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汇化研究综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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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汇化研究综述

汉语词汇化研究综述

    零、引言    随着Givón（1971）提出的“今天的词法即昨天的句法”观念的不断深入，词汇化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外语言研究者关注的热点。

近年来，词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总结词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成就和经验，有助于推动汉语词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拟选取和汉语词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四个方面进行归纳、比较和综合整理。

    一、词汇化本质与相关问题    　词汇化的界定    Kurylowicz（1965）首先提出有一种跟语法化相反的演变过程叫做“词汇化”（lexicalization），即派生形式语法化为屈折形式，然后又词汇化为派生形式。

吴福祥（2003）解释Kurylowicz所说的“词汇化”实际上是指虚化程度较高的成分变为虚化程度较低的成分。

    如同其他语言学术语，国内外学者因研究理念和视角的差异，至今对“词汇化”本质的理解尚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主要是在语言演变领域讨论词汇化现象。

胡壮麟（2003）论及“语法化的单向性和脱语法化关系”时指出，在国外，“词汇化”一词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而被冠以不同的术语，除了“词汇化”（lexicalization），还有诸如“脱语法化”（degrarmmaticalization）、“再语法化”（regrammaticalization）、“功能变异”（exaptation）等。

以英语为例，如-etic和-emic，原来是phonetics（语音学）和phonemics（音位学）的后缀，现在都成为词汇词，其意义分别是“非位学”和“位学／素学”，学者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词汇化”（lexicalization）。

    Brinton&Traugott（2005）以构式体现出来的“词汇性”或“语法性”特征来区分“词汇化”和“语法化”。

词汇化和语法化都是渐进的，讲话者在某些特定语境中使用某种形义兼备的句法构式或词汇构型，且其形义特征不能完全从构式成分和构型模式派生或推断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构式或构型内部成分进一步丧失并可能变得更具词汇性，这样的变化称之为词汇化。

而语法化与之不同的是：

讲话者在某些特定语境中使用具有某种语法功能的构式的某些部分，随着时间推移，由此产生的新语法项通过获得更多的语法功能和扩展其主导类别而变得更具语法性。

（尉万传2007）作者在著作中把词汇化研究看成是相关理论的构建。

    国内对“词汇化”本质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徐时仪（1998）是国内较早涉及词汇化研究的，他提出词组演变为词实际上是词汇语法化的过程，并分析了造成动宾词组结构功能虚化的因素。

此后，王建伟、苗兴伟（2001）、董秀芳（2002a,2004）、王灿龙（2005）等对此作了进一步探讨。

王建伟、苗兴伟（2001）认为，词汇化是有些词语表达（lexicalexpression）失去其透明度（transparency），而演化成不能从字面意思推测出其真正意义的词组。

将词汇化视为“词语表达”演化成“词组”，我们认为这一说法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值得商榷。

董秀芳（2002a,2004）提出词汇化是从句法到词法的转化现象，并从词汇化和词法的关系着眼概括了词汇化的若干基本特点。

王灿龙（2005）指出词汇化就是一种句法单位成词的凝固化。

    吴福祥（2003）谈到语法化的单向性问题时论及，现今多数语言学家所说的词汇化指的是一个非词汇的语言成分（如音系成分、语义项、句法成分、形态成分以及语用成分）演变为词汇成分的过程，而狭义的词汇化只指语法成分（形态标记、虚词以及结构式）演变为实义词的过程。

事实上，国内学者的词汇化研究大多是在广义词汇化的范畴内进行的。

沈家煊（2004a,2004b）将词汇化这个术语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进行剖析，共时层面上主要指“用词来表达某个概念”，在历时上，“词汇化”包含两种意思：

一是指词缀变为词，与“实词虚化”或“语法化”相对而言；另一种意思是指词的组连（指两个或多个词连接在一起的序列）变为词的演变，这种意义上的“词汇化”非常普遍，而且往往和“语法化”重合在一起，因此这样的演变同时也是“语法化”或“主观化”。

    综合以上各家观点，可以发现在语言演变研究领域关于词汇化本质的认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词汇化是一种语言演变的动态过程；

（2）从共时的层面分析，词汇化是语言演变的产物；（3）将共时研究和历时溯源相结合，互相补充，互为印证，词汇化既是过程又是结果；（4）词汇化是普通语言学理论构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词汇化的本质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是短语、句法结构或跨层结构等非词单位在历时发展中由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理据性逐渐减弱而凝固融合成词的过程，词汇化的结果在共时层面上主要表现为词这一语言形式，但不排斥惯用语、成语等其他词汇化语言单位。

    词汇化的类型    因考察角度的不同，研究者对于词汇化类型的认识也体现出一定的差异。

从动态角度看，董秀芳（2002b）从双音词的来源提出汉语词汇化过程主要包括如下三种类型：

（1）从短语降格而来，这是双音词最主要的来源；

（2）从由语法性成分参与形成的句法结构中衍生出来；（3）从本来不在同一个句法层次上的跨层结构中脱胎出来，成词数量占双音词总数比例很小。

李健雪（2005）将词汇化视为一种脱语法化的过程。

狭义脱语法化指的是从“词→附着语素→后缀蜕化为后缀→附着语素→词”的过程，词汇化后仍带有明显的语法化标记；广义脱语法化指的是整个句法结构凝固成词汇的过程，常与整体语言结构的语用性质有关。

因此，词汇化演变与脱语法化关系密切，由脱语法化的性质衍生出语法标记词汇化和语用结构词汇化。

    从静态角度看，杨亦呜、余光武（2003）认为，语言中词的词汇化程度是不同的，Packard（2000）根据词的成分是否保持其语义和语法信息的明晰性将词分为“弱词汇化”词和“强词汇化”词，指出词汇化之所以是汉语里的一个重要概念，不仅因为它是汉语构造新词的一个特别来源，还因为它可以解释词与其成分间关系的变化本质和词的内部信息在总体上对于语法的可用性。

语言中的词与其成分间关系的紧密程度，根据其词汇化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据此Packard区分了五种词汇化范畴：

（1）常规词汇化（conventionallexicalization），

（2）隐喻词汇化（metaphoricallexicalization），（3）弱语义词汇化（asemanticlexicalization），（4）弱语法词汇化（agrammaticallexicalization），（5）完全词汇化（completelexicalization）。

    二、词汇化与语法化的关系    　词汇化和语法化互为逆向    国外有些学者认为词汇化与语法化是相反的或者彼此镜像（mirror-image）化的过程，词汇化就是解构语法化，或解构语法化的一部分。

Ramat（1992,2001）认为，词汇化就是伴有非形态化的解构语法化。

（尉万传2007）    语法化包括词汇化    江蓝生（2000）、王建伟、苗兴伟（2001）、刘丹青（2005）都把词汇化作为语法化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

董秀芳（2003）指出：

从定义上看语法化和词汇化好像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过程，前者指语法范畴与语法形式形成的过程，而后者是指词汇单位形成的过程，但发展到语法化的很深阶段，这两个过程是可以接轨的。

    总体而言，我们赞成语言的演变是双向的，既有语法化，又有词汇化，二者互有包含，互相补充，都要受到语言演变基本规律和条件的制约。

语法化为语言提供功能性的标记成分等，使语法系统日益完善；词汇化为语言提供新词，使词汇系统不断丰富，而且词汇化过程中常常伴随着语法化。

词汇化和语法化的研究应该纳入到整个语言演变的框架内进行，既要识别它们各自的特点，也要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语言演变规律。

（王灿龙2005）    词汇化和语法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常被提起。

李宗江（2004）通过考察汉语中“件”、“只”、“个”等相关量词的实义化探讨作为语法化逆过程的词汇化发生的条件，并认为语法化的规律基本是单向的。

董秀芳（2007）在考察“谁知道”和“别说”这两个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和功能的基础上指出词汇化和语法化密切相关，这种关联表现在词汇化和语法化既可以有一致的演变结果，比如话语标记“别说”是词汇化的产物，而开启一个新话题的话语标记“好”是语法化的产物；（陆恩2006）二者还可以相继作用于同一语言形式，比如“谁知道”先发生了词汇化又发生了语法化。

李金满、王同顺（2008）通过考察北京话中“X们儿”一类词的演化历程，提出只有分清语法化和词汇化的区别以及二者在不同语言中的个性表现差异，才能更好地观察它们是如何发生联系，形成接口的。

一方面，词汇化和语法化存在不少相似之处，体现出渐进、单向性的发展特点；另一方面，二者的简化方式、适用角度不同。

两种语言演变模式并非彼此的逆反过程，而是垂直相交的。

    尽管学者们已经注意到词汇化和语法化联系紧密，但与语法化研究的系统性深入性相比，词汇化的研究探索还显得远远不够。

Traugott（2005）曾指出，“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语法化和词汇化之间的关系”，这似乎应该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与关注。

    三、词汇化的动因与条件    词汇化是语言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

李晋霞、刘云（2003）分析了由双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名词构成的词组如何缩略成词的问题，重点考察了制约定中“

”词汇化的六种因素：

语义核心、构词法、模式构词、歧义、组配显义和使用频率，认为词汇化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是综合的结果。

学界将制约词汇化的主要原因和条件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语言接触、语用动因、心理认知动因以及语言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

    　语言接触    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最常见的现象是语言成分的借用和仿造。

如“西学东渐”时期，汉语中大量的双音词是受外来语的影响而产生的。

    　语用动因    词汇化的语用动因，主要指语用推理和语境义的吸收。

交际双方，听话人依赖语境或上下文，运用推理，从说话人有限的话语中推导出没有说出而实际要表达的隐含义。

如果一种话语形式经常传递某种隐含义，这种隐含义就会逐渐“固化”沉淀而成为固有的意义，后起的意义甚至可能取代原有的意义。

（沈家煊1998）    　心理认知动因    表层相邻的两个成分在长期反复使用过程中，由于在线性序列上相连，人们会在意识中慢慢模糊其间的清晰度，正如索绪尔在讨论粘合现象产生的心理机制时所指出的：

“当一个复合的概念用一串极其惯用的带有意义的单位表达的时候，人们的心理就会像抄小路一样对它不作分析，直接把概念整个附在那组符号上面，使它变成一个单纯的单位。

”。

（高名凯译2008）董秀芳（2002b）强调句法单位变为复合词的过程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个由心理组块造成的重新分析过程。

句位相邻的两个成分由于某种原因经常同现，语言使用者就有可能把它们“组块”加以整体处理、重新分析，使得二者之间原有的距离削弱乃至消失，最终导致双音词从旧有的句法构造中脱胎而出。

    　语言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    主要表现为语音条件、语义变化、表层结构三个方面，“韵律”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

随着汉语语言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汉语韵律句法研究也受到学界的关注。

冯胜利（1996,1997,2000）提出“汉语韵律词”的概念，主张韵律必须视为语言中相互作用的诸多层面里的一个独立的层面。

    双音节是汉语复合词的标准形式，韵律决定着汉语复合词的构造，音步是语流中最基本的韵律单元，具有一种“固化作用”，处在一个稳定的音步中的两个成分必然会被音步紧紧地“桎梏”起来，趋向“词化”。

吴为善（2005）在讨论双音化、语法化以及韵律词的关系时提出，双音化的“融合”主要体现在构词层面，或者准确地说，双音化“融合”的终极结果是双音节单位的“词化”（lexicalization）。

    就语义变化来说，董秀芳（2002b）曾提出，双音词的衍生语义上要进行一定的改造，形式和意义的关系由直接变为迂曲，理据性逐渐模糊，通常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语义弱化或脱落；

（2）发生隐喻引申或者是转喻引申；（3）由转类而引起语义的变化。

就表层形式而言，原有的两个分立成分通常在表层结构中彼此相邻，顺序相连，如果经常高频共现的话，就有固化成词的可能性。

    四、汉语词汇化研究进展    近年来，随着“大词库、小句法”研究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语法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词汇化研究也成为关注的热点，罗思明、徐海、王文斌（2007）从宏观上对当代词汇化研究的基本概貌作了综合考察。

就汉语词汇化研究的实际情况而言，其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视角的拓展    汉语词汇化研究除了本体探讨，追溯非词成分如何不断凝固、融合成词的过程以外，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1）修辞现象与词汇化研究相结合。

这方面讨论较早的有周洪波（1994）和吴晓峰（1998）等。

周文认为尽管修辞现象与词汇现象是语言中两个不同的侧面，但修辞现象与词汇现象密切相关，在一定条件下，修辞现象中以辞格构成的词语能够逐渐脱离语境的制约，转化为词汇现象，从而成为新词语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

文章提出对处于修辞现象和词汇现象中间状态的词语进行分化需要把握这样两个条件：

一是离开了特定的语言环境，意思是否比较稳定；二.是能否跟别的词语组合，具有一定的能产性。

其中，第一条标准最为基本，第二条为词汇化的形式标志，起辅助作用。

吴文将修辞现象词汇化分为“有定修辞构词”和“无定修辞构词”，并从历时和共时的层面初步考察了修辞现象词汇化过程，讨论修辞现象词汇化的意义。

苏东华（2006）从语音修辞、词语修辞、辞格修辞三个方面对修辞现象词汇化进行类别划分，分析修辞现象转化为词汇现象所必须经历的“偶用—多用—固化—词化”四个发展阶段，最后指出修辞现象词汇化给词汇系统及词义系统所带来的影响。

相关的研究还有赵红梅（2002）、刘大为（2004）等。

刘文被认为是“研究修辞现象词汇化问题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周荐2006）作者首先把比喻分为活比喻和死比喻两类，死比喻由活比喻发展而来，并认为这一发展过程就是比喻词汇化的过程，死比喻即词汇化的比喻。

在考察死比喻的特征基础上提出双层结构语义模式的假设，然后分四个阶段即词语化阶段、有标记使用阶段、标记脱落阶段以及语义泛化阶段来论证这一结构模式的形成，也就是比喻词汇化的最终完成过程。

（2）词典编纂释义与词汇化研究相结合。

徐时仪（2004）从词典释义的角度探讨双音节词的词汇化问题，指出语文词典特别是大型语文词典，在收入解释由自由词组凝固而成的同形复合词时应从语言发展变化的角度，尽可能客观地反映其古今演变的线索，揭示其词汇化进程，反映汉语词汇演变的特点。

李小军（2008）对“而已”、“从而”、“因而”、“否则”、“由于”、“终于”六个词汇化实例加以讨论，说明它们成词的途径、时间及显性标志，在此基础上选取四部较有代表性的词典（《辞源》、《古代汉语虚词词典》（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它们的收词、释义情况进行分析，提出词典编纂的理想状态是在词汇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每一个词的演变过程进行描绘，标示出其各个阶段的发展状况。

    （3）方言词考察与词汇化研究相结合。

魏红（2008）以明清时期山东方言为背景的文献《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为依据，探讨明清时期山东方言里方言词的词汇化问题。

殷晓杰（2008）考察了明清山东方言中表时间的副词“再来”（义为“以后”）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分析其未进入通语的主要原因。

    　主要研究成果    

（1）研究论著：

董秀芳（2002b）注重借鉴当代西方语言学理论来说明汉语事实，采用宏观与微观、共时与历时、描写与解释相结合的方法，对汉语不同类型的词汇化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初步建立了汉语词汇双音化发生和发展机制研究的理论框架，提出了一个汉语词汇双音化过程的理论模式”（朱庆之序），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养。

在此基础上，董秀芳（2004）结合《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词表》，围绕词库与词法的相互关联，进一步探讨了汉语词法和词库中尚未深入研究的有关问题，其中对相关词汇化现象从历时的角度进行了专章研究，指出“经常发生词汇化的结构模式有可能转化为词法模式”。

除此之外，雷东平（2008）从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角度厘清近代汉语常用虚词演变的线索，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双音虚词的演变动因和规律进行了讨论，具有启发意义。

另外，丁喜霞（2004）以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为研究对象，深入细致地考察了不同类型并列双音词的成词途径和演变特点，揭示并列双音词的成词机制和规律。

（2）研究论文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是专书专类的汉语词汇化现象研究。

刘晓然（2007）以东汉时期道教元典《太平经》中高频复现的双音词和双音短语为考察对象，对作为这些双音词历史来源的双音短语和《太平经》中既有双音短语的词汇化流变进行历时考探，评估双音短语词汇化在汉语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说明双音短语词汇化中某些尚未引起重视的动因、机制和规律。

除此之外，钱韵、余戈（2003），王丹（2004），彭伶楠（2006），安华林（2007），吴凯风（2007），苏向丽（2008）等针对特定类型词语的词汇化作了较为全面的描写分析和说明。

另一类主要包括典型个案的演化过程考察，此类论文占了目前汉语词汇化研究的很大比例。

如江蓝生（2004），肖奚强、王灿龙（2006），徐时仪（2006），李宗江（2006），张谊生（2007），李小军、唐小薇（2007），盛银花（2007），刘红妮（2008），刘利（2008），陈昌来、朱峰（2009），陈昌来、占云芬（2009），潘国英、齐沪扬（2009），李广瑜（2010），陈昌来、张长永（2010）等一系列论文对“的话、之所以、一味、回头、极其、因而、从而、还有、以免、然而、除了、多少、也好、恨不得、由来”等词的词汇化过程和动因、机制进行了详细讨论和分析，这其中又以研究双音虚词的居多。

另外，杨成虎、么孝颖（2007）从历时和英汉比较的角度探溯虚词词汇化的来源、总结虚词词汇化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虚词词汇化和实词词汇化作了进一步比较。

毫无疑问，上述研究材料丰富，描写细致，资料考证翔实，廓清了汉语专书专类词语和相关个案词语的演化发展线索，为进一步深入汉语词汇化研究夯实了基础。

    五、结语    综观词汇化研究历史，我们发现，汉语词汇化研究主要是从本体出发，考察语言演变的历时轨迹和共时表现，集中探讨词汇化的本质、类型、动因和机制。

这些研究尽管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但共同的特点都是结合汉语实际情况，在充分观察语言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发掘和描写，力图发现蕴涵其中的规律和原则。

但正所谓“学术山峰无极顶”，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我们也发现汉语词汇化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一方面词汇化研究体现出不平衡性的特点，大多数集中于个案的研究，考察虚词的多，研究实词的少，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有待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词汇化理论的探讨不够深入，对现象的描写较多，对演变规律的探求较少，对成因的解释不够全面，关于“解释”，蒋少愚（2001）认为“解释”应该包括三个方面：

寻找各种语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揭示语言发展的机制、探求语言发展的规律。

描写是语言研究的基础，当今语言学发展从对语言现象的全面描写转向更重视对语言规律的探索，如何把研究的重点从表层现象的描写分析转移到揭示隐藏于现象背后的反映人类语言发展普遍规律的深层机制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并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