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家思想研究.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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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史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第七讲明清（鸦片战争前）的教育一、明清（鸦片战争前）的文教政策明清（鸦片战争前）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

这个时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为之服务的文教政策则表现出高度的成熟和浓厚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色彩。

（一）尊孔崇儒，推崇理学。

明清两代都尊孔崇儒，推崇程朱理学。

明太祖朱元璋对孔子后裔孔克坚说“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宪万世的好法度。

”其实三纲五常并非孔子创造，但由此可见统治者尊孔正是为了维持封建专制。

清朝是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为了统御数十倍于己的汉人，他们在尽力维护本民族传统的同时，注重学习中原文化，政治上沿袭明朝制度，对儒学也采取尊崇的态度。

（二）网罗士人，禁锢思想明朝建立以后，很重视人才的选拔。

明太祖洪武六年（1373年）诏书中说：

“贤才，国之宝也”。

他经常访求贤才，所设的荐举科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儒士、孝廉、秀才等等，多方招纳士人，“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

清朝统治者更是要笼络汉族士大夫，从入关起，科举就从未停止过。

统治者一方面加强笼络士人，另一方面也加强思想禁锢，实行文化专制。

明清的八股文取士，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从内容到格式都是高度标准化的。

明代国子学和地方官学都制定了严密的学规，对师生的言行严加管制，学校兼有刑罚惩治的功能。

明清统治者多次大兴文字狱。

文字狱明太祖朱元璋曾因孟子书中的民本思想和对君主不恭的言论，而要罢黜孟子，因儒臣拼死谏劝而作罢，但令人编修孟子节文，将原书中不利于君主专制的言辞统统删去。

对儒家“亚圣”尚且如此，一般儒者就更不用说了。

“体乾法坤，藻饰太平。

”“光天之下”、“天生圣人”“望拜青门”：

“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

”如康熙二年（1663年）的庄廷珑明史案。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

雍正六年（1729年）的吕留良文选案等，都是大肆滥杀，株连抄没，极其惨酷。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何曾不照人”。

“清风不识字”徐骏案。

“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

统治者就是要营造这种恐怖氛围来震慑知识分子，使其臣服于君主专制的淫威，不敢有任何不轨的思想。

二、明清的科举制度科举到了明清时期，地位空前提高，还规定科举考生必须由学校出身，这意味着不成为官学的生员（俗称“秀才”），就没有资格参加科举。

科举考试制度也相当健全化。

这时的科举常科只有进士一科，每三年举行一次。

考试为三级：

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每逢农历子、卯、午、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考场称为贡院，乡试由各省提学使（学政）主持。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于乡试的第二年春季在京师贡院举行。

考中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期在会试一个月以后，取中的贡士参加，一般只考一场对策。

殿试一般没有淘汰，只是通过考试把应试者（即贡士）排出名次。

分为三甲（即三等）：

一甲只有三名，由皇帝确定，赐“进士及第”，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二甲占三分之一左右，赐“进士出身”；三甲占三分之二左右，赐“同进士出身”。

不过所有取中者都通称进士。

三、八股文取士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项，源于宋代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所采用的经义。

八股文亦称时文，都是俗称，它的正式称谓是制义或制艺，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的文字，是阐述命题义理的作文，又简称四书（五经）义或文。

八股文的协作宗旨是“代圣贤立言”，即必须以圣人的口气训释，而不得以作者的身份去发挥。

因此作者必须“依经按传”，用“古人语气”。

八股文有极其严格的文体要求，文章从破题、承题、起讲、入手，正文部分分为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两两对偶，构成八股，最后以大结为全文的结束语。

八股文是封建时代科举考试内容发展到顶点的产物，它既能考察士人的儒家经学理论造诣，又能考察其思维能力和文笔水平，它的标准化程度也完全适应考试和客观评定等次的操作需要，这是八股文能够占据科举考场600多年主导地位的原因所在。

但是，八股文内容和形式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到如此极端，加上它又是关系到士人前途命运的考试作文，也就完全死板僵化了，特别是不准谈个人的思想观点，成为束缚士人思想的专制工具，也考察不出真才实学来。

四、明清的官学和书院

（一）中央官学明太祖建都南京，建国学于鸡鸣山下。

明成祖迁都北京，同时保留南京为陪都。

将已改为北平府学的故元大都国子监又改成北京国子监，南京国子监依然存在，于是明朝国子监有南北两监之分。

清代京师国子监沿袭明代北京国子监，校舍规制更加严整。

原明南京国子监到清代改为江宁府学。

乾隆五十年（1785年）建成宏大的辟雍，成为国子监的主建筑。

明国子监隶属于礼部，清代成为朝廷独立设置的机构。

国子监长官为祭酒，副长官为司业，在彝伦堂办公。

教学管理机构为“五厅”：

绳愆厅、博士厅、典籍厅、典簿厅和掌馔厅。

分别设有监丞、博士、典籍、典簿和掌馔等职。

“六堂”为学生编制所在和学习场所，指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和广业六堂，有初、中、高三级。

除了国子监之外，明代还有专为皇族后裔子弟而设的宗学和学习军事技能的武学。

清代则有为拥有特权的基干统治队伍八旗子弟设立的各类学校。

如八旗官学，由满、蒙、汉各旗各设学馆教授子弟，归国子监管辖。

还有圆明园护军营、火器营、健卫营以及各地驻防旗营所设立的学校。

宗人府管辖的宗学和觉罗学，对象是皇室后裔和其他觉罗氏后裔。

内务府管辖的咸安宫官学、景山官学，对象是皇城禁卫军的内三旗子弟。

八旗学校重点是学满文与骑射，是为了维护八旗子弟的固有传统，同时也兼习汉文和经史之学，以增强他们的文化素养。

（二）地方官学明清从京城到各地的府、州、县均有学校。

乡村还有社学、义学。

明清地方官学，由中央任命各省提学官（清叫学政或学院）负责领导。

明清府学设教授，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各1人，作为正教官，副教官则统称训导。

明清时只有府、州、县学生员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就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地位，学校的入学考试“童试”，由应试考生都称“童生”而得名。

地方官学的学习内容，不外乎四书、五经及理学著作，以及朝廷规定学习的推进教化的读物。

八股文训练自然是主要内容。

统治者对地方官学生员也是严加管制的。

明太祖向全国各地学校颁布禁例十二条，刻在卧碑上。

（三）明清的书院明代最著名的书院是位于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

原为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场所。

明正德年间，乡人邵宝继承杨时讲学之志，重建书院，谓之“东林”，王阳明为之作序。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被明政府革职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等复建东林书院，扩大规模，聚徒讲学，并订立东林会约。

书院以追求“为圣为贤”的“实学”为务，常议论朝政得失，抨击权贵，揭露腐朽。

后遭魏忠贤迫害。

清代，黄宗羲讲学于海昌、姚江等书院，北有颜元主讲于直隶漳南书院，西有李顒主讲于陕西关中书院。

嘉庆、道光年间著名学者阮元创办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东学海堂，就是当时训诂考据学研究与教学的重点场所清末，江苏南菁书院也颇有名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五、蒙学和蒙养教材

（一）蒙学的办学。

蒙养教育，即儿童初级阶段的教育。

在中国古代，蒙养教育主要是由家庭教育来承担，而私学则为那些没有能力或没有精力进行家庭教育的人家提供蒙养教育的机会。

宋代的蒙学已相当发达，乃至影响到少数民族统治的辽、金、元。

到明清时期，蒙学已遍布城乡，教育水平也有进一步提高。

民间举办的蒙学可统称为私塾。

私塾的办学一般有三种形式：

一是由富裕人家聘请教师前来设立的家馆，专教自家子弟及亲友子弟。

二是由一村一族集资建立的村学或族学，延请教师教其子弟。

三是塾师在自己家里，或借祠堂、庙宇，或租借他人房屋设馆，招收附近学童就读，这一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塾，在蒙学教育中最具有代表性。

（二）蒙学的教学早期蒙学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识字、写字、读书、作对和习文等几个阶段。

识字。

这是文化学习的基础，也是儿童入学后首先开始学习的内容。

写字。

又称习字，古代使用毛笔写字，讲究书法，基本功必须从蒙学练起。

读书。

识字到一定数量后，就教育读书。

作对。

即学作对子（对联）。

古代文体大都注重对仗，诗赋自然不用说了，散文也是要追求工整的，至于八股文，各股更是要求两两相对仗。

习文。

即练习作文。

在广泛涉猎经史之作、诸子百家、历代诗文的基础上，练习作诗写文章。

（三）蒙学教材以识字为主的教材。

流行最广泛的就是“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

伦理道德教材。

流传较广的有南宋朱熹的小学，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编的小儿语、续小儿语。

弟子规。

综合知识类教材。

李翰的蒙求、龙文鞭影，史韵，幼学琼林。

诗歌类教材。

以千家诗、神童诗为代表。

六、王守仁的教育思想王守仁（1472-1528年），本名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

因为他曾在阳明洞读书、讲学，自称为阳明子，后世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

承袭陆九渊的“心学”，后人将他们的思想合称陆王心学，成为理学中的重要派别，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

代表作为王文成公全书（也称阳明全书）。

其中反映其教育思想的主要是传习录

（一）“致良知”的教育目的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为基础的。

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靠心的认识而存在。

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在心中。

所以他不承认有客观存在的“理”，认为“心即理”。

而心的本体就是“良知”。

良知是道德生成的根本及为人的本质所在，良知就是天理。

王阳明不同意朱熹“格物穷理”的主张，认为认识“理”，从本质上说，不是外求的过程，而是体验“吾心之良知”。

如果“理”只是外在的道德认识，而不进入自己的内心，造就社会虚伪。

教育就是要除掉物欲、邪念，也就是做为善去恶的工夫，从而恢复本心，这就是致良知。

他指出：

圣人之学，惟是致良知而已。

（二）论教育教学原则立志。

王阳明认为：

“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学者，立志之事也。

”只有立定志向，方能勤学不倦；而立定志向后，也必然会勤学不倦。

自得。

王认为，自得包含三层含义：

一是自我得之，而不是靠别人包办。

二是自觉地有所得，而不是迫于外部压力不得不学。

三是得之于己，即最终要把学到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就是致良知的结果。

知行合一。

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作为致良知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原则。

其含义，一是指知和行密切相连，不可分割。

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二是指知和行并进，缺一不可。

如不重知，仅重行，就会冥行妄作，缺乏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如只重知不重行，就会悬空去思索，没有实效。

（三）儿童教育论王阳明“心学”的教育思想，特别体现在关于儿童教育的见解和主张上，因为儿童阶段人欲尚少，良知容易体认，所以儿童教育更应搞好。

王阳明对当时束缚儿童、摧残儿童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他认为当时的儿童教育，只注重读书考试，对儿童一味要求约束而不知正面引导，期望其聪明却不知用善法来培养。

甚至用种种惩罚手段，对儿童就像囚犯一样，这样儿童也必然将学校看作是监狱，将师长看作是仇敌，靠说谎来掩饰其顽皮，靠逃学来满足其游玩的意愿，结果是教育的失败。

有鉴于儿童教育中的严重问题，王阳明提出教育应适应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

王守仁强调一定要注意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保护儿童的学习积极性。

注意顺应儿童的性情，激发儿童的兴趣，以诱导、启发，来代替“督”、“责”等传统手段。

1、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

王阳明多次强调要“随人分限所及”，所谓分限，是指儿童的认识水平和限度。

他说：

“人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

”，“初无一定之方”。

2、教学活动的多样化。

针对儿童好动、注意力难以持久的特点，王阳明主张教学应该力求生动、多样化。

要发挥诗、书、礼等各门课程多方面的教育作用。

七、王夫之的教育思想明末清初，一批儒家士大夫认真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在不同程度上，都将程朱理学空谈心性义理视为导致国运衰败的重要原因。

明中叶后阳明学兴盛，促进了思想解放。

明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陆续来华，带来了早期的西方科学文化，使中国学者开阔了眼界。

于是，明末清初出现了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其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理学进行深刻的批判，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在哲学思想上具有唯物主义特色，在政治思想上表现出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倾向，在教育思想上也有许多别开生面的进步观点。

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

后期隐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曲兰），故后人称他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的思想受张载（王廷相）的影响较大，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并与当时的实学思想家们遥相呼应，互相补充，形成系统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他的哲学思想是我国古典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峰。

对明清以后许多教育家都有巨大影响。

王夫之著述总计400多卷，800多万字。

现存船山遗书有72种，258卷，遍及经、史、子、集各部，也是古代最高产的学者。

（一）论性与习他主张：

“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

人性就是”习“的过程中”日生日成“的。

可见，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生来就善或恶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人的知识、才能和道德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从而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二）论学与思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主张学而知之。

并且主张在教学过程中，要学思结合。

致知之途有二：

曰学曰思，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他指出：

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而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

学的优点是不恃己之聪明，即不怀成见和自以为是；缺点是惟先觉而是效，即盲从而缺乏独立思考。

思则正好相反，所以学和思可以相互促进，博学是思远的基础，而思遇到困难，就会更加勤学。

（三）论理与欲王夫之反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标。

他认为“理”与“欲”是统一的，“天理”就在“人欲”之中。

靠革尽“人欲”来求得“天理”是荒谬的，人欲完全没有了，也就不是活生生的人了，哪还有什么天理？

王夫之认为“理与欲皆自然而非人为”，即人欲是人类生存的自然要求，是保证人类生存的合理要求，禁欲是违反人性的。

理在欲中并非说欲即是理，纵欲也是不对的。

王夫之主张既不是禁欲，也不是纵欲，而是节欲和导欲。

（四）论知与行他主张行先知后，知行并进，相互为用。

他说：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

”就是说，行的过程中可以获得知，离开行，就无以知。

反对知行合一，主张行先于知。

基于这一认识，王夫之强调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着重力行实践，即“教必著行”。

（五）论教与学王夫之谈教学原则注意同时对教学双方提出相关的要求，这是王夫之教学思想最有特色的地方。

他又指出:

“夫学以学夫教，而学必非教；教以教人学，而教必非学。

”阐明了教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不等于教，而教也不能替代学。

这是相当具有辩证法的。

王夫之说：

“善教者必有善学者，而后其教之益大。

教者但能示以所进之善，而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

”他指出了教学过程归根结蒂是教为了学，教师主要起指引的作用，进德修业的工夫，则靠学生“自悟”。

同时，他也要求教师须是“善教者”。

只有教学活动使学生感兴趣，觉得有收益，从而“本心乐为”，才能自勉。

“苟非本心之乐为，强之而不能以终日。

故学者在先定其情，而教者导之以顺”。

教师必须顺应学生的情感和兴趣，加以引导，使之乐学，而不能一味地强迫学生勤勉刻苦。

王夫之强调：

欲明人者先自明。

这也是将教与学紧密结合的体现。

八、颜元的教育思想颜元（1635-1704年）字浑然，又字易直，河北博野人。

因室名“习斋”，学者称他为习斋先生。

在在批判理学，提倡实学方面，他的态度最为激进。

崇尚“习行”，把“思古斋”改为“习斋”，订“习斋教条”二十则，其中提出要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经世治国的政务。

颜元的著作，最主要的是四存编，其中存学编是他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创办诂经精舍与学海堂。

（一）关于教育的作用颜元认为，要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必须兴办学校，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他说：

“有人才则有政事，有政事则有太平。

”“人才为政事之本，而学校尤为人才之本也。

”所以，颜元特别反对八股取士。

大力提倡“实学”、“实行”，培养“经世”之才。

关于教育对人的作用，颜元认为主要在于预防和去掉引蔽习染。

他说：

使天下相习于善，而预远其引蔽习染。

（二）“实学”的教育内容颜指出：

“读书愈多愈愚，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空言虚文的教育一是败坏人才，从而危害国家；二是败坏风俗，从而危害民众，可谓祸国殃民。

他把董仲舒提出、朱熹列为“处事之要”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看作是士风不务实的根源。

因此他将其中的两个“不”字改成两个“以”字，成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

颜元主张教育要“以经世为宗”，培养“实德实才之士”。

在教育内容上，颜元提倡以“六艺”为中心的“三事”、“六府”、“三物”教育内容。

“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说；“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说；“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艺。

“六德”为智、仁、圣、义、中、和；“六行”为孝、友、睦、姻、任、恤；“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

这三事、六府、三物，就是颜元所谓的“实学”。

同时，颜元基于他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还提出教育要兵农合一、文武兼备，教文即以教武，治农即以治兵。

颜元把参加劳动也视为教育的一项重要活动。

他认为常劳动则筋骨飒，气脉舒，久之则魂魄强，这样，学习时就可以振飒精神，使心常灵活。

（三）“习行”的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注重“习行”，从而和传统的“主静”与“闭门读书”的教育方法相对立。

颜元发展“格物致知”的命题，认为“物”就是客观实际存在的具体事物。

“格物”就是亲自去接触事物，亲手“实做其事”，从而获得知识。

基于上述这种认识，颜元强调在教学中，必须注重习行，即亲自去观察，亲身去实践，去实做其事，以获得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