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效需求看中国古代财政改革与经济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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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效需求看中国古代财政改革与经济发展

从有效需求看中国古代财政改革与经济发展

　　摘要：

本文从有效需求理论出发探讨经济发展的本质和阶级社会财政改革的本质，以此为切入点探究了中国古代几次典型的财政改革和财政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促进经济发展的三个条件，并对我国当今政府财政行为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

有效需求；劳动；财政改革；经济发展；民富

　　中图分类号：

F812.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2596（2017）09-030-04

　　一、有效需求与经济发展的本质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有效需求理论就是学界始终都在探讨的关系?

济发展和停滞的核心问题，无论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或者凯恩斯都分别对有效需求在其理论体系内进行了界定[1]，本文沿用马克思对有效需求的研究（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对“有效需求”下过定义）并结合国内外学者对有效需求的界定，结合现实，对有效需求内涵做以下规定：

个体或群体既有意愿购买又有支付能力购买产品或服务的愿望。

　　从定义上看，“有效需求不足”即包含两方面原因：

1.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但有意愿购买产品或服务；2.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但没有意愿购买市场上已经有的产品或服务。

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第二点原因，李嘉图坚持的“有效需求不足永远不会出现”是有其时代局限性的。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过程中所淘汰的旧产品以及现代经济社会出现的某些产业的相对产能过剩，即是本原因的最好例证。

有效需求不足既可以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同时也可以是产业创新、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在商品社会，拥有支付能力的基础是通过劳动或掠夺对于生产物的占有。

对于不具有掠夺基础的劳动者，获得有效需求能力的唯一手段即劳动生产，这也是生产积极性扩大的根本原因。

与时俱进的需求尤其是有效需求是经济发展乃至人类生存的根本精神动力，而劳动生产是满足需求和创造有效需求的根本物质动力，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协调的。

无数次的经济危机证明，只一味注重生产供给导致自由放任的无序生产或者只强调扩大需求、促进消费以至于挤出社会投资的政策主张只能是在短时期内的“救场”之举，并无益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我们从亚当?

斯密的国民财富理论、效用价值论的诞生、阿玛蒂亚?

森的自由发展观以及现代经济社会的实际运行中，可以看到人类经济发展的本质：

　　通过劳动生产不断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和变化的需求。

　　需要明确的是，人们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和不断更新的过程就是经济发展本身，这并不是制约发展的可以解决或者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

人们自由的拓展，生活的丰富，产业的繁荣，需求层次的调整正是经济发展的表现。

国民财富的增加同样也是人类在摆脱物质欲之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而不是目的。

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逐渐满足自身的需求，并以此为动力进行劳动生产，这便是经济繁荣或者“民富”的实质。

　　正是市场公平交换原则使有效需求得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原则使有效需求和生产积极性统一起来。

有效需求扩张、技术进步、生产扩张，两者的互相推进使得经济得以繁荣。

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生产主体和有效需求主体的相一致，即一人的劳动成果使他可以有能力并且愿意购买其他人的劳动成果。

在这种有效需求的刺激之下双方才有动力扩大生产。

对社会来讲，一种稳定的状态即每一个生产者的供给价值量=其自身的有效需求价值量，这种状态是最能够使每个人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也即实现经济真正发展的。

当所有生产者的供给价值量>其自身的有效需求价值量时，原因有很多，但历史上产生这种现象的大部分原因是大量的有效需求到了非生产者手中。

普通劳动者并未产生充分的有效需求，即收入分配偏差。

非生产者无偿占有、消耗财富当然可以化解暂时出现的供给过剩，但这样做的致命影响便是，劳动者无法补偿其劳动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生产积极性的提升。

大量的“有闲阶级”存在无疑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倘若这些“有闲阶级”转变为生产者，无疑会想方设法提供更多和更新的产品或服务从而满足其他劳动者的新需求，使所有生产者的供给价值量=其自身的有效需求价值量，经济由此而更好地发展。

马尔萨斯的“有闲阶级”理论正是为了规避地主阶级也需要劳动和创新这一事实，而出此下策来解决所谓的供给过剩。

　　所以，有效需求和劳动的充分结合，即有效需求主体和劳动主体的统一，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据此，政府进行的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财政行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即通过各种措施扩大劳动生产和最大释放劳动者合理的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的释放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即收入分配状况制约其购买能力和社会体制束缚制约其合理需求的扩展。

　　我们将以此为基点探讨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改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阶级社会不同主体间需求的差异

　　在此之前首先探讨阶级社会不同主体间需求的差异。

由于其阶级利益不同，使需求同样体现出主体性、阶级性、阶段性。

本文按照其特点将不同需求分为四类，即劳动者个体需求、劳动者阶级整体需求、统治阶级个体需求、统治阶级整体需求。

　　劳动者个体需求：

对自身自由拓展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集中表现为：

物质享有自由、精神自由、社会地位提升。

　　劳动者阶级整体需求：

是对每个被统治阶级个体需求的集合和妥协，表现为，寻求整体的稳定发展和生存。

安居乐业、不问国是、官与民秋毫无犯是对其阶级整体需求的生动刻画。

　　统治阶级整体需求：

阶级统治地位的稳固长久，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掌控以及对劳动成果无偿占有关系的稳定。

　　统治阶级个体需求：

依托阶级特权地位，攫取暴利、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这四个不同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不同主体间矛盾关系的突出反映，社会财富的分配也是在这四个主体之间进行。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下，不同主体的需求会占到主要地位，当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衡威胁到其中某一者利益时，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将可能出现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在阶级社会的集中反映，便是财政改革。

也即是说，财政改革施行的本质，正是通过社会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将社会劳动者的生产供给与不同主体的需求进行配置。

每一次的财政改革正是在这种配置过程中，对经济发展产生着不同的作用。

　　三、历史上几次典型的财政改革与经济发展

（一）封建领主制社会，战国中晚期秦国的财政改革与经济发展

　　战国中晚期秦国面临的困境是由于生产资料分配关系的制约导致农业生产力被抑制，财政来源枯竭，财富分配不公。

而对于君王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农力不足、战力不强。

从君王的需求的角度来看，秦国落后、分散的生产能力制约了这个统治阶级特殊的个体需求――君王霸业的满足。

对于他来讲，经济的发展即是民弱、国富、兵强。

但对于普通劳动者来说，其个人需求的满足在于自身自由的扩展，与此相关的经济表现是百花齐放，百业繁荣。

这两者截然不同。

在封建领主制社会，由于劳动者社会的地位的低下，为保全劳动者个体和整体的利益，势必要服从于以君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

所以商鞅进行财政改革的实质便是集中和扩大劳动者农业和军事生产能力，服务于君主称霸的需求。

这一点在商鞅推行的战时经济政策中得以充分体现。

其政策核心便是：

农战，一个是后方给养一个是前方战斗力，除此之外其余行业全面禁止。

这实质是用制度力量限制行业自由、限制劳动者合理需求的扩展。

可想而知，当全社会只有农业和军事两大部门，农作者除了吃饱便不能有其他欲求，有效需求被限制，劳动者的扩大再生产动力从何而来？

商鞅的配套政策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武粟仁爵”[2]，这实质是统治阶级人为地创造一个“有效需求”，以用来与劳动者的生产物进行交易，统治阶级“生产”官爵，以此为产品换来其所需的军事战斗力。

　　商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充分利用了劳动者自身“贵贵而尊官”的需求，而非进行奴隶主式的压迫，按照本文对经济发展的定义，从社会总体看，似乎实现了所有生产者的供给价值量=其自身的有效需求价值量，这也是商鞅财政改革后的秦国被认为实现了富强的原因所在。

但“武粟仁爵”的做法在长期看来终归是一个假象，一方面这种做法使不劳动阶级逐渐扩大，从而破坏生产力，另一方面，民众终究会对过多的官爵供给产生厌倦。

根本上讲，统治者阶级这种官爵的“生产”是建立在其统治地位的优势基础之上，只能是临时之举，过多的供给只会带来对自身阶级的威胁。

所以这样的战时经济政策下的临时繁荣在秦王朝大一统后便消失殆尽。

商鞅政策下，国强是兵强马壮之强，民富是对于官爵追捧之富，这种不稳定的供求关系并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繁荣，充其量只能是军力强盛。

（二）集权官僚制社会宋王安石的财政改革与经济发展

　　宋朝王安石财政改革的核心特点是：

重开源而不重节流[3]。

“开源”的做法是本着“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思想，通过方田均税、青苗法等一列措施摧抑兼并、使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实现充分地结合，从而扩大生产，增加劳动主体的有效需求。

但正如前文所说，统治阶级所推行的财政改革实质在于改变社会供给和不同主体需求的?

P系，而且这种需求的满足往往是指向统治阶级的。

集权官僚制社会相对封建领主制社会国际环境更加稳定，国内矛盾主要体现在统治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个体之间的矛盾。

统治阶级内部个体需求之间的斗争显得更加激烈，皇室的需求和官僚大地主阶级以及富商大贾的需求之间出现冲突。

随着中央集权的逐渐加剧，财政改革的方向更倾向于满足统治阶级上层统治者的需求。

所以扩大劳动者生产的真实目的并非满足劳动者自身的需求而是供朝廷之费。

这一点从其支出用于大兴土木、皇室奢侈消费、官吏巨额开支不思节流可看得一清二楚。

这样，非劳动者主体提供的有效需求完全来源于横征暴敛。

这种损不足以俸有余的做法，必然使得劳动者自身的有效需求削减。

　　虽然相比商鞅的政策而言，大开利源、释放需求更可以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民富，但倘若对不劳动者的“节流”做的更好些，更加“无为”，经济便可以更高效得繁荣，不过这对于集权官僚制的阶级统治社会来说毕竟是太过奢求。

　　（三）明代“洪武型财政模式”与经济发展

　　相比之下，16世纪明代“洪武型财政模式”的突出特点与宋代改革恰恰相反，节流而不重开源。

在明朝高度集中的皇权之下，皇帝倾向于用一己之力抑制统治阶级普通个体的需求，以保全整体的统治地位。

这本来可以为劳动者阶级扩大有效需求提供良好的机会，但其政策失败之处在于统治阶级对于民众时时刻刻的提防。

专制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时，中国的自然经济已呈现出了巨大的地域差异，民间手工业有一定发展，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已经出现，明代统治者顾虑发展这些先进的经济部门只会扩大经济的不平衡，这反过来会威胁到王朝的政治统一，因此他们更希望各地都保持同一发展水平，至于经济部门是否落后并不重要。

“缺乏眼光，无想象力。

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以及质量上的增进。

过度注重短时间的平等，不愿投资为来日着想。

”[4]其政策不是开放和扩张的而是全面收敛的，是抑制而非发展的，抑制的正是劳动者逐渐产生出的新需求。

在商业系统需求逐渐旺盛的16世纪中国，持续几百年的重农抑商政策并不能持续起到为国民收入“开源”的作用，相反却抑制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统治阶级对于自身统治地位如履薄冰般的维护最终限制了劳动者对更美好生活的需求，进而抑制了生产的扩大、技术的进步，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四）清代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与经济发展

　　中国集权官僚社会进入清代，其中央集权的体现达到了顶峰，这时的财政改革更明显得表现为统治阶级上层利益和统治阶级底层利益间的重置，社会劳动成果更倾向于向中央需求靠拢。

清代雍正时期财政改革两个主要的政策便是“耗羡归功”和“摊丁入亩”。

一个政策体现权力和利益在统治阶级内部的上移，另一个体现为了维护统治阶级整体利益而避免个体地主做大做强。

当然，摊丁入亩的政策在客观上促进了全社会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但从根本上讲，依然是统治阶级对其生产资料所有权掌控的和劳动成果无偿占有地位的体现。

另外，即便社会财富被迫上移，统治阶级的地位优势也使得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进行掠夺以满足自身的需求。

清代出现的在中央集权财政框架之外的一种由州县官主宰的独立财政形态所引发的弊端正是鲜明佐证。

　　?

A级社会由于掠夺阶级的存在，其自身的利益需求使得无论财政改革怎么进行，主要调整的依然是统治阶级个体或整体的需求关系，都不可能使劳动者个体过多得享受其自身劳动成果，从而形成有效需求。

也就是说社会劳动产品的供给者从未能有等量的有效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者阶级从未能够实现理想的经济发展。

统治阶级所做的只有对劳动者新需求的抑制、有效需求的剥夺。

　　从我国历史上几次重要的财政改革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经济持续繁荣需要建立在三个条件之上：

1.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充分结合、技术创新；2.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所有权；3.劳动者合理需求的自由扩展。

第一个条件保证了生产供给，后两个条件保证了劳动者有效需求的释放。

历史上每一次财政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积极或消极无非都取决于这三个条件的实现情况。

中国历代何以经济辉煌、繁荣和衰落，其根本也在于此。

　　四、对我国当今财政实践的启示

　　经济蓬勃发展的真正力量是把劳动者的有效需求释放出来，打破体制枷锁，从而刺激适度的生产供给。

当下我国欲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实质上就是对民众合理需求和需求能力的释放。

我国建立现代公共财政制度，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正是致力于将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通过我国历史上几次典型的财政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总结到，当下促进民富、经济繁荣的财政行为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简政放权。

打破体制因素对劳动者需求扩展和转变的束缚，充分发挥需求活力，从而带动生产的创新和扩大。

充分释放人民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并以此为动力通过积极劳动满足相应的需求。

（二）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度和初次分配制度，降低非劳动者的不合理收益。

使劳动者充分享受到自身劳动成果带来的购买力，使劳动者个体生产能力和购买力相匹配。

这正是有效需求释放的根本动力。

扩大内需不能着眼于通过政府扶持性的突击购买和非理性消费的鼓励，根本在于普通劳动者的购买力即财富的提升。

　　（三）规范市场秩序，打击恶意炒作和投机，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平台。

使得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与其生产物等价的有效需求，每一个有效需求者提供等价的产品或服务。

这样市场活力才会得到最大释放。

每一位劳动者个体的需求得以在社会总产品内最大的满足，实现经济在当期的最大繁荣。

　　（四）既要做“小政府”，又要做“大政府”。

因为政府普遍被认为是不劳动者，即不能提供市场上愿意购买的产品或服务，所以政府对于社会财富的纯消耗应尽可能减少。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完全退出经济干预，因为由于很多因素的制约，诸如短视、私利等，导致人们所产生的有效需求并非都是合理的，比如对于环境的破坏、资源的不合理开发、超前消费等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政府甚至应该充当“大政府”的角色，例如通过法律和监管手段对于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和生活方式需求进行抑制，同时为满足由此产生的对清洁能源和绿色产品的需求可以帮助此类产业的新兴，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最终使合理的生产供给满足合理的有效需求。

　　人类从原始社会经历阶级社会再到走出阶级社会，每一次经济发展和进步都伴随着劳动者生产能力的解放和有效需求的进一步释放，现代社会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也应当致力于最大限度释放劳动者合理的有效需求，使每一位劳动者都可以逐渐满足自身的需求，并以此为动力进行劳动生产，经济实现真实繁荣。

　　参考文献：

　　〔1〕郭丽娜.有效需求理论演进及其发展研究[D].辽宁大学，2011.25.

　　〔2〕石磊译注.商君书[M].北京：

中华书局，2009.26.

　　〔3〕叶振鹏.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217.

　　〔4〕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7.212.

　　（责任编辑徐阳）

　　Abstract：

Thispaperexploresthenatureof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natureoffinancialreformofclasssocietyfromthetheoryofeffectivedemand.ThispaperexplorestherelationshipbetweenfinancialreformandfinancialsystemandeconomicdevelopmentinancientChina.Economicdevelopmentofthethreeconditions，andourgovernmenttoday'sfinancialbehaviortopromoteeconomicdevelopmenttomakerecommendations.

　　Keywords：

EffectiveDemand；Labor；FiscalReform；EconomicDevelopment；PeopleR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