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的路径转换与东北工业基地的兴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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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的路径转换与东北工业基地的兴衰
中国工业化的路径转换与东北工业基地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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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国
《中国现代史》200908
[摘要]中共在全国执政后领导的中国工业化经历了三次道路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与东北工业基地利害攸关。
第一次道路选择是从1949年至1978年，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这一时期，东北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以出机器、出经验、出人才，来大力支援全国的工业建设。
第二次道路选择是从1978年到1997年改革开放的前20年，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改革开放为特征的外延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这一时期，东北作为工业基地，成为改革大业成本的承担者。
第三次道路选择是从1997年至今，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学发展观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东北将作为高精度加工产业基地，重振工业基地的雄风。
[关键词]中共；东北；工业；建设
[作者简介]石建国，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北京100872）。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09．3．26—33
纵观中共在全国执政后领导中国工业化的探索和实践历程，迄今为止共有三次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第一次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
这一时期，为了早日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国家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东北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被中共寄予厚望。
在苏联的援助下，东北建成了重化工业基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1978年到1997年，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国家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采取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经济全面推进的外延型增长的工业化道路。
这一时期，由于国企改革滞后、东北基础工业比重偏大、承担国家指令性计划工业产品偏多等因素影响，东北工业基地日趋衰落，成为改革开放大业成本的承担者。
1997年开始，随着国内短缺经济局面的宣告结束，买方市场逐步形成。
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促使中国政府审时度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开始走上内涵增长型的、以提高效益和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一时期，东北将建立以高加工度、技术密集为特征的装备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国新型工业化的持续与快速推进提供物质装备和技术支持，重振东北工业基地的雄风。
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
20世纪50年代，中共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
该经济发展战略，以赶超为目标，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人手。
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
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他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经过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的大力建设，安排在东北地区的56项苏联援建重点工程项目陆续施工，同时限额以上项目和地方建设项目的多项配套工程也开始施工建设，到1957年东北已基本建成特色鲜明的重化工业基地。
例如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为核心的长春汽车城，以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为中心的机械加工城，还有鞍山钢都，沈阳飞机城，哈尔滨的机电企业群等等，东北地区的工业在全国举足轻重。
在此期间，不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科技人才的调动，国家都给东北地区予以大力支持。
按照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的设想，到1960年前后，东北工业基地建成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东北地区不再是建设的重点地区。
这是为了改善生产力布局，同时考虑备战的需要，国家投资重点开始向内地转移。
中央的指导思想是东北地区在第二个五年内，应该很好地注意发展农业，工业方面除了适当补足“缺门”，扩建若干项建设快、收效快的工业，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更有力地支援全国和适当发展本区的西北部以外，不宜再进行更多的建设，而应该大力帮助其他地区，主要是西北和华中两地区的建设⑴。
按照这样的思想轨迹，中央把东北经济建设的方针归纳为：
充分发挥潜力，大力支援关内，适当发展自己⑵。
随着三线建设战略的出台与实施，东北的投资逐步减少。
虽然后来不乏个别年份和东北个别省份的投资力度的加大，如20世纪60年代对大庆油田的开发，但总体上来讲，相对于“一五”时期，东北投资所占比重是逐步下降的。
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一五”计划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前，在近乎封闭的条件下，东北工业的发展始终以政府为唯一的决策者和实施者。
在这种经济体制下，东北工业的发展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工业超高速发展
在当时革命与战争的世界主题下，世界日益裂变成两大对立的阵营，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共识。
东北作为中共花大力气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同时作为工业赶超战略的排头兵，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国家偏斜性投资的建设下，东北地区的工业飞速发展。
调整时期以后，尽管东北地区总投资增加幅度减少，在全国投资所占比重逐步减小，但发展势头仍很迅速。
（二）重化工业偏斜性发展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五”以及“二五”时期，东北基本上是以苏联援建的56项重点工程为核心，同时加上限额以上项目，再辅之以地方工业的配套项目，建成了冶金、煤炭、木材、化工、电力、机械制造、军工等企业群，后来又陆续建成了石油、电子等产业。
据当时的统计，鞍钢当时的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的一半，木材、石油产量和外调量位居全国首位。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东北基本建成了重化工业城市群。
像哈尔滨、长春这样典型的消费型的城市，经过仅15年的建设，其工业建设的发展，远远超过了解放前半个世纪的发展总量，完成了向现代工业城市的转变。
再加上传统的工业城市，如齐齐哈尔、抚顺、阜新、沈阳、鞍山、大连等也都实现了工业规模的迅速扩大，重化工业企业进行了改、扩建，整个面貌发生了变化。
到60年代以后，大庆石油、辽河油田的相继开发和投产，使得东北成为典型的以基础工业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基地。
重化工业的单兵突进，使得东北自新中国成立后产业结构畸重畸轻的局面一直没有能够得以显著改善。
东北工业不仅不能反哺农业，而且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化。
在工农业总产值中，辽宁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2年的72．8％上升到1978年的88．1％，其中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2．1％上升到64．6％⑶。
黑龙江、吉林的工业发展趋势同辽宁基本一样，只不过黑、吉两省工业与辽宁相比起点较低，所以重化工业迅猛发展的趋势就更为明显。
如黑龙江省，工业所占工农业产值比重，由1952年的52．2％上升为1978年的77．7％，重工业所占工农业生产总值比重由1952年的31．3％上升为1978年的55．2％，增长幅度达76％以上⑷。
重工业发展速度由此可见一斑。
（三）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
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
内涵式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该种模式稳妥、持久，但发展速度比较慢，而且企业进行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尚需大量的资金和时间。
在当时中国资金缺乏、时不我待的国内国际背景下，东北工业同全国其他地区的工业一样，采取的是快速外延发展模式。
由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也缺乏进行技术革新与改造的激励机制和积极性，尽管当时号召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但在外延式经济发展模式主导下，东北的工业始终未能实现总体技术与设备的改造升级。
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辽宁一些较大厂矿的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只达到70％，劳动生产率低，原料、燃料和电力消耗高。
其工业生产的增长。
近60％是靠增人而增加的。
⑸
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外延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东北之所以能够保持长达30年之久，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生产资料能够实现内部循环，从而形成经济景气。
如东北工业支柱之一的煤炭工业其扩展促进电力工业，电力工业促进冶金工业的膨胀，而冶金工业又为机械制造提供了原料，从而使得生产资料内部加速自我循环，短时期内的确促进了重化工业的迅速膨胀。
但是，一旦生产资料的某个环节发生了变动或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从而产生资源约束型的经济波动。
“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和“文革”初期煤炭生产的不正常都对东北工业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四）从备战出发。
大力发展军工企业和改善生产力布局
在计划经济时期，东北有过两次国防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大发展时期。
一次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这场战争极大地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次是三线建设时期，中央令各地都要建设自己的三线地区，同时加强国防工业，准备打仗。
在抗美援朝初期，东北地区的“南厂北迁”初步改变了东北的工业布局，随后“一五”计划完成后，东北工业布局则大为改善，黑龙江的煤炭、橡胶、钢铁、机电、木材、军工等工业迅速发展，吉林的化工、汽车、电力工业也快速嵋起，并成为行业的领头羊。
与此同时，东安机械厂、122厂（伟建机器厂）、沈阳飞机制造公司、沈阳黎明发动机制造公司、大连造船厂、渤海造船厂等属于156项苏联援建的重点国防项目陆续开工，再加上常规军工企业的配套建设，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已建成强大的国防工业基地。
纵观这一时期东北工业发展历程，在国家赶超战略的指引下，东北地区工业尤其重工业发展较快，但此间的问题与矛盾也逐步累积叠加，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关系得以固化。
“一五”和“二五”时期，东北城市劳动力非常缺乏，但城乡人口比例变化却非常缓慢，特别是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国家大幅度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
二、全面铺开、外延增长型的工业化路径选择与东北工业基地的衰落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段时期，中国的工业化路径发生了转换。
这段时期，经济成分由单一走向多元，经济手段由计划走向市场，经济环境由封闭走向开放。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农、轻、重全面发展；各种经济成分全面搞活；城市和农村齐头并进；“内向型”和“外向型”同时展开。
这种全面铺开的发展方式是该时期中国经济外延式发展最为显著的特征。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本是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但由于当时国内国际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影响。
东北地区在这次工业化路径的转换中落后了，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形势下，逐步陷入衰落的困境。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开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探索，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
应该说，这些措施还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
但由于当时改革配套措施难以协调。
在社会承受力和国家财力都很有限的情况下，国企改革基本上还是在“放权让利”、调动企业积极性上做文章，基本没有触动所有制的问题，直到1994年，国家完全取消指令性计划以后，东北地区的工业改革才真正开始。
这一时期，国家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从地区上来讲是向东南沿海转移；从所有制结构上是计划经济体制外经济的迅速增长。
这一时期东北工业增长乏力，后劲不足，出现了在全国经济中位次逐渐后移的趋势。
具体表现特征如下：
（一）指令性计划承担时间过长、任务过重
1984年10月4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决定从1985年开始，对国家统一分配调拨的煤炭、原油及各种油品、钢材、有色金属、木材、水泥、发电量、基本化工原料、化肥、重要机电设备、化纤、新闻纸、卷烟以及军工产品等重要产品实行指令性计划，其他工业产品实行指导价格，逐步放开。
东北作为重化工业基地，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很大。
上述统配产品，除去个别种类外，基本上都是东北地区的支柱产业，正是因为如此，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工业品价格逐步放开的情况下，东北仍继续承担国家的计划价格，以确保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
虽然国家统配工业品种类逐步减少，但直到1994年，统配价格才完全取消。
当时的情况是：
东北各省工业产品实行统配价格的比重很大，基本都在产量的一半以上，最高的甚至达90％以上。
如黑龙江省作为国家主要木材生产基地，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和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所属的各林业局生产的木材统由国家调拨。
1985年，黑龙江省的木材流通仍然实行“统配材”和“非统配材”双轨制。
但“统配材”仍占全省木材流通量的70％⑹。
“六五”时期，该省原煤净调出7501万吨，木材净调出4383万立方米，原油净调出21907万吨。
分别占产量的40．5％、57．7％、82．7％⑺。
除调出煤、木、油等初级产品外，还调出大量的机械设备，装备了全国电站、矿山、钢铁联合企业以及多个行业。
其中，三大动力厂生产的成套电站设备，调出量占产量的76％。
铁路货车全部调出。
金属切削机床调出量占80％以上，铝材、优质钢材、轮胎外胎调出量都占产量的80％以上，电表、工业用轴承、量具刃具、电碳制品等调出量占产量的90％以上。
黑龙江省每年加工原油689万吨，年产汽、煤、柴油327万吨以上，1985年净调出l05．4万吨，占产量的32．2％。
⑻
1981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不断上涨，每吨原油涨到244美元（折合人民币903元），比1975年增长5．3倍，平均每年递增35．8％。
大庆原油仅为国际原油价格的11％⑼。
1985年大庆生产原油5528万吨，占当年全国原油产量的一半⑽。
而当时统配的数量是5000万吨，大庆石油只有528万吨能实行国家指导价格。
这一年，大庆油田平均每吨原油生产成本增加到40．98元，其中新开发的油井区因开采难度大，物质消耗多，每吨原油生产成本高达135元，而每吨原油的出厂价格仍为100元。
⑾
煤炭行业也是如此。
1985年，辽宁统配煤矿煤炭出厂价格长焰煤为15．70一27．30元，无烟煤为16．80一27．70元。
1984年，辽宁地方煤矿出厂的价格为：
长焰煤最高可达40一50元，无烟煤最高可达30一50元⑿。
这意味着实行统配价格将会失去近一半的收入。
（二）体制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制定政策的同时，没有能够有效兼顾地方的利益，特别是像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地区。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微观的经济制度。
如黑龙江省林业1949年至1985年，共完成国家统配木材供货4．66亿立方米。
当时国家规定的先货后款和垫付运费制度，给林业企业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到1985年，用户拖欠全省林业企业的货款累计达10亿元之多，其中一部分已成为呆账，全省林业连年承付数千万元的巨额利息，蒙受巨大损失。
⒀
20世纪80年代，东北工业出现了结构性衰退和老化现象，但正当东北需要设备更新、产品开发，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时，国家实行投资制度改革。
实行“拨改贷”，在企业冗员较多、债务繁重、企业办社会难堪重负时，国家实行这样的政策对东北工业的发展无异于雪上加霜。
二是宏观层面的制度。
1985年，辽宁省沈阳、大连两市实行计划单列管理的体制。
沈阳财政上缴比例为63．1％，留成比例为36．9％。
大连上缴比例为65．86％，留成比例为34．14％。
其中二者上缴省为25％⒁。
当时的黑龙江省，整个省区被划分为森工系统、农垦系统和本省地方经济系统，同时哈尔滨市被列为计划单列市，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
同时各省还有中央各部委直属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都不在当地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
这种“三国四方”的客观现实，使东北各省难以统筹，其制定的发展战略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所以只能错失改革的大好机遇，也难以从根本上遏制工业基地衰落的势头。
（三）工业基础落后
东北地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多数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建和改、扩建的，长期以来只重视要企业多产出，上规模，忽视企业技术水平提高，设备的更新改造，企业内部也缺乏激励技术进步的机制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在“七五”期间，东北虽然开始加大了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老化所带来的严重问题。
但由于技术改造多属于“抢救式”，“填平补齐”式的改造，没有实现整体的脱胎换骨，虽然局部有些改善，但整体而言仍然是数量扩张式的改造。
据20世纪90年代末对吉林全省1．31万个工业企业主要工业设备的普查，在已安装的使用的设备中，20世纪90年代出厂的占39．91％，20世纪80年代出厂的占41．74％，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厂的占18．35％。
⒂
由于东北国有大中型企业比较集中，企业长期背着沉重的包袱，承担着国家较高的指令性计划的生产任务，而企业的技术改造欠账太多，产品老化、工艺老化、设备老化问题愈来愈突出，致使多数企业产品结构、技术、设备、工艺水平在90年代以后颓势凸现地区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
（四）国內经济环境的影响
1980年实行的财政“分灶吃饭”和1994年推行的以划分税种为基础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的同时，也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
由于利益之争，各地出现了“诸侯经济”，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地对市场的封锁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
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重化工业在技术水平、产品结构等方面，早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就已经颓势初显，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内外同类产品对东北的冲击尤为强烈。
例如东北的优势产业机械工业在80年代面临困境，大量的产品如机床、重型机械等造成积压，资金短缺和体制缺陷使东北重工业的发展举步维艰。
但到了1997年，国家开始发展高加工度工业的时候，东北的重化工业却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调整时期。
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短缺和“持币待购”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动力。
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其产品在卖方市场下几乎沒有竞争压力。
由于东北地区轻工业品供给能力较差，东南沿海的轻工业得开放风气之先，其轻工业品源源不断销往关外，逐渐占领了东北市场。
由于国家于1994年才真正取消了指令性工业品价格。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东北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20世纪9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
而此时，东南沿海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其产品已呈现出规模优势，全国性的市场业已分割完毕，东北轻工业失去了发展的先机。
从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实践来看，沿海地区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得风气之先，利用引进的资金、技术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大大加快了加工工业的发展速度，而作为工业原材料、能源、装备制造业的主要产地的东北地区，成为改革大业成本的承担者，再加上以往存在的经济结构性失调、体制陈旧、观念滞后和中央政府的政策约束等问题，继续受到“滞后性抑制”，使得自改革开放后至亚洲金融危机前，东北工业处于不断衰落的时期。
三、新型工业化的路径选择与东北工业基地的振兴
1997年以后为第三阶段，为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和形成阶段。
在这一时期，国内和国际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成为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出的现实根源和东北振兴战略的出台背景。
第一，国内市场从1997年开始，结束了自建国以来就始终存在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从而使低水平和重复建设的外延型经济扩张失去了需求的支持。
在国内告别“短缺时代”、转变为“买方市场”，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予以警示。
同时，国际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中国也在为加入WTO做艰苦的努力，这些都迫使中国政府重新思考和审视工业化的道路
选择。
第二，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已初步实现，国民经济总量达到很高的水平。
在此基础上要使我国经济再翻两番，按照过去20年的增长方式，资源、环境都将难以承受，外延型工业化的模式必须改弦更张。
第三，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
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小康水平的实现，中国已经走上富裕之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就促使企业必须走规模型、效益型发展道路。
从经济实际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而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品又需要大量进口的问题，必须靠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来解决。
由于大部分传统产业都基本达到了市场饱和，增长速度下降，经济效益不高，因此只有加速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才能提高经济效益，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同时，在全面开放的格局下，世界信息产业发展迅速和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竞争压力迫使企业走内涵型发展道路，也迫使我国经济实行产业结构升级，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四，中国改革与发展新阶段的需要。
经过近20年的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经济增量大为增加，但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作为存量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举步维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绕不过去的槛儿，被提上“九五”计划的日程表。
东北地区作为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自然是改革的重点地区。
同时，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初步进入重化工业化的新阶段，即高加工度化时期⒃。
这一时期的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工业，也是技术密集型工业，更是一种规模经济，是一国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需的。
中国不能永远在国际分工中承担劳动密集度高、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类型产品的生产，必须加速发展高加工度和高新技术产业，否则就无法摆脱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不断扩大。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央政府经过调查与研究，决定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东北工业被重新赋予新的历史使命。
既然是改革，就必然意味着对原有的生产关系作重新的布局与调整，就必然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因此，东北作为实行计划经济时间最早、范围最广、影响最深、退出最晚的地区，其改革的难度自然也最大。
对于东北的振兴，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转变观念是东北振兴的前提
东北长时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导致非公有制经济和第三产业不发达，社会上对于富余人员的吸纳能力十分有限，而实行“企业办社会”的模式，则更加迟滞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在当时“广就业、低工资”的历史环境下，东北城市居民就业和流动的单一性，再加上没有经过商品经济风雨的洗礼，相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东北人的观念显得保守。
这一历史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之一就是单位观念的惯性延续。
单位观念、“大锅饭”思想，使得散漫风气浓厚，竞争观念不强，等、靠、要的心理惰性有着很大的市场。
在受计划经济观念影响深远的东北地区倡导竞争意识，培养市场经济观念，将是一个非常痛苦但是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
（二）体制创新是东北振兴的关键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体制创新，而体制创新的核心，则是所有制结构调整。
由此实现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竞争与发展。
2003年，辽宁省规模以上民营企业产值占全省民营经济总量不到15％。
吉林省民营企业实现的增加值、营业收入、上缴税金及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大约占南方发达省份的10％一20％之间。
黑龙江省民营企业户数在全国排第15位⒄。
东北目前的现状是苦于国有企业的绝对优势，更苦于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发达。
体制创新也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换。
就政府本身而言，由于历史的原因，东北相对于沿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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