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机会观下的创业延伸.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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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机会观下的创业延伸

剖析机会观下的创业延伸

　　一、引言

　　创业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不仅涉及机会的搜寻与识别、企业家知识和能力、资源获取和协调等诸多方面，同时也受到个人、组织、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使得整个创业研究的内容体系极其庞杂。

而现有文献对这一研究领域的介绍，多是按不同学科背景分类的进行，很少涉及到各理论分支间内在关系、以及整个创业理论演进的逻辑线索，并客观上导致对创业研究理解上的混乱。

为此，本文试图以机会为线索，对创业理论延展脉络进行梳理。

　　二、构建主义和企业家特质

　　早期的创业研究是受到一种构建主义机会观点的影响，认为创业机会出现是建立在企业家对环境因素的觉察、解释、和理解基础上的，机会是由企业家构建而来的。

这种观点主要源自熊彼特的思想，在熊彼特及其追随者看来，创业机会是经济自我变迁过程的结果，而启动这一变迁的驾驭者是创新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创造性毁灭打破了市场均衡，才使得经济在循环流转中实现增长。

企业家没有发现机会，相反，他们利用经济中发生的技术变革和创新优势创造了机会。

显然，按照熊彼特的逻辑，创业机会只不过是“货物、服务、原料、市场和组织方法，通过新的手段、目的，或者手段—目的关系引进而构建的情形”，而企业家的自主性、创新性、冒险、主动性发展、竞争进取等个人特质决定了创业的方向，企业家必须是直觉敏锐，富有创意，而企业家个人这种内在的特质也是难以模仿的。

从而，区分企业家与非企业家不同的不同自然地称为创业研究内必须解决的内容。

　　创业研究中关于企业家个人先天心性特质的探究，就是沿着这一分析路径而展开的。

1961年McClelland首开先河，提出了企业家的“成就需求”观，认为经济发达国家通常更具开放性、更加关注人的自我实现，这种社会标准和价值观对人们从事创业活动有着重要影响，而企业家则是那些具有高度成就需求和强烈的自信心、能独立的解决问题、愿意承担适度风险和个人责任的人，因此，也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量。

McClelland的这一工作奠基了了以心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企业家研究的基础，并得到了此后众多学者的追随。

诸如：

Brockhaus企业家的“风险倾向”的讨论，Shapero关于企业家“内控性”影响创业行为的考查，Schere以“模糊忍耐性”对企业家与经营者差异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McClelland工作的延伸。

　　与探究企业家先天因素不同的是，也有一些学者强调了背景因素的重要性，认为成为企业家的决定不仅取决个人的特点和心理特征，而是基于更多的东西。

他们试图运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从企业家后天的心路历程，如教育程度、家庭背景、企业家的之前社会经历等方面寻找相关问题的答案，探讨其对创业行为的影响。

尽管人们一直相信企业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心理特征。

然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似乎并没有给这一论点提供有力的支持，诸如性别、年龄、教育、地位和籍贯等用来描述企业家的变量似乎很少或根本没有影响个人的创业倾向，不可能由此对人们是否做出这样事业或生活方式选择作出预测。

　　从这一研究线路目前的进展来看，尽管很多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见地的观点，但总体上围绕企业家个人特质的考察，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正如Mitchell&Ronald指出的那样，“企业家性格”为基础以鉴别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的独特贡献的研究的失败，导致了创业文献的一个真空，这个真空一直在等待填补。

　　三、机会存在与机会识别

　　与熊彼特及其追随者们把创业机会归结为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由企业家构建而成不同的是，一些学者从实证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立场提出了相反观点，他们认为机会独立存在于环境中，主要是等待被发现。

在这一实证主义的机会本体论下，“打破经济循环流转”所需要的成就需求、自信、风险倾向等“企业家精神”，也就不再是研究个人创业的关键了。

当然，机会虽然在给定环境下可能已存在，但机会选择和实施的质量则决定于企业家个人认识和利用机会的能力。

因此，考查创业机会的识别问题，即企业家能否具有过人的“警觉性”，使其能“有效觉察”给定的环境中存在的利润机会，显得尤为必要了。

　　为此，一些学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企业家信息搜寻与知识经验上，认为市场知识和信息差距是“一些人而不是其它别的人”准确捕获机会的主要原因，企业家要准确识别机会，首先必须收集和利用来自外部环境的所有信息，以形成并保持一种信息不对称，使他们能够看到其它人看不到或忽视的新机遇。

Dutta等强调了此前经营经验的重要性，认为建立在个人历史和经验基础上，通过对信息连接而获得的推论，往往代表“非常好的”的思想，要远比那些此前未被连接的各种信息碎片更有价值。

Gaglio认为企业家以前的创业经验可以为其提供一个处理信息的框架或心理模式，汲取以往经营经验的能力可以影响其收集信息的数量和质量。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先前经验有其局限性，未必严格提高机会识别的能力，经验有限的企业家可以使用简化模式来指导其搜索，经验丰富的企业家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它们可能会因过分自信、科目盲点、错觉控制等、也可能会使信息搜索行为过于狭窄。

　　另外一些学者从认知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出发，着重机会识别过程中企业家认知模式特点的研究。

诸如，Busenitz讨论了企业家认知偏好、启发程序与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

Baron考查了企业家的认知机制，如：

逆向思维，归因风格，规划幻想和自我正当性辩护，认为这对于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做其所做有重要的作用。

Busenitz&Barney认为往往要在根本没有历史趋势、过去绩效、以及周边有没有将被接受的新产品或服务方面等具体市场信息的前提下做出决定，但企业家可以从中通过独特的启发性逻辑方法解释信息的新组合，从而获得新的洞见。

Kickul&Jill等人研究了分析或直觉两个不同认知方式的在企业家创业自我效能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有直观认知风格的人更自信他们有能力识别机会，而对他们评价、规划和组织资源的能力没有多大信心。

相反，分析认知风格的人士更相信他们进行评估、计划、并调动各种资源的能力，但觉得对他们查找和识别新的机会的能力没有信心。

　　就目前情况看，从机会存在观出发，考查企业家认知特点仍然是创业研究仍然是广泛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对以学习为线索，对企业家认知启发性、知识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四、机会利用与创业环境

　　机会存在观不仅突出了机会识别的重要性，同时也隐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逻辑。

既然创业机会独立于企业家而存在，机会的出现是企业家对环境因素觉察和理解，这就意味着，创业机会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系列创业环境条件，这种条件导致企业家或企业家团队或者通过现有或新建企业，在市场上推出一个或多个新的产品或服务。

因此，只关注企业家个人的个性行为特点，把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视为客观外在的创业研究是有缺陷的，需要进一步从外部环境条件来理解创业机会以及创业的性质，探讨什么样的创业环境条件更有利于生成有利可图的机会、进而有利于企业家对机会的利用。

目前，关于环境创业研究的理论视点主要有资源依附理论和种群生态理论两种。

　　在资源依附理论的追随者看来环境是组织必须去适应的一系列外部条件，组织不能从内部创造一切必要的资源，组织与环境要素之间存在交易关系，新企业的创建、生存和发展与其获取可预测的、稳定的必备资源的能力具有直接关系。

依据这一判断，他们一般将其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在环境条件对新企业的创建以及企业经营的影响上。

如：

Gartner在他提出的创业分析框架中，强调了创业环境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环境因素，包括风险资本的可得性、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劳动力、现代化交通通讯设施、便捷的供应商和客户等等；Pennings的研究认为可利用的金融资源、大的城市区域、大学的培训和研究等因素被发现在增加新企业创建频率方面非常重要，Romanelli在研究了环境条件和组织追求的竞争策略之间的关系后认为，充足的可利用资源是企业能否顺利创建的关键因素，环境中资源的可得性不仅关系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也会影响到新企业融入环境的能力。

　　种群生态学则主要依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把组织类比为有机生命体，并从环境承载能力、组织种群密度、合法化、竞争等方面来研究组织与环境的互动关系，而企业的生成变成了导致组织种群规模变化的进化和选择问题。

与资源依附观简单地把组织行为看成是对资源环境一种机械回应不同的是，种群生态学的分析框架中，组织在试图“适应”环境方面似乎更加活跃。

种群生态学学者认为自然选择过程影响着组织种群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而合法性和竞争性两个相互对的程序则是决定组织种群密度的关键因素。

当组织种群密度低时，合法性程序中占主导地位，导致企业生成率上升，死亡率下降，而组织种群密度高时，则由竞争性程序主导，情况就会相反，从而，新企业的创建受到群体内部、种群之间以及体制因素的影响。

当然，地理障碍的阻隔使得资源在空间分布上产生异质性，使得响应于组织密度的合法性和竞争性程序可能会取决于界定组织人口的地理边界，进而对组织种群生态的进化产生后果深远的影响。

这就是说，新企业的创建会受到环境的资源供给与承载能力影响。

　　就整个创业环境研究的纵向历程来看，早期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创业的一般环境条件、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创业环境条件的描述性研究、以及公共政策在规范创业环境中的作用三个方面。

到1997年以后，随着全球创业观察项目的开展，由该项目提出的一个包括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等九个方面的系统分析框架，得到多数学者的效仿，从而引领了当前这一分支研究的主流。

　　五、人和机会的连接：

社会网络

　　近年来，受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发展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研究而形成的“人和机会连接”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

新经济社会认为，经济行为以社会关系网络为条件的，有目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

社会关系包括团体内的“强关系”和团体间的“弱关系”，其中“弱关系”是团体间信息交流与扩散十分有价值的“桥”，拥有“弱连接”多的人可以拥有信息流优势，往往能更好地得到工作。

作为弱关系理论的延伸和补充，Burt发展了结构洞理论，认为群体间的弱关系就是市场的社会结构之洞，结构洞的存在为其网络跨中越这些洞的个体创造了一种竞争优势，占据了“结构洞连接桥”的位置的个人或群体，就可能拥有这这一位置中的作为权力的资产。

　　社会网络的研究导致了创业机会性质的全新解读。

既然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的不同位置，对资源流动、进而创业成果产生重要影响，跨越结构洞既可以使作为联络焦点的行动者接触到更多的新信息，同时又反过来可能会刺激行动者及其组织学习和内部能力发展，并进而能提高绩效，从而，结构洞对于经纪人之间的信息流是一种机会，也是一种控制把结构洞两边的人连接起来的项目的机会。

这种结构化理论客观上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方面，机会源自于特定的人对结构洞的跨越，机会因行动者而存在；另一方面，相对于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行动者是谁是次要，机会不能独立于社会网络结构而存在。

循着这一分析逻辑，Yolanda等从结构化的视点出发，认为企业家和机会之间存在一个递归的二元进程，而不能作为单独和不同的领域，创业是人与机会统一。

　　就现有文献看，理论界对社会网络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寻求对“网络如何影响到创业过程，导致创业者或其公司的积极成果”的理解上，其主要内容包括网络关系的内容，网络关系治理，以及网络结构模式几个方面。

这些研究不仅支持了社会网络关系对于企业家在创业过程获取资源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的判断，同时也说明嵌入社会网络是组织能够获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手段。

另一类学者考察则主要放在创业活动本身对企业家社会网络关系发展的影响上。

如：

Johannisson的一研究考察了新生的和现有企业家的在开始时期以及和6年结束时期的网络变化情况，Hansen采用截面数据研究了创造过程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类别的个人或企业的网络结构基本的过程动态，Hite考察了新兴企业嵌入式网络关系的进化过程和路径。

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网络从初期局限于业务关系逐步，演变为后期多样化社会关系的发展趋势。

此外，新近兴起的战略创业研究，也就是“人和机会的连接”观点在战略管理领域的延伸。

战略创业将机会作为目标引入战略分析框架，试图通过机会寻求和优势寻求的结合，建立和保持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一定程度丰富了社会网络研究的内涵。

　　六、结束语

　　至此，我们对创业理论研究发展的主要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我们认为，尽管创业研究因其自身涉及问题的复杂性和各研究分支理论背景的多样性，使得其不同内容之间相互混杂而模糊不清，但其内部存在着一致的逻辑线索。

从认识论根源，创业理论流派的分化是在于不同学者对机会性质的理解不同。

而正是由于这种理解上的差异，才使得人们能够通过不同视角的解读加深对创业现象的理解，而创业研究本身也在这在不断争论中日渐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