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莉我从来都是独行侠丨特写.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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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我从来都是独行侠丨特写

池莉：

我从来都是独行侠丨特写

●池莉在家里图/受访者提供

'「不健康的市场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你必须像小丑一样上蹿下跳。

在这种情况下，奖项和市场我都可以不要」'

池莉从绿树摇曳的大门外走来。

她戴一顶卡其色草帽，一副黑色墨镜。

和年轻的偶像们不同，它们主要用于遮挡太阳，尤其在武汉，在夏天。

这里是汉口某间写字楼内的咖啡馆，僻静、简洁，有硬朗的工作气氛。

“我常在这里打电脑。

”池莉说。

按照身份证上的生辰（母亲记忆可能有误），池莉59岁了。

皮肤依然是白，额头和面颊有光泽隐现。

带皱褶的眼角和浅陷的眼眶并未显出疲乏，而是收住很多锐利。

她的颈部、右手手腕，以及左手无名指上，无一不有饰物点缀。

但那吊坠、手镯和戒指，大都由木或石造就，它们近乎一种悄无声息的存在，并不争夺她的光彩。

她精心挑选了浅黄和粉红两块蛋糕，不是给自己。

咖啡上来两大杯，少糖。

“女孩子都怕胖。

”她笑说。

池莉对许多事物有要求。

出版人生第一部诗集，从设计、装帧，到字距行距，她逐一和美编切磋议定；最后一次读者见面会，她特意穿一身青花蓝真丝旗袍——在国外朗诵小说时，众人着西式礼服，旗袍是她作为“保守”的中国女人最隆重的穿戴；她缝衣、做菜、做运动，时时刻刻保持洁净。

“一件事物如果是有形式感的，那么它一定要美。

这个值得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可能和文学也有关系，有时候我写得很朴素，但我知道它是美的。

”这次她终于下了决心，把最富形式感的诗歌作品公之于众。

她低声吟诵了两句：

爱人或许不在身边，情歌总在；战争或许不在身边，危险总在——“真的好美。

”

这是池莉常用的句式。

她还会说：

“真的糟糕”，“真的愚蠢”，“真的羞耻。

”“真”字被拖得极长。

和她交谈，仿佛身处一条湍急的情感的河流，时刻有被卷走的可能。

撕碎绫罗绸缎

池莉生在长江边，从小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外公家族经营船队，家境殷实，却在“公私合营”大潮中没落。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运动过去，埋在地下的金子挖出来，继续过普通人家望尘莫及的生活。

池莉记忆里的外婆静静坐着，有丫头专门为她梳头，发髻乌黑，梳得整整齐齐。

每到腊月，家里来一个师傅和一排小工，为每个人量身做新衣。

纯金扣子一排排发光，有梅兰竹菊各式花样，冬天缝冬天的花，春天一到，就全换成春天的。

那时她五六岁。

文学启蒙也从家中藏书开始。

《红楼梦》里男男女女是看不懂的，只觉得元小令软绵绵，读起来像丝绸。

普希金、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俄国作家最先看。

小学发语文书，整本里没有她不认得的字。

从此上课只留一半心，另一半用来写诗作文。

10岁那年，“文革”开始。

出身清贫但做了干部的父亲被直接打倒，母系成分不好，红卫兵一次次来抄家。

抄完首饰盒，还要抄她装诗的小木箱。

她吓得不能睡觉、发高烧，“人死过几次又活了。

”在学校也要垂头站在台上，被同学泼墨水、画漫画，只有语文老师尽微力保护她。

因为写诗，她被几次告发，“下场”是自己失学，友人入狱。

可笑的是，一首“最浅薄最装腔作势”的《雷锋之歌》恰巧在她23岁时出版，正式开启写作之路。

之后三十多年，她再未公开发表诗作，还几次烧毁诗稿。

“暗暗，有一种期待，那就是：

诗集一旦出版，恐惧不治而愈。

有生之年，不再屈服于羞辱，不再过度害怕他人，不再总是更多地感知生命的可憎。

”池莉在诗集后记里写道。

绫罗绸缎被撕碎，美与丑、日与夜强行颠倒的少年时代，也给予她作家的眼睛。

“我当时也觉得不应该有恨，他们是被人怂恿的，操纵的。

但那奠定了我写作的方向，必须面对苦难，关键是你要认识它。

对一般人来说，认识不透没关系，但对作家，认识不透创造力绝对下降。

靠技巧可以写出看上去不错的东西，但沉甸甸的思想力、剖析力不够就不行。

所以需要漫长的，一点一滴的认识。

”对于“小市民气”、“不深刻”、“没有知识分子情怀”这样的评价，池莉从不买账。

两次复苏

1975年，池莉高中毕业，下乡成为她委顿生命的第一次复苏。

末代知青和早期知青已大不相同，近乎“垮掉的一代”，“一天到晚弹着吉他在田野里唱颓废的歌，只要不把鸡杀光了，没人太管你。

”惟一理想就是回城，但也不觉得焦虑——那是迟早的事。

告别挨批挨斗的日子，被撒到一大群“相对来说还是淳朴”的农民中，池莉欢天喜地。

大队小学缺老师，几个知青写篇文章给校长选，选中了她。

农民拉着她，偷偷塞一个鸡蛋，说，“把我们家孩子教好啊，你随便打随便骂，一定要教好。

”

农村学生仰慕城里来的老师，围着她说这说那：

“你怎么那么白啊。

”“你这个衣服好漂亮啊。

”一排孩子盯着她在草地上刷牙，“你在干什么呢？

”池莉一愣，当场宣布：

好，明天第一节课就是“刷牙课”。

“家里的盐蘸一点在手上，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教完学生刷牙，池莉又跟农民学种地去了。

庄稼和花草，是她至今喜欢的两样。

●2016年7月16日，湖北武汉，池莉携诗集《池莉诗集·69》与读者交流图/受访者提供“包班教了两年，四年级时我回城了，全班同学哭得如丧考妣。

因为我们班最好，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教他们唱歌，朗读诗歌小说，讲文化，还教体育，有的孩子连路都不会走，顺拐。

农村老师不会这样，上完课就回家种自留地去了，谁搞这一套啊。

”

池莉还谈起一个男学生，小学毕业直接考上重点大学，从农村忽而到城市，贫穷、自卑，很快精神失常，后来死了，“多可惜。

”

知青生活的便利还包括有大量时间写作。

之后招生回城，就读冶金医专，又弃医从文，考进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最后一届社会生），池莉的写作灵感更“如火山爆发”。

临毕业交学位论文，她交的是一篇小说，《烦恼人生》。

《烦恼人生》写轧钢厂工人印家厚的一天。

从半夜里儿子掉下床开始，到晚上11点36分，他疲惫地躺上床而终。

这一天里，他吃路边摊热干面、赶轮渡、挤公交，在单位遭遇莫名其妙的不顺利，像极了这座城市里为生计奔忙又被生活吞没的某个人，或是他的熟人。

“你们谁不是在网中生活？

”作者在小说里问。

可如此大肆书写工人阶级的烦恼，不把他们视为英雄，此前是没有的，“得改。

”池莉穿条上海买来的黄色连衣裙，冒着路人灼灼的目光和一颗毒太阳过江，去省作协找《长江丛刊》编辑。

“这里适合昂扬一点，那里再英雄主义一些。

”编辑老师讲一下午，她老老实实听，但有的可以改，有的决不。

1987年，《烦恼人生》在《上海文学》首发，主编周介人在卷首语里写：

一个主义开始了——新写实。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文艺评论，称赞她是敢说真话的作家。

坐轮渡被认出，所有人凑过来和她讨论：

你写的“网”是什么意思？

谈了一个半小时下船，人群又自动让出一条路，还有人为她买来热干面。

全国各地搞签售，书店的柜台快被挤倒了，读者眼泪汪汪握她的手说，谢谢你，帮我们说话。

“当时买书的人比现在买奢侈品的人多，排队啊，抢啊，托人找关系啊，用毛衣换，用自行车换，用收音机换，个个爱文学爱得不行。

”池莉也送过自行车，换来一套《基督山伯爵》。

投入创作的壮年

早年池莉爱争辩，听人批评她作品太生活、太市民，势必当众吵起来。

“很多人不懂穿，吃了饭之后嘴边流着青菜汁和汤汁，走没走的样子，坐没坐的样子，完全被生活毁坏的知识分子。

有什么资格欣赏文学作品？

有什么资格说别人琐碎？

”她懂得蔑视对方是最有力的回击。

座谈会她也不屑，常常会开一半，便拂袖而去。

记者大张旗鼓来采访，她不睬、不见。

因此在武汉文艺圈子里落得坏名声：

池莉这个人，拽得很。

她当了17年武汉市文联主席，和19年全国人大代表。

做主席主要是“当个旗帜飘一下”，为单位多争取点经费，多要点编制。

做代表的前10年是糊涂的，后10年越来越清醒，对一个政府怎么运转，什么机制是好的机制，在认识上“有质的飞跃”。

如今的她极其忧国忧民，但那是对群体而言。

对个人，她日趋宽容，“慈悲为怀”，比如从不批评同行。

“不是为了不产生矛盾，也不是会做人。

有一些作品是写得不好，但可能他的能力只有那么多，他已经很难受了，他也想写得更好，你为什么要说人家？

”

池莉决意不再公开露面，她要收缩自己，节省时间，以投入她认定的创作的壮年。

“生活如此庞大，个人如此渺小，要一点点写出来，我想，就要穷尽所有生命。

”

若非热爱写作，池莉说她会继续行医。

在医学院第一次上解剖课，一具尸体摆在面前，同学们无不腿软、后退，只有她凛凛走上前说，我来。

肱二头肱三头肌，一二三四分得清清楚楚。

这种谨严、细微，以及近乎冷漠的工作习惯，日后也帮助她写作。

多年后，她对自己的解剖是：

我这个人，性格不好，人品好。

文学的发生要像一朵花

人物周刊：

新写实和先锋小说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但作品的样貌截然不同。

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在技法上摒弃了西方的影响？

池莉：

阅读影响写作，不是直接的关系，至少对我没有直接的影响，而且还隔着一个过滤塞。

所有外国小说在中国找不到它的模特，我从来没想过（在技法上）学他们。

但西方作家的视野、审美观、知识，以及他支配语言的能力，会影响我。

人物周刊：

你笔下的人物是怎么出现的，在脑海里先有一个形象？

池莉：

一个人，或是这个人的灵魂，有面貌，也有灵魂痛苦的程度。

他表现在某种细节上，被我揪住了。

有时候就是一张脸，就那么看着我。

每次都不一样的，千变万化。

我不需要工匠式的学习，说必须有一个流派的基本功之类的，我天生就适合做这一行。

人物周刊：

饮食男女、市井生活是你写得最多的内容。

你只是希望还原他们，还是也带着批判的意味？

池莉：

以“我”为主导的批判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不喜欢意识形态的东西。

我希望文学的发生本身就像一朵花，真的，你不要变成一把匕首。

花就是让人看你怎么盛开，怎么优雅，再怎么衰败，怎么被残害，那他在内心深处就会跟着换血。

至于我对社会的思考，我作为人大代表这么多年对政治运转的观察，我会埋在脚下，但决不让它影响文学。

人物周刊：

事实上你对人的生存境况是不满的？

池莉：

我这么写，肯定就是不满。

但我不用小说来叙述不满。

现实就像一幅画，就摆在眼前。

人物周刊：

比如《生活秀》里的主人公来双扬，你对她的独立是赞赏的吗？

池莉：

来双扬的独立是付出巨大代价的。

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奋斗者，但她也是失败的。

人物周刊：

失败在何处？

池莉：

全部都是她付出，没有人爱她，这是很不公平的。

《生活秀》就很奇怪，捧红了一个鸭脖，大家没看到，最后来双扬一个人坐在吉庆街，完全历经沧桑，冷得不能再冷了，那种心酸。

包括和那个男人的关系，没办法继续下去。

凡是涉及到爱和自由，全部都被杀死，不可能拥有。

你是最顽强的女人，只能靠劳动养活自己，其他你就不要想了，是很凄惨、凄凉的结尾。

但是，好多人看不出来。

人物周刊：

这是为什么？

池莉：

中国读者被教育到比较愚昧了。

法国读者喜欢我的书，他们觉得太尖锐了。

中国读者只看到平庸、琐碎，但他不去想这是谁造成的。

人物周刊：

应该如何归咎？

池莉：

一切糟糕的变化，都是从消灭文化来的。

人们逐渐变狭隘、变僵化，变冷漠，变麻木不仁，变不会思考，变傻。

80年前的民国，有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以胡适为首，那个讨论震惊全国。

胡适说得非常好，一个政党选择独裁的时候，全中国只剩下一个爱国者，那就是独裁者自己。

其他人不敢说不爱。

但实际上人们会把心思转到物质上，全是物质。

他没有其他的权利，没办法谈，没办法追求。

人物周刊：

按1957年出生算，你如何评价这一代作家？

池莉：

我觉得幸运。

比如王蒙、张贤亮、刘心武那一代，很容易停留在极左的伤痕里。

年轻的一代人，历史对他们来说不延续，一天到晚灌输，你就可以被砍断了。

50到60年代出现的这一拨，他经历最丰富，阎连科对饥饿有很深的痛苦，而我是被剥夺的痛苦。

我知道什么是“优雅”，什么是“气”。

你别跟我说地主都是坏人，你骗不了我。

人物周刊：

你怎么观察生活？

池莉：

我的眼睛就像一个高倍摄像头，一眼扫过去，若干年后我小说的一个片段可能就是那个人。

我从来不忘记我看到的。

所有人都说我现在深居浅出，没有啊，我经常在陌生人当中，在大街小巷，或者“嗒”一下冲到江边拍洪水去了。

我太熟悉这座城市了，没有我不知道的。

●2010年夏，池莉走访错误湾西蒙城图/受访者提供人物周刊：

总体而言，你听到的批评比表扬多吗？

池莉：

多多了。

我是坚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就是要还原人的生活。

镜子和其他一切都不足以让我们了解自己，唯有文学作品。

“生动形象”，听起来简单，写起来太难。

我可以把句子写得很花哨，花拳绣腿谁不会啊，我们读过那么多书，抄都抄会了，但真的洗尽铅华，把中国人的面貌端出来，这就是本事。

文字是作家的脸

人物周刊：

你一直是严肃作家中书卖得比较好的，读者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奖项的肯定和市场的肯定，更想获得哪一个？

池莉：

中国的商业市场特别不健康，很多东西靠炒作，垃圾书到处推销，有的靠某种权力往下灌，各种奇形怪状的事情会发生。

小说是城市消费的文化，它会像商品一样流通，如果是健康的市场，我当然是宁愿要读者。

不健康的市场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你必须像小丑一样上蹿下跳。

在这种情况下，奖项和市场我都可以不要。

奖项我已经得很多了，该得的都得了。

人物周刊：

你有很多文学圈的朋友吗？

池莉：

我从来都是独行侠。

人物周刊：

是否有地域的原因？

池莉：

没有。

我所有出版都在北京上海南京，作品改编也都是集中在这些地方。

早年我天天跑北京，还在北京拿到过一张买房的票，差点买了。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偏远。

我的性格真的是怕人，一群人时我就不知道说什么，我不能和大家在一起。

可能我从小被孤立，那就算了，我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

前天那个发布会，出版社要来，文联领导要来，我求求他们，一个都不要来，我只和读者在一起。

人物周刊：

早年王朔改编过你的小说，你们有些交往吗？

池莉：

王朔倒算是我哥们，同气相求。

比如我跟王朔聊天，互相之间不会有愚蠢的问题。

还有一个，人品，王朔真的人好，作为男人太好了，永远怀里揣着一打钱，只要是女人和他一起，绝不用买单。

人物周刊：

你们也都不爱拍照。

池莉：

拍照真的太愚蠢了，会影响我们谈话。

我不赞同杂志放照片，为什么呢，因为作家的文字就是她的脸，而她的脸不是她的脸，她的脸是假象。

比如我的脸可能是我保养出来的，但和我的人没有关系。

娱乐明星的符号才是她的脸，她什么都拍，她用脸说话。

拍照很难抓住作家，拍我在书房里抽一根烟，装作深邃的样子，哇好深刻哦，鲁迅哦，这都是很错误的观念，是在教化读者，凡事要做个状。

人物周刊：

你写过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比较近期的《她的国》里有女同性恋的暗示。

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

池莉：

女人要被看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爱护，来拉椅子，而不是当作一个玩物和附属品，你给我生孩子，你漂亮我占有你，拿出去有面子。

但我不是主义，不是一定要怎样，大家都这样，所谓主义就是有旗帜口号，就涉嫌专制，专制一定是个错误的东西。

人物周刊：

是否考虑过换一个城市生活、写作？

池莉：

我在北京上海待过很长时间，写东西啊，卖电视剧啊，最后都没东西吃了，不好吃。

就文化来说，我也喜欢武汉。

外地人会感觉武汉人比较粗，其实武汉人是你先对他们好，他们命都不要。

比如去买小葱，一块钱一把，你说这么贵啊，他就说，你不买就走，但是你要说怎么这么便宜啊，你太可爱了，他就说那多给你几根。

武汉人是特别需爱的人，只要你表现爱，他一定会投桃报李。

本刊记者丨乔芊实习记者丨吴戊镇编辑丨郑廷鑫rwzkwen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