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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发展上

人的发展(上)

l发展,进步,退步与衰退,生存无限性

人的发展体现了人的生存延续状态。

生存不是死的、停止的不动,而是在发展过程中的生存。

在一定的生存竞争系统中,人要获得长期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

发展是人存在着的整个过程。

发展直接根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人与环境的互动,一是人的主体性。

人与环境的互动体现的是发展的基本意义,即人对自己生存的维持和延续。

当环境的变化大到一定而人不相应变化时,人必然失去自己的生存,这种变化的同步性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它的直接结果是人获得生存维持和延续。

对人来说,活着就是发展,这体现的是人的自然性。

但是,另一方面,人的主体性也不断地为自己设定着目标,并认为对目标的达到就是自己的进步。

所谓进步,是人的能动,是人为达到一定目标和目标体系的进程,其基本的意义是更好地活着,其内在的动力是人对生存无限性的追求。

生存无限性有两个涵义,一是生存的永恒,是生存的无限延续;一是生存现实内容的无限扩张,是欲望和欲望满足的无限倾向。

人的目标是生存无限性的具体化,有个人目标、仁的目标、社会目标和人类目标,除了个人目标外,所有的目标一定是明确的或不明确的目标体系,不同的人对不同的目标有着统一的或不统一的评价,经常会发生冲突,但根本的是被主体认可为是进步的目标。

由于生存无限性的内在动力,人不能也不会为自己设定自己认为是非进步的目标。

然而,每当人们从更远期的和更宽泛的目标评价短期的和狭窄的目标时,并不都具有进步的意义,而经常表现为是退步和衰退。

退步是目标距离的拉开,衰退是达到目标能力的减弱。

之所以会退步、衰退,是由人的现实的功利性所局限的。

现实的功利性一方面是人现实地进步的必要,另一方面又是对追求远期、宽泛目标的限制,是对远期、宽泛目标真实性的调整,从这一意义来说,退步、衰退既是一种损耗、破坏,也是一种必要、必然。

因此,所谓的发展是人为解决生存的长期性和永久性所进行的活动的总和和总趋势,其基本的特征是进步,但也经常会处于退步和衰退之中,是退一步进两步,是用小病疗大病。

l历史与人的历史

历史是存在已经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着的演变过程。

一般物质存在的历史是由现实的正在不断向过去的演变,不具有未来性。

一般生命存在的历史则相反,是由现实的正在不断向未来的演变,其过去将随着机体的死亡而消失。

一般物质存在的形式包涵着其全部的过去。

一般生命存在的过去留存在它的心理形式和内容中,一当死亡,也就没有了过去。

一般物质是完全被动的变化,不具有未来倾向。

一般生命存在则具有了本能甚至一定的主动性,可以一定程度地预计和追求未来,从动物的大规模迁徙到各种行为倾向,无不体现了未来性。

人的历史是一般生命史的特殊、提升,是人的存在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演变过程,是主体意志的能动过程,是由过去、正在、未来构成的完整的历史。

人的过去并不随着任何个别人的死亡而消失,它总是体现在人的语言流传、文字记录、造物继承等方面,不断积累为人的历史经验与知识。

人的未来不是本能的预计或倾向,而是意志的展望、预测、设计和计划,是主体的能动追求。

人的历史不仅仅明确包括着过去和现在,而且也明确地包括着未来。

因此,人的历史有着四层意义,首先是现实地创造着的历史,其次是以各种方式被记录了的过去的历史,再次是所追求着的未来的历史,最后,是总合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了的历史。

普通历史学所说的是以各种方式记录了的历史。

当人类把历史学作为一种方法记录一般物质和生命的演变时,是历史学的滥觞。

l人的历史规律,自然历史时期、规范历史时期、人为历史时期

人的历史规律是运动、变化着的人的存在属性和内容。

人的历史规律具有非常的复杂性,即,它与其它存在的运动、变化具有巨大差异,是人的存在的本体性与主体性在运动、变化中的有机复合。

人作为本体的存在,他的历史规律具有自然性,这种自然的历史规律有数个层次,首先,是太一整体的运动规律在人的历史中的体现,比如,太一的不断自觉必然体现为人对宇宙的认识的不断深入。

其次,人作为物质的生成,物质的运动规律必然约定着人的历史规律,比如,太阳系的演变使人类历史的一切进步都意味着向人类末日的接近。

再次,一般物种、生命的运动、演变规律必然体现在人的生命史当中,比如,每个人都将由生而死。

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他的历史规律更是能动的规律,这种能动性突出体现在,无论人是否已经认识或不认识自己历史的规律,人的历史规律总是在人的全部能动活动的总合中存在和发生的。

这当中有几层意思,一,虽然人的历史规律具有客观性,但没有人的能动活动,就没有人的历史规律,规律的必然性是由无数的能动偶然性构成的,即,人的历史的客观性是由人的活动的主观性堆积而成的;二,人的历史规律的存在基础是人的全部能动活动,即使人认为自己认识了规律,并自觉地按照所认识的规律活动,规律也是以潜藏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即,规律存在在人的活动中,但人不能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规律;三,当人认为自己认识了规律并试图操作规律时,实际上是构成了又一种深入的能动活动,从而也就更深入地改变了规律的形式,增加了规律的内容,也就是说,人永远不可能彻底地认识和操作自己的历史规律,否则,人的历史就会成为机械的运动,就会在主体性中失去主体性;四,只有人的全部能动活动的总合才能呈现出人的历史规律,人的任何部分活动的综合虽然包涵着历史规律,但所呈现的只是规律的特殊化,即,是以人的自我设定、创造为特征的历史规则,而历史规则是主要体现为历史偶然性的。

由于人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有着历史性,而认识的历史性总是改变着活动的历史性,因此,人的历史有三个阶段,一是以自然规律为主导的自然历史时期,特点是人对自己的能动活动并不设置统一的原则体系;二是以设定规则为主导的规范历史时期,特点是人对自己的能动活动建立了一系列伦理、道德、法律等规范,由于一些个人在规范建立中经常具有突出的作用,因此,圣贤英雄总是被认为是历史的主角;三是以自以为认识了的规律为主导的人为历史时期,特点是人按照自己认为已经认识了的历史规律进行着历史的活动,虽然历史的实际进程一再证明所认识的历史规律并不彻底或完全,但人们仍然相信自己是科学地进行着历史的活动,并不能摆脱这种思维惯性对自己活动的影响,虽然圣贤英雄仍然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但各种社会组织体系居于了更主要的地位。

l人的发展形式和结构

人的发展形式是人的存在形式的发展,包括个人的、仁的、社会的和人类的。

人的发展结构是发展内容的结构,包括造物、机体和精神三个方面。

l个人的发展,无进取发展与有进取发展,自然发展型与随众发展型

个人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在人生过程的发展。

个人发展有两种,一种是无进取发展,不为自己设定特殊的目标,随遇而安;一种是有进取发展,为自己设定特殊的人生目标,并为达到这些目标而努力。

无进取发展不是没有目标,而是没有区别于大多数人的特殊目标,又有两种类型,一是自然发展型,仅仅只有吃饭、睡觉、生育、长寿等自然的目标;一是随众发展型,是接受周围大多数人的目标为自己的目标,比如在现代是考一张文凭、找一份工作、买一间房子等。

无进取发展是绝大多数或大多数人的发展方式,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在人们没有建立庞大的造物体系和精神体系时,自然发展型与随众发展型是基本重合的。

有进取发展所设定的目标是区别于周围大多数人的目标,总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发展方式,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阶段发展型,是把特殊目标的达到定在了人生的某个阶段,比如要在十八岁考上博士、四十岁做上总统等;一种是终身发展型,比如到老死也要做伟大的文学家、要做终身总统等。

在人类的早期,有进取发展主要体现在个别成员对“王”位的争夺,在现代由于造物体系后精神体系的空前庞大,人们可以设立特殊目标的宽度非常大,因此,获得有进取发展机会的人数越来越多。

个人发展的种类并没有绝对的更好与更不好的区别,它涉及到人生价值观念和人生成功观念的历史性理解。

但是,个人的进步意识总是会不断刺激一部分人选择有进取发展,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即是,或至少会使大部分人选择随众发展型。

从个人发展的内容来说,一方面,它体现在机体、造物、精神三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从个体的角度体现了人的仁性、社会性、类性。

机体的发展包括健康、寿命、强健、美丽、性、生育等直接体现在人身体内在和外在的内容。

造物的发展包括个人对物质的创造、占有、所有、消耗、消费,在私有制度确立以后,特别体现在对财富的私有和权益上。

精神的发展包括精神的平衡、自由、创造和经验、知识的拥有。

个人发展的仁性体现是在个人的爱人上,一般来说,主要是体现在个人的普遍道德上。

个人发展的社会性体现是在个人的角色上,通常,包括角色的自由、地位、影响力、成就等。

个人发展所有的个性、仁性、社会性体现,都是他的类性体现的具体化。

l仁的发展,爱与恨,爱完全、泛爱、深爱

仁是发生着关系的二人或多人。

仁不是形式界限分明的实体,但并不是说仁就不是实体性存在,而只是其实体形式的界限不分明。

一般来说,仁表现为一定的人群,但一当这一人群以稳定的、约束的方式出现,就成了社会的群体。

因此,一定的人群是仁的,也会是社会的。

理解人群的仁性,要从人与人的自然关系中着手。

首先,任何个人都不能是孤立的存在,必然要与他人进行交流、交往,这种群体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其次,男女关系是最基本、自然的关系之一,与此相联系的伴侣、家庭等可以看作是男女关系的特殊衍生;再次,人的年龄差异、辈、代也是人的主要自然关系。

朋友、男女、长序,可以看作是仁的主要内容。

维系朋友、男女、长序的基本方式,是仁爱,或简言为爱,所谓仁者爱人。

仁爱首先是对他人的类的认同,是把他人视作与自己的同类,否则就无法与他人建立仁的关系。

但是,在爱的基础上,也总是会滋生出恨的。

恨是对仁的关系对象的否定、拒绝、排斥,其极端方式是消灭。

无爱不仁,爱是恨的基础。

有了爱,才会有恨,这叫同则异。

恨的发生,是由爱的差异所造就的。

由于爱具有力度、方向、焦点等属性,爱的差异必然体现在力度、方向、焦点的差异上,这就造就了更大力度对小力度、此方向对彼方向、焦点对外围等等的排斥,从而趋向于恨。

一切恨,都与爱有着密切的关系。

即使对一个仇恨所有其他人的人来说,也总是与他的极端自爱有明确关系的。

爱与恨的这种关系,与善与恶有着同构性,并且,它们也是紧密联系着的。

一般来说,爱总是善的,恨总是恶的,但有为恶的爱和为善的恨的特殊。

仁的发展从内容上说主要在仁爱的发展,有三个方面,一是爱的完全程度,一是爱的泛度,一是爱的深度。

爱的完全程度可以叫爱完全,是爱的形式、种类、层次的完全性。

比如,爱自己的情人也爱其他异性,爱异性也爱同性。

对情人的爱与对其他异性的爱是不同的爱,对异性的爱与对同性的爱是不同的爱,爱情人而不爱其他异性,爱异性而不爱同性,则是不完全的爱。

所谓爱朋友也爱敌人,即使要消灭敌人,也要人道地对待被俘获、消灭的敌人。

爱的不完全是爱的缺损,当爱缺损时,缺损的爱必然是狭隘的。

孔子爱君子而不爱小人,他的“仁爱”远没有墨子的“兼爱”完全,所以孔子较之墨子狭隘,他的学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愤世疾俗者。

当妻子不允许自己的丈夫与其他女性说话、对她们微笑时,丈夫缺损了的爱对她必然是畸形的、虚伪的。

缺损了的爱必然导致孤独、痛苦、烦恼、仇恨。

马克思极端的阶级学说虽然教训了统治阶级长期以来的狭隘、自私、残酷,但也进一步刺激了阶级仇恨。

爱的泛度即泛爱,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对一切人的爱,是人类的爱,甚至扩展到了对其它生命形式乃至对阳光、大地、山川、星月的爱,所以可说是诗人之爱;一是对一切周围人或所有某一类人的爱,比如爱所有遇到的人,比如爱所有中国人,而不仅仅是在大陆的中国人,等等,这种爱通常具有鲜明性,在群体冲突中会造就出英雄,所以,可以叫英雄之爱。

爱的深度也是爱的强度,可以叫深爱,最突出的是情人之爱,是对爱的执着、投入、忘我。

无论爱的完全、泛爱、深爱,其实际的发生、发展总是与人的个体性、社会性、类性相联系的,而不仅仅是仁性。

在实际中,个体性、社会性经常会与仁爱相冲突,对仁爱进行限制。

在理论上,在马克思对“爱的呓语”的批判中,又总是用阶级性掩盖、否定了一般的爱;即使积极提倡“仁爱”的孔子,也用他的君子、小人界限对“仁爱”进行了局限。

l社会发展,社会实体(主体)与社会实体(主体)六层次,社会的运动状态和结果

社会是人的现实存在形式之一,是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各种群体及其总和,这些群体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包括种族、民族、国家、阶级、阶层、各种组织等有形或无形的实体,这些主体的活动构成了社会的运动。

社会的发展既是主体的发展,也是社会运动状态和结果的发展。

由于社会的发展有着强大的现实力量,总是以其群体性取代人的个性,并掩盖了仁性,因此,经典理论经常用社会覆盖全部人的存在,历史学也主要就是社会的演变史。

社会的发展首先就是社会主体(实体)的发展。

社会主体的第一个层次是基于自然性的诸种实体,它们主要是由人类种系演变和地域分布形成的,有种群、族群、种族、氏族、部落、民族、家族、宗族、城市、乡村等形式;第二个层次是由人们的文化观念、意识、习俗的共同性特征构成的,有语系的、宗教的、学派的,通常与第一个层次具有复合性,但并不尽然,比如汉语系就突破了汉人乃至中华民族的范围,天主教几乎遍布在了世界所有主要民族当中,等等;第三个层次主要是由经济的权益体系、制度、等级构成的,主要有庄园、农场、市场、企业、行业、产业、阶级等;第四个层次是主要由政治的、法律的权力体系和制度构成的,有核心部落、国家、政府及其机构、军事组织、法律组织等;第五个层次主要是由文化、知识、消息、娱乐的传播、研究、继承、合作等形成的,有文艺、教育、新闻、体育等团体;第六个层次主要是由各种共同的政治、社会观念和利益形成的,有政党、政派、各种社团等。

所有这六个层次,并不是绝然界限分明的,比如政党,当其成为国家的权力体系并制度化时,就从第六层提升到了第四层;比如宗教,当成为一种庄园生产体系时,就延伸到了第三层,当国家的政权成为宗教政权时,就延伸到了第四层,当成为一种教育、研究机构时,就延伸到了第五层,当失去国家权力、仅仅是一种一般政治力量时,就延伸到了第六层。

总地来说,社会的发展是从第一层次逐步向第六层次生长的过程,是自然程度越来越降低的过程,当然,在不同的社会体系,个别的内容会有较早或较晚出现的情况,比如在中国,学校的出现很早,而由于君子不党的传统,政党则出现得很晚。

一般说来,较低的层次是较高层次的基础,但较高层次的活动更具有能动性和自由度。

社会的运动状态和结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形态、结构、制度,一是可以统计的各种社会指标或指数,比如人口、粮食、汽车、受(学校)教育年份、听(剧场)音乐的小时、人均服刑年份,等等。

对社会形态、结构、制度发展的研究是至今为止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社会统计指标或指数的发展有两种情况,一是无前提统计,即统计不需要设定前提,指标或指数的增长或下降意味着社会的绝对进步或退步,比如,人均财富拥有量的增长、人均粮食量的增长、人均接触人数的增长等,都意味着社会的绝对进步;一是有前提统计,即统计必须设定前提,否则,指标或指数的增长或下降不能说明社会的进步或退步,这部分统计占了全部社会统计的绝大多数,比如,当社会动荡时,人均实际服刑年份的增长意味社会的秩序化,当社会稳定时,人均实际服刑年份的增长意味着政治的严酷,社会将趋向无序化(表面的有序,实际的无序)。

对现代社会来说,明确、及时的统计已经成为社会运转的必要,而统计的复杂化、精确化是必然的趋势,即,几乎所有的社会运动都将是被统计的,但这并不等于数学将取代社会理论,数学仅仅只是整个统计的一种技术。

l人类的发展,人均寿命、人口总数、活动空间,人类与物质体系和生命体系的关系

人类的发展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体现为个人、仁、社会的发展;一是相对于外部环境的发展,体现为人与宇宙物质体系、生命体系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从整个人类来说,人类自身的全部发展都体现为三个最终的指数增长,一是人均寿命,一是人口总数,一是活动空间。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人均寿命的增长都标志了人类的进步。

人均寿命的增长有两层意思,一是统计的人均寿命的增长,一是最高寿命年限的突破。

人均寿命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可能会出现临时增长,有两种情况,一,从战争、饥荒、瘟疫等大规模灾难恢复后由死亡率的迅速降低导致的人均寿命快速增长;二,强制的生育率锐减所导致的人口迅速老龄化和人均寿命快速增长。

前一种情况是经常的,后一种情况属于非常,不会经常出现,但它们都是临时增长,其增长率最终仍将降低。

虽然突破最高寿命年限的总是少数个人,取决于他们特殊的机质和所生活着的状态,但是,他们所遗传的长寿基因最终是提高着人均寿命的,而人均寿命的提高又会提高人类突破最高寿命年限的机率。

最高寿命年限的不断突破对人类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是人类提高“宇宙诺亚方舟”航行距离的生命基础。

虽然人口总数的增长受着地理空间有限性、自然资源短缺性、疾病、社会冲突、心理异常、生育观念淡漠化等的限制,但也正因为这样,人口总数的增长并不仅仅是人的生育能力的提高,而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结果。

一方面,人口总数是人们生育结果的总和,人们可以通过对生育行为的控制提高或减少人口总量;另一方面,人口总数是发生了的现实,是不可更改的事实,永远不会出现现代一些学者按照政府统治意志设计的理想数字的现实化,因此,从最终的结果来说,一定是政治、经济、资源服务于人口,而不是人口服务于政治、经济、资源。

虽然在某一部分人群或某一历史阶段,人口总量可能被操作为增长或减少,但人们最大可能地延续自己血系的本能和由此滋生或相联系的各种欲望(比如女性要通过生育证明自己的母性、人们要通过养育孩子满足自己的情爱,等等),总是会以强大的动力从总体上提高生育机率,而人类的进步则体现在了对生育总量的维护上。

当人类无法维护自己的生育总量时,仅仅“计划”生育并不能从总体上减少生育数,对一部分高密度人口流动的限制、贫困、疾病和战争就必然出现。

因此,一方面,人类的人口总数从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另一方面,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人口总数也会发生下降。

活动空间与人口总数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两层意思,一是一定空间活动的频繁化,即人口密度提高;一是活动空间的绝对扩大,即人口分布范围和趋势的扩大。

人口密度不是临时的箱包式密度,比如人们挤公交车时的密度,而是指人们进行完全(二十四小时的)生活的密度,这种密度从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来说,是有上限的,比如当人们持续地在拥挤的车厢里吃喝拉撒一段时间后,便会导致精神的紊乱;迄今为止对刑犯的监禁体制基本是失败的,因为,由于所提供的空间过于狭小,从而导致罪犯的心理进一步异常,是把较轻罪行的刑犯们造就为了犯更重罪行的预备队。

当从一个广大的空间来说,人口密度的提高是无限的。

人口密度的提高与人口的分布范围有密切的关系,人口分布范围越大则人口密度越低,因此,一方面,人类不断提高着自己的人口密度;另一方面,人类又不断通过分布范围的扩大以避免接近人口密度的上限。

当人类分布到整个地球时,便意味着人口的分布达到了极限,从而也意味着人口密度的提高有了极限。

当人类形成了到外星球活动的技术后,便出现了向外星球分布人口的可能,这就是人口分布趋势的扩大,标志着人口分布扩大和人口密度提高的新的无限可能性。

人类与宇宙物质体系的关系首先是人在宇宙物质体系中的活动广度,即人的活动空间,这与人口的活动空间是同一的。

其次,是人对宇宙物质体系的认识程度,有两个方向,一是广度,一是深度,广度一定是大于人的活动空间的,其发展有两个阶段,一是人直接的感觉阶段,即,是决定于人的机体感觉(特别是视觉)能力的阶段;一是人间接的感知阶段,是对人的天然机体感觉能力的超越,比如天文望远镜是对人的视觉能力的超越。

在间接感知阶段,广度的扩展决定于深度认识,也就是说,对宇宙物质体系的深度认识也是对认识广度的开拓,在间接感知中,两者达到了统一。

再次,是人对宇宙物质体系的占有、改变、消耗、创造,即造物,一方面,人类越来越大规模地改变着周围物质体系的原有平衡状态;另一方面,对整个宇宙物质体系来说,人的全部改变结果都是微观的,甚至可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宇宙物质体系的总体运动总是以不可阻挡的力量修复着被人所改变了的部分。

尽管人类对宇宙物质体系的改变是那么地微不足道,并且经常在物质体系的自我修复中陷入深重的灾难,但人类仍然必须前赴后继地进行着改变活动。

生命体系与一般物质体系具有很大的不同,生命体系是活的,一般物质体系是死的;生命体系是人类直接的食物来源,一般物质体系则并不直接提供食物(水是特殊);生命体系的总量是明确有限的,一般物质则是无限或相对无限的。

从对人的可见形式来说,生命体系有固着在土地上的植物(人们在生活中也把菌类归在蔬食一类)和不断进行位移的动物两类,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都必须跟人一样占有阳光下的空间(水生和地表以下的动植物比较另类)。

因此,地球空间的有限性决定了生命体系的绝对有限,这种有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命品种的有限,二是生命个体数量的有限,三是适合具体品种生存、繁殖的具体环境体系有限。

基于这种有限性的约束,人类与生命体系关系的发展有四个过程,一是对生命体系进行抗拒的排挤过程,二是种养——排挤过程,三是保护——排挤过程,四是繁殖——排挤过程,四个过程的基本点都是对生命体系进行排挤,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又各有特征。

抗拒——排挤过程是人类最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人类对生命体系进行着排斥,但并不具有优势,面对着各种物种的“进攻”只能进行努力的抗拒。

种养——排挤过程是以人类培植出了家种为基础的,其鲜明的特征是人类用家种动植物不断占领土地空间,使生命的自然体系发生加速度萎缩。

保护——排挤过程是人类试图用保护性的手段维持现有自然生命体系的过程,但是,这种保护仅仅只是一种保守主义运动,只是减缓了自然生命体系的萎缩速度。

繁殖——排挤过程比较地具有了革命性,是人类对野生物种实行大规模人工的和自然的繁殖计划的过程,它的基本目的不是形成更多的家种动植物,而是彻底地阻止自然生命体系的萎缩,并试图逐步恢复和增加物种的品种数量。

因此,人类与生命体系的关系发展并不是人类对生命体系的无限排斥,而是一种有限的排斥。

人类目前所处的过程是在保护——排挤过程中,自然生命体系仍然将继续较快地萎缩,但是,人类也正在努力地向繁殖——排挤过程过渡,各种基因库的建立正是在为将来的革命作着准备。

l人的诞生,对搏斗和繁殖劣势的弥补

人的诞生不是指某个人的诞生,而是指整个人类的诞生。

人的诞生是人的全部发展的历史前提。

没有人的出现,也就没有人的发展。

人的诞生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是行为活动、认识活动、交往活动、生活活动、生产活动的综合结果,而不仅仅只是某一个方面如劳动的结果。

劳动可以促进人手的进步,但不能使人成为没有发情周期的物种。

虽然某个灾变可能刺激或导致人诞生速度的加快,但这种“快”也是漫长的,是至少以万年为计算单位的。

人的诞生不是由某一个个体造就的,而是由整个种群的逐步演变造就的。

类人种群的演变是自然与“人然”结合的过程,而不是我们今天对某种生物人然的改造、改良。

我们今天能够把某个猿训练到相当于幼童的水平,但绝不能把一个猿群在自然界训练为幼童水平;当我们试图实施这种训练后,至多只是象我们曾经训练过猪、马、牛、羊一样,培育出一个新的家畜品种而已。

人的诞生是以自然选择为前提的。

动物的演化形成了灵长类,灵长类的演化形成了类人猿,类人猿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是演化为人类的自然前提。

类人猿向人的演化并不是由于其机体形式具有优势,而是由它的一系列弱势所促使的,它既跑不过四脚大型动物,也没有足够强劲的爪子和牙齿与大型甚至中型的食肉动物搏斗,而生殖年龄和怀孕期、哺乳期的漫长更是致命的缺陷,因此,是否能够同时弥补搏斗和繁殖劣势就成了各个类人猿种群演化为人类种群的关键。

一切动物增强其搏斗能力的自然途径只有两条,一是避让,一是强化,类人猿如何避让攻击今天很难猜测,强化则可能有两条道路,一是增强种系的体格力量,比如身体更粗壮、臂力更强大、吻部更有力,这是现代大型猿类的形成道路;另一是更加强其群体性,用群体的力量来抵御攻击,同时,在搏斗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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