大头和尚、扮稻秧歌、九曲黄花灯、打十不闲、盘杠子、跑竹马、打太平鼓等。
而且还有以秫秸制成的攀山，用烟火花炮攒扎成的楼台殿阁，以及冰水浇判官等花灯焰火。
从这些记载中可看到清代灯节是汉代百戏、唐宋灯节以及明代灯市等风习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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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舞——灯舞源于灯节，是灯的制作工艺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彩灯作道具的舞蹈形式，因灯的造型不同而有各种名称，其表演以南方见长。
明、清两代己盛行灯舞，清代文献中记载比较多。
灯舞主要在夜晚表演，彩灯照耀中灯、人相映情趣盎然，或通过彩灯形成不同的队形、图案，或摆成“吉祥”“天下太平”等字样，或在变化与穿插中表现各种意境。
表演中见灯不见人，图案有动、有静，又有高低不同多种层次的变化，神秘奥妙，引人入胜。
舞灯以群舞居多，灯的造型有动物、花卉及象征吉祥的器物等。
表演中舞者可一人一灯乃至多人同舞一灯，可分为持灯、提灯、举灯而舞等多种表演形式。
龙灯、鲤鱼灯是灯舞中比较精彩的形式，“鲤鱼跳龙门”表现鱼龙变化的民间传说。
龙灯也称火龙，从龙头、龙身到龙尾可多至二十几节，每节燃点蜡烛，一人举珠戏弄。
其表演有“戏珠”“穿浪”“金龙蟠玉柱”等内容，进行中群众多燃点烟火、花炮助兴，气氛热烈。
至清代，灯舞己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并有一定的表演程式和名目。
《檐曝杂记》记载：
乾隆年间灯节时，北京西厂为皇帝驾临观赏的灯舞表演者有三千人之众，舞者各执彩灯口唱“太平歌”循环起舞，变换队形，依次排成太、平、万、岁各字。
《今乐考证》记载：
当时灯舞表演套路己有三十六套，关于宗教的如：
太极混元、四象生八封、锦卡字等。
寓意吉祥的如：
喜重重、五色祥云、满地金钱等。
以诗句为名的如：
步步金莲、孔雀南飞、火龙戏海等。
与古战阵有关的如：
鸳鸯阵、握奇营等。
此灯舞由十二人表演，每人持花灯二，边舞边唱《喜迁鸳》《人间欢乐》。
这样精彩的表演，自然是有学识的行家别具匠心之作。
《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也有关于灯舞的记述，他在《舞灯行留赠流香阁》一诗中，描绘了十二名女子精彩动人的表演。
诗中有“十二金钡廿四灯”“千旋百转难记真”“不是排场旧院谱，每舞一回境一易”“眼见秦城改汉宫，顷刻瓦解作平地”等名句。
最后引用张旭看公孙大娘舞剑器后草书长进的典故，赞叹灯舞的艺术效果要超过舞剑器，并以“书法悟在公孙娘，何况舞灯胜舞剑”作为全诗的结束。
由12名女子表演的灯舞能够如此引人入胜，灯舞在当时达到的水平是勿庸质疑的。
灯舞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起过宣传革命的作用。
如太行山根据地表演过“五星灯”“火炬灯”等新型的灯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源于民间的荷花灯搬上舞台，改编成《荷花舞》，该舞在道具、服饰、表演意境等方面，都有极高的艺术升华。
它抒发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感情，成为驰名中外的优秀舞蹈节目，并在1953年世界青年联欢市中获得银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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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阵——是灯节时用灯设置成“阵”的形式，供群众游赏，为民间舞蹈提供独特的表演场地，还带有禳灾驱疫、祈求丰收含义。
这种民俗活动虽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从灯阵的阵图与设置，可寻觅其中的古代文化渊源和在今日活动中的遗存。
灯阵的形式及其年代——灯阵的起源和古代对火的崇拜、祀太乙（太一）风习有关，受佛、道教的影响，并吸收了古代战阵、数学的一般道理等文化因素。
据己有文献资料推断，灯阵形成年代约在明代中期。
明代结束了元末腐朽的统治与战乱，政治稳定，经济复苏，城乡生活好转，使文学艺术、古代文化研究等得到发展。
特别是通俗文学、民间艺术等方面出现了极为兴盛的状况，同时，官方明令把灯节改为十天，从而使历来以官绅为主的灯节活动扩展到广大城乡，给灯阵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据明代天启年间茅元仪撰辑《武备志》载：
“古之人，阵而后战，后世浸失其传……近世戚少保始为鸳鸯阵”，可知明代，戚继光在练兵与实战中，对战阵仍有应用，而且民间对古兵阵也有了新的研究，给灯阵的阵形设置提供了参考。
据文献记载，明、清有名为“九曲黄河灯”“温元一气灯”“万字无边灯”等灯阵。
“卐”字源于佛教，亦读作万，“万字无边灯”似与清代灯舞“锦卐字”图式有内在联系，又有佛教文化的影响，“温元一气灯”与清代灯舞“太极温元”图式有关，但如何设置已无人知晓。
如今只有“九曲黄河灯”尚在北京郊县、甘肃武威、陕北等地区一些农村中仍有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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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黄河灯——又有黄河九曲灯、九曲黄河灯阵、九曲黄河灯会、转九曲等名称，其皆因灯阵曲折绵延如黄河之龙曲。
有关记载最早见于明《帝京景物略·春场》“十一日至十六日，乡村人缚秫秸作棚，周悬杂灯，地广二亩，门径曲黠，藏三四里，入者误不得径，即久迷不出，曰黄河九曲灯。
”清地方志《米脂县志》“十五日元宵、灯市遍张灯火花炮……四、五、六三日，阖邑僧众于十字街作斋蘸，关城外，以高粱秆圈作灯市，娓曲回环，游者如云，俗名转九曲。
”《延庆县志》“上元张灯三夜，或作九曲黄河灯，共灯三百六十盏。
”《宣化府志.延庆州》“上元张灯，设放花炬，村庄城市多立竹木，制黄河九曲灯，男女竞赛夜游，名为走百病。
”由以上文献可了解当时灯阵造设及其活动的概貌。
河九曲一词最早见于《河图》对黄河的记述“黄河出昆仑山……河水九曲，长九千里，入于渤海。
”卢纶《边思》一诗中也有“黄河九曲流，缭绕古边州”等古诗名句。
九曲黄河灯设置必须按图谱进行。
首先在两亩平坦场地上按两米多等距画出纵横19共361个白点，在白点竖高约1米的树干作灯杆，插木质灯托。
灯阵座北朝南，南面正中白点作出入口，不设灯，合灯阵360盏灯之数。
然后扎秫秸横绑在灯杆上挡成九个回环，留一条通道为疏导九宫方阵，从入到出不相重复。
灯的制作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陕北米脂用豆面作灯碗，绥德用洋芋，延长用白萝卜，北京延庆、怀柔用荠面蒸制，近年改用小瓷碗。
有的地区灯场造设已用木杆，并特制各式彩色电灯置于灯托。
灯阵的活动与民间舞蹈紧密结合，造设纷华、回环曲折的灯阵给表演提供了别致的场地，精彩的表演又吸引更多的观众。
灯节三五天里，每当入夜，鞭炮、锣鼓、喧闹声由远而近，人们簇拥着各种表演队伍涌向灯场，随队鱼贯而入。
陕北是秧歌队率先，在持伞指挥的“伞头”带领下，每进一个环先唱一段专门词曲的喜歌，然后在快乐气氛中表演。
延庆白河堡是高跷带头，手持花灯舞动前进，其他表演队和群众蜂拥于后。
怀柔沙峪也是高跷带头，后面是“沙子、竹马、十不闲、小车”等灯会，观众簇拥其间。
九曲回环的造设把两亩见方的灯场伸延为三、四里长的九个表演区，扩大延展了表演空间与时间，疏导了拥挤的人流，约束人们沿路线前进、观赏，保证了盛大活动的进行。
过去，贫困的山村既难得有娱乐的机会，又无宽阔的场地，一年一度灯节中的灯阵活动就成为不可少的群众性娱乐。
各种民间表演在不同区域内直接和观众呼应，使出全身解数争能竞技，夺取灯会的魁首。
欢腾的场面激发起观众的兴致，流连观赏，使人们得到极大的享受。
灯阵能在山村保存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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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对灯阵的影响——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长期以来人们的心理与生活习惯都有着影响，这种影响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村，尤为显著。
道教吸取民间原始的祭祀形式与民间艺术，演变为各种宗教活动，又把原始崇拜的对象，作为道教的神仙来供奉。
过去各地的三官庙（三官殿）所供奉的天、地、水三官（亦称上、中、下三元），就是从原始崇拜演化而来。
而且，三官庙多成为农村灯节活动的中心。
如怀柔沙峪称各种灯会（包括灯阵）为“三元盛会”，过去出会时，先请三官老爷的神驾出巡，群众随着在全村巡游一周后，才开始表演。
延庆白河堡的“九曲黄河灯阵”一直设置在三官庙附近属于庙产的田地上。
租种此田的农民不用交租，每年只需出相当于五斗米的租金设置灯场即可，而且租种此田者，多为灯阵的设置者。
过去，农村多把一年说成360天，与此相应，灯阵都用灯360盏象征一年，因此，转灯阵一圈，顺利走出来，表示一年吉利。
由于灯阵的图案，很像篆字体的方形印章，所以在沙峪又有灯阵是三官老爷的一方宝印，具有神威法力，转灯阵可以消灾、除难的说法。
道教与灯阵的关系，还可以从描写道教神仙为主的神怪小说中找到参考资料。
如《封神演义》第五十回“三姑计摆黄河阵”中关于摆阵的具体描述：
“用白土画成图式，从何处起，何处止，内藏先天秘密，外接九宫八封，出人门户，连环进退，井井有条。
人虽不过六百，其中玄妙不啻百万之师……上书‘九曲黄河阵’”。
如今九曲黄河灯阵的设置，何以与这段描述如此相似，值得深入探究。
《封神演义》成书于隆庆、万历年间，比最初记载九曲黄河活动、成书于崇帧己亥年间的《帝乡景物略》要早几十年，目前虽还难于断定灯阵活动与小说的描写哪个在先，但它们之间关系之密切，两者都源于古代文化在民间的遗存，又受道教文化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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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阵中的古文化遗存——明代《武备志》一书，以图、论结合的方式，较详尽地论述了古代战、阵、兵器等史料，我们从其《阵》的部分中，可以找到灯阵的文化渊源。
《武备志》中虽没有九曲黄河阵图，但从《诸葛亮方阵图》《诸葛亮八阵开门分四正四奇四冲图》两阵图中看出端倪，在前图分九个区域的阵式、后因分八门，交错开关的阵法中，可看到九曲黄河灯的轮廓。
灯阵吸取古城阵利用阵式、阵法、兵员疏密聚散、变幻莫测以同敌人周旋的道理，在狭窄场地上设置成可容纳众多观众，又能及时疏散并带有神秘色彩的迷宫。
九曲黄河灯的最初设计者是什么人的问题，虽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历来的设置者都能从中得到启示，却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实。
如白河堡村王崇礼老人，若不是在长年实践中了解到灯阵的一般数学道理，就很难凭记忆给出古老的灯谱，前面所谈的九曲黄河灯阵的图谱，即是这位老人绘制的。
又如沙峪乡的灯阵，曾中断了近半个世纪，于1984年又恢复活动时，也是先从绘制图谱着手，然后再具体设置。
他们所绘的图谱虽不如白河堡的规范，但他们在反复试绘中，却领会到一丝灯阵的奥妙。
该乡灯阵设置者之一的周可俭（1930年生）讲述：
“画灯谱在于取单不取双”，即灯阵各边都必须用相等的单数，从纵横的边线到每个大小回环折返处的灯数，都必须用3、5、7、9、11等单数，只有如此才能一通到底，不致堵塞，掌握此道理，就可以画出不同回环的阵图。
接着他又用图来表明他对此道理的领会，并当场绘制了新的图谱。
一个农民能从灯阵中找出这些道理，确实难能可贵，同时说明灯阵中包含着许多有待发现和研究的数学原理。
九曲黄河灯只是灯阵的一种，其中的文化遗存也远不止于这些。
但仅就九曲黄河灯阵的造设原理、场地运用、气氛的形成以及掌握群众心理等方面，对今天群众性的各种广场表演、大型群舞设计，以及如何造成时间、空间的特殊效果上，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返回】
3建筑特色
汉民族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长河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主要角色，其中汉族传统的中国古建筑文化更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它与服饰一样，在各个细节上充分体现着汉民族对哲学和对宇宙对世界的理解，更体现着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
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不少汉字就借用两坡顶的建筑形象来造字，现代汉字中偏旁部首中的“宝盖头”就是建筑形象的直接表现。
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国的古建筑充分发挥的木材这种建筑材料的优势，以四角起翘的大屋顶和斗拱为象征；同时，沿着400毫米等降水量线绵延几千公里，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修筑的长城，在失去了防御北方游牧蛮族的历史作用之后，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在封建社会中发展成熟，它以汉族木结构建筑为主体,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建筑,是世界上延续历史最长、分布地域最广、风格非常显明的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
中国古代建筑对于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古代建筑有直接影响，17世纪以后，也对欧洲产生过影响。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建筑环境整体经营的观念。
《周礼》中关于野、都、鄙、乡、闾、里、邑、丘、甸等的规划制度，虽然未必全都成为事实，但至少说明当时已有了系统规划的大区域规划构思。
《管子·乘马》主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说明城市选址必须考虑环境关系。
中国的堪舆学说起源很早，除去迷信的外衣，绝大多数是讲求环境与建筑的关系。
古代城市都注重将城市本体与周围环境统一经营。
秦咸阳北包北坂，中贯渭水，南抵南山，最盛时东西达到二三百里，是一个超级尺度的城市环境。
长安（今陕西西安）、洛阳（北魏）、建康（今江苏南京）、北京（明清）等著名都城，其经营范围也都远远超过城墙以内；即使一般的府、州、县城，也将郊区包容在城市的整体环境中统一布局。
重要的风景名胜，如五岳五镇、佛道名山、邑郊园林等，也都把环境经营放在首位；帝王陵区，更是着重风水地理，这些地方的建筑大多是靠环境来显示其艺术的魅力。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政治伦理内容，要求它表现出鲜明的性格和特定的象征涵义，为此而使用的手法很多。
最重要的是利用环境渲染出不同情调和气氛，使人从中获得多种审美感受；其次是规定不同的建筑等级，包括体量、色彩、式样、装饰等，用以表现社会制度和建筑内容；同时还尽量利用许多具象的附属艺术，直至匾联、碑刻的文字，来揭示、说明建筑的性格和内容。
重要的建筑，如宫殿、坛庙、寺观等，还有特定的象征主题。
例如秦始皇营造咸阳，以宫殿象征紫微，渭水象征天汉，上林苑掘池象征东海蓬莱。
清康熙、乾隆营造圆明园、避暑山庄和承德
外八庙，模拟全国重要建筑和名胜，象征宇内一统。
明堂上圆下方，五室十二堂，象征天地万物。
某些□嘛寺的构图象征须弥山佛国世界等。
1服饰
汉族服饰的特点
纵观几千年的历史，汉族的服饰，在式样上主要有上衣下裳和衣裳相连两种基本的形式，大襟右衽是其服装始终保留的鲜明特点。
不同朝代、不同历史阶段，又各有不同的特点。
五种正色
在服饰的色彩上，汉族视青、红、皂、白、黄等五种颜色为"正色"。
不同朝代也各有崇尚，一般是夏黑、商白、周赤、秦黑、汉赤，唐服色黄，旗帜赤，到了明代，定以赤色为宜。
但从唐代以后，黄色曾长期被视为尊贵的颜色，往往天子权贵才能穿用。
神秘的中国术
服饰的原料，主要有麻布、丝绸、棉布、毛呢、皮革等。
汉族的染织工艺，以其历史悠久、技术先进、制作精美而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
古代染织，特别是丝织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世界上独有的。
古代的染色技术也极为卓越和先进，不仅颜色种类多，色泽艳美，而且染色牢固，不易褪色，被西方人誉为神秘的"中国术"。
其方法大体可分为织花、印染、刺绣、书花四大类。
由抽像到写实的衣服图案
汉族服饰的装饰纹样上，多采用动物、植物和几何纹样。
图案的表现方式，大致经历了抽像、规范到写实等几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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