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B1课程学习资料二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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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B1课程学习资料二doc
简明中国文学史〖上〗课程学习资料系列【二】
第二编汉代文学
1、汉代文学的基本态势
汉代文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1）汉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疆域的扩展，使那个时代的作家充满胜利的喜悦和豪迈的情怀。
反映在文学上，就出现了苞括宇宙、总揽天人、贯通古今的艺术追求。
（2）汉朝处于历史的上升时期，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汉代文人普遍具有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怀着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愿望，具有立功扬名的价值取向。
（3）古代士人的宦达是和君主的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汉代文学更多地体现了圣主贤臣的理想。
（4）对古代士人来说，仕宦之途的平坦抑或坎坷，难免引发感慨。
汉代文学也显示了文人对机遇和命运的感慨。
（5）汉代文学以历史的批判发轫，经由昌盛期的歌功颂德，最后又以对现实的批判而告终，完成了一次循环。
（6）和汉代文学所走过的批判——赞颂——批判的发展道路相一致，汉代文人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独立到依附再到独立的演变过程。
（7）汉代文学风格经历了一个由浪漫——浪漫与现实结合——现实的发展过程。
（8）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了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
2、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
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1）赋的多源性。
赋是汉代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以说是诗歌的散文化、散文的诗歌化。
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2）辞赋的分工与合流。
楚辞体作品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
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颂讽喻，而楚辞体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近乎《离骚》。
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体作品称为骚体赋。
（3）从《史记》到《吴越春秋》。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
《吴越春秋》进一步强化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
此外，汉代还出现了品核人物的碑文以及马第伯的《封禅仪记》这样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游记等新文体。
与此同时，政论散文也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4）五、七言诗的孕育。
乐府诗歌勃兴。
3、汉代文学的分期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
各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体制奠定基础的作品。
汉初政论与楚声诗歌各有发展。
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2）从武帝到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
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
史传文学也发展到《史记》这一不朽的高峰。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
因此，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
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3）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
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出现了杨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
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
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
王充的《论衡》却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4）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
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顶点。
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
五言古诗进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4、贾谊的政论文
秦政的失败给西汉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课题。
先是陆贾，早在刘邦称帝之初就著文12篇，纵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兴衰成败之理，号为《新语》。
接着，是年轻的思想家贾谊把汉代政论文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
其作品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
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上篇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接着笔锋陡转，写秦的速亡，从而总结出秦亡的教训。
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后在政策上的失误。
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关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
三篇文章环环相扣，把秦朝亡国的原因层层剖析下去，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不凡。
由此，我们不但能见到作为汉初思想家贾谊关注国家政治的热情和深刻的思想，还能见到他的才思、智慧和人格风采。
此文虽为说理，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但是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语讲究，多用修辞，感情充沛，行文流畅，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贾谊另一类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牍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
前者的主旨是建议汉文帝重视农业生产，文章层次清晰，语言简洁，论述透辟，态度诚恳朴实而又带有真挚的感情。
后者（一称《治安策》）则是贾谊系统地阐述自己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
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均有特色。
贾谊散文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
晁错是贾谊稍后的另一位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
他的代表作是《言兵事疏》、《论贵粟疏》。
5、枚乘与《七发》
枚乘是梁园文学群体的杰出代表。
其《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均为人称道，然而以《七发》最为著名。
《七发》以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往探病为开端。
吴客以夸张的语言描绘了太子平素享乐生活的极境：
音乐、饮食、车马、娱乐。
这些描绘都属于人间难得的享乐，是太子素日优越生活的极端化的写照。
突破这些“宫居而闺处”的范围，吴客又描述了田猎、观涛的盛况。
作品中前四方面的内容本是作者所否定的，然而却假托吴客之口加以渲染，表面铺张性的描绘同作者的是非判断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此，无论读者还是作品中假设的楚太子都是清楚的。
作者要将其所否定的方面推向极端，以警世人。
同时，与其所讲述的后两个方面的描写构成了跌宕之势，表明吴客所讲述的内容同太子习以为常的生活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太子的态度、作者所强调的程度，都有不同。
《七发》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做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
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
是劝戒梁弟子的成功之作。
《七发》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
《七发》对先秦文学多有借鉴，同时在继承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创造性，表现出有异于先秦时期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取向，昭示出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A《七发》在体制上沿袭《楚辞》的《招魂》和《大招》，都是大肆铺排饮食之盛，歌舞之乐、女色之美以及宫室游观鸟兽之事。
区别在于，《招魂》和《大招》的铺排对象都是作为正面事物出现，以此诱导游魂的归来；而《七发》则把上述铺排对象作为否定性因素加以处理，是对贵族公子养尊处优生活方式的批判。
B《七发》和宋玉的《高唐赋》分别有观潮和山洪的描写，对象相似，铺陈都很充分。
然而，枚乘成功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描写手法，将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人的生命的光辉。
《七发》辞藻繁复，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
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模拟。
6、卓立一世的司马相如
梁园文学培养了一代文人，更造就了一个辉煌当世、影响未来的作家，这就是司马相如（？
前179——前118）。
他雄踞西汉文坛，创作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汉赋。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
喜击剑，好读书。
常侍景帝却颇不得志。
遂托病，客游梁园，良好的文化氛围迅速培育了相如的成长。
数年后，相如作《子虚赋》，显示出超群的才华。
梁孝王卒，相如归蜀，与文君结，度过了一段闲散生活。
武帝即位，广征贤良学士，相如被召。
司马相如以其强烈的独立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君王信任。
此后，作有《上林赋》、《喻巴蜀檄》、《哀二世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难蜀父老》。
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长门赋》是受到历代文学家称赞的成功之作。
作品以一个受到冷遇的嫔妃口吻写成，将离宫内外的景物同人物的情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景写情，在赋中已是别创，尤为感人。
这篇赋以骚体写成，幽怨深婉，情味隽永，匠心独具，为历代宫怨作品之祖。
其代表作是《子虚赋》和《上林赋》：
《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汉赋中具有开拓意义和典范作用的成果。
这两篇作品不作于一时。
《子虚赋》作于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作于武帝召见之际，前后相去十年。
两赋内容连属，构思一贯，结体谨严，实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作品虚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并通过他们讲述齐、楚和天子田猎的状况，他们对此事的态度，结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虚赋》通过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评，表现出作者对诸侯及其使臣竞相侈糜、不崇德义的思想、行为的否定，有比较明显的讽喻意图。
《上林赋》紧承上篇乌有先生的言论展开，作品的宗旨得到进一步升华，写出亡是公对子虚、乌有乃至齐、楚诸侯的批评，并通过渲染上林苑游猎之盛及天子对侈糜生活的反省，艺术地展现了汉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对游猎活动的态度、对人民的关心。
在艺术成就颇高：
A《子虚赋》和《上林赋》对楚国云梦和天子上林苑的辽阔，两处物产的丰富，特别是对天子田猎的声势，作了极其夸张的描绘，使之超出事物的现实可能性。
这样极度夸张的描写赋予作品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巨丽之美。
同时，在司马相如的笔下，夸张描绘的艺术渲染原则和严正的艺术旨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艺术巨丽之美的追求和对艺术社会意义即讽谏作用的依归，较好地融为一体。
B《子虚赋》和《上林赋》的结构，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韵文铺叙，篇末又用散文结尾。
作品气势恢弘，波澜起伏，一转再转，而又气脉贯通，一泻千里。
这两篇作品句式灵活，用了许多排比句，并间杂长短句。
文采班驳陆离。
总之，《子虚赋》和《上林赋》在许多方面都超越前人而成为千古绝调，是汉赋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后代赋类作品的楷模。
7、扬雄四赋
1．扬雄。
扬雄是学者而兼赋家的代表，也是继王褒之后在西汉后期文坛取得突出成就的作家。
扬雄的性格决定了他对文学的认识。
他的创作道路，经历了不同于常人的发展过程。
他早年喜好辞赋，敬佩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每作赋，常以相如为楷模。
晚年则对赋，对司马相如乃至文学取否定的态度。
他的变化，特别是他后期的文学观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扬雄40岁以前居蜀。
以极大的热情进行赋体文学的创作，有《反离骚》、《蜀都赋》等。
其中，后者实开后世京都赋的先河。
2．四赋思想。
成帝时，扬雄征召待诏，对上层集团的好恶趣尚、行止作为多所了解，时有讽谏。
扬雄所作的赋，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最为著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甘泉赋》夸张铺饰，极力描绘，以期对统治者有所警戒。
尽管作者想要突出讽喻宗旨，然而，从客观上看，其主观上设定的意图远不能同司马相如的作品相比。
其他的三篇，均寄讽喻之意，但他的创作热情和主要精力，却是倾注在赋的审美效果方面。
因而，扬雄四赋的讽谏之意不为皇帝所理解，而赋的巨丽之美倒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四赋艺术。
A扬雄的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征，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
和司马相如赋的意气风发，词语雄肆相比，呈现出另一种风格。
B扬雄在艺术表现上创造性的成就不多。
其《甘泉赋》多用“兮”字，以骚体句写成；《羽猎赋》、《长杨赋》尽脱骚体，可以看出司马相如的影响。
与扬雄同时而以赋见称于文坛者还有刘向、刘歆父子。
8、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
在政论散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马迁撰写的《史记》。
《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是西汉散文由前期向后期转变时出现的，其风格兼有前期的气势磅礴、感情激切和后期的深广宏富、醇厚典雅的特点；其内容既有前期历史反思的余绪，又有后期沟通天地人的尝试。
（1）家乡景观与童年生活：
司马迁（前145—？
），字子长，生于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
长河名山，气势雄浑，同时又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司马迁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2）家学渊源与转移多师：
其父司马谈知识广博，身为太子令，除了学习当时流行的黄老道论外，对诸子百家学说也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其《论六家要指》一文，文中分析了先秦到汉初六个主要学术流派的得失，精辟深刻，切中肯綮。
司马谈在学术观点上的兼容并包而又崇尚道家的倾向，对司马迁有直接影响。
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他还转益多师，向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
（3）博览群书与漫游交往：
担任太史令后，又利用工作方面的方便，翻阅由国家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在此过程中，司马迁主动和古人沟通，读其书，识其人，做到知人论世，于此产生了为古人立传的冲动。
从20岁起，司马迁在广阔的地域留下了自己漫游的足迹，大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加深了对某些历史人物的印象和理解，从而使入传的人物惟妙惟肖，富有生活气息；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也一道写入书中。
（4）从立言不朽到发愤著书：
司马迁在与父亲生死诀别之际接受了修史的嘱托，于太初元年（前104），开始了《太史公书》亦即后来称为《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秉承父志，修史之初是为了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的自觉行动。
但身陷囹圄、遭受宫刑后，司马迁不再把修史仅仅看作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对西汉盛世的颂赞，而是和自己的身世之叹联系在一起，融入了较重的怨刺成分，许多人物传记都寓含着作者的寄托，磊落而多感慨。
9、《史记》的叙事艺术
（1）沟连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为此，他在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
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他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
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了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
《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在设计上颇具匠心，同时也使它的叙事范围广泛，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
十二本纪按帝王年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2）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具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
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了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
人物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的巧妙安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人物有分传，有合传。
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即把几个人的传记合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
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起，如《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
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3）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
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史记》的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
因而，《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和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4）对复杂事件和宏观场面的驾驭。
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
10、《史记》的人物刻画
（1）闾巷之人的入传。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
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
《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有如此广大的覆盖面，和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及开阔的视野密不可分。
司马迁在按照惯例为帝王将相立传的同时，也把许多下层人物写入书中，其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使得《史记》所收的人物非常广泛，并且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2）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特征。
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
《史记》善于在鲜明的对照、巨大的反差中充分展现人物的个性。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
与此同时，在展现人物的个性时，司马迁还能充分注意到人物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加以恰如其分的表现。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
《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
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
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可见，《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
（3）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笔法。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笔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
他一方面能把握人物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旁见侧出法，又叫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因而，《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关照才能全面把握。
11、《史记》的风格特征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使得它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1）宏廓画面和深邃意蕴。
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
《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却命运悲惨。
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历史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历史事件的产儿，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阔画面，点出其中蕴涵的哲理。
（2）浓郁的悲剧气氛。
《史记》成功塑造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司马迁的人生遭遇是不幸的，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他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寄寓自己深切的同情。
而人物悲剧性的苦难经历，都暗含了司马迁自己的人生感慨。
//司马迁在探讨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以及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之感。
（3）强烈的传奇色彩。
《史记》富有传奇色彩。
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
/除了荒诞不经的传说外，《史记》中的许多真人真事也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料，也富有传奇性。
/《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
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乃至章法、句法、用词等方面多有独特之处，都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传奇效果。
12、《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1）传记文学的开端。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
中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国语》、《战国策》。
但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
《史记》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2）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汇。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
《史记》指次古今，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畅淋漓的风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3）人文精神的弘扬。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A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B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C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D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E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
《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4）后代散文、小说、戏剧与《史记》的渊源关系。
A《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
B《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C《史记》的许多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
13、乐府和乐府诗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乐府是西汉哀帝之前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隶属于少府，行政长官是乐府令。
西汉朝廷负责管理音乐的还有太乐令。
太乐主管的是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颂古乐。
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
西汉乐府的扩充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