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迟退休的争论看破解养老金难题2剖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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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延迟退休的争论看破解养老金难题2剖析

从延迟退休的争论看破解养老金难题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中国人在几千年前的《礼记·大同篇》中描绘的理想，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随着养老金管理问题不断凸现，延迟退休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话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今年的“两会”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

“延迟退休方案，希望今年制定，明年报经中央同意，向社会征求意见，应该是在后年正式推出具体方案，实施还得在很长时间以后。

”

伴随着官方消息的发布，社会上对延迟退休的争论越来越热。

赞同者认为，随着生活水平的进步，人们的寿命不断提高，所以延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同时，延迟退休有助于弥补养老基金亏空，缓解养老压力。

反对者认为，延迟退休对低收入者和重体力劳动者不公平，同时会增加就业压力，得不偿失，不宜推行。

那么，养老基金是否存在缺口，为什么会出现缺口，而延迟退休是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灵丹妙药呢？

从长远来看，养老基金收支平衡确实面临着巨大压力，但这是由历史遗留、经济社会发展、人口老龄化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据尹蔚民部长在记者会上介绍的情况来看，养老保险目前总体运行是平稳的。

2014年，全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总收入是2.33万亿元，总支出是1.98万亿元，当期的结余是3458亿元，累计的结余是3.06万亿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收支情况去年的总收入是2315亿元，总支出是1572亿元，当年的结余是743亿元，累计的结余是3843亿元。

所以，无论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还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都是收大于支，不仅确保了待遇的发放，而且还略有结余。

也就是说，从短期收支看，养老基金不存在缺口。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趋势，从长远看，养老保险基金未来收支平衡势必将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2014年，部分省区因国企转轨期遗留的养老保险领取问题，养老基金已出现的缺口。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历史遗留原因。

1997年，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开始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是，一些老年职工和其所在企业并未缴纳过养老保险，且自身无力承担庞大的补缴金额，于是实行“视同缴费”的政策，此后还有为数不少被纳入社保的单位，也以经营困难等名义缓缴、免缴养老保险，最终实际上都享受“视同缴费”政策。

虽然政策上“视同缴费”，但是，当时国家并未拿出财政资金来做实这些账户，而是挪用了大量参保者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来应对当前的支付，使得这些账户徒有虚名却无资金积累。

也就是说，国家在改革时并未支付或消化这部分转型成本，而是把此成本转嫁给了后来的参保者，使得一方面国人承担着在全世界范围来看都比较高的养老金率，一方面我们的养老基金却存在巨大支付压力。

二是现行机制原因。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政策起步较晚，各种制度机制还很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

首先就是饱受诟病的养老保险“双轨制”问题，现行体制下，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不用缴纳养老金，其养老直接由财政供给，这导致养老金征缴面没有覆盖到全体国民，既造成社会不公，也影响了养老金征收水平。

其次是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制度过于保守，养老保险基金是单位和个人缴纳的保命钱、养老钱，所以，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上，国家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政策，按照目前的规定，只能够买国债、存银行。

其好处是保障了基金的安全，但缺点是没有实现保值增值的最大化。

从前几年的情况来看，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低于CPI（物价指数），使其实际上处于一种贬值的状态。

第三是由于各地缴费水平和支付差异等问题，导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目前是省级统筹，尚未实现全国统筹，以2014年为例，虽然全国的总体数据是收支平衡的，但有3个省份当期收不抵支，动用了历史结余的基金，造成了养老基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

三是人口结构原因。

社会年龄结构是养老金缴纳与支付的重要变量，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影响巨大。

据测算，我们国家目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14.9%，到2020年将达到19.3%，到2050年将达到38.6%，而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是在下降。

与此相关联的，就是抚养比。

目前，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是3.04：

1，也就是3个人养1个人，到了2020年将下降到2.94：

1，到2050年将下降到1.3：

1。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老年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限也相应的增长，而且养老金待遇是刚性增长的。

所以，养老金的支出面临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养老金基金的收支平衡有很大压力。

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延长，延期退休是大势所趋，但面对我国的复杂国情，应当审慎实施。

我国的退休年龄和部分发达国家比起来算早的，男为60岁，女为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而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都为65岁，日本为男65岁，女60岁。

随着生活水平的进步，人们的寿命不断提高，所以延迟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而且在很多岗位上也需要有经验的老人继续发光发热。

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

社科院世界社会保障中心主任郑秉文的测算，从经济理性角度来考察，似乎为通过延迟退休解决养老金收支缺口、缓解劳动力不足、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命题找到了证据，也得到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认可。

但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考量，延迟退休是不是解决养老基金的“灵丹妙药”，还值得商榷。

面对经济增速放缓、产业机构调整的新常态，面对人口基数庞大、社会矛盾多发的复杂国情，面对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依然不高的现状，延迟退休可能会导致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亟需引起公共政策决策者、制定者的重视。

首先，延迟退休会影响部分群众利益，造成社会不公。

在延迟退休问题上，党政官员、一线工人、知识分子、女性等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人们利益迥异，观点歧异，强行推行必致一些人群的利益受到危害，因此严重撕裂社会。

一般来说，延迟退休，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比较好接受，但是一线的蓝领工人等重体力劳动者就比较难接受，而我国目前的白领阶层、中产阶级还很少，蓝领工人占到60%甚至70%，更关键的问题是，1997年国家实行社保改革，等于是国家与广大参保者签订了一份长期契约。

当时的退休年龄这个既定的政策，成为契约的重要框架，是国家和职工彼此接受和认可的制度背景和对话前提。

当年积极参加养老保险的年轻职工，有些已经接近退休，这时候，国家却说，养老金存在缺口，按照现行的退休年龄退休，将没有足够的养老金领取，必须继续缴纳养老金，推迟领取养老金，推迟退休。

这等于是构成了国家违约。

此外，大量国企改革后的下岗工人，因种种原因，很难再就业，就盼着能够到法定退休年龄可以拿养老金，政策一旦调整，他们无疑将会遭到巨大的打击。

其次，延迟退休会引发严峻的就业压力。

过大的人口基数造成了每年上千万的就业人口，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以上”的目标，但在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今年的就业形势将更加复杂，也将更为严峻。

所以说，我国的劳动力就业总量压力仍然非常巨大，而如果延迟退休年龄，无疑会给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而且其最终有可能形成一个负面结果：

加剧官员腐败、阻挡年轻人的晋进之路、影响中国的改革进程。

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我国家庭中普遍有老人照顾婴幼儿的传统，60岁左右的人，离开工作岗位，大多帮助年轻人照顾家庭和婴幼儿，节省家庭支出，使年轻人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同样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种方式。

第三，延迟退休不符合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现状。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4.8岁，其中男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2.38岁。

如果我国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男性平均才能领到7年退休金。

出现不少“有命交社保，没命领社保”的现象，这与发达国家领取15-20年养老金时间差距太大，显然不是广大参保人所愿意看到的，也是我们人民政府部门不愿看到的。

要解决养老基金收支平衡问题，不能只盯着延迟劳动者的退休年龄，而要综合施策、长短结合、多管齐下，确保养老保险政策可持续发展。

面对复杂的养老基金问题成因，任何单独措施都不可能扭转这种危局。

只有把经济理性和人文关怀结合起来，把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结合起来，从长期、中期和当前多个角度出发，多管齐下，组合出牌，方能破解难题。

一是从长远看，要进一步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当前，在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妇女文化水平提高，就业率提高，养育孩子的成本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国人的生育意愿已经大为下降，去年放开单独二孩政策后，申请人数大大低于政府预料的数字，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实行严格的计生政策，只能导致未来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劳动力供给越来越少，赡养率越来越高。

由于人口调整的迟滞性和既有生育意愿的强大惯性，人口政策的效果只能在二三十年后才能够逐步显现。

所以，要想在2050年达到1.3比1的赡养比之前改变这一局面，应立即调整现行计生政策，放开全面二胎、三胎，通过生育率回升缓解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逐步形成良性的合理的人口结构和赡养比例。

二是从持久看，要进一步提高养老基金财政统筹力度。

在中央提出财政要向民生倾斜的新常态下，养老金缺口如何解决成为一大民生问题。

目前我国各个地区的缴费费率高低不一，各个地区的缴费基数口径也存在差异，导致有的省份结余越来越多，有的省份却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缺口越来越大，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财政补贴也是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多方面的筹措养老保险基金，除了企业、个人缴费以外，还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保障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基数。

三是从当前看，一方面要把该收的收上来，该补的补进去。

据统计，截止2014年底，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的人数已经达到了8.4亿，但扣除在校的学生和学龄前儿童外，符合参保条件的人数大约是在10亿多一点。

就是说，现在还有近2亿的人没有纳入到养老保险的制度范围内，这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征缴面，让更多的人参保缴费，真正实现“全民参保”，从而进一步提高养老保险征收额度。

今年1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将近4000万人要新加入缴纳养老保险的队伍，这无疑是有利于增加养老保险收入，降低赡养比例。

另一方面，把该补的补进去，就是国家财政要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

个人养老账户是否做实，关系到每一个参保者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养老基金整体的安全性，更关系到一个政府的政治信誉。

因此，国家应当以主动担当的精神，拿出一定的资金，将1997年社保制度改革时“视同缴费”的窟窿填平补齐。

只要国家及时归还社保欠账，充实社保基金，按照现有的缴费水平，不仅不会出现支付危机，缴费还会大大结余。

在国家财政履行历史的偿债责任同时，还应该承担对养老基金的补贴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以及政府补贴等组成”，但是养老保险缴费只规定了企业和个人的缴纳比例，国家应占比例则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外。

作为全国人民共同拥有的国有资产，国家财政是全国人民创造积累的，它属于全体人民，划拨一部分用于补贴养老基金的缺口，是理所当然的。

四是从现实看，必须加快养老基金的投资运营步伐。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和监督，推进基金市场化、多元化投资运营。

”“唤醒”这部分沉睡的资金，让这3万亿多的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通过资本运作“跑”起来，比如从事证券投资和实业投资，“跑赢CPI”，实现保值增值最大化，缓解收支平衡压力。

而不只是为了资金安全，存在银行收取微薄的利息。

当然，金融市场风险和收益并存，如何有效地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投资运营和高收益，在国家层面完全可以做到高收益、高安全。

就目前，可以从这几方面进行。

1、入股和控股效益好的大型央企。

由于央企的垄断性和政策性支持，如各大国有银行、中石油、电力、电信、移动等，每年的利润在上千亿元，并且还以较高的速度增值。

如果拿出几千亿入股效益好的国企，每年的分红及利润收益在千亿元以上；这几千亿红利的税收，国家可以从政策层面给予减免，确保社保基金增值收益最大化。

当然，在投资企业选择上，要加强考察甄别，从符合国家政策扶持的战略新兴产业中，从企业的竞争力、投资回报能力等方面选择最具投资潜力、最具可持续性发展的央企，力求降低投资风险系数。

2、以社保基金为基础，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向，可以考虑成立类似国家政策性金融及保险公司等国有垄断型、政策性企业，充分吸收有投资养老需求的社会和民间闲置资金入股分红，每年可实现利润百亿元左右，实现高收益、高回报。

3、在世界范围内招募优秀基金管理人才，将几十亿甚至数百亿的养老基金投入股市，成立股票配资基金，规定配资种类、配资股票的要求等，对有融资需求的客户严格审查后进行配资，以收取交易佣金，可以做到稳赚不赔，提高收益。

4、入股前景广阔、效益好的民营企业。

建立混合所有制，民企不仅可入股国企，国企也可入股民企，如阿里巴巴、腾讯、小米、华为，这不仅可以解决民营企业资金短缺问题，还可以实现高收益，真正实现合作共赢。

5、根据国家中长远期规划，提前布局，投入战略性产业。

让养老这个话题不再沉重，改革还在路上！

经过不懈的探索和努力，我们相信老有所养的“中国梦”一定会更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