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之流1994年 溃败的325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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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之流1994年溃败的325点

似水之流：

1994年溃败的325点

摘要：

　　1994年，通货膨胀遏制了市场的机会，同时，新股供应过量的恶果终于浮现，股市大幅失血，股民情绪一路低落。

管理层虽然有心杀贼，但却总是拿不出真正的杀手锏。

年中，上证综指跌落至历史低点325点。

　　关键时刻，又是政府救市之手伸出，祭出历史著名的三大救市政策，股市再度暂时恢复信心。

大跌与大涨的轮回使得股市又一次陷入思索：

政府到底在股市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一人：

     王石：

停牌的5个日日夜夜

　　1984年，33岁的王石下海创业，组建了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1988年，这个公司改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从深圳成立交易所之后，万科也和其它几只股票一起，一举成为了投资者的宠儿。

1993年5月2

8日，万科成功发行B股。

此后，万科借资金优势攻城掠地，地产项目如雨后春笋。

可以说，在万科成立的前十年，虽然有磕磕绊绊，但路途总体来说一直颇为通畅。

　　但1994年的3月30日，王石和万科公司却迎来了成立10年之后的一次重大危机。

　　黑云压城

　　3月30日上午10点半，君安证券总经理张国庆和副总经理张汉生走进了王石的办公室。

张国庆开门见山，告诉王石：

“君安准备下午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正式提出对万科的意见。

提意见是以告万科全体股东书的形式，并在明天的《深圳特区报》见报，建议改组董事会。

”

　　说完，张国庆和张汉生就离开了王石的办公室。

整个谈话过程仅仅用了五分钟。

而被仍在办公室的王石马上就明白了张国庆的用意：

君安这是要夺取万科的领导权啊！

　　张国庆又是为何非要获得万科的控制权呢？

原来，1993年万科发行B股，本来选定了渣打银行做主承销商，但是中途因为各种原因，主承销商的位置最后不得已给了当时刚由张国庆主持成立的君安证券。

张国庆本想靠着万科B股的承销大发一笔，但没想到，万科B开盘后不久就破发了，君安也因此挤压了不少万科B股。

到了君万之争时，君安仍有1,000万股压在手上，成本为每股12元，而当时的市场价只有每股9元，按市场价售出将亏损3,000万元。

　　承销亏损使得张国庆脸上无光，为了挽回颜面，避免亏损，君安便想出了一个十分毒辣的招数：

制造公司收购概念，夺取万科控制权，从而推动股价上涨，这样就可以拉高出货了。

　　而万科方面的股权分散也给君安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在当时，万科第一大股东持股也不过占总股本的6.5%。

所以，谁只要持股超过这个数，谁就可以成为新的万科老大。

而君安加上此次联合的四大法人股东，持股数就占到10.73%。

　　形势显然对王石相当不利。

万科此时正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果断停牌

　　好在王石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作为一名“儒将”，王石历来处变不惊。

所以，在经历了短暂的思索之后，王石迅速拿起电话，给远在美国、加拿大、北京、青岛、海口、深圳等地的13名董事打电话。

在获取了多数董事的支持后，王石又紧急联系万科管理团队，商量对策。

王石很清楚，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反击，那么一旦对方夺权成功，万科股价上涨，君安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一举三得:

一、抛售积压的万科股票，资金回笼；二、借小股东的支持控制万科董事会，更方便地操纵股票；三、赢得维护小股东利益、市场创新的好名声。

　　怎么办？

面对险情，王石认为有两件事是必须要做的，一是要从内部攻破，瓦解君安和另外四大法人股东的联盟。

只要联盟瓦解，只拥有3%股权的君安将成光杆司令。

另外，就是要阻止股价上涨，打消股民对于万科的投机情绪，而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让万科股票停牌，用拖延战术为自己争取时间。

　　瓦解君安的联合军团，王石很快就找到了办法，四大法人股东中最大的一个，“新一代”企业有限公司在接到王石的电话之后，就明确表态，不认可君安开发布会逼宫等做法，并宣布退出君安联盟。

　　让万科停牌却是一件难事。

因为如果没有重大事项的话，万科是没有理由要求股票停牌的，而就是走其他关系，也显然不行，因为出身证券界的张国庆在业内的关系，明显地要比王石强硬地多。

　　怎么办，眼看着万科的股价已经遭到了投机者追捧。

从28日到30日，万科的股价就逆市大涨10%。

　　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王石突然发现了一个能让证监会宣布停牌的关键把柄。

　　原来，在30日下午参加君安组织的记者会时，王石就发现，君安会上所宣读的“告股东书”，行文风格颇似去年为万科服务的渣打公司的宁志翔所为。

王石突然想到，会不会有人知道万科被收购会引起股价大涨，所以提前建仓以牟利？

于是，万科迅速查看了近两个月的万科股东变化和新开的户头身份，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宁志翔确实新买了2,000万元的万科股票，而且户头开在君安证券营业处！

看到这些连王石都乐了，这个宁志翔真是“维吾尔姑娘—一小辫子一大把呀”。

　　最终万科被连续停牌4天，加上星期日，万科停止交易的时间达到5天。

在这五天中，王石和他的团队进一步瓦解了君安联盟，获得了更多股东的支持。

与此同时，王石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市场足以消化君安与万科此次争端所造成的影响。

　　结尾

　　4月4日，星期一。

停牌4天后的万科复牌。

果然未出之前所料，万科没有出现大家担忧的快速上涨，股价表现异常平静。

　　王石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当日下午，万科在深圳举行新闻发布会，王石向记者宣布：

“君万之争已经结束。

”

　　就这样，1994年的这场权利大争夺，仅仅过了5天，来如山倒，去也如闪电。

但这次事件却给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担忧。

多年后，王石在自传中回忆说：

“此役君安没有得逞，但梁子却从此就结下了！

”

　　几年后，张国庆因涉嫌违法锒铛入狱。

而王石却依旧青山不改，活跃在中国的地产界以及投资界。

只不过他也离开了万科总经理的位置，只担任董事长，把更多的事件放到了登山以及其他公共活动上了。

一事：

     三大政策救股市

　　1994年，救市之手再度伸向股市。

与1991年的深圳救市相比，这一次的救市完全不同。

首先，这是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联合行动，其级别之高，为1991年深圳救市所不能比；其二，救市的信息以新华社通稿的方式播发，各大媒体转载，其影响也并非1991年深圳的救市可比。

由于以上两点重要区别，1994年的救市往往也被称为是政府的救市的开始。

　　让我们回到1994年，去回顾一下这三大政策救股市的前前后后吧。

　　熊市危机

　　1992年的股市疯狂，使得包括管理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对股市的判断产生了一定的误差。

“五朵金花”以及“老八股”时期股票供不应求的局面，也使得部分管理者认为，群众对股票的需求如此巨大，因此有必要快马加鞭地发行新股。

这种思维的结果，是造成了新股发行量严重超过了当时的国家规划。

以上海为例，1992年上海共发行了20亿元左右面值的个人股与定向法人股，这超过了国家计划全国额度的20倍！

　　滥发股票的恶果是，供求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供不应求一下子变成了供大于求。

　　1993年的中国经济情况也不容乐观。

市场出现了过热的情况，通货膨胀严重，央行在1993年的7月10日宣布提高人民币利率。

紧缩政策的出台也对市场产生了重大的打击。

股市上的资金也逐渐显现出更大的撤离。

　　但此时，部分地方的管理层仍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尽管股市从93年初开始就呈现下跌迹象，但新股发行的脚步却一直没有停歇。

1994年初，沪指在多重压力下，终于跌到了800点以下。

　　1994年春节期间，管理层发出一些利好表态，但市场并不买账，认为大多讲话是老调重弹。

终于，春节过后，上证指数收盘创下了两年以来的最低点：

754点。

　　面对如此窘境。

沪深两市做出了不同的反应。

深交所在2月份率先表态，称将暂停新股上市；而上交所却逆势而行，继续对新股上市放行。

2月24日，上海交易所一日竟然有11只新股上市。

面对上海管理者的这种如此不顾后果的做法，沪指也只能以暴跌相迎。

3月4日，沪指跌至726点。

　　“四不”救市政策出台

　　股市的暴跌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

3月14日，参加上海证交所会员大会的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宣布四条新规：

新股半年内不上市，94年不征收股票转让所得税，公股个人股年内不并轨，上市公司不得乱配股。

这四条新规，由于每句话中都有一个“不”字，所以被称为“四不”政策。

　　“四不”政策给市场带来了短暂的利好。

政策宣布当天，沪深股市大幅反弹，上证指数涨幅超过9%。

　　但遗憾的是，反弹并没有持续，匆匆两日后便宣告结束。

3月下旬，B股首先破位下行，接着沪指和深成指也持续走低。

4月11日，沪深股市双双创出1993年以来的新低，沪指报659点，深成指则跌至164点。

几天之后，新低再次被刷新，沪指一路飘摇，从600点区间跌至500，继而是400，最后跌倒了300区间去了。

　　现在看来，“四不”政策之所以未能拯救股市，主要是因为这四大政策里并没有太多有想象力的举措，也没有表现出管理层力图维稳的坚强信念。

结果这次救市只能以失败告终，同时也直接导致了下一轮新救市措施的出台。

　　“三大政策”掀起狂潮

　　1994年7月30日，各大传媒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新华社的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做出决策》。

决策包括三大内容：

当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

　　这三条措施被称为三大利好。

与3月份的四不政策相比，这一次三大政策都显示出了管理层坚决控制融资盲目扩张的力度。

此外，扩大入市资金范围的表态也增加了投资者对未来资金面的想象。

同年8月4日，《上海证券报》就扩大资金范围这一条利好解释道:

“在扩大入市资金方面要研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中，第一，发展我国的投资共同基金，培育机构投资者；第二，试办中外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逐步地吸引外国基金投入国内A股市场，为此，中国证监会已组织力量做更进一步的研究，目前进展顺利；第三，有选择地对资信和管理好的证券机构进行融资，中国证监会已着手邀请有关方面人士探讨、研究向券商融资的具体办法”。

　　市场也用上涨表示了对这三大政策的欢迎。

沪深股指急速狂奔，8月10日沪指一日飙升33.46%，创下1992年5月放开股价涨跌以来的日涨幅之最。

个股方面，山东渤海一日涨幅超过100%，其势头犹如今日中小板上市首日的新股。

深市也不甘人后，全日涨幅也达到了31%。

　　整个8月，市场走出一波狂牛行情。

但在此之后，沪指再一次陷入了低迷状态，后幸亏浦东概念股的崛起，才使得沪指突破了前期心理关口，上冲800点。

不过总体上来说，狂牛的脚步已经变得稳健，在剩下的1994年里，整个股市也就变得平淡无奇起来。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三大政策并没有改变股市在长期的升跌节奏，但是毕竟它作为一只有力的手，将股市从大熊的手中拖了出来。

不过，1994年的救市政策说到底，还应该是对前两年滥发新股的一种拨乱反正。

而中国的股民也从那时候起形成了“新股恐惧症”，到今天为止仍然不能痊愈。

新股为何引起投资者如此恐惧？

而暂停新股是拯救股市的好办法吗？

这些的确都值得我们思索。

一思：

     暂停发新股真是救市良药吗

　　笔者之所以一向反对政府不恰当的“救市”言行，是因为深刻地认识到：

股价虚高才是导致投资者亏损的根源。

　　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肚子疼是必然的；买了高价股票，赔钱就是必然的。

政府“救市”是在维持高股价，再度激发起投资者不切实际的幻想。

结果只会是诱导投资者进一步上当、赔钱。

　　中国股市恢复设立以来，每当熊市来临，都会有讨好公众的“专家”跳出来疾呼“政府要救市”，首当其冲的建议就是要“暂停发行新股，让股市休养生息”。

这种论调也往往会引来不明真相的中小投资者一片叫好声，监管者也一次次地将暂停新股发行当做“救市”的“利好”手段推出。

　　杨百万有句名言：

“股市里的傻子像韭菜一样，永远也割不完，就是不要割得太快，太快了暂时就长不出来了。

”

　　如果管理层真是按照“割韭菜”的逻辑，把股民当傻子，而把股市当做少数人转嫁风险、“圈钱”、“骗钱”的场所，那么“高价发不出去了，就暂停下来，等价格上去了再发”——这固然最符合少数特权阶层的利益，却牺牲了投资者、正当竞争的企业甚至国家的利益。

比如，在股价处于高位时，疯狂地发基金、发新股、炒新股，９４元的中国神华、４８元的中国石油，２２元的紫金矿业……大行其道，畅通无阻；而股价处于低位时，暂停发新股，结果便宜的中国移动、中国石油股票只好远赴重洋，卖给外国人。

　　相反，如果管理层确实是把股市当做投融资的场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在股价相对便宜时暂停新股发行。

除非管理层成心不想让投资者买到便宜货，成心不想让投资者赚钱——多么可怕的逻辑，这显然和其宗旨“保护投资者利益”背道而驰。

　　的确，在股市低迷期间，股权融资的成本提高，整体上看企业发行新股融资的积极性并不强。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所有企业都是如此。

恰恰相反，当经济处于低迷甚至危机时期，有许多企业由于资金短缺而迫切需要融资；还有一些企业希望能融得巨资，趁机进行收购、兼并。

总之，在利润下滑、流动性短缺、信贷紧缩、资产价格便宜的时候，股权融资可能反而意义更大；这同时也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多、更好、更便宜的机会。

这时候的股票发行恰恰最能体现股市特有的投融资功能。

　　如果监管层仍然是出于调节供求、稳定市场的角度考虑，致使新股发行实质上的暂停，那么，这种做法就令人质疑了。

　　“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即便市道低迷，监管者也没有理由想当然地替投融资双方来做决策。

否则，和封建家长“包办婚姻”有什么区别？

只会使投融资双方无法“自由恋爱”，破坏其“幸福”。

这样父爱式的“保护”不要也罢。

　　其实，即便“子”是“鱼”，也未必知道“鱼之乐”。

看股市芸芸众生，又有多少人真正懂得投资之道呢？

许多人包括所谓“专家”未必真正懂得投资者利益之所在。

在笔者看来，市道低迷之时新股发行不仅没有必要暂停，相反还应鼓励。

管理层若真想保护投资者利益，就不能被市场情绪和“噪音”所左右。

　　“为稳定行情而暂停发行”表明监管者过度关心短期价格涨跌，实际上也是一种投机甚至操纵市场行为。

如果监管者的短期行为太多，临时手段太多，随意破坏市场规律，又怎么能指望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思维呢？

　　“深入推进发行制度改革”已被列为证监会今年的重点工作，据悉目前也正在就新股发行制度非正式地征求意见。

笔者认为，发行制度改革的重点就在于“摒弃调控思维，取消窗口指导”、“堵住询价制漏洞”、“改革新股上市首日交易定价机制，打击投机操纵行为”、“逐步实现监管与发行分离，向‘注册制’过渡”等方面。

（作者张东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