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形象之对比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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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形象之对比研究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形象之对比研究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毕业论文
题目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形象之对比研究
学生姓名
李显龙
学号
10401040115
指导教师
邹华秀
系部名称
中文系
专业班级
10级汉语言文学1班
完成时间
毕业论文作者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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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
日期：
二Ｏ一年月日
摘要
自建国以来，毛泽东全面肯定了历史人物曹操之后，引发了一股“评曹操热”。
一时间学术界对曹操的形象评价莫衷一是，有人说他是“奸贼”，有人说他是“英雄”，还有的人则说他是个“奸雄”，不一而足。
陈寿的《三国志》较为客观地刻画了曹操的“英雄”形象，而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则以“尊刘贬曹”为核心，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奸雄”形象。
本文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进行对比研究，以期望从客观的角度来正确评价曹操这一人物形象。
将这两部作品进行对比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曹操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对于进一步地研究、评价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三国演义；三国志；曹操；英雄；奸雄
ABSTRACT
Sincethefoundation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MaozedongfullyaffirmedthethehistoricalcharacterofCaoCao.After,setoffastock"CaoCaothermalevaluation"foratime.UnabletoagreeonwhichisrightimageevaluationtimeacademiccirclestoCaoCao.Someonesaidhewasa"traitor",someonesaidhewasa"hero",otherssaidhewasa"arch-careerist".Thisisnottheonlyone.ChenShou'sRecordsoftheThreeKingdomsconsiderabledepictsCaoCao's"hero"image,butLuoGuanzhonginthe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herespectedforliuBeitobelittlingCaoCao,asitforthecore.ShapedCaoCaointoascoundrel.ThisarticlecomparetheRomanceoftheKingdomswithRecordsoftheThreeKingdomstoexpectfromanobjectivepointviewtocorrectlyevaluateCaoCao.Comparingthesetwoworks,notonlyhelpstodeepentheCaoCaoliteralimagesandhistoricalimagesofunderstandandrecognize,butalsohaveimportantsignificanceforfurtherstudy,evaluationofhistoricalcharactersinthenovels.
Keywords:
RomanceoftheThreeKingdoms;RecordsoftheThreeKingdoms;Caocao;hero;arch-careerist
摘要I
AbstractII
引言1
一、《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人物形象的异同1
（一）《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1
1.经国之才2
2.运筹帷幄2
3.矛盾性格3
（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4
1.狡诈多变的处世哲学4
2.奸猾老练的御下之道4
3.心狠手辣的对敌之策5
（三）《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形象之异同5
二、《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形象产生差异的原因6
（一）时代背景的不同6
（二）文体上的差异8
结语9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引言
大多数人认识曹操，是从《三国演义》开始的。
作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历史巨著，《三国演义》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人物形象塑造更是达到了文学史上的巅峰。
在作者笔下，曹操的奸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给万千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贪欲和权势欲在《三国演义》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用“假仁假义”网罗人才，为他所用。
以至于笔者读完《三国演义》之后对曹操很难产生好感——直到接触《三国志》之后，对曹操才有了不同的看法。
在《三国志》中曹操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从《三国志》里我们看到的是曹操文治武功，平定了北方，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为什么两部作品中的同一个人物形象会有如此的差异？
如果将《三国志》作为史实，那么在《三国演义》中，作者为何又要将曹操重新塑造成一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本文将这两部作品作对比研究，进一步认识曹操这一人物形象。
一、《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人物形象的异同
曹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后世有着众多的评价。
曾经风靡一时的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讲坛》的《易中天品三国》系列节目中对曹操就有这样的评价：
“曹操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性格最复杂，形象最多样的一个人……他‘聪明透顶，愚不可及；狡猾奸诈，坦率真诚；豁达大度，疑神疑鬼；宽宏大量，心胸狭窄；大家风范，小人嘴脸；英雄气派，儿女情怀；阎王脾气，菩萨心肠’”[1]。
这个评价看似相互矛盾，但却从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曹操形象的复杂多变。
而且，在不同的作品当中，曹操形象也有不同的表现。
（一）《三国志》中的曹操形象
所谓时势造英雄。
乱世出枭雄。
曹操就是在这样一个乱世中升起的最为耀眼的明星之一。
陈寿笔下的曹操，机警聪明，具有济世之才。
《三国志》中记载，曹操从小便机智并通晓权谋之术，喜欢锄强扶弱，然而在当时人们看来却是“不务正业”。
不过那时统管三军的太尉桥玄却对曹操有这样的评价：
“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
”[2]这样一位身居高位的人对当时的青年曹操就作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可见曹操自身才能之出众。
1.经国之才
曹操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应当是在熹平三年。
二十岁的曹操被举为孝廉，入京都洛阳为郎。
没过多久，便当上洛阳北部尉。
当时的洛阳为东汉都城，各类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管理。
曹操就职之后，就严明法纪，让人打造了十余根五色大棒，以作为惩戒之具，并说明“有犯禁者，皆棒杀之”。
蹇图自恃侄子蹇硕被皇帝宠幸，便违禁夜行，被曹操抓到后乱棒杀死。
一时间，京城那些作威作福的权贵们都收敛了很多，没人再敢违犯禁令。
曹操此举让其声名大噪，但也因此得罪了以蹇硕为首的一干权贵，被调至偏远的顿丘，任顿丘令。
这一年，曹操二十三岁。
虽然因此次事件曹操被远调，但这也为曹操积累了政治资本，为他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
曹操对时局的把握亦是非常地精准。
董卓作乱之后，纵兵抢掠京城，另立君王，自封相国，引起了各路诸侯豪强的反对，已然是失“义”于天下。
曹操认为“卓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3]，之后他加入了以袁绍为盟主的“反董卓联盟”。
然而这一联盟中的各个势力却是离心离德，根本无法与董卓相抗衡。
于是曹操喊出“投死报国，以义灭身”的口号，以一个“义”，站在了时代的更高台阶。
除了对时局具有精准的洞察力之外，从《三国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曹操在应对大大小小战役时卓越的指挥才能，以及勇于不断革新的政治魄力。
他奖励耕战、重视人才选拔，并且减免赋税、加强对功臣的封赏。
这一系列的举措稳定了他在北方的统治，其经国之才显露无疑。
2.运筹帷幄
《三国志》中记载了很多曹操运筹帷幄，出奇谋而制胜的战役。
曹操初显指挥才能是在驻军顿丘之时。
当时于毒、白绕、眭固等黑山贼攻打东武阳，曹操大破之。
这次战役在《魏书》中亦有相关记载：
于毒攻武阳，诸将皆以为应回兵自救，曹操却说：
“孙膑救赵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攻临菑。
使贼闻我西而还，武阳自解也；不还，我能败其本屯，虏不能拔武阳必矣。
”[4]结果也如曹操所言，此围魏救赵之策逼退了于毒，解了武阳之危。
可见曹操不仅具有过人的战争敏感性，而且精通兵法。
在《三国志·张辽传》中还有这样一个战例，曹操征讨张鲁之时让薛悌送密函至合肥，以教张辽如何应对孙权的袭击。
密函中提示，若是孙权来袭，则让张辽、李典领兵出战，乐进驻守。
之后张辽等三人在曹操的提示之下配合作战，于是孙权围攻合肥十余日，无功而返。
这可谓是曹操版的“锦囊妙计”，凭借着一封书信逼退孙权，而且使本有矛盾的张辽、李典、乐进三人冰释前嫌，此一石二鸟之计充分表明了曹操过人的战争敏感性，也突出了他杰出的御下之道。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曰：
“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文中对曹操不吝赞美之词，甚至于用“超世之杰”来形容曹操。
在《三国志》中，曹操正是这样一位“超世之杰”，他崛起于黄巾起义，与袁绍争霸中运筹帷幄，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优异的军事才能，统一了中国北方。
3.矛盾性格
《三国志》中不但对于曹操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均有大篇幅的叙述，而且对于性格方面也是有所体现。
《三国志》中的曹操性格极为矛盾，他有着温情的一面，也有狠毒，睚眦必报的一面。
讨伐张绣一役，曹操的儿子曹昂身死，疼爱曹昂的丁氏哭闹，曹操一怒之下将其遣回了娘家，半年之后曹操心中觉得愧疚，于是到丁氏娘家再三劝她回家。
其间曹操“抚其背曰：
‘顾我共载归乎！
’”丁氏不答，而后“（曹操）却行，立于户外”，又劝，丁氏依旧不答。
曹操“遂与绝。
”[5]以当时曹操的身份能做到这种地步，实属难得，“抚其背”、“却行，立于户外”等描述也体现了他对亲人温情的一面，这是一种毫无功利性的情感流露。
然而曹操绝对不是温情脉脉的人，在《三国志》中也客观记述了他狠毒、睚眦必报的一面。
曹操在和袁绍交战时许攸背袁投曹，并为曹操偷袭袁绍军屯粮之所——乌巢出谋划策。
然而事成之后许攸自恃功劳，放荡不羁，甚至在酒席上直呼曹操小名，多次提及自己对攻下冀州的功劳。
之后被曹操厌恶，放任手下许褚杀掉了许攸。
许攸被许褚杀掉之后，曹操却只是责备了许褚而非降罪于他，可见曹操对于杀许攸确实有一番思虑。
曾经被曹操“跣足而出”迎来的许攸最终落下杀身之祸，其自恃勋劳虽是诱因，但也足见曹操的心狠手辣。
纵观整部《三国志》，陈寿对曹操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虽然曹操杀掉了一些不合于己的人才，但是其自身的才能和人格魅力皆尽凸显，不愧为“超世之杰”。
（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
《三国演义》以《三国志》、《资治通鉴》为主要史实依据，并加入了各类野史、传说，对其中的人物进行了文学化的再加工，对于曹操这一形象，则塑造成了一个十足的“奸雄”，并且主要突出了其“奸”的一面。
1.狡诈多变的处世哲学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是以猛将形象出场的，张梁、张宝领军败逃之时，被一路兵马截住去路，“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官拜骑都尉，沛国谯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
”之后的介绍却给人以狡猾多变的印象。
曹操小时候颇为顽皮，曾触怒叔父被告之父亲曹嵩，从而被父亲斥责。
曹操便心生一计，于叔父拜访时，装作中风倒地。
叔父告之于其父，曹嵩急忙前往察看，而曹操却安然无恙，并对父亲说：
“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
”[6]曹嵩听信了他的话后再不听曹操叔父的话，从此曹操更是恣意放荡。
虽说小孩子大多都会通过说谎来逃避大人的说教或是责骂，但要像曹操这般心思缜密，表演到位，就不是一般的小孩子能做到的了。
俗话说“从小看大”，这也为之后小说描写其奸诈埋下了伏笔。
之后曹操得太尉桥玄所赏识，不畏豪强，除暴安良，但却依然不改奸雄本色。
他行刺董卓不成，逃离京都，途中因猜忌心过重误杀吕伯奢一家，并连出门买酒归来的吕伯奢一并杀死，且口出狂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吕伯奢一家与曹操一家乃是世交，仅凭狐疑猜测就将别人一家杀死，其个人主义和极端自私的处世哲学显露无疑。
2.奸猾老练的御下之道
曹操对待家人和朋友都不离谎言与欺瞒，对手下更是老练奸猾。
“割发代首”事件就是较为有代表性的例子，曹操发兵宛城时规定：
“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
”可是，曹操在过麦田之时却因马受惊而践踏了农田。
曹操随即便叫来行军主薄，“（曹操）曰：
‘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
’即掣所佩之剑欲自刎。
”众人急忙阻止。
在郭嘉以春秋大义“法不加尊”的劝阻下，操沉吟良久，“乃曰：
‘既《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吾姑免死。
’”[7]即借郭嘉的话，轻轻将死罪抛开。
于是拔剑割发，游示三军。
此番作为让他赢得了三点美名：
其一，他很严肃地让执法的官员为自己定罪，表明他要带头执行军令；其二，他拔剑自刎，表明自己严明法度；最后，在郭嘉的劝导下，他沉吟良久割发代首。
此一石三鸟之计，既保住了自家性命，又赢得了严明法度的美名，使得“三军悚然，无不懔遵军令”，更是得到了百姓的谅解。
在小说的如此描写之下，一个奸猾老练的弄权者形象清晰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曹操对手下兵士百姓都能有如此手段，对待能臣良将更是手段高超。
在曹操遇到人才并想将其留为己用时，就会想尽办法笼络，也会用些奸诈手段。
在《三国演义》中大量叙述了曹操在用人方面手段奸诈的事件。
例如在濮阳之战时，曹操差点被吕布手下猛将张辽给一把火烧死。
当曹操破白门楼，擒住张辽之后，已有劝降张辽之意，故与之谈笑，却被张辽几句话激怒，欲拔剑杀之。
然而在关羽和刘备劝阻后，“操掷剑笑曰：
‘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
’乃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辽感其意，遂降。
”[8]这段描写甚为精彩，由曹操的“笑”表现出他的得意；“大怒”表现出他的杀意。
但之后却感情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曹操“亲释其缚，解衣衣之，延之上坐”。
归根结底还是爱才之故，而且为了避免太尴尬，于是说“我亦知文远忠义，故戏之耳。
”这一句圆场的话将“曹操式”的厚黑学展现地淋漓尽致，确实不愧为当世“奸雄”。
3.心狠手辣的对敌之策
《三国演义》既然将曹操设定为“奸雄”形象，那么就绝对不会缺少表现曹操对待敌人心狠手辣的一面。
“屠戮徐州”应该是众读者们不会陌生的事件，曹操得知父亲殒命徐州之后，率领大军攻打徐州，以报杀父之仇。
而后不听陈宫劝说，于是就有了“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
”[9]的一幕。
虽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给自己父亲报仇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曹操却盲目地将仇恨扩大，乃至屠戮无辜百姓，可谓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他的手段确实太过狠毒，其心狠手辣也可见一斑。
以上的事例充分突出了《三国演义》想要表现出的“乱世奸雄”的曹操形象，而且“雄”多被“奸”所掩盖住了光芒，以至于让读者大多只注意到了曹操奸诈阴险的一面，而忽略了他自身的才华和品质。
这一点与《三国志》大相径庭，接下来，笔者将对比两部作品中的一些细节描写，以作对比研究。
（三）《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形象之异同
世人对于曹操的奸雄印象，十有八九起源于许劭对他的评价：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而在这两部作品中，对于曹操得到如此评价后的反应描写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三国志》中是这样描写的：
“……子将曰：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太祖大笑。
”[10]而到了《三国演义》中，则如是描写：
“……劭曰：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
’操闻言大喜。
”[11]二者看似都记述了同一个事实，内容一致，但却有一字之差。
在曹操听到许劭的评价之后，《三国志》说的是“太祖大笑”，而到了《三国演义》中则成了“操闻言大喜”。
“笑”和“喜”虽都有表达高兴的意思，但是“大笑”表达的更为内涵，更有包容性。
即便如今已经无法考证曹操当时笑的真正意图，不过如果联想到《三国志》中所展现出的曹操自身的才华和品质，那么这一个“大笑”就是一种海纳百川的大气，一种广阔的胸襟。
而相比之下“大喜”则近似于“窃喜”，显得目光短浅，太过小气。
再看曹操在待人处事方面，两部作品的描写也有不同。
神医华佗在民间可谓是家喻户晓，《三国演义》中对他的死有着很清楚的记述。
曹操患有头痛病，久治不愈，于是请来了华佗为他医治。
华佗告诉他需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病根“风涎”，如此便能根治。
曹操大怒，觉得华佗欲害他性命，华佗举了关羽刮骨疗伤的例子来劝其无需多疑。
“操曰：
‘臂痛可刮，脑袋安可砍开？
汝必与关公情熟，乘此机会，欲报仇耳！
’”[12]于是将华佗置于狱中，拷问实情。
数日之后，华佗竟是死在了狱中。
这便是大家都熟知的《三国演义》对于华佗身死的记述。
而在《三国志》中却是这样记载的，曹操病痛加剧，命人请华佗看病，华佗先是以思乡之情推辞，之后又以妻子生病为由欺瞒曹操。
被识破之后曹操大怒，于是便抓了华佗入狱。
并说：
“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
”但是之后曹操爱子仓舒病重，“太祖叹曰：
‘吾侮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13]两段描写说的是同一事件，但其因果联系和行事方法却大有不同。
《三国演义》更强调的是曹操的主观臆断，因疑心而杀华佗；《三国志》中却是因为华佗三番五次地推辞欺骗而惹怒了曹操，从而获罪入狱且死在狱中。
一种是主动，一种是被动，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
并且在《三国志》中曹操表现出了“侮杀华佗”的情绪，与《三国演义》的形象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像这样的差异之处在作品中还有很多，相比之下，很容易看出其中人物形象的不同。
前文也提到过，《三国演义》主要是要塑造一个“奸雄”形象，并且要突出“奸”的一面；而《三国志》则是突出“雄”的一面，故称曹操为“超世之杰”。
为何两部作品会有如此差异呢？
这正是笔者接下来要探究的原因。
二、《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中曹操形象产生差异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的不同
史书的撰写，多少会受到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影响，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所成史书的感情基调也会有所区别。
我们都知道，魏国灭了蜀国，司马氏夺权废魏立晋，之后又灭吴，从而完成国家统一。
于是陈寿所著《三国志》为了政治的需要对曹操的一生作简要的记述，多写其政治生涯和历经的大小战役，而性格方面就只做了简略的描述，也没有受到太多道德倾向的影响。
为国家统一而灭蜀的魏国当然是正统，曹操作为魏国的领袖也当之无愧为“超世之杰”。
所以，在《三国志》中看到的曹操大多是其济世之才、运筹帷幄的一面，而很少能看出曹操的“奸雄”特点。
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符合统治者的利益，稳固其统治基础。
史书虽力求客观，但终究是要以稳定当权者的基础为前提。
若是一本史书写的皆是当朝太祖如何争权夺利、杀人如麻，那么这样的史书必定不会为当权者所容。
反观《三国演义》则是在历经了数朝之后的演义作品，这就无需再考虑魏国甚至是晋国当权者的利益。
历史上的曹操重严法度，符合的是法家的思想，而《三国演义》的创作者们多受儒家思想的道德标准所熏陶，曹操的所作所为便与他们所遵循的儒家思想所不符，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尊刘贬曹”的政治倾向性。
从当朝选官制度来讲，当时入仕最主要的途径是被推举为孝廉，这一制度在当时却被各大门阀所把持，成为他们干预朝政的工具。
使得当时出身寒门的士人根本无法进入朝廷，达到改变命运的目的。
而到了唐朝，科举制度日渐成熟，寒门士人可以通过严格的考试入仕。
这样一来，士人们在这太平盛世中皆可凭自己的才干建功立业，也让他们看到了成为英雄的希望和途径。
所以，他们崇拜英雄，也歌颂英雄。
曹操戎马一生，平定北方，如此功绩正迎合了唐代士人们的英雄情结，故而能得到他们的赞扬和肯定。
但是曹操却非唐朝人心目中理想的统治者，唐代士人们在赞扬和肯定曹操功绩的同时也揭露了曹操在铜雀台腐败奢靡的生活。
例如刘商的《铜雀妓》中有如是描写：
“魏主矜峨眉，美人美于玉。
高台无昼夜，歌舞竟未足。
”[14]杜牧《赤壁》中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15]也被传为千古名句，可见唐代士人们对曹操好色荒淫的讽刺。
同时，在唐代的民间小说、演义中，曹操依旧以奸诈狡猾、残暴无道的形象出现。
《独异志》中载：
“曹操无道，置发丘中朗、谋金校尉数十员，天下人冢墓，无闻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于野，人皆悲伤。
”而据《三国志》记载，真正掘墓盗棺的人却是董卓，如此移植到曹操身上正是说明了曹操的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为了迎合受众群体的好恶，已经越来越背离真实面貌，“尊刘贬曹”已成为定势。
到了两宋时期，曹操的形象进一步恶化，“曹贼”已成为宋代士人的共识。
曹操在唐代还留存的“英雄”影子到了宋代已经荡然无存。
除了鄙视其“奸诈无道”之外，又根据当时的民族矛盾，人们将北方的曹操看做“南下的侵略者”，而刘备则是汉室的象征。
“尊刘贬曹”的情感在南宋达到了一种极致，“尊刘”即为“尊汉”，所以历史上的曹操无论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也罢，灭蜀也罢，都坐实了“篡汉”的罪名，又如何能不被广大汉人所贬斥。
之后的元、明、清皆是延续了“贬曹”的主流思想。
无论是在元杂剧亦或是明清小说中，曹操皆是作为反面角色出场。
曹操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在传播的过程中历史元素越来越弱，而文学元素越来越强，这也就是两大作品《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差异的时代因素。
（二）文体上的差异
就其创作文体而言，《三国演义》是一部以时间为序列、以几个人物（刘备、曹操、诸葛亮等）为主线的历史小说，其价值在于十分详细地反映东汉末年至东晋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种种人物、势力的价值关系，特别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相互影响、变化、发展的过程。
因此《三国演义》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历史的再现，它不等同于单纯的历史书类著作，不能简单的复述历史，必然要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再创造。
这种文学创作有时要结合各类传说、野史，甚至是要进行想象和一定的虚构，而且也要迎合广大读者的意愿（从唐宋时期开始“尊刘贬曹”就已经深入人心），以及宣扬自身的政治文化理念。
由于《三国演义》的素材大部分源自民间传说、野史，所以为了增强小说的文学性，作者把历史上一些乱臣贼子的特点融入了曹操这个形象中，在“虚构”和“写实”这一方面，着重于“虚构”，突出其阴险狡诈的“奸雄”本质，也表达出了对其“窃国弄权”、“欺君罔上”的谴责。
而《三国志》则是一部正统的史书，它记述了魏文帝黄初元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的历史。
在著书过程中，陈寿继承了司马迁求真务实的精神，在进行编撰的时候取材精审，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史实。
例如，《三国志》对审配之死的记载是：
曹操攻打邺城之时，俘获了审配“幹配声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
遂斩之。
”对于这一段历史，同时期的袁晔在《献帝春秋》则写成了：
审配战败“太祖逃于井中，于井获之。
”对于这一段描述的出入，裴松之评论到：
审配是袁氏一代忠臣，战败后竟逃于井中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不知资、晔之徒竟为何人……如此之类，正足以诬罔视听，疑误后生矣。
实史籍之罪人，达学之所不取者。
”[16]从裴松之的这段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较为赞同陈寿在取材方面的谨慎，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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