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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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
——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
刘亚秋
2012-7-2816:
48:
28 来源：
《社会》（沪）2010年5期第217～242页
【作者简介】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E-mali:
liuyaqiu＠
【内容提要】本文立足于哈布瓦赫传统下的集体记忆研究范式，重点反思社会记忆的权力观和社会决定论问题，并试图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对个体记忆的关注上。
在此，遭遇到记忆的微光，它多存在于个体记忆之中，往往出现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缝隙之间，一般而言，是社会决定论与能动个体之间碰撞的产物。
记忆的微光之于强势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暂时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记忆类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种记忆的存在状态，提示着被忽视的现实洞察。
FromHalbwachs'scollectivememoryparadigm,thispapermainlyreflectsuponthepowerapproachandsocialdeterminisminthefieldofcollectivememory,withafocusontheroleofindividualmemory.Hereweencountermemoryglimmer,whichmainlyexistsinindividualmemory,butsometimesitappearsbetweenindividualmemoryandcollectivememory.Generally,itisaresultofcollisionbetweenthedeterminedsocietytheoryandactiveindividuals.Comparedwiththestrongsocialmemoryparadigm,memoryglimmeristooweaktobeaseparatememorycategory,butitdescribesonealternativeofthesocialmemoryandimpliesanotherrealitywhichhasbeenoverlooked.
【关键词】集体记忆/个体记忆/记忆的微光collectivememory/individualmemory/memoryglimmer
就是有那么一些经历，它们是无法交流和无法传达的。
我们虽然能将它们加以互相比较，但只能从外部进行比较。
从一定经验自身来看，它们件件都是一次性的……原始经历知识的不可交流性，却是无法超越的。
——赖因哈特·科泽勒克（转引自阿斯曼，2007：
7）
记忆问题在中国问题域中的意义正在不断凸显。
在现实层面，正如民众对于记忆的反思增多了，社会记忆问题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文化事件；在微观层面，不断有人谈起或试图谈起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件，比如人们开始怀念1980年代了。
那么，在人人都可以谈论记忆的当下，我们该如何面对个体记忆？
①
目前，关于社会记忆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
在研究中，记忆经常成为一个被解释变量，社会学家在解读记忆的时候，明显受到现有主流社会科学范式的束缚。
本文试图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关系角度，对此进行反思，希望能够对社会学范式下的记忆研究的认识论有所超越。
事实上，本文对原有范式的反思，也是对如何走出集体记忆研究范式（如哈布瓦赫的范式）的一个讨论，旨在激发我们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认识个体记忆及其与集体记忆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方面深入探讨记忆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则尝试回应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一些主要社会理论家的视野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往往是其理论的核心问题。
在社会记忆研究领域中，这个问题更类似于一个实践问题，如郭于华（2003）对骥村女性的记忆研究，方慧蓉（1997）对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记忆的研究，B.Schwartz（1991）对不同年代美国人记忆乔治·华盛顿的不同特点的研究，E.Lira（1997）对1990年智利转向民主政治之后，人们对过去记忆的转变的研究等等。
那些上升到理论层面的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关系问题，尚待更多人的参与和总结。
一、研究传统中的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
若要说明社会记忆研究的总体走向，难度很大，因为关于记忆本身的理论层次多、头绪多。
关于记忆，我们可以联想到很多关键词，如记忆与时间制度之间的关系、记忆与遗忘的关系、历史中的记忆问题、记忆与现在的关系、记忆与连续感、苦难记忆等。
表面上看来，社会记忆本身似乎缺乏一个统一的范式，但其实不然。
社会记忆研究并非一个无范式的领域。
自哈布瓦赫（M.Halbwachs）以来，社会记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被称之为“集体记忆研究”，基本上被规制于一个框架。
事实上，这点颇类似于涂尔干的“社会事实”。
尽管有关社会记忆研究的传统不如“社会事实”的学术传统地位显赫且影响深远，但依然束缚着社会记忆研究者的现实观察和理论洞察。
在反思现有社会记忆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往往会谈及两个问题，即记忆研究的现有方式和它是如何被研究者提及的。
（一）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
做社会记忆研究的学术缘起似乎已成定论，即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它对其后从事社会记忆研究的学者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不过，哈布瓦赫的社会决定论的研究思路及其相关问题却很少作为重要问题被讨论，似乎如此研究社会记忆是无需争论的，是约定俗成的，甚至成为该研究领域中的无意识和一种武断。
笔者认为，反思社会记忆研究，首先有必要反思哈布瓦赫的研究范式，因为首先是他，在引导着“该如何做社会记忆研究”这个基本而关键的问题。
一些研究者提及哈布瓦赫其人及其研究的时候，关键词基本上就是“集体记忆”，哈布瓦赫阐发的社会记忆的经典词语，如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等，也被反复征引，对后人影响很大。
以景军（1995）有关社会记忆理论的文献综述为例，作者划分了四大社会记忆理论类别：
集体记忆研究、公共记忆研究、民众记忆研究和想像记忆研究，其中，集体记忆研究被列于首位。
在哈布瓦赫（Halbwachs，1938；1939；2002）那里，社会记忆是集体性的。
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他曾对梦境与记忆进行比较，并认为社会记忆的自由空间非常有限。
他（哈布瓦赫，2002：
75－77）指出，记忆不同于梦境，前者需要社会的基础，而梦境建立在自身的基础上，“睡梦中绵延不绝的一系列意象，就像一堆未经细琢的材料垒放在一起，层层叠叠，只是出于偶然，才达到一种均衡状态，而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和巩固”。
这个类比和论断对于记忆的自身基础的强调是不够的，似乎记忆与自身基础无关或者关联不大（至少在他的这段阐释中如此）。
将记忆去心理化，或许只是作为社会学家的哈布瓦赫的一种权宜之计，为了将社会记忆与心理学的记忆研究区分开。
哈布瓦赫将梦境与记忆进行对比，事实上也是为了区分心理学的内省方法。
不过，在这一部分，他有些过于强调梦境与记忆间的区别了，并认为，按照幻想组织起来的镜像只有在梦境中才会出现。
这个时候，记忆的想象性、个人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强调。
笔者发现，哈布瓦赫（2002：
77－78）所强调的集体记忆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与涂尔干强调的“社会事实”是相似的，具有控制的力量。
个体记忆受制于一种外在的、结构化的东西（集体记忆）。
那哈布瓦赫是否重复了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的研究思路，而涂尔干的研究是否就是“社会事实”的研究思路呢？
对类似问题的反思需要不断重读经典，不同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学研究日益社会学化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学领域内，至今依然是强大的制度结构研究占据主宰地位。
这样一种做法，简单化了社会学的形象，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也败坏了社会学的名声。
②
此外，不强调个体记忆灵动性的哈布瓦赫，是如何看待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的呢？
在他那里，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这条路径是如何展现的？
在个体梦境与记忆的讨论中，哈布瓦赫给予梦境很大的空间，充分强调了梦境的自身基础。
事实上，按照幻想组织起来的镜像不仅仅在梦境中才会出现，记忆的想像性空间也存有这样的东西，可惜哈布瓦赫过于重视集体记忆了，以致疏忽了个体记忆的主体性及其对集体记忆的反叛性。
在阅读哈布瓦赫的时候，笔者明显感受到其理论的复杂性，例如，他一方面强调记忆的集体性，另一方面又论述了个体记忆的复杂性，以及他对个体记忆“臣服”于集体记忆框架之下的社会事实的担忧。
我们看到，哈布瓦赫（同上：
86－88）对于现实的约束力量是有所批判的，“现代社会佯装尊重个体的个性……社会也仅仅在表面上听任个体自由”（其批判如同M·韦伯对现代性的牢笼的悲叹），这样的论调未免悲观；面对集体记忆，就如同面对涂尔干的“社会事实”一样，个体对之似乎无能为力。
哈布瓦赫在社会记忆研究中始终认为集体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而对个体力量的关注则不够深入和详尽。
哈布瓦赫对记忆研究在社会学与心理学进行的有意的区分，就如同当年A·孔德、涂尔干等有意将社会学从哲学、心理学中独立出来一样，对于学科发展史的意义是巨大的。
但是，这样的方式对于问题的解决并不一定有益。
我们发现，在社会记忆研究领域，社会与心理、历史是难以分割的；同时，哲学上的思考对于研究者而言也是一个期许的高度。
（二）权力观照下的社会记忆研究
1.社会记忆研究的权力观
关于社会记忆研究，台湾学界的传统大多围绕着“族群”展开，因此，这一脉研究明显带有政治身份色彩，如王明珂等的一些研究。
大陆的社会记忆研究，基本上也拷贝了这样一种模式，即做社会记忆的研究者往往将记忆的政治问题置于核心地位，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有：
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联系、记忆的选择与组织、传授历史和保存记忆、“记忆的责任”问题：
记忆为谁服务等等。
这些主要问题中包含了一个基础而核心的问题，即记忆中的权力问题。
因此，关于记忆的权力范式是最需重提和反思的范式。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权力”已然成为问题分析时的一个难以或缺的因素，诸多学科对此进行了各种论述。
在社会学理论范畴中，权力问题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如马克思的冲突理论、M·韦伯的政治社会学、帕森斯的AGIL理论以及后来M·福柯对权力微观运作的讨论等等。
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对权力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至高无上的宏大权力到老百姓也能使用的“弱者的武器”，这种权力观的变化对于讨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启示意义。
权力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显赫，对它的探讨涉及社会的基本特征问题，其中既有很多真知灼见，又包含了诸多尚待讨论的问题，在权力之光笼罩下的社会记忆研究领域亦是如此。
自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核心问题的阐述以后，经过几代社会记忆研究者的演绎，记忆的社会研究饱含了对“社会控制”、“权力”等因素的分析。
康纳顿（2000）在“社会如何记忆”这个问题上，更是强调了权力之于社会记忆的重要作用。
对于社会记忆的传播，不论是声势浩大的纪念仪式，还是看似个体化的身体实践，事实上都是一部“权力控制”传播的历史。
权力对于社会记忆研究的影响非常深远，例如，很多学者，尤其是那些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都会问道：
谁在记忆？
记忆什么？
如何去记忆？
记忆的意义是什么？
这样的提问都涉及或者隐含着进一步的问题，即社会记忆成了政治权力的一个呈现，而且，这种思考方式在研究者那里有时候是无意识的。
权力范式下的记忆研究业已构成当下社会记忆研究的主流。
在记忆研究案例中，记忆的主体和内容多呈现为各方争夺的资源。
当然，这个取向具有很强的现实和政治意义，如犹太人对德国纳粹的回忆、中国百姓对日本军人的回忆等等。
问题是，研究者在做社会记忆研究时，需要对这样的路径依赖保持一份警醒和反思能力，这样才会有意识去践行另外一种想像力，正如普鲁斯特（1997）对泡着“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回忆模式，就越过了这样一种权力路径。
过于关注记忆的权力问题，一方面可能说明权力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
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可以部分说明这一问题，作为普通人的王氏在办案人员不断介入的过程中，以及在作为史学家史景迁的不断挖掘过程中，才显示出她生前的一些生活细节。
也就是说，在权力之光到达之处，普通人的生活隐秘才得以“昭雪”。
另一方面，不得不指出，这样的强调往往遮蔽了所研究之物的其他面相，阻碍了我们对记忆其他方面的关注，如记忆的伦理学问题，这既是社会科学的一个误识，也是一个范式的局限。
方慧蓉（1997）在做口述史研究中遇到了“无事件境”的窘迫。
面对研究者提出的“诉苦”议题，饱受苦难的被研究者却“诉不出苦”来，似乎无话可说，于是，口述者和研究者都窘迫。
这样一种发现，也是深深嵌人权力范式之中的。
在土改时期，事件纷繁，为什么普通人的记忆却出现了“无事件境”特征？
对于“无事件境”的命名，可窥见研究者的权力研究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是对权力范式的依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命名，转而从生活的层次，对权力范式提出了挑战，也就是那些不依存于权力而展现的姿态，在权力范式下成为“不可见的”部分，而在非权力范式下，其可能展现出另一种记忆形态，暂且称之为“记忆的微光”，其地位之“微”与集体记忆及其权力观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或许其对于认识类似西村妇女自我与周遭世界的伦理学意涵具有重要意义。
2.权力观的继续：
一种对立视角的批判
（1）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对立的虚假成分。
在权力观下，存在着民间记忆与官方记忆的对抗性视角，在一些情况下，其表现为大众和精英的区分，笔者认为这样的对抗或者区分有时候是虚假的。
在做知青记忆研究的时候，当提到“青春无悔”是知青的一个主流记忆模式时，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否是一个知青中的精英记忆模式？
我们认为，这样的提问方式，事实上，也是在复制精英与民众（抑或所谓国家视野和民间视野）的对立立场。
可以看到，这样的区分明显受到所谓“常人视角”的影响。
例如，口述史研究者往往认为他／她是站在了底层民众的立场上，是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大有悲悯之义。
这里，似乎“精英”的视角就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常人视角”的价值，但“常人视角”在很多时候往往被灌输了更多的主流意识，“常人”往往更具缺乏深刻反省的特征。
因此，更多的事实反而是常人被奴役化的见证。
在这里，我们很难看到常人的反抗，或者仅仅是常人顺从的历史记忆；而一些情况至少是“常人”与精英权力之间的复杂交错，或者是两者之间达成的合谋。
（2）大众与精英分野的误识。
在做记忆记录的时候，单方面强调“大众”与“精英”的分野是一种误识。
一方面，因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在一些时候，大众往往成了乌合之众。
集体无意识并不仅仅存在于现实之中，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人们往往也是这样的。
在记忆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在做普通人口述历史的时候，往往做成了在精英权力影响下的普通人的生活，似乎离开了精英权力，大众就化为乌有了，就难以自己叙事了。
在这个传统下，甚至存在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看法，即“拯救”民间记忆。
如“打捞民间记忆说”，其认为民间记忆被非民间记忆湮没了，需要通过研究者们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能“揭露”出所谓的民间独享的记忆。
不难发现，这时候，常人在道德上更富有力量，更占据道德优势。
一些研究者预设了这样一种对立，即认为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是与大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打捞”行为直接应对的是大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压制。
这种预设未免带有一些“洁癖”。
事实上，是否存在一个完全不同于大意识形态的“自身经历的一切记忆”，尚值得讨论。
这样的“打捞”，最后得到的很可能是与大意识形态同一的自我记忆，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复的。
大意识形态时刻存在于个人生命历程的印记中，个人与其同谋的更不在少数。
“打捞”的行为是有风险的，那些将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的区分，同样不总是可靠。
所谓私人叙事和宏大叙事，可以界定为：
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与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构成了一对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雷颐，1997）。
这里，个体叙事抑或私人叙事往往被认为是对历史叙事和记忆的一种“补充、修复、矫正和保存”，并认为以个人体验为基础的叙事就是与宏大叙事相互对立的。
这样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也正如雷颐同时指出的，从理论上说，二者并不必然相反，不过，笔者的结论与雷颐的观点恰好相反。
尽管从外观看起来，“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似乎给人一种强迫性，但并不必然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二者可以同时存在，或对立或区别，或如上文所讲，两种叙事根本就是同一的。
笔者认为，大众与精英记忆并非总是对立。
特立独行的个体记忆有时可能仅是研究者的假想，是构建出来的理想类型。
而一种记忆甚至只是一种言词上的过去（Olick，1998），可能很难区分所谓的大众记忆或精英记忆，抑或个体记忆或集体记忆。
因为一个人的过去甚至可以构造成为一个集体的过去，如《青春之歌》中杨道静的个体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被构造成一个集体记忆了。
（3）记忆之分层。
杜赞奇用“复线历史”（或分叉历史）（bifurcatedhistory）的概念代替“线性历史”的观念，并由此完成“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任务。
李猛（1997）则指出，与线性历史相对的，不是分叉的历史叙事，而是分层的历史生活。
那些沉淀在历史最底层，记忆中分不清过往军队类型的农民，过着似乎甚至难以称得上是“历史化”的日常生活，他们并没有提出与线性的全国历史不同的另一种历史表述。
那么，记忆是分层的吗？
如果我们关注记忆怎样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运作，就不可避免地包含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命题，如权力、分层等（郑广怀，2007）。
记忆本身能够作为一个过程呈现给我们，对其进行分析和理解。
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可以对这些社会决定论的陷阱展开反思的，如果我们能够给予“记忆的微光”更多的注意力，对其进行更细致和有耐心的分析的话，那么，有个问题是值得继续追问的，即记忆的微光究竟隐藏在哪里，我们该如何表述类似的微光？
二、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
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方面，哈布瓦赫（2002：
93－94）认为，“对同一个事实的记忆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同时，“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
集体记忆赋予个体记忆意义，似乎个体记忆只有放在集体记忆中才能被理解，或曰个体在记忆方面是依赖于社会的。
而对于社会，哈布瓦赫并没有更多的讨论，这样就容易给人一种僵硬的感觉，似乎社会是铁板一块，这也正是当下一些社会学者容易产生的误识。
而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可能就是由两个人构成的一个东西，而此时的集体记忆正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构筑出来的一个“物”，甚至可以说，它是弹性的。
（一）集体记忆是两个人间的对话与协商
在某种情况下，两个人的对话所建构的氛围是所谓集体记忆生成的一个条件。
在进行知青访谈研究中，③笔者明显感觉到两个知青间的谈话对于一种所谓集体记忆的作用。
如知青ZSS与WCR讨论山西缺水的问题，更像是一种对话协商，两个人构成的集体记忆就生成了，是非常弹性的，而不是冰冷坚硬的东西。
这个过程是如此展现的。
首先，两位知青设置了一个界限，用称呼将非知青的研究者们（我们）隔离，这样的情况在笔者进行知青访谈的过程中经常遇到，很多知青会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言外之意是我们一定存在理解上的障碍。
因此，多数情况下，我们仅仅成为一个“听故事”的人，或者在言语问，我们一句随意的插话，会破坏谈话的氛围。
于是，笔者试图发现他们眼中“我们”的含义，并揣摩“他们”这一群体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彼此理解。
事实上，即便是他们共同面对的“集体记忆”，在两个个体对话之间也是有差别的：
即使都吃过苦，但苦是有差别的。
如WCR所在的村在山里，那里没有车，所以干什么都得“靠两个肩膀”，不管什么，都得“往肩膀一掼，抬着就走”。
这个肩膀就承受了另一个知青所没有承受过的痛苦。
ZSS没有体验过这种苦和这种活，因为ZSS所在的村在平原，做这种活不靠人力。
但是，在WCR看来，ZSS能理解，所以这样的谈话能够持续并深入下去，ZSS能够进入WCR生活世界的情景中。
我们发现，在WCR谈话时，ZSS总能不失时机地、作为“内部人”交流几句。
如WCR说到收麦子只能用肩膀背，而且又逢阴雨，红土地在雨水中又很泥泞，以及“剜谷”的苦，ZSS回应道，“人家老乡会干”；WCR说到“靠着两个肩膀”干苦力活，ZSS又说，“不管好学生坏学生都得干”。
ZSS的这些话成为对WCR讲述的注解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谈话就难以进行下去。
WCR：
我们什么苦都吃过，我们收麦子，他们村里有车，收谷子，抬着肩膀就起来了。
从小路，红土地，下着雨，粘得不行。
到老山沟，哎哟喂，下起雨了，人家老乡干别的，就是我们几个往上跑，跑不上来了，下雨，马上一路红土。
没听说，没见过。
还有剜谷……就是北京的间苗，一定的行距，不能密密麻麻长着，不通风就死了。
跪着，哎哟喂，拿着那个小弯锄，一眼望不到边，我们腿软，跪那儿，腿都软了……后来爬着走，一直蹲着。
ZSS：
人家老乡会干。
WCR：
那个累的，第二天什么也不想吃，那个馒头，真没受过那个苦，那时才体会粒粒皆辛苦。
秋天大谷穗出来，用不了车，往肩膀一掼，抬着就走。
不像他们，担粪自己去淘，都得自己干。
还有什么羊圈，靠两个肩膀。
到时候都得青。
太苦了。
ZSS：
不管好学生坏学生都得干。
在研究中，笔者发现知青们当年的情况各不相同，更不用说今天处于各个阶层的知青了。
但是，即便有差别，他们也总能在“知青”的身份认同中，化解（或至少是缓和）了其他的社会定位。
而且，他们有意识地把不是知青的“我们”（研究者）与他们区分开来，从而营造出他们独享的集体记忆。
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确实拥有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
但是，这种集体记忆并不是坚硬的，而是一种对话协商。
（二）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建构
有时候，研究者很难区分他们各自讲述的是个体记忆还是集体记忆，二者是互相建构的。
如WCR与ZSS谈话时，还是区分了知青内部的“我们”和“他们”，这里的“我们”是指以知青个体WCR“我”所在的这一群，“他们”是以知青个体ZSS所处的那一群，这两个群是不同的，既指所处的地点、地理环境不同，也指彼此所干的活、吃的苦不同，因而彼此的感受不同，且只是两人的个人感受。
他们总会讲到个人，然后再说“我们”。
WCR“剜谷”的时候，自己的腿跪软了，却不说是“自己”，而是“我们”，这一方面是谈话的策略，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根本不作区分，二者几乎是一体的。
而研究者却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喜欢拆解个体的生活，用学术分类话语将普通生活学术化。
这种做法当然有其益，但其弊也是明显的，即几条线将混沌勾勒清晰了，却仅是一个轮廓，细节难以看清楚。
更可怕的是，那些加进去的线条很可能与原有事件相左，构成了研究误识。
比如，研究者们往往关注个人记忆上升为集体记忆的机制，只注意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区分，却较少注意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其他关系，如相互构造的关系，或者相互勾连的关系。
（三）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共谋关系
我们可以从布迪厄的解放社会学那里得到启示：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可能是共谋的。
在布迪厄等看来，社会学的解放性和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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