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分析2产业结构演进与劳动力需求宏观特征与微观基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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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分析2产业结构演进与劳动力需求宏观特征与微观基础
需求分析
（2）
产业结构演进与劳动力需求
宏观特征与微观基础
第一节产业结构演进的就业效应
——总量的扩张
研究中国的产业结构演进的就业效应不妨从东亚奇迹说起。
东亚“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大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
这是“二战”后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被称为“东亚奇迹”，并引发了一系列理论阐释。
一些学者根据索洛（1956）和斯旺（1956）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卢卡斯（1988；1993）和Young（1991）等的内生增长理论，认定经济持久增长的原因只是全要素增长率的提高，并据此猜测在东亚经济中，尤其是在它们的制造业部门中，其生产率的增长在考察期内应该非常高（Young，1993）。
然而，一系列关于增长因素的核算却表明，导致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也不比同期世界其他国家更为出色（Young，1993；1994；2000）。
学者们称此现象为“东亚悖论”或“东亚之谜”，还有学者借此批评东亚经济是消耗型经济，不可能持久（克鲁格曼，1994）。
然而，东亚经济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持久的繁荣。
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发生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之中，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中的现象。
而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一元经济增长理论，其中劳动力的增长是由人口增长外生决定的，因此人均收入提高要么是人均资本上升的结果，要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结果。
这种理论框架不符合二元经济的特征。
在二元经济中，非农部门的劳动力增长主要不是由人口增长决定的，劳动力由传统农业向现代非农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是发展的核心现象（陈宗胜、黎得福，2004）。
我们以下的分析将从理论上证明一元经济体的人均产出的增长随人均资本的增长呈现先递增后递减的过程，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之中会出现一个拐点，快速发展时期在整个经济增长时期中是非常短暂的，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长短决定于待开发劳动力资源的多少及开发的速度。
对二元经济体而言，由于存在大量的待开发劳动力资源，如果经济发展战略能够朝着资本积累不断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方向发展，该经济体会维持一个相对较长的加速经济增长的过程。
一理论分析
这里采用刘霞辉（2003）所构建的中国经济增长方程。
设所考察的是一封闭的经济体，并且不计政府干预对增长的长期作用。
这时，该经济体的生产函数表示为：
Y（t）=F（K，L，t），式中变量的含义是认为劳动力因素不仅包括已经就业的劳动者，而且还包括待就业人员，所以它是一个经济体中全体符合劳动条件的劳动力资源，之所以这样考虑劳动力因素，是因为不发达经济体中有大量待开发的劳动力资源存在，而且它是未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该生产函数的重要变化是设定产量变化与时间变量直接相关，从而使增长呈动态化。
设
y（t）=f（k，t） （1-1）
依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人均产量在一段时间内的增加，表现为人均消费和投资量的增加，即
f（k，t）=ct+kt′ （1-2）
式中c为人均消费，而且，在一封闭经济体中可以认为人均消费和投资变动与人均产量呈正比，即
ct=af（k，t）， kt′=bf（k，t） （1-3）
式中a、b分别为消费和投资系数，且a+b=1。
我们先考察一个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过程的经济体。
经过一系列数学运算[1]，我们可以得到：
现在考虑扩大再生产的情况。
第一个要考虑的是投资因素，假定扩大再生产的投资与人均产出呈正比，表示为af；第二个因素是增长的阻力，这些阻力与投资相比自然直接作用要小，为此我们认为它与人均产出的二阶量呈正比，表示为ef2，e为阻力系数且是一个小于a的常量；第三个因素是创新，创新并不会直接影响增长，而是通过引致投资的变动来产生作用，它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增长的作用力不同，将其设定为与人均产量的三阶量呈正比，表示为gf3。
将上述三种因素代入（1-4）式的左边可得：
令：
f=f（ξ），ξ=k+ct。
经过一系列数学运算可以得到：
这就是我们的模型所得到的基本结果，式（1-6）是一逻辑函数，如图7-1所示。
图7-1人均资本产出路径
图7-1显示，从总体上看人均产出是不断增长的，但经济增长分为两个阶段，在人均资本存量处于较低水平的增长阶段，图形凸向原点，人均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当人均资本存量超过一定水平（如k0）之后，人均资本将遵循新古典增长的轨迹。
第一阶段适用于人均资本存量较少，且经济中有大量人力资本待开发的时期。
虽然每个劳动者的产出遵循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规律，但从一个经济体的总体来看，不断有潜在的劳动力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导致资本存量增加与产出同步增长，将这一结果平均到每个劳动者则得到人均产出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递增的结论。
这一点正好将经济发展和增长理论融为一体，并强调了在这一阶段资本增加和劳动力开发的重要性。
该结论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也解释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不一样。
当尚未利用的人力资源基本开发完后，则每个劳动者都遵从个人产出的增长速度随资本存量增加而降低的规律，人均产量增长也依这一趋势变化。
由此可见，一个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期在整个经济增长时期中必然是非常短暂的，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长短取决于待开发劳动力资源的多少及开发的速度，一般情况下，经济起飞前劳动力闲置越多，该经济体维持的加速经济增长过程会越长。
显然，上述经济增长理论非常适用于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路径。
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特征非常突出的国家，其经济增长路径在通向均衡的过程当中可以遵循两种方式。
一种是把现代部门中实际投资大于持平投资（break-eveninvestment）的那一部分资本，即sf（k）-（n+d+k）k部分，首先用于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维持人均资本保持不变的增长；在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之后，再不断提高人均资本存量，使经济逐渐走向均衡。
另一种是将sf（k）-（n+d+k）k用于装备现代部门已有的劳动力，使其人均资本不断上升，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出f′（k）也就不断下降，经济会迅速趋于均衡状态（见图7-2）。
图7-2平衡增长路径中的产量、投资和消费
二实证分析
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到底是遵循了哪种增长路径呢？
直观上看，图7-3显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并非如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使人均产量呈递减的趋势，而是将人均产量增长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978～1984年和1985～1992年，人均产出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分别呈递增的增长趋势，即图形凸向原点，1978～1984年的这种增长趋势较为陡峭而1985～1992年的这种增长趋势较为平缓。
这表明在该两阶段的经济增长中，随着人均资本的增加，人均产值也呈加速增长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
1993～2006年，人均产出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呈递减的趋势，遵循新古典经济增长路径。
违背资源禀赋的产业发展战略使产出的扩张相对减少了劳动力需求，其一方面直接导致了资本深化，资本的产出效率下降；另一方面抑制了消费需求，降低了投资的产出效率，使中国经济过快地进入新古典经济增长路径。
图7-3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1978～2006年）
三现实分析
1.资本深化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显然不难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征。
1978～1984年和1985～1992年，中国经济增长遵循了其资源禀赋特点，通过不断吸纳经济中潜在的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中，保持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而1993～2006年，经济增长违背了资源禀赋特点，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不是把现代部门中实际投资大于持平投资的那一部分资本用于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是将其用于装备现代部门已有的劳动力，从而导致现代部门的人均资本迅速上升，资本的边际产出迅速下降。
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显然还有继续保持加速增长的潜力，但事实是中国经济从1992年之后就过快地进入了新古典经济增长路径，这与中国经济出现动态无效的转折点不谋而合。
史永东、齐鹰飞（2002），袁志刚、何樟勇（2003）曾经对中国经济动态效率进行了探讨。
史永东和齐鹰飞认为中国经济动态无效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的。
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投资驱动特征。
这样一种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方式，必然伴随着资本深化，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迅速降低，直至低于经济增长率，从而使得经济发生动态无效。
袁志刚和何樟勇直接从世代交叠模型的分析指出在一个行为人对未来的预期越不稳定的社会中，越有可能增加第一期的储蓄，因而也就越有可能造成经济运行的动态无效的结论，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经济运行的动态无效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一时期各项制度改革（住房、医疗与社会保障的社会化）的推行有关；他们还从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分析得出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引起的资本边际报酬下降是造成我国这样一种成长型经济快步进入动态无效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增长中的资本投入没有与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保持同步从而导致了资本深化（见图7-4）和资本产出效率的不断下降。
图7-4（a）显示产出-资本比在1992年之后呈不断下降趋势。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
第一，资本的投入结构不合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使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而引起资本的边际报酬迅速下降；第二，企业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没能与资本积累保持同步，在缺乏创新条件下的剩余资本就只能进行重复投资，最终导致生产能力过剩，造成投资回报率下降；第三，制度因素所导致的企业创利能力低下。
因此，通过政策引导促使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具有现实的意义。
图7-4产出、资本与劳动的相对演变（1978～2005年）
2.消费抑制
不仅如此，劳动就业与作为经济增长三辆驱动马车之一的消费需求密切相关。
违背资源禀赋的产业发展战略使低收入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劳动力资产的就业机会大为减少，劳动工资被压低，消费需求被压抑，进一步降低了投资效率。
（1）消费方程的构建及检验。
国民收入的总需求方程由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最终消费（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和净出口组成：
Y=C+I+NX
其中Y、C、I、NX分别代表总产出、最终消费、投资、净出口。
参考Solow（1956）的方法，不妨假定总需求方程为C-D形式：
Y=A（C+NX）αI1-α 0＜α＜1 （1-7）
其紧凑形式为：
y=Acnxα
构建OLS估计方程：
lny=lnA+αlncnx+ε
其中
，
，lny和lncnx分别为其自然对数，A为常数，ε为扰动项。
由于ADF检验（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显示lny和lncnx均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可以对它们进行协整检验。
笔者采用1978～2006年的相应数据对上式进行了验证，回归结果非常显著，拟合度很高，残差序列e含常数项的ADF检验结果是：
t-统计量=-5.41，小于显著性水平1%的临界值-3.71，表明e为平稳序列，方程（1-7）的设定是合理的。
将上述对数方程还原成指数形式可得：
y=1.951cnx0.616
（2）消费演变路径的推导及实证。
为进一步观察产出-投资比率与最终消费变化之间的关系，假定消费的决定方程为：
C=C0＋bY，C0为自发消费需求，b为边际消费倾向。
假定净出口的决定方程为：
NX=NX0＋mY，NX0为自发净出口需求，m为边际净出口倾向。
ADF检验显示，1978～2006年以实际价表示的C、NX、Y均为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协整检验结果为：
b=0.515，m=0.006。
于是消费和净出口的变化可表示为：
ΔCNX=ΔC+ΔNX=（b+m）ΔY
由于
所以
（1-8）式的情形可以由图7-5表示：
图7-5消费、净出口与资本产出效率的演变路径
短期中
与
的数值波动使
与
随之波动，但这并不妨碍长期的稳定均衡出现。
显然，y与cnx同方向变动，cnx是稳态点。
如果投资数量保持不变，则产出-投资比的下降将与消费和净出口之和的减少同时发生，相反，产出-投资比的上升与消费和净出口之和的增加同时出现；如果消费和净出口之和与投资都是增长的，则产出-投资比的变化取决于投资与消费和净出口之和的相对增长速度，如果消费和净出口之和的增长快于投资增长，产出-投资比上升。
这里我们用消费和净出口之和与投资的变化来解释资本的产出效率的变动轨迹，这种解释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当吻合。
从图7-6不同系列变量变动轨迹的比较可以看出，1978～2006年，在每个投资增长率高于消费和净出口之和增长率的时期，正好也是产出-投资比呈下降趋势的时期。
资本的产出效率与消费和净出口需求紧密相关。
图7-6劳均消费和进出口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与产出-投资比（1978～2006年）
从总量上看，中国产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未能充分发挥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导致了资本的产出效率不断下降。
为了更详细地考察产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特点，本章将分阶段、分产业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劳动力需求的问题进行探讨。
第二节产业结构演进的就业效应
——结构的转变
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来看，城乡劳动力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的特征，这是由劳动力的异质性以及市场分割所造成的。
造成劳动力异质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劳动力之间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
劳动力就业前受到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就业后的技术培训和工作经验的积累都是产生这种差异的直接来源。
这种劳动力异质性的现实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接近无限弹性的劳动供给和缺乏弹性的劳动供给同时并存于劳动力市场中。
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主要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二是从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
第二种转型过程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是通过对不同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来实现的，而第一种转型为其创造了条件。
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城镇内部更多地表现为产业升级过程，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对拥有现代技能和知识的职工的强大需求而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有限；另一方面，伴随着传统农业向工业转化的过程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无疑对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但也导致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中非技术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其结果造成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技术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过度，而非技术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不足。
改革初期，初始产业结构偏离度大，给矫正产业结构带来了较大的“趋同效应”，这种劳动力供求的矛盾表现得并不明显；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这种劳动力供求的矛盾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一方面体现为非农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速度减缓，另一方面体现为不同产业部门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扩大。
因此，这种典型劳动力供给的特点不仅决定了不同素质劳动者的工资演变轨迹，而且使厂商在要素价格和边际生产率的对比权衡中影响产业的发展路径和产业结构演进，从而影响劳动力需求。
上一节的分析表明，从总量上看，中国产业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未能充分发挥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导致了资本的产出效率不断下降。
为了区分不同产业增长模式对劳动力的吸收，以及不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吸收，本章试图构建一个能区分不同劳动密集度的产业发展路径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模型，用于分阶段、分产业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劳动力需求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模型
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很多，为了比较全面地探讨各个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因素，我们考虑将以下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产出、资本投入、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价格、技术进步、规模报酬、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为了推导劳动力的需求函数，我们首先得设定一个生产函数，这个生产函数必须能够囊括以上所有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因素。
这里，我们假设生产函数是CES型的，在参数满足一定条件下，CES生产函数具备经济长期增长的两个条件：
可以实现内生增长又有收敛性。
其比具有资本报酬递减的新古典生产函数更利于描述具有明显二元劳动供给结构的中国经济增长特征。
但是CES生产函数的缺陷在于虽然认为不同的研究对象，不同的样本区间、要素之间的替代性是不同的，但是它假定在所有的样本点上，要素之间的替代性都是相同的，这与实际生产活动不符。
但是用于分阶段和分产业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固定要素替代弹性所导致的影响，因为在具有较多相同特征的一段时期内以及在某个产业内部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相对比较稳定。
假定生产函数为：
其中
Y表示产出，K表示资本投入，N表示就业人数，A表示技术进步，λ表示规模报酬，σ表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r1表示资本的产出弹性，r2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eε为扰动项。
要从（2-1）推导出劳动力的需求函数，我们需要知道边际产出条件，这里假定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分别等于单位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给定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要素投入的改变取决于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
因此，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满足下式：
这里PK代表单位资本的价格，即资本的报酬，w代表单位劳动力的价格。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希克斯曾经引入（λ1/λ2）来代表市场势力，因此，条件（2-2）可以改写为：
但是，由于市场势力难以在我们的模型中衡量，在这里我们暂且不予考虑。
方程（2-1）的产出分别对资本和劳动力求偏导并代入方程（2-2），我们得到：
从（2-3）式可以求解出K：
将（2-4）式代入方程
（1）并解出劳动力需求N，得：
式（2-5）就是我们用于分析不同因素对劳动力需求影响的基本方程，给定产出、资本投入、就业人数和资本与劳动价格之比，方程（2-5）中所有我们关心的参数，如技术进步、规模报酬、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都是可以估计的。
显然，从方程（2-5）中我们可以分析各个因素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产出（Y）的增加提高劳动力需求，资本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PK/w）的上升提高劳动力需求，规模报酬（λ）和技术进步（A）的增加减少劳动力需求，资本和劳动之间替代弹性（σ）的上升增加劳动力需求，劳动的产出弹性相对于资本的产出弹性的上升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产出扩张速度的对比关系，是不确定的。
资本和劳动之间替代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相对于资本的产出弹性之比可以用来衡量非中性技术进步，也即偏向使用资本和偏向使用劳动的技术进步对各个产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为了单独考察各个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因素的变动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我们需要假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相应因子的变动对劳动力需求的作用，因此，我们利用方程（2-5），求N对相应因子的弹性系数，结果如下：
令
，
，则
产出的劳动力需求弹性为：
劳动密集度系数的劳动力需求弹性为：
资本的价格相对于劳动的价格之比的劳动力需求弹性为：
劳动对资本的替代弹性的劳动力需求弹性为：
综合技术进步的劳动力需求弹性为：
上述劳动力需求方程的优点在于不仅比较全面地涵盖了各个产业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因素，而且可以根据要素产出弹性和替代弹性的特点，区分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发展战略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因此，上述劳动力需求方程可以用于分产业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劳动力需求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二实证分析
1.产业结构演进的就业效应——因素解析
第二节的总量分析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并非如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使人均产量呈递减的趋势，而是呈现阶段性的特征。
1978～1984年和1985～1992年，人均产出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分别呈递增的增长趋势，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
1993～2006年，人均产出伴随着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呈递减的趋势，遵循新古典经济增长路径。
这种演变轨迹跟不同劳动密集度的产业发展路线密不可分。
1978～1984年和1985～1992年，中国经济增长遵循了其资源禀赋特点，通过不断吸纳经济中潜在的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中，保持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而1993～2006年，经济增长违背了资源禀赋特点，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不是把现代部门中实际投资大于持平投资的那一部分资本用于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是将其用于装备现代部门已有的劳动力，从而导致现代部门的人均资本迅速上升，资本的边际产出迅速下降。
然而，我们希望从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因素出发，从要素投入产出的效率和要素投入的替代关系中解析中国产业发展的就业演变。
下文我们分别从技术进步、规模报酬、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替代弹性、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的角度分析中国非农产业产出和资本投入的就业效应滞后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运用前文根据CES生产函数推导出来的劳动力需求方程（2-5）从要素投入结构对不同劳动密集度的产业发展战略的劳动力需求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Y、N、PK、w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
其中资本的价格PK选取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来代表，资本存量K的计算公式采用：
第t年资本存量＝第（t-1）年资本存量+第t年资本形成-存货增加-固定资产折旧。
计算方法参照王金营（2001）所采用的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求解方程（2-5）的各个参数值，CES生产函数是一个内在线性的生产函数，利用Taylor展开式并结合Hospital法则可以得到方程（2-6）的线性表达式：
令r1+r2=1，有：
其中，x1=1，x2=lnK，x3=lnN，
α1=lnA，α2=λr1，α3=λ（1-r1），α4=λar1（1-r1）
采用1978～2005年的统计数据对方程（2-6）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7-1所示。
表7-11978～2005年CES生产函数的系数估计结果
根据系数估计值求解CES生产函数的参数，并用以计算各劳动力需求影响因子的就业弹性，结果如表7-2、表7-3所示。
表7-21978～2005年CES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值
表7-31978～2005年各劳动力需求影响因子的就业弹性
对劳动力需求影响最敏感的是劳动对资本的替代弹性σ。
在两种要素投入的情形中，替代弹性σ刻画的是等产量线的弯曲程度，替代弹性越大，等产量线越平直，在要素投入比按一定速度增长时，边际替代率的变化速度越慢。
从总量上看，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在1978～2005年劳动对资本的替代弹性σ接近1，意味着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替代性是相当强的，适当的政策导向将可以导致就业的大幅度增加。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劳动力供求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
劳动对资本的替代弹性不仅与我们的产业发展所采用的技术进步模式密切相关，而且与中国的城乡劳动力供给市场有莫大的关系。
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典型的特征，这是由劳动力的异质性以及市场分割所造成的。
这种劳动力异质性的现实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使接近无限弹性的劳动供给和缺乏弹性的劳动供给同时并存于劳动力市场。
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城镇内部更多地表现为产业升级过程，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对拥有现代技能和知识的职工的强大需求而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有限；尽管伴随着传统农业向工业转化的过程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导致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中非技术劳动力供给不断增加，但是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性日益减弱，从而导致了对非技术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不足。
对劳动力需求有重要影响的另一个因子是总产出，但是其劳动需求弹性为0.94。
这个弹性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产出增加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在允许其他条件改变的前提下，统计分析显示，中国的GDP增长对就业的贡献存在着一个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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