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英科学化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演进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书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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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英科学化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演进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书评
科学化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演进
——读熊彼特《经济分析史》
周 英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
本文着重于梳理和评价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对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演进的论述。
本文认为《经济分析史》回答了什么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分析，展示了科学化的经济学分析的发展脉络。
同时本文结合科学主义的几个特点，引述了《经济分析史》的相应观点。
文章最后反思了人文主义经济学带给人们的启发以及学者应该从事怎样的研究训练问题，并引述了《经济分析史》的相应观点。
本文通过纲要标题来体现本文的理解和观点；内容则是大量引用原文，一方面作为本文小标题的论据，一方面可以作为整理给读者的一份资料。
关键词：
《经济分析史》；科学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张培刚认为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是关于经济学特别是关于经济分析方法的演变方面最广泛而详尽，而溯源又比较深透，分析评论又多具特色的第一部巨幅专著。
经济思想史的著作很多，《经济分析史》的特色在于不仅阐述了经济学者的思想，更强调了对于“分析方法”史的追溯。
本文主要是通过拟就纲要题目来体现本人的理解和观点，对熊彼特浩然巨著的有关概括难免错误，读者须不断争鸣。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将尽量引用原著，除去引用的证据作用外，更可以作为读者的一份资料。
因为原文中某些文句已经迭代使用了双重书名号，未免冲突，本文对于原著段落的引用不再使用书名号，而以楷体字出现，本人的有关评述以宋体字出现。
本文引用的版本为：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三卷）（中译本）.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年。
一、什么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分析
（一）区别于哲学思辨
在熊彼特那里，分析是科学的思考，区别于思辨的哲学思考。
思辨的哲学思考是逻辑推导而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没有指向经验研究，即没有寻找或试图寻找经验证据进行证实或证伪。
然而，方法论不应仅仅囿于哲学思辨，重要的是产生新颖的策略、技术或艺术。
谈到经济学，我认为哲学的外衣也是可以脱掉的：
经济分析在任何时候都不是由经济学家碰巧持有的哲学观点所决定的，虽然它常常受到政治态度的败坏。
对于任何技术意义上的哲学本质上不能影响经济分析、实质上也没有影响过这一论点，其所以要如此加以强调，是因为与此相反的论点乃是对经济分析演进的虚伪解释的最重要来源之一。
这些虚伪的解释对于许多经济学史家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人往往主要是对哲学方面有兴趣，因而对这些方面给予过分的重视。
这些材料充斥于文献之中，但并不总是容易识别其本质——都是装腔作势，没有任何意义，可是却能把科学观念的源流弄得无影无踪。
方法论上的信仰表白的文字意义，除了对哲学家而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任何一种可以反对的方法论，如果能将其抛弃而不致迫使我们将与之相连的任何分析结果也抛弃，则它就是无关紧要的。
……他[英格拉姆]的经济学知识和他对经济学的兴趣均没有超出普通“哲学”的范围，这种哲学虽然产生于对当时的那些伟大口号的强烈感情，但从来没有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研究。
（二）科学分析的特点
科学分析：
其特点是
（1）需要技术和工具的加工（科学是经过提炼的常识；科学是经过工具加工的知识）；
（2）体现过程（科学工作和政治工作不同，在本质上它就是自我暴露的。
）；（3）从效果上看，分析要使其理论超过一般人的常识（在分析的成就方面，基本的形态之一恰恰是把某一简单的事实提到理论自觉性的高度来考察）。
一门科学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它是人们有意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
这种努力产生了思维的习惯——方法或“技巧”——以及掌握由这种技巧发掘出来的事实，而这些事实都超越了日常生活中思维习惯与实际知识的范围。
……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
……一门科学是一个知识领域，其中有人，即所谓研究工作者，或科学家，或学者，他们致力于完善现已积累的事实与方法，同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所掌握的事实与方法使他们与一般“外行”有所区别，因而也和单纯的“实际工作者”有所区别。
很多人其实不是理论分析，其所谓理论就是进行批判和提出建议，只是有别于陈述事实而已。
一个建议可能有见识，无谬误，无偏见，但无分析的尝试。
他们对于经济事实的搜集，确是不厌其烦，可是，大部分经济学家却直接根据他们从实际情况所获得的印象来提出各种建议，这就与不以经济学为专业的工作者的研究没有什么两样了。
他们既不应用理论的或统计的技术，也不图对理论的或统计的技术有所贡献，尽管显然有这样做的机会。
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他们手中，不但没有得到完善，反倒败坏了。
熊彼特论述了科学方法，即想象和程序的规则。
“实际上，我们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开始我们的研究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少是从头做起的。
但是假定我们确实是白手起家，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步骤呢？
显然，为了给我们自己安排任何课题，我们首先必须具体确定一套互相关联的现象作为我们分析工作值得努力的目标。
换句话说，分析工作必然要有一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作前导，借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
这种分析前的认识行为称之为“想象”（Vision）。
……当我们从引起我们注意的一套现象中看到了我们想象的图景时，无论这套现象是在处女地还是在以前耕耘过的土地上，我们的分析努力就开始了。
第一步工作是把想象化为语言或概念，使它的组成部分在一幅多少有点秩序的图型或图画中各得其所，并且给它们各起一个名字，以便识别和加以摆布。
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几乎自动地做了其他两项工作。
一方面，除了那些已经抓住的事实外，我们又收集了更多的事实，同时学会抛弃原先想象中存在的其他一些事实；另一方面，构筑我们的图型或图画的工作本身，就会在我们原有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基础上加上新的概念与关系，同时也会消除另外一些概念与关系。
收集事实的工作与“理论”工作在永无休止的取舍关系中，自然会互相检验，互相提出新的要求，最后产生“科学的模式”；这就是它们与原有想象中保留下来的成分相互作用的暂时联合产品，现在就可以用越来越严格的连贯性、适当性标准来要求于它了。
分析工作本身就含有两种不同的然而又不可分割的活动。
一个在于使想象的内容概念化。
所谓概念化，就是说，把想象中的各种组成成分以准确的概念来加以固定，给它们一定的标志或名称以便于识别，同时（用定理或命题）确立它们之间的关系。
另一种活动就是猎取更多的经验资料（事实），借以丰富和核对原先已经掌握的资料。
应该说这两种活动并不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而在两者之间一定有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
为了概念化，往往引起对更多的事实的猎取；而新发现的事实又一定被插进来和加以概念化。
在一种永无休止的连续过程中，这两种活动改进、加深和修正了原先的想象，同时也互相改进了彼此的结果。
在我们科学努力的任何特定阶段，我们确实试图建立图式、体系或模式，以便尽量妥善地描述我们感兴趣的整套现象，然后以“演绎的”或“归纳的”方式加以发展。
但是这些模式在本质上都是暂时的、相对的，总是和我们所能掌握的事实有关。
（三）现代的科学标准
科学的标准是不断演进的，目前普遍接受的科学的标准主要是基于现代观点，亦即“现代的”、或“经验的”、或“实证的”科学。
我们这些标准是六百多年来发展的结果。
这种估计仅指西方文明，同时也考虑到希腊的发展，但只包括十三世纪以来它们作为文化遗产进入西欧科学思想的阶段，而不包括希腊文化本身发展的历史。
作为一个里程碑，我们选择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大全》，它排除了从哲学体系来的启示，那就是除了超自然的神学（自然神学为哲学体系的一种）而外的所有科学的启示。
这是在希腊—罗马世界衰败之后欧洲在方法论的批评上所采取的最早与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它们有两个显著的特性：
它们把我们根据科学的理由被要求接受的事实，简化为“可以由观察或实验加以证明的”比较狭窄的事实范畴；它们又把可以允许的一套方法归结为“从可以证明的事实进行逻辑推理的方法”。
二、科学化的经济学分析的发展脉络
（一）古希腊时期
在前科学时代，是通俗经济学，是分析前的经济学。
其内容大都是健全的常识。
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没有反思自身的认识论，是具有主观性研究色彩的学问，例如总是依据道德观来提出观点。
熊彼特在分析古希腊时期学者的著述时指出：
诡辩学者似乎是最先像我们现在这样来分析宇宙的一些人；他们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思想方法（其中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始祖。
但柏拉图的目的完全不是分析，而是一种理想城邦的超经验的想象，或者可以说是一种作为艺术创作的城邦。
他在《理想国》一书中为“理想国”所描绘的画图没有什么分析，就像画家笔下的维纳斯不是什么科学解剖一样。
……然而经济分析终于出现了。
在画家笔下的维纳斯与科学解剖描述的事实之间是有关系的。
……理想国的观念与他观察实际的国家所得到的资料也是有关联的。
……但是没有一个地方是把它[分析]本身作为一种目的来追求的，因此也就没有走得很远。
熊彼特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出现了分析的萌芽：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缺乏柏拉图的那种吸引人的魅力，但主要不同在于一种分析的意向。
……他的政治概念和学说就是从他辛苦收集的希腊各国宪法中提炼出来的。
（二）中世纪经院学者时期
这段时期是指中世纪，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至公元1453年文艺复兴、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抬头这段时期。
对于经院学者的研究，熊彼特分析到：
经院学者的分析动机显然不是纯粹的科学好奇心，而是想要了解那些要求他们从道德观点作出判断的事物。
现代经济学家谈到“价值判断”时，指的是从道德上和文化上评价各项制度。
经院学者关心的不是制度的好与坏，而是在特定制度和环境下个人行为的好与坏。
他们首先是个人良心指导者的老师。
他们主要是为教导忏悔神父而写作。
……规范动机虽然是细致的分析工作的大敌，但却为经院分析家确定了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方法。
任务一经确定，严格说来便具有了科学性质，而且在逻辑上也就与其服务对象道德神学脱离了关系。
同时，所确定的方法严格说来也是科学的；特别是，所确定的方法突出地具有现实主义色彩，仅仅要求观察事实和解释事实。
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英国法学采用的方法，仅仅根据“案例”来制定一般原则。
只是在分析完某一种情形之后，才把分析结果归在道德神学的某一戒条之下。
熊彼特肯定了这段时期经院学者对于经济学分析所作出的贡献：
规范性的自然法总是以解释性的自然法为前提。
前者只不过是对后者发现的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所作的一种特殊价值判断。
……我们固然可以把所有价值判断称为非科学的或超科学的。
但却没有理由把分析的婴儿连同哲学的洗澡水一起倒掉。
（三）古典时期
1.《国富论》是一部辛苦综合的严谨巨著
古典经济学时期的成就不仅体现在经济理论体系的确立，而且体现在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上。
例如，《国富论》的历史地位不仅体现在其对于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也体现在其经济分析方法方面的有效运用：
十七和十八世纪欧洲大陆的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在洞察力和实际有用性方面几乎不比《国富论》差，但是，……,从所取得的分析成就来说，它却被《国富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尤斯蒂的著作既可以作为例子来清楚地说明这种经济学的优点，也可以同样清楚地说明上述弱点。
尤斯蒂看到了经济现象的固有逻辑。
但这仅仅是先知式的直觉。
他丝毫未说明经济现象是如何相互关系，相互决定的，而科学经济学恰恰发轫于这样的说明。
他未感到需要使用外行人所不熟悉的工具。
他的论点都是朴素的，常识性的；只有当他驳斥另一位作家时，他才尝试着作一些分析。
熊彼特认为《国富论》最大的成就在于其在适逢其时地进行了经济学的大综合，辛辛苦苦协调整理各种分析方法和各种经济学思想。
《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
……虽然《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它却仍是一部伟大的著作。
……当时正是做协调整理工作的时候。
斯密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
……他的智力水平，正好适合驾驭来自许多方面的浩繁材料，强有力地使这些材料受几条统一的原则的支配。
不计成本地尽可能建造得坚固的建筑家，也是伟大的。
斯密所具有的局限性正好有助于他取得成功。
假如他更有才华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待他了。
假如他挖掘得更深，发掘出较为深奥的真理，假如他使用复杂而精巧的方法，他就不会被理解了。
熊彼特比较了贝卡里亚、杜尔阁和斯密，认为前二人的才华和创新性在斯密之上，但是前二者却没有斯密那样的成就，这主要是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大量辛勤劳动的严谨著作。
这给了人们一个教训：
至少在经济学方面，智力上的成就是不够的；有始有终这一点很重要；精细的雕琢、具体的应用、实例的说明也同样起作用；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距离那种不消一页纸的短文就能像物理学上那样形成国际思想的日子，也还远得很呢！
2．统计、计量方法的发轫
这个时期也是统计、计量方法发轫的时期：
在十七、十八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讲授经济学的方式，特别是在德国的大学里，其特点是对那些与公共行政有关的事实作纯粹描述性的介绍。
有一位名叫赫尔曼.康林的德国教授（1606-1681年）通常被认为是首先这样讲授经济学的人。
另外一位采取同样方式的教授戈特弗里德.阿亨瓦尔（1719-1772年）则引进了“统计学”（statistics）这个名词。
……决定性的推动力来自威廉.配第爵士所领导和鼓动的一个英国小团体。
他所称的政治算术，……意指运用数字，对于与政府有关的事务进行推理的技巧……这种技巧本身无疑是很古老的……但是配第首先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并且理出了一些规则和方法。
”
3．重农学派的分析成就
斯密肯定了重农学派的分析成就：
在分析的成就方面，基本的形态之一恰恰是把某一简单的事实（例如苹果脱离树枝后会落到地面）提到理论自觉性的高度来考察。
魁奈对于资本理论的贡献在于：
……他把资本看作是上述生产过程开始以前所积累的财富而引入经济理论中。
……从这一点却开辟了许多相互之间有很大距离的岔路。
熊彼特特别称赞了魁奈的列表方法：
列表方法本身，有三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首先，列表的方法可以达到极大的简化。
“经济表”确立了“总产出”的观念，这种总量分析方法使得经济问题中多得无法处理的变量减少到少数几个。
其次，列表方法所达到的分析方式的简化，为数量理论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
……他[魁奈]不厌其烦地收集统计资料，而且实际上试图估算年产值和其他有关整个经济的数字。
也就是说，他做了真正的计量经济工作。
……马克思在时间上处于他们两人[坎梯隆和魁奈]之间，他却没有试图使他的体系能够在统计的基础上加以运算。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坎梯隆—魁奈的“表”是最先设计出来、用以表达明确的经济均衡概念的一种方法。
……虽然以一套联立方程式的体系来表述经济过程的纯逻辑的想法当时还远在他们的视线之外，他们却以一张图表代替了它。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方法比较粗糙而不够严谨——这就是为什么它最后退出了比赛，以及为什么经济分析在历史上沿着另一条路线向前发展的原因。
但是在一个方面它却优越于逻辑上比较令人满意的方法；它把（静态的）经济过程看成一种在每一时期会周而复始的循环流转。
这种方法不仅表达了一个事实，即经济过程在逻辑上是自成系统的，是本身就很完整的一个明晰的现象，而且也是表达这个过程特点的一种方法——特别是一定的先后次序——而在联立方程体系中这些特点就不是这样突出。
当然，还有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的简化：
魁奈曾经把一般均衡，即区别于任何特定的细小局部均衡的整个经济体的均衡，看成是社会总量之间的均衡——正如现代凯恩斯主义者所做的一样。
4．重商主义作家的分析成就
对于重商主义作家的分析工作，熊彼特认为他们的分析仍然处于前科学的阶段：
重商主义作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借助于常识的力量提出自己的论点。
……但是他们并没有透过问题的表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只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才需要运用分析技术。
他们提出论点后，便急忙提出具体建议。
……分析刚开始就停住了。
但是熊彼特非常重视重商主义作家提出的贸易差额概念，熊彼特认为，它确实是一种分析工具：
与价格或一车货物不同，贸易差额不是具体的东西。
它不是一般人所能察觉到的。
需要作出一定的分析努力才能看到它，才能察觉到它同其他经济现象的关系，不管这种努力多么微不足道。
理论物理学的历史表明，取得这种成就是很艰难的，需要花费的时间比我们所预料的要多得多：
有些思想虽然许多世纪以来似乎近在咫尺，而且甚至已有人无意中把它们说了出来，但却谁也没有能够真正充分理解它们。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困难，我们就不会再轻视这种成就了。
……它的困难在于：
作为一般经济分析工具，它本身不起作用，原因是，如果我们只知道进出口数字（往往包括劳务数字），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数字推论出任何东西。
……只有同其他资料结合起来，贸易差额才具有征兆意义和因果意义。
5．经济学的学科定义
这个时期的特点之一是，经济学家开始解释他们自己，即是说，为他们的目的和程序建立理论（或“作合理的解释”）。
在研究方面，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是先做然后再想的。
只有当一门学问发展成为一门公认的科学时，它的献身者才会对范围与方法的问题和对一般的逻辑基础产生一种带点儿焦虑气味的兴趣。
这个时期的所有[给经济学下的]定义都强调经济学对于其他的社会科学或道德科学所具有的独立性——这同承认与它们有密切关系自然是完全相容的。
大多数的定义都强调经济学的分析（科学）性。
6．古典作家的经济社会学
人们经常断言，古典作家相信资本主义的事物秩序具有永久性，甚至相信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文明社会唯一可能的形式，古典作家真是这样认为的吗？
他们所认为当然的制度又是什么呢？
他们在什么时候讨论这些制度，他们所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是否定的。
诚然，以李嘉图为例，……他没有具体说明他所假设的制度是什么，……从他的作法所能得到的结论只是：
制度不包括在他所选定的研究范围之内。
……较为真实的说法是：
只有个别人明确相信资本主义是万世永存或在一切时代均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可是，读者应当注意，这并不等于说“古典”理论家有这种想法：
资本主义秩序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由于其本身的固有逻辑，必然会发展成为某种其他的东西。
这种想法只是马克思才有。
甚至约翰.穆勒也只是认为：
人们能够、应当而且必定会依靠理性感觉到他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从而改变这种制度。
他不曾认为，制度本身会自行改变，甚至也不曾认为，这种制度会由于在客观上存在不下去而必须予以改变。
第二个问题是容易回答的。
想要为自己的时代和国家服务的经济学家，是把他们时代和他们国家的制度视为当然的——并且根据这种制度来进行推理。
既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情况，这就造成了在看法上有某种不同，这种不同在当时和后来被错误地解释为分析原理的不同。
……倘若运气好的话，某一特殊历史形态，虽然整个看来丝毫没有永久性，但却有可能显示出在分析上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事实和关系。
自然，事情通常是反过来的，一方面我们必须经常注意“古典作家”的特殊制度假设给他们的结论所加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他们所看到的社会形态的特点中偶尔可以找到可以为这种结论辩护的理由。
第三个问题，……我们只结合约翰.穆勒这个实例予以回答。
……穆勒分析社会制度的方法：
一种制度的方便与否取决于它对经济有机体所产生的影响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取决于预期某种形式的特定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于是穆勒进而分析了这种影响。
在这样做时，这个反对偏见的斗士诚然表明他自己是最不能抵御偏见的人，即他对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思想方式有很大距离的任何东西都抱有偏见，但这种任务和这种方法本身在性质上却是科学的（分析的）。
熊彼特在评论1790年至1870年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过程的制度结构的讨论时，比较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很多人批判熊彼特对于马克思主义持有的成见，因此熊彼特在此处的评述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例如，对于阶级的概念问题，熊彼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详见第二卷，第263页~279页。
（四）历史主义
1．历史学派
熊彼特认为古斯塔夫.冯.施穆勒使得历史主义的经济学研究成为一个学派而出现。
历史学派方法论的基本的和独特的信条是：
科学的经济学的致知方法应该主要地——原来说是完全地——在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据历史专题研究所作的概括。
熊彼特认为有必要叙述一下施穆勒等人研究工作的特征，才能了解历史学派的方法：
（1）施穆勒本人和大多数门生都曾投身社会改革的斗争，竭力坚持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
（2）不把历史的整个过程简单地归结为一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建立一种历史进化的绝对理论是错误的，不科学的。
（3）反对对经济现象进行“隔离”分析，应该研究经济现象、经济行为的所有一切方面；应研究历史上展现出来的人类动机的总和。
与此相应的是分析题材的几乎无边无际的扩展。
（4）希望只消整理一下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无须借助人们在专题研究以外还须花费的思维活动，就可以把历史专题研究成果与“普通经济学”熔焊在一起。
施穆勒特别强调制度方面的研究（相对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特别强调传统意义上的理论研究）。
施穆勒的著述及其所根据的纲领的根源完全在于德国的过去传统：
史料学的高水平，对历史事实的普遍尊重，理论经济学的低水平，对理论经济学的价值缺乏尊重，把国家置于最崇高的地位，而此外的事物则重要性较小。
熊彼特还概括了两个“最新的”历史学派学者的方法特质：
斯皮索夫和桑巴特。
熊彼特肯定了斯皮索夫运用概念工具以及暂定的分析观念或假设对事实进行细密的分析；程序严谨、各个步骤之间层次分明，对各个步骤同等重视；没有把经济学融入到包罗万象的社会学中。
但是熊彼特指出其不足是：
不借助于任何精心设计的方法，就能得到某个研究类型的一般特征，即推而广之的结论。
桑巴特恰恰相反，所有一切在历史过程的整体中起过作用的因素，都一股脑儿进入研究。
他的著作是理论化的历史，重点在于推理，同时又是系统化的历史，强调体系。
其理论主要是从事实联想出来的一些解释性假说。
熊彼特没有全然否定这种综合，认为这样的综合仅是那一类科学努力的特权；但是熊彼特提醒道：
这种科学努力的存在，必须依靠别种研究工作来喂养，否则它就会流于不负责任的浅薄或外行。
2．方法论之争
在历史主义趋于高潮之际，卡尔.门格尔在1883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为理论分析的权利辩护，而给予施穆勒学派一个非常次要的地位，由此产生了“方法论”论战。
熊彼特认为，论战中很多内容是无谓的，夹入了大量的相互误解。
事实上方法论的冲突常常就是气质（历史气质与理论气质）与智能癖好的冲突。
集团对峙与派别斗争超出了解决真正问题的目标，甚至淹没了真正的问题。
3．经济社会学应独立出来
马克斯.韦伯也属于“最新的”历史学派，他指出：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解说中包含着对其“文化内容”的理解，包含着对其“内在含义”的诠释。
但是熊彼特认为应该称韦伯为社会学家。
承认经济社会学是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足以澄清许多“方法论”方面的争执。
（五）新古典时期
1．分析方法的进步
19世纪70年代，门格尔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杰文斯出版《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瓦尔拉出版《纯粹经济学纲要》（1873）。
他们比较相似地继承了萨伊、西尼尔和巴斯夏的个人功利观，抛弃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走出分析问题的生产角度，从市场/交换的角度解释经济问题，发展了古典经济学中的效用价值论部分，并引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对经济学进行了边际革命。
其中，杰文斯和瓦尔拉给效用价值论以数学的外衣，使经济理论开始了数学化的趋势。
瓦尔拉更是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使得经济学分析从局部均衡分析迈向了一般均衡分析。
经济学进入了新古典时期（熊彼特认为这与特别是在美国形成的、把“边际学派”理论称为新古典理论的习惯有关）。
熊彼特对这一时期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进步给予高度赞扬：
瓦尔拉的经济均衡体系其实就是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统一起来，是经济学家所写的不亚于理论物理学成就的唯一著作。
……它是经济学想要取得严密科学或精密科学资格所走道路上的显著界标。
2．社会洞见的欠缺
但是熊彼特对于这一时期经济学者对于社会现象的洞见却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
他们所看到的经济分析的题材，需要加以解释的事物的总和，完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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