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长江海河历史变迁邹逸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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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长江海河历史变迁邹逸麟
标题:
黄河长江海河历史变迁（邹逸麟）
黄河下游河道的迁徙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
其下游河道的变迁极为复杂，从孟津以东至荥阳（南岸）、武陟（北岸）间，因河身为南岸山脉所约束，只是沿着自西而东的方向发生很小的移动，古孟津城在今城北十二点五公里，古黄河更在古孟津城之北，而今黄河则距孟津城仅二点五公里，可见这一段河道向南移了约十公里。
武陟、荥阳以下，黄河正式进入华北平原，才有改变方向的大规模改道。
改道不仅次数频仍，流路紊乱，波及地域也极为广阔。
历史上出现的河道，有如一把摺扇的扇骨，多至数十根。
武陟、荥阳是扇纽，扇骨的分布北至海河，南至淮河。
黄河的改道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地貌变迁造成极大的影响。
据文献资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平均三年两次决口，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
清初学者胡渭从古代黄河上千次改道的记载中，予以整理归纳，在《禹贡例略》里提出五大徙之说。
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加上一徙，统称“六大徙”。
再加上战国初期前原有故道，概括为七个阶段。
分述于下：
1.战国初期以前河道
见于先秦文献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禹河”，也就是“禹贡大河”，根据《禹贡•导水》章的叙述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在今河南浚县，说明古河水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
“降水”即漳水，“大陆”指大陆泽。
说明大河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纳自西东来的漳水，然后北过大陆泽。
“九河”泛指多数，是说黄河下游因游荡不定在冀中平原上漫流而形成的多股河道。
“逆河”则是在河口潮水倒灌下，呈逆流之势而在今天津市东南入于海。
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古黄河下游河道“山经大河”，由于《山经》中不见关于河水径流的记载，一直为世人所忽视。
近年谭其骧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流至今河北深县后，“山经大河”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虖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泒水、滱水后，继续北流至今清苑县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
2.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河道
第三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是《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的河水，也就是《水经•河水注》的“大河故渎”。
胡渭说：
“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
认为是大禹治水以后黄河的第一次改道。
这条“大河故渎”的具体径流是：
宿胥口以上与《山经》、《禹贡》河道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的一段，胡渭叙述较详；过长寿津后，河水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再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复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
谭其骧考订，认为这条河道始于周定王五年河徙说虽不足凭信，但这条“大河故渎”的形成很可能早于《禹贡》、《山经》河，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曾长期并存，造为主次。
“约在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汉志》河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
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
战国中期下游河道全面筑堤后，发挥了蓄洪拦沙作用，因而河床比较固定。
其间虽曾决溢过九次，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钜野（巨野泽，在今山东西南部），通于淮、泗”。
这是历史记载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
洪水“汜郡十六”，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予堵塞。
以后的几次决口大多经过数年即被堵住，河复故道。
这条河道稳定了四百七十五年。
但到西汉末年，由于泥沙长期堆积，“河水高于平地”，重大改道，已势不可免。
3.东汉至宋初河道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发生第二次大徙。
“河决魏郡（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
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堵塞”。
洪水在今鲁西、豫东一带泛滥了近六十年，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海口千余里”，始形成东汉大河，也就是《水经注》以及唐《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大河。
东汉大河的位置较西汉大河偏东，从长寿津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东行，复蜿蜒于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滨县之南入海。
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河道也比较顺直，东汉以后河水含沙量又相对有所减弱。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条大河稳定了八百多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其间很少有决溢发生，也无大的改流。
因此，魏、晋、南北朝各史多不志河渠，《隋书•地理志》也没有黄河经行的记载。
唐末宋初，由于下游河口段淤高，排泄不畅，曾出现多次决口。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唐景福二年（893年）黄河在河口段“自厌次县界决而东北流，迳勃海县（今山东滨县）西北，又东北至无棣县（今县同）东南而东注于海”。
又宋景祐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东），在其以下至长清一段河道南移，形成一条横陇河。
但长清以下河道没有变化，只是小规模的改道。
4.北宋庆历以后河道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第三次大徙。
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便由此改道折向西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沿着南宫之东，枣强、武邑之西，献县之东，至青县汇入御河（今南运河），经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
宋人称这条河道叫“北流”或“北派”。
十二年后，嘉祐五年（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向东决出一支分流，东北流经一段西汉大河故道，由今山东堂邑、夏津等地，下循笃马河（今马颊河）在冀、鲁之间入海。
名为二股河，宋人称它为“东流”或“东派”。
此后，黄河有时单股东流，有时单股北流，也有时东、北二流并行。
由于东流所经冀、鲁边界，两汉以来河道历经泛滥，地势淤高，不若御河以西地区“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择其处决而北流”。
当时宋统治阶级内部在维持北派或回河东流问题上争论不休。
前者主张维持北流，以凭借黄河天险阻御契丹的南侵；后者则“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
神宗采纳后一意见，于熙宁二年（1069年）将北流封闭。
但同年黄河即在闭口以南溃决。
熙宁十年（1077年），从澶州决口后，汇入梁山泊，随后分为两支：
一支由泗入淮，谓之南清河，一支合济至沧州入海，谓之北清河。
经过几次决溢之后，终因“东流高仰，北流顺下”，先后于元丰四年（1081年）及元符二年（1099年）在澶州及内黄溃决，恢复旧日的“北流”。
三次北流所经路线略有不同，或向西溃决漫入漳水，或向东决漫入御河。
从庆历八年起，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八十年间，强行封闭北流，逼水单股东流仅十六年，而单股北流的时间，却达四十九年之久，另有十五年则为东、北二流并行。
因而，这一时期黄河的主流，基本上还是保持在纵贯河北平原中部至天津入海一线上。
《宋史•河渠志》所记载的就是这一河道。
这一时期，由于黄河泥沙使“河底渐淤积，则河行地上”由东北流向渤海的古河道带再也维持不下去，“水势趋南”已不可免。
5.金章宗明昌五年至明弘治初河道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第四次大徙，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光禄村。
据胡渭的记述是：
“是岁河徙自阳武而东，历延津、封丘、长垣、兰阳、东明、曹州、濮州、郓城、范县诸州县界中，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为两派：
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会通河自东平历汶上、嘉祥、济宁，合泗水，至清河县入淮者是也”。
此次河决以后，黄河河道南移，分别进入泗水及济水故道，而形成新的南、北两派。
河水十之二、三由北清河（今黄河）入海，十之七、八由南清河（泗水）入淮。
南派水势大于北派，这是黄河流行于山东丘陵以南的开始。
黄河入淮并非自明昌五年始，早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以上，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堤阻遏南下的金兵，即已使黄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道，向东流经豫、鲁之间在今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再“自泗入淮”。
以后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五月，河决阳武，由郓城东流，汇入梁山泊。
大定八年（1168年）六月，“河决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水溃曹州（今山东菏泽）城，分流于单州（今山东单县）之境。
”从曹、单南下徐、邳，合泗入淮。
但其时宋代的“北流”故道未断，黄河仍处于南北分流的局面。
及至“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
”黄河从此不再进入河北平原达六百多年，这是黄河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金明昌五年前后，黄河干道也有着逐渐南摆的趋势。
天德二年（1150年），“河水湮没巨野县”，河道干流即自豫东北的滑县、濮阳南移至鲁西南地区；大定十九年（1179年），“河决入汴梁间”，干流又南摆进入开封府境；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干流已进入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境。
金末时黄河干道大致由阳武出封丘，经曹、单而合泗入淮。
黄河自夺泗入淮以后，每有决徙，常分成几股入淮，相互迭为主次，河道非常紊乱。
经常表现为枯水季节以一股为主，洪水季节数股分流，由淮入海。
至元代，从历次决口中形成汴、涡、颍三条泛道入淮。
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治河，自仪封的黄陵冈引河至归德的哈只口，把黄河干道挽向归德出徐州。
所谓“河复故道”，大致上还是恢复金末的故道。
贾鲁堵塞了分流入涡、颍的河口。
但这样黄河失去宣泄的路径，仅仅隔了十四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便河决东平，复进入大清河了。
明代黄河的决溢改道更为频繁，以汴道干流为主体的河道上，在原阳、封丘一带决口时，大多北冲张秋运道，挟大清河入海；在郑州、开封一带决口时，多南夺涡、颍入淮。
但是，这一时期的黄河
干道比较长的时间，还是保持在开封、归德、徐州一线上。
6.明弘治中至清咸丰的河道
明弘治八年（1495年），筑断黄陵冈，以一淮受全河之水，为第五次大徙。
明政府为了保持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派副都御史刘大夏筑塞黄陵冈、荆隆等口七处。
并于北岸筑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单诸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名“太行堤”。
复筑荆隆等口新堤，起北岸祥符于家店，历铜瓦厢、陈桥，抵仪封东北小宋集（今兰考东北宋集），凡一百六十里。
使黄河河道由兰阳、考城，迳归德、徐州、宿迂，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
筑断黄陵冈和兴建太行堤的结果，“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长河之水。
”胡渭因而将它视为黄河史上的第五次大变。
弘治年间治河的目的在防止黄河北决影响漕运。
治河工程主要在加强北岸堤防。
南岸既未筑堤，也不堵口。
因而睢、涡、颍等股分流仍有时并存，影响了徐州以下干道的水源。
为了保证漕运，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二十一年（1542年），先后从丁家道口及小浮桥引水至黄河入徐州的干道，以接济徐、吕二洪。
继又堵塞南岸分流水口，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后，“南流故道始尽塞”。
于是“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
从此黄河成为单股汇淮入海的河道。
黄河干道固定后，河床因日久泥沙堆积淤高，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
洪水决溢日益频仍。
嘉靖后期，决口多在山东曹县至徐州河段。
到隆庆以后，向南发展到徐州以下至淮阴段。
因而，河工的重点已“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
工部左侍郎潘季驯根据“束水攻沙”及“蓄清刷黄”的方针，于万历七年（1579年）完成黄河两岸的遥堤以及洪泽湖以东的高家堰堤等治河工程，也就在这一河段上。
其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
入清以后。
因长期施行“束水攻沙”的结果，泥沙大量排至河口，“以致流缓沙停，海口积垫，日渐淤高。
”康熙十六年（1677年）起，靳辅治河的重点就放在淮阴以下至河口段上。
他采取以疏浚为主的方针，从清江浦历云梯关至海口，“挑川字沟”，把河床挖深。
但也只能收效于一时。
日久之后，河底又淤垫日高。
嘉庆以后，政治黑暗，河政废弛，决口泛滥的情况与日俱增，特别是下游河淮并槽入海的沙床，淤塞的程度更为严重，造成“水在地上行”的局面。
黄河以及淮河本身已不得不放弃这条水流下泄不畅的下游河道而另找出路了。
7.清咸丰五年以后河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附近）决口，在山东寿张县张秋镇穿过运河，挟大清河入海，是为第六次大徙。
决口之初，漫注于封丘、祥符、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复分三股：
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
从此，黄河下游结束了六百六十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入海的局面。
当时翁同龢、李鸿章等代表安徽、江苏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同意堵口。
山东巡抚丁宝桢代表山东地主阶级的意见，则要求堵口归故。
双方争执不休，而清政府正面临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军事旁午，无暇顾及河工”。
因而在二十年间，听任洪水在山东西南泛滥横流，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始在全线筑堤，使全河均由大清河入海，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河道。
今黄河下游河道形成以后，直至解放前的七十多年里，河患仍连年不断，从1855年至1938年，决口达一百二十四次，有时向北侵入徒骇河或向南侵入小清河，同治七年（1868年）河决荥泽房庄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河决郑州漫及淮河的两次，危害较大，但都随时堵塞，没有构成河道大的改变。
本世纪内曾发生二次较大的决口：
一次是1933年遇到特大洪水，在河南境内温县至长垣的二百多公里内决口五十二处，造成极大灾难；一次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郑州花园口大堤，河水乱颍、涡入淮，形成经历九年之久的改道，至1947年3月，始堵口，恢复今黄河故道。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总的趋势是决口改道越来越频繁。
除第一、二两次大徙后，长达数百年间，决徙次数甚少，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外，庆历、明昌改道后，连三十年固定的河道都没有出现过，弘治改道后，入淮之水仍数股并存，流程紊乱，主流也时有变更。
明、清统治者为了“挽黄保运”，不惜逆河之性，强使“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但最终仍不免回到渤海湾入海。
整个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泛道更迭演变的过程极为复杂，胡渭所举只不过代表其变迁大势而已。
近年邹逸麟以河道主要流向为据，提出按宋代以前由渤海入海，金元以后数股汇淮入海，明嘉靖后期单股会淮入海及清咸丰五年以后由山东利津入海四个阶段的分期主张，似更简明而条理清晰，颇有独到之处。
黄河改道以下游为主，但上、中游也有改道。
上游主要发生于河套平原的后套地方，据《水经注》的记载：
河水“北过朔方临戎县西，……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
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里”。
河水又“屈从（临戎）县北东流，……为北河”。
河水“东迳高阙南……临河县故城北”。
说明现在后套北面的黄河支流五加河，古代称作“北河”。
是黄河的正流，而称作“南河”的今河道，却是支流。
因此，《水经注》直呼北河为“河水”。
秦汉时，今后套地方也称为“河南地”。
直至清初，北河河口日渐淤塞，近河口的屠申泽（因在窳浑县城东，亦称窳浑泽，后世改称腾格里海）到清中叶以后由于黄河河道东移，屠申泽因失去水源，已淤塞成沙阜，北河也就逐渐缩小成为分流的“五加河”（乌加河），黄河主流始改行南河。
至于蜿蜒于陕晋之间的黄河中游河道，局部地区因洪水的冲刷而呈左右摆动，如原位于黄河西岸的大庆关（古名临晋关）以南的河道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偏向西流，使自古“入渭”的洛水，改为入河。
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大庆关以北一段河道也改为偏西流，直达朝邑县治，大庆关遂被隔于河东。
到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大庆关南段又变为偏东流，洛水又改入渭。
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左右，洛水又因此段河道偏西而重又入河。
1934年大水，河又向东偏，洛水又入渭，大庆关也恢复到河西的位置。
三、黄河下游改道的原因及其影响
黄河流域的土壤、气候及黄河河道的坡度，是造成其下游经常决徙和改道的自然因素。
黄河上、中游地区流经一片面积达五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黄土结构疏松，一经雨水冲刷，即土随水去，水中泥沙含量特多。
同时，黄河流域的降水量多集中在夏季和夏秋之交，上、中游经过暴雨之后，河床中便出现了洪峰，洪水与泥沙俱下，对下游构成严重的威胁。
再加上黄河上流发源地海拔在三千米以上，从青海龙羊峡奔腾急下，一泻千里，到达河南孟县以东，骤抵海拔五十米以下的平原，流缓沙沉，逐渐淤淀。
近年实测数据，黄河每年输送到下游的泥沙达十六亿吨。
其中大约有十二亿吨输送入海，四亿吨沉积在河床上，日积月累，河床愈抬愈高，成为“悬河”。
一般河床高出地面二至十米不等，河流全靠两岸大堤约束，一旦溃决，便突奔灌泻，不可收拾。
因而，黄河自古以来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
从整个历史时期黄河决徙改道的情况来看，可以公元10世纪为分界线。
在此以前的二千年间，大改道共有两次，其它决徙的记载也很少，黄河基本上是安稳的，平静的。
这是因为古代黄河上、中游高原地带的森林、草原还比较完整。
如山陕峡谷和泾渭北洛上游基本上是畜牧区，原始森林、草原未被破坏。
唐代以前的三千多年，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气温都比现在高2℃，也有利于植被的生长，这种良好的植被状况，足以保持水土；中、下游河谷平原地带，古代人民在黄河两侧挖了无数的灌溉渠道和沟洫，其中著名的如战国时魏引漳水溉邺、秦开郑国渠引泾入洛，汉武帝开白渠引泾入渭等。
《史记•河渠书》说，当时的灌溉渠要“以万亿计”，这些渠道沟洫把河水夹带的泥沙引入农田，作为肥料。
此外，古代黄河下游有名的济、汴、濮、漯等大川和密如蛛网的支津，以及散布在大河两侧众多的湖泊，也直接或间接相通，为黄河流沙的淤积和洪水的宣泄起了分担作用。
因此，千年以前，黄河流域作为我们祖先定居生息的地方，它灌溉了亿万亩农田，它和它的支津有几千里通航路线，那时候的黄河是利多害少。
黄河为患严重只是近千年来的事。
公元10世纪以后，也就是从唐末五代开始，黄河的情况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已不再是一条安稳平静的大河，而以决徙为常态，安流为变态了。
而且决徙的频率和破坏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增加。
东汉至唐末的八百多年中，黄河仅有四十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唐末至近代的一千多年中，大小决溢达一千五百余次，清代二百六十九年中即达六百次，辛亥革命后1912至1933年的二十二年中，决口达九十二次。
这主要由于人为的原因。
首先，从唐代后期开始，黄河上中游的大片原始森林，遭到盲目滥伐，广大牧场被垦为耕地，自然植被遭到破坏，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
唐以后的气温也有了明显而持续的下降，一般平均气温比现在约低1℃左右，也影响了植物的生长，再加上五代以后，封建统治中心东移，上中游的渠道逐渐湮废，泥沙毕集于黄河。
统治阶级不知治本，只知治标，硬想用堤防来解决一切，于是两岸支津全被堵塞。
与这些支津相沟通的天然湖泊也日渐淤废。
既无支津湖泊来分泄洪水，堤防尽管逐渐加高，河床填高得更快，洪水一到，终不免溃决。
而每次决徙、改道，河水所挟带的泥沙大量淤积。
尤其是到了元、明以后，黄、淮两大流域合成一处出口，更易发生壅塞溃决，这也是促使后期黄河决徙愈益严重的原因。
历史时期黄河的长期决口、泛滥和改道，对下游华北平原地区的地貌和社会经济生活造成巨大的影响。
首先，黄河的决口和泛滥，在北至津沽南达江淮的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广大范围内，曾制造了无数次田园、城镇和人口被吞噬的惨剧。
据历史记载，三千多年来因黄河决口而造成的一般性水灾，共五千九百六十三次，平均每一年半即有一次。
西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瓠子决口，洪水泛滥所及达十六郡，相当今豫东、鲁西南、淮北、苏北等广大地区，历时二十余年，“城郭坏沮，稸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
”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堵住决口。
西汉末，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的一次决口，洪水在河、济之间泛滥达六十年之久，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可以想见。
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一次河决，河北巨鹿整个城市被泥沙埋入地下，直至1919年当地人民掘井时，才在地下六米处发现这座古城。
又政和七年（1117年）的一次水灾，仅河间、沧县被淹死的居民即在一百万以上。
明、清两代河患愈演愈烈，统治阶级不仅不重视河防，有的为了维护其统治，甚至扒开河堤，以水代兵，制造人为惨剧。
如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起义军围攻开封城。
河南巡抚高名衡扒开河堤，想淹起义军，结果开封全城被淹没，仅露钟鼓楼、相国寺顶及周王府紫金城，全城三十七万八千余人，被淹死者达三十四万人。
1938年，蒋介石炸开花园口河堤时，洪水淹没了豫、苏、皖三省五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受灾人口达一千二百五十万，八十九万人死亡，更造成惨绝人寰的浩劫。
其次，黄河决口还带来严重的沙灾。
由于每次决口都将大量的泥沙沉积于土地上，水退沙留，以至沙岗遍地。
如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河决大洪口，泛滥二十余府县，“没田数十万顷”。
水退以后，留下大量泥沙和潭坑。
1938年花园口决口，到1947年堵口，黄水在黄泛区内泛滥了九年的结果，把一百亿吨泥沙带到淮河流域，以致沙岗起伏，芦苇丛生。
黄河每次改道后留下的枯河床和自然堤上的沙质沉积物，经长期风化作用，形成绵延不绝的沙丘。
一些沙滩地因长期排水不良而引起盐碱化，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
黄河的不断决口和改道，还破坏了黄淮平原上原有的水系面貌。
古代黄河下游平原上河网交错，湖泊群立的自然景象，由于黄河大量泥沙的输入，而发生了根本变化，它淤塞了河流，填平了湖泊。
近代黄河自洛口、沁口以下，两岸都是大堤，几乎无支流存在。
黄河的流沙不仅破坏了黄河水系自身，而且还给淮河和海河造成了严重的灾害。
长江的变迁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古名“江”，又称“大江”。
在古籍中最早见于《诗经》：
“滔滔江、汉，南国之纪”。
长江全长六千三百公里。
平均每年入海总迳流量达一万亿立米，相当于黄河的二十倍。
它拥有七百多条支流，整个流域面积达一百八十万平方公里。
其源远流长，水量丰富，支流众多及流域宽广，均居于全国各大河之首。
自古以来，长江流域就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在整个历史时期，长江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
一、长江的形成
我国远古传说，禹治洪水，“凿江而通九路”。
据说禹是四川汶川县人，曾在汶川县铁豹岭一带疏导岷江；又“决巫山，令江水得东过”。
还传说禹到过安徽的涂山，浙江的会稽，治理过长江中下游的水系，终于使长江“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于越与南夷之民”。
另据传说，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战国初期，“荆有一人名鳌灵，其尸亡去，……随江水上至郫，遂活。
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鳌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鳌灵决玉山，民安定处……乃委国授之而去。
……鳌灵即位，号曰开明帝。
”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则是：
“时巫山峡（狭）而蜀水不流，帝使令（鳌灵）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
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曰开明。
”这些大禹治江、开明帝开玉垒山和巫峡的神话传说，只不过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群众在与洪水进行长期斗争中的强烈愿望。
长江三峡显然不是人工开凿或鬼神之功，而是自然演变的结果。
古老的长江，在地史上可追溯到距今二亿年以前的三迭纪，那时我国大陆中部的地形是东高西低，现在属于长江流域的巫峡和西陵峡以西的地区，是汪洋不见边际的古地中海的一部分。
还是一个与印度洋及太平洋相通的广阔的海湾。
大约在距今一亿年前中生代的侏罗纪，由于一次强烈的造山运动，形成了横断山脉，秦岭升高，古地中海退出今四川、青海、西藏及贵州、广西的西部，在秦岭、横断山脉、云贵高原之间形成了一个广阔的四川盆地，当时，它与巫峡、西陵峡以东的洞庭盆地，成为自成系统互不沟通的内陆水系。
巫山山脉也就成了四川盆地与洞庭盆地之间的分水岭。
约在七千万年前的中生代末期发生了一次燕山运动，四川盆地上升，洞庭盆地下降，湖北西部的古长江开始发育，积极向四川盆地溯源伸长，大约距今三、四千万年前的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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