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董子思想献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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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董子思想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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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董子思想献疑

[摘要]古今理论界对董仲舒的认识,都来自班固。

班固认为:

董仲舒是武帝首次《五经》考试的第一名,汉武帝曾采纳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立学校之官”、“举茂材、孝廉”都出自董仲舒,董仲舒在学术上还是汉代的“儒者宗”等。

本文认为,这些都缺乏根据。

[关键词]《五经》博士“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田蚡　公孙弘文翁

当代的儒学研究和新儒学都把董仲舒奉为孔、孟之后儒学的第二个里程碑,他们对董仲舒的看法全都来自宋明理学,而理学对董仲舒的认识又以班固的《汉书》为依据。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董仲舒的史学著作不是《汉书》,而是《史记》。

班固在写《汉书》时,凡与《史记》相重者,几乎百分之百地抄袭《史记》,唯独对董仲舒的记载与《史记》出入最大,横增许多新东西。

然而,班固对董仲舒的这些记载,既无历史根据,又充满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一、董仲舒是武帝首次《五经》考试的第一名吗?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接着,便给出了《天人三策》；又说:

“既对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

”在《武帝纪》中,班固于武帝七年下,说:

“五月,诏贤良?

?

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对此,古今理论界皆从之,如周桂钿先生即持此说（周桂钿、吴锋:

《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93页。

下面所有关于周先生观点的引文,均出于《董仲舒》）。

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董仲舒没有二进考场的理由。

董仲舒在景帝时即已是《春秋》（《公羊》）博士,为什么还会再参加武帝初期的《五经》（包括《春秋》）博士考试?

这在道理上说不通。

对此,周桂钿先生最新解释说:

董仲舒在胡毋生告老回乡时,也归乡了,所以才在武帝初期复出参加《五经》博士考试（《董仲舒》,第329页）。

但此说不见于《史记》,亦不见于《汉书》,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完全属臆测。

而且,董仲舒若真的归乡复考,他考的仍是《春秋》（《公羊》）博士,同一学科、同一个人怎么会拿双博士呢?

第二,《天人三策》矛盾重重,伪迹斑斑。

如:

按班固的说法,第一策为公共试卷,第二、三策为复试卷,其性质为儒学对策,且写作时间相同。

然而,第一策的考题说:

“今子大夫　然为举首,朕甚嘉之。

”从“今子大夫　然为举首”可知,此策非公共试卷,乃复试卷。

第二策的策文说:

“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於文系而不得骋（欤）[与]?

”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可知,此策才是公共试卷。

是否可将第一策与第二策对换一下,变成《人天三策》,问题就解决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第二策考题还说:

“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

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

”这就告诉我们,第二策乃百家考试,非儒学策问。

而且,第二策中有“夜郎康居,说德归谊”；第三策中有“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武帝七年之后。

尤其是“刑狱之滥”,乃武帝晚期的事。

武帝中期后,以《春秋》（《公羊》）决狱,刑罚大坏,从吕步舒决淮南狱,一杀就是“数万”肇始,至杜周时最盛。

所以,《二十二史札记》在批评武帝“刑狱之滥”时,主要以杜周为代表。

第三,为什么不再授董仲舒为《公羊》博士?

班固在董仲舒对策后,未载授博士一事,只说“以仲舒为江都相”,不合常理。

汉代的博士考试,无论是“五经”还是“百家”,被选为第一名者要先授博士,后任职。

这里博士是学衔,任职是官衔,不授学衔怎么能先任官呢?

班固不敢再授董仲舒为《公羊》博士,是怕露了同一个人、在同一学科不能拿双学衔的马脚!

“以仲舒为江都相”,既不能反证董仲舒的确参加了武帝初期的《五经》考试,更不能反证他考了第一名。

因为江都相是小官,董仲舒在景帝时就是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任江都相应属正常升迁,不一定非要再当一次《公羊》博士才能任职。

二、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吗?

班固在《武帝纪》中说: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在《董仲舒传》中又说:

“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

”宋明以后,直至当今中国理论界,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

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应当指出,据《史记》与《汉书》载,汉初尊儒的真实过程是（二书所记相同,此以《汉书》为例）:

汉代开国皇帝刘邦虽然开始“不喜儒”,曾拒见儒者,“溺儒冠”。

陆贾在他面前说《诗》、《书》,他骂道:

“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陆贾说:

“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

”刘邦“不怿,有臱色”（《郦、陆、朱、刘、叔孙传》）。

后来,儒者叔孙通为其“起朝仪”,刘邦看了非常高兴,说: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同上）；惠帝除“挟书律”（《惠帝纪》）,为儒学恢复奠定了基础；文帝置《孝经》、《孟子》、《礼》博士（宋咸:

《〈扬子·法言·学行〉注》；赵歧:

《〈孟子〉题辞》；《儒林传》）；景帝置《诗》、《公羊》等博士（《儒林传》）。

事实上,儒学此时已成了汉代治国的辅助思想。

儒学同“黄老”的斗争:

文帝时,贾谊曾以“礼治”为武器,主张“兴礼乐”,反对“黄老”,但失败了,被贬到长沙（《贾谊传》）；景帝时,辕固生多次以儒反“黄老”,如曾为“汤武受命”问题同崇信“黄老”的黄生争于朝堂,甚至当着崇信“黄老”的窦太后的面批评《老子》为“家言”,差点被她置于死地（《儒林传》）；武帝初期,王臧、赵绾再次以“礼治”反对“黄老”,主张“立明堂以朝诸侯”,这回得到了武帝、丞相窦婴、太尉田蚡的支持,然而却遭到了窦太皇太后（即窦太后）的镇压。

结果,王臧、赵绾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被免官（同上）。

不过,武帝五年,在田蚡的策划下,却顺利地增设了“《五经》博士”（《武帝纪》）。

直到武帝六年,窦太皇太后崩,田蚡复出任相,才“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正式开始尊儒（《儒林传》）。

可见,汉初尊儒是众多儒者斗争的结果。

贾谊被贬,辕固生险些被杀,窦婴、田蚡遭罢官,王臧、赵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后完成者是田。

田蚡才是汉代“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关键人物,这里根本就没有董仲舒。

现在,理论界都以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在于:

第一,是张冠李戴。

这里的中心人物是田蚡,不是董仲舒。

第二,二者的性质有别。

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只是将“黄老”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宝座上拉下来,并使儒学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根本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三,逻辑上倒果为因。

按班固的说法,董仲舒是武帝七年首次《五经》考试的第一名,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则在武帝六年,所以董仲舒只能是武帝尊儒的产物,而不是在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下武帝才尊儒的。

三、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吗?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立学校之官”,“自仲舒发之”。

古今理论界亦如是说,如今人吴九成先生说:

“董仲舒极力提倡‘兴太学,置明师’……南宋徐天麟说‘武帝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说明董仲舒在推行新的官吏培养和选拔制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吴九成:

《略论董仲舒的儒家属性》,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4期。

下面所有关于吴先生观点的引文,均出于此）

这里,说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根据不足。

虽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前两策,都有“兴太学”的建议,如第一策说:

“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第二策说:

“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

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但如前所述,《天人三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不能以此证明武帝“兴太学”出自董仲舒。

事实上,武帝“立学校之官”乃公孙弘所为。

《史记·儒林列传》载:

“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

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制曰:

‘可。

’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

”班固在《武帝纪》中也承认:

元朔五年,“夏六月,诏曰:

‘……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举礼,以为天下先。

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

’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另外,班固在《循吏传》中又载,武帝“立学校之官”本自文翁的“起学官”:

“文翁,庐江舒人也。

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

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

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

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

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斋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

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

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

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

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

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

四、武帝“举茂材、孝廉”亦出自董仲舒吗?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

“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古今理论界亦从之,如今人吴九成先生说:

“董仲舒极力提倡……选茂材、举孝廉,改革官吏选拔制度。

”

应当指出:

武帝首次“举茂材”是在元封五年,“诏曰: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　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

夫泛驾之马,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武帝纪》）但此事不可能出自董仲舒。

因为这时他如果活着的话——按其最长寿的说法,已93岁,并在此年寿终正寝；若不按其最长寿说法,他还活不到这一年,不可能建议武帝“举茂材”。

武帝正式“举孝廉”是在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曰:

‘……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

?

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

’有司奏议曰:

‘……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

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

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奏可。

”（同上）但理论界一般都把“举孝廉”说成是“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同上）,这是不对的。

武帝六年的“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标点应这样点“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即“孝”和“廉”是分开选举的,与后来的“举孝廉”将“孝廉”并为一个合成词的内涵不同,意义也不一样。

武帝“举孝廉”不可能出自董仲舒。

第一,董仲舒对《孝经》无研究。

“举孝廉”的思想源于《孝经》的“以孝治天下”,董仲舒是《公羊》博士,不兼经,河间献王曾向其问“孝”,说:

《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是什么意思?

他则用其阴阳五行哲学胡诌了一通,文不对题。

第二,董仲舒不可能上与自己学术无干的政改建议。

董仲舒是《公羊》博士,他给武帝及其他官员所上的建议,如《辽东高庙、高园殿灾对》、《止雨对》、《〈公羊〉董仲舒决狱》等,均贴近其学术。

他怎么可能上源于《孝经》的政改建议呢?

第三,汉代的“举孝廉”,应出于刘汉政权自身对治国思想的探索。

据《汉书》载,汉代的“孝治”思想由来已久,如:

刘邦当上皇帝后,即上其父为“太上皇”（《高帝纪》）,又吸取“异姓王”叛乱的教训,大封“同姓王”（《张陈王周传》）,为“孝治”奠定了体制基础;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惠帝纪》）;吕后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高后纪》）；文帝“置《孝经》博士”,元年三月,制“受鬻法”；十二年,“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文帝纪》）；武帝元年,表彰“孝子、顺孙”（《武帝纪》）；三年,中山王刘胜还给武帝苦诉了许多“同姓一家”的道理:

“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

何则?

所托者然也。

臣虽薄也,得蒙肺附；位虽卑也,得为东藩,属又称兄。

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

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

诗云:

‘我心忧伤,焉如捣;假寐永叹,唯忧用老；心之忧矣,如疾首。

’臣之谓也。

”（《景十三王传》）武帝很受感动；五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十一年,把“举孝廉”确定为基本的用人制度。

五、董仲舒是不是汉代的“儒者宗”?

班固在《礼乐志》中说:

“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对班固此说,古今理论界都奉为高论,如周桂钿说:

“班固说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对不对?

我们认为还是班固说的（得）对。

”（《董仲舒》,第326页）

这种说法欠妥。

第一,班固此说出自刘向,而刘向对董仲舒的过高评价一直受其子孙的批评。

刘向认为:

“仲舒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

”（《汉书·楚元王传》）又认为:

“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

”（《汉书·董仲舒传》）后来其子刘歆就对其提出过质疑,说:

“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

故颜渊死,孔子曰:

‘噫!

天丧余。

’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

仲舒遭汉承秦灭学直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

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济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

”（同上）就是说,他认为其父说董仲舒为“世儒宗”和“王佐之材”都不当,董仲舒只能算一个“群儒首”。

后来,“向曾孙龚,笃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同上）可见,刘向曾孙刘龚认为刘歆的评价较科学,而对刘向的评价不认同。

第二,汉代儒学的教授和策问状况能否产生“儒者宗”?

什么叫“儒者宗”,就是几乎所有或大多数儒者都要以其为宗师。

产生儒者宗的前提,是儒学在教授上要由官方规定注本,对策以注本为准。

如后世朱熹是“理学宗”,因其《四书集注》,既是皇帝钦定的科举教材,又是科举的答题标准。

汉代的儒学教授,官方只规定了儒经科目,如《五经》、《论语》、《孝经》等,未规定注本,儒师们都“各以家法教授”。

而且,儒学对策也是家法怎么教,儒生们就怎样对,有时汉代一科儒经都录取几个不同派别的博士。

因此,汉代不会产生“儒者宗”。

第三,董仲舒是否具备“儒者宗”的资格?

我们知道,董仲舒在汉代是《春秋》即《公羊》大师,他不兼经,一生主要从事《公羊》的教授、研究和著述。

汉初传《公羊》有三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

“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在这三家中,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

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著《公羊解诂》中,明确宗胡毋生,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董仲舒在汉代连“《公羊》宗”都够不上,何来的“儒者宗”?

综上可见,班固对董仲舒的这些新说法都不能成立,均属伪造。

古今理论界偏信班固是不对的。

今天,我们的董仲舒研究,应回到司马迁的《史记》,以《史记》的记载为准。

只有这样,才能还董仲舒的本来面目,才能科学认识董仲舒。

摘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