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效率影响因素及提升途径的理论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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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效率影响因素及提升途径的理论研究

市场效率影响因素及提升途径的理论研究

　　[摘要]市场效率受多种因素影响。

本文从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不完全信息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行为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详尽地考察了市场效率问题，认为市场效率的高低是资源配置方式、信息、制度、经济人行为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信息的显示和传递、激励机制的设计、制度的创新、有限理性的矫正都是提升市场效率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市场效率；资源配置方式；信息；制度；经济人行为

　　市场效率是指完全竞争状态下所达到的帕累托最优效率。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完全竞争状态是不存在的，经济主体和市场运行机制受到资源配置方式、信息、制度、有限理性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帕累托最优效率的实现不具有现实性。

现实经济活动中对市场效率的改进，实现的是帕累托次优。

按照市场效率的不同影响因素，市场效率实际上是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市场信息效率、市场制度效率和市场行为效率的总和。

单一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完全信息、制度的限制、有限理性对市场效率都有弱化作用，存在帕累托改进。

因此，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信息的显示和传递、激励机制的设计、制度的创新、有限理性的矫正都是帕累托改进的重要方式。

　　一、资源配置方式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资源配置的优化会提高市场效率，而资源配置的优化在于配置方式的综合运用。

资源配置的方式有两种：

市场和计划。

市场通过价格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计划通过对市场信息的获取，制定出各种措施调节资源配置，改进市场效率。

　　1.资源配置的自由主义原则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

以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主张建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强调价格机制——“看不见的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市场效率。

斯密认为，每个“经济人”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下，通过完全的市场竞争，使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最大化，从而实现一种向着有效率和均衡发展的自然趋势扩展。

边际学派以严密的数学推论论证了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带来更大效益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

基数效用论认为这一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应遵循等边原理。

序数效用论则运用无差异曲线工具，提出了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化”的效率标准。

马克思认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具有优化资源在各部门分配的比例、推动科技进步、提高市场效率的功能。

因此，市场效率的提高是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产权清晰为基础的，但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在现实经济中是难以找到的，因而帕累托最优的市场效率必然受到弱化。

通过政府的干预，改进市场配置资源效率。

1933年张伯伦（H.Chamberlin）和罗宾逊（J.Robinson）夫人提出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表明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市场效率低于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市场效率。

凯恩斯（J.M.Keynes，1936）在大危机背景下，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市场低效率，提出了“需求管理”的思想，即通过国家计划对市场资源配置进行调控。

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再到当代“政府规制”的思想，都表明了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对市场效率的改进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计划配置资源方式改进市场效率的思想源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公共产品等所导致的“市场失灵”。

因此，这种改进市场效率的方式是在价格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基础上形成的。

市场和计划的耦合、互补及其改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并不是万能的，政府干预对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也并不总是有效的。

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基础，政府干预对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是建立在价格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基础上的。

同时，由于受到不完全信息等因素的影响，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的计划者通过计划手段矫正“市场失灵”的作用有时会达不到应有的程度，而且由于制度安排不当等原因，还会出现诸如“寻租”等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出现并没有抹杀政府（计划）在改进市场效率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市场资源效率的改进在于：

一方面要以资源的市场配置方式为基础，把资源配置的市场和计划两种方式结合进来，消除分野，促进耦合和互补；另一方面从信息的显示与传递、制度的合理安排、有限理性的矫正等方面着手，把“市场失灵”降到最低限度，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市场效率。

　　二、不完全信息与市场信息效率

　　传统经济学假设市场信息是完全的，但实践表明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披露和传递并不符合这一假设。

1961年斯蒂格勒（G.Stigler）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题为“信息经济学”的论文，开始对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进行研究。

从“有效市场”（Bachelier，1900）理论的提出，到“有效市场假说”（E.Fama，1965）的形成，再到不完全信息和非对称信息研究的深入，表明了信息与市场效率息息相关。

　　1.不完全信息对市场信息效率的弱化及改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信息对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过程是：

通过价格机制，将市场信息综合成价格信号传递给经济主体，经济主体根据价格信号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进行调整，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同时，作为经济干预的主体——政府，也是通过市场信息的掌握和分析，制定出适时的正确的调整政策。

不完全信息使价格机制的真实信息表现得不充分，限制了经济主体的理性，使经济主体的行为偏离资源的优化配置。

并且，不完全信息会使政府干预的决策过程受到限制，作出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决策，从而弱化市场效率。

因此，改进因不完全信息而弱化了的市场效率，关键在于完全信息的生产和收集。

针对这一情况，斯蒂格勒提出信息的生产和收集是有成本的。

罗思查尔德（M.Rothschild，1974）提出了信息收集模型，论证了“最优截止价格规则”（Optimal-StoppingRule），从而说明了完全信息的获取是需要花费成本的，而且花费一定成本以获取完全信息对于经济人来说不一定是最优选择。

当经济人因完全信息成本而放弃获取完全信息时，经济人要么放弃交易，要么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进行非恰当的交易，这两种情况都会降低市场效率。

斯蒂格勒通过提出广告在传播信息中的作用、萨特斯维奇（M.Satterthwait，1979）通过提出“口头交流”信息传播模型、戴蒙德（P.Diamond，1987）通过提出“价格指南”模型，说明了消除这种导致市场低效根源的方式。

非对称信息对市场信息效率的弱化及改进。

非对称信息会产生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Risk）。

艾克洛夫（G.Akerlof，1970）通过对旧车市场的分析，提出了非对称信息会导致逆向选择（AdverseSelection）问题，即差的商品会将好的商品逐出市场。

罗斯查尔德和斯蒂格里兹（M.RothschildandJ.Stiglitz，1976）提出了保险市场也存在逆向选择，从而使高风险消费者将低风险消费者逐出保险市场。

因此，逆向选择总是使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作出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他人的选择。

阿罗（K.Arrow，1963）则通过对保险市场的分析，提出了非对称信息导致的败德行为（MoralHazard），从而保险公司遭受损失，妨碍保险费的有效配置。

因此，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所导致的市场均衡，是一种无效的市场均衡。

为了解决非对称信息问题以提高市场效率，斯彭思（A.M.Spence，1973）提出了“信号传递”（Singnalling）理论，威尔逊（R.Wilson，1969）和罗斯（S.Ross，1973）提出了合同设计问题。

通过信号的传递和最优合同的设计，消除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三、制度安排与市场制度效率

　　制度是影响房地产市场效率的又一因素。

从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来看，旧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与市场效率的关联性论述是粗线条的、比较初级的，新制度经济学则深入地研究了制度对提升市场效率的作用。

　　1.产权的设置与市场效率。

科斯（R.Coase）从交易成本和产权的角度分析了市场效率。

在《企业的性质》中他认为，企业和市场具有替代关系，企业代替市场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并以交易费用为基础来划定企业边界，说明了企业这一制度的存在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市场效率。

在《论社会成本问题》中他又全面分析了产权明晰化在市场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为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并把交易成本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联系起来，强调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条件下，只要产权明晰化，不论产权归谁，私有制的市场机制总会找到最有效率的办法，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即“科斯定理Ⅰ”。

当交易费用不为零（而为正时），产权的初始界定和分配将影响最终的资源配置效率，即“科斯定理Ⅱ”，并认为在既定的所有权格局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界定从而转让权利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说明可以通过明晰产权界定和产权的调整来提高市场效率。

　　德姆塞茨（H.Demsetz，）继科斯之后对产权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产权的明晰可以使外部性问题内部化，这一过程就是产权的调整过程，但这一调整过程的最终实施在于产权交易双方对交易行为的经济利益比较。

当外部性问题内在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明晰的产权对市场交换更有效率；当外部性问题内在化的收益小于其成本时，模糊的产权界定比清晰的产权界定对市场更具效率。

德姆塞茨还研究了公共产权对市场效率的作用，认为政府对公共产权制度的合理设计和维护是提高市场效率的主要途径。

交易费用与市场效率。

威廉姆森（O.E.Williamson，1975，1985）沿袭科斯的思想，提出了产业组织理论、交易费用学说，并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了市场的效率，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系统运行的费用，把交易费用分为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提出交易费用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产权制度规定不严格，并认为企业纵向一体化可以代替市场降低因合约缔结和履行成本而抬升的交易费用，可以降低制度调整成本，节约信息交换成本，防范道德风险，从而提高市场效率。

　　张五常认为，科斯关于企业替代市场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的观点，即要素交易的合约代替产品交易的合约，并认为两种不同合约安排的选择，就在于其合约运作费用的高低。

交易成本就是制度成本，要运用交易成本进行制度选择。

很显然，当制度成本和选择制度的成本很低时，交易成本一定很低，此时市场一定是有效率的。

制度变迁与市场效率。

诺思（DouglasC.North）则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认为制度是调节人类行为的规则，是一种收入的过滤器和调节器，是一种约束机制，并包含着激励机制，制度变迁能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很显然，制度和制度变迁对市场效率具有提升作用。

但是，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主体是活动家和个人。

因此，与市场效率相关的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变迁主体和国家从其利益出发的偏好，这必然使制度变迁从而市场效率的提高打上深深的价值评判的烙印。

　　四、有限理性与市场行为效率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已经把人类的行为纳入了视野，经济人的行为对市场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

自亚当·斯密以来，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将经济人视为理性的，没有考虑到经济人所面临的变化着的环境和出于各自不同偏好的动机而表现出来的非理性特征。

理查德·泰勒和森德希尔·穆拉伊特丹（RichardThalerandSendhilMullainathan，2000）对传统经济学中人类行为的标准模式进行了修正，认为受环境的复杂多变性、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不同动机的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并不都是也不常是理性的。

很显然，非理性的行为必然导致市场的低效。

这一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在预期理论、金融理论、不确定性和风险决策理论中都得到了较为详细的揭示。

　　1.预期理论与市场效率。

预期理论解释了生活中许多背离理性选择的现象（KahamanandTversky，1979）。

适应性预期认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将根据自己过去在作出预期时所犯的错误来修正他们在以后每一时期的预期（加甘，1956），由于这一性质的预期只依据过去的信息来预测将来的值，因此带有非理性的特征。

理性预期在本质上与有关经济理论的预测是一致的（JohnF.Muth，1961）。

人们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已充分了解以往价格变动的情况，进入市场以后，又将过去和现在的信息综合在一起，然后，根据这种综合的信息，对未来的价格变动作出预测（Lucas，1970′s）。

理性预期比适应性预期更加切合实际，理性预期把市场运行因经济主体非理性行为而出现的干扰因素降到最低限度。

因此，在理性预期条件下的市场运行更具效率。

不完全理性与市场效率。

行为金融学理论表明，人性是复杂的，人的“表象”思维、心理定势、环境影响使人的思维绕过了理性分析。

投资过程体现了人类行为的诸多选择偏好与认识偏差（KahamanandTversky）。

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并非完全是理性的（DeBondt，RichardThalerandRobertJ.Shiller，），如：

投资者抛出已获利润但股价仍上涨的股票，或继续守着股价下跌的股票都是非理性的表现，经济人非理性的行为带来的市场效率必然是低下的。

不确定性和风险决策理论把人们对风险的偏好分为“风险喜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立”，实际上这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感受。

“风险喜好”和“风险厌恶”对市场均衡都有冲击，市场效率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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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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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求知，黄佩燕.行为经济学——理论与应用[M].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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