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与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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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与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陈毅与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摘要]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陈毅在赣粤边根据新的情况，创造性地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和策略，领导红军游击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火种，为迎接抗日斗争新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条件，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

　　[关键词]陈毅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陈毅因伤留下来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与项英等一起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

1935年3月，陈毅和项英等突围到达油山，领导了赣粤边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本文，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陈毅在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一、适应新情况，转变斗争新方式

　　赣粤边的游击战争，不同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游击战争。

由于这里曾是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经历过中央苏区蓬勃发展的鼎盛时期，革命影响很深。

因而，国民党当局为彻底消灭红军和游击队，尤其是不让中央苏区来个“死灰复燃”，采取了最残酷、最疯狂、最无人性的手段。

为了断绝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敌人采取了划分区域、封锁山区的办法，把山里所有的群众都集中到平原地区，并编成保甲组织，实行“连坐法”：

一人支持红军游击队，全家连坐；一家支持红军游击队，几家连坐；敌人还在深夜里冒充红军游击队，到群众家门口喊开门，只要开门，马上把人抓起来，罚款五百、一千；敌人一次叫门，群众不应，三番五次叫门，群众只要应了，抓住就杀。

敌人还在山头修碉堡，严格控制交通，不断地搜山，昼夜巡逻，突然袭击；进行反动宣传，收买叛徒从内部破坏红军游击队。

可以说，敌人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绞尽了脑汁。

　　面对敌人采取的新策略，红军游击队应该怎么办？

陈毅指出：

“我们要以游击战争的形式，坚持下来，同敌人斗，积蓄和保存力量，保存一部分干部，适当地利用机会发展，改善装备，扩大游击队，扩大根据地，创造新条件，将来应付大的事变，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1]p93

　　1935年4月上旬，项英、陈毅和中共赣粤边特委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蔡会文、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王龙光、刘新潮、李国兴、张日清等近70人。

项英、陈毅在会上分别讲了话。

会议根据项英、陈毅的讲话，尤其是陈毅讲话的主要精神，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2]p194的方针。

　　长岭会议制定的方针，核心的内容是保存自己，积蓄力量。

陈毅在回忆当时情况时曾说：

“我们现在躲起来，长期坚持，完全是保存自己，巩固游击区，给时局若干影响。

时局的发展是日本人一定要进占东北、华北，进攻全中国，他是不会和蒋介石妥协的。

到时，抗日战争必然到来。

我们的游击队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们有几个人就可以成立几百人的队伍，有几百人就可以成立几千人的队伍，有几千人就可以成立几万人的队伍。

”[1]p93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事实已经证明，当时以保存自己、积蓄力量为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长岭会议制定的方针，集中在油山的红军游击队编成四个大队和若干小队，分散活动：

蔡会文率领两个大队向崇义、上犹县边境和湖南的汝城、桂东一带发展，建立游击区，并设法与湘南红军游击队及中共湘赣省委取得联系；李国兴率领一个大队到崇义的文英、古亭一带发展游击区，把北山与蔡会文部连成一片；以一个大队到大余的洪水寨、娘娘庙一带坚持游击；一个小队留在北山随特委活动；一个小队到南雄西部山区活动。

黄成则、张日清率领一个小队到龙南、虔南（今全南）、定南活动。

会议之后，按照分兵计划，各游击队奔赴各个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项英、陈毅随特委机关和军分区在北山行动，指挥各地斗争。

分兵体现了陈毅的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灵活打击敌人，巩固游击区，扩大红军游击队的思想。

　　长岭会议，是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由苏区工作作风转变为游击工作作风的转折点。

会议精神的贯彻，对坚持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有着重大意义。

　　二、创新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相结合方式

　　国民党军深深知道，红军游击队的生存条件就是依靠群众，红军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

因此，他们用尽一切办法企图切断红军游击队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把红军游击队孤立起来，像捉鱼一样，把水抽干，使红军游击队得不到情报、粮食，借此困死红军游击队。

国民党军对红军游击队采取分区“清剿”的办法，红军游击队也采取分区活动的办法，以南雄、北山为一区，油山为一区，信丰、南康、坑口为一区，长安为一区，龙南、全南、定南为一区，利用这些区的群众支持，坚持斗争。

　　这些地区的群众革命性很强，千方百计支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敌人把老百姓抓来吊打、压杠子，他们始终不讲红军游击队在什么地方，不叛变。

他们说：

我们要死只死一个，顶多死一个，不害共产党。

　　虽然老百姓非常坚强，但红军游击队也要想办法保护老百姓。

陈毅认为：

“游击队到群众家里，反动派就杀人、烧房子。

搞久了，人民生活不下去，老百姓遭殃。

”而“游击战争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要长期坚持下去，就要取得群众的支持，这就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搞黄色村庄、搞两面派。

”“我们搞黄色村庄、搞两面派，就可以争取群众的支援，巩固我们与广大老百姓的团结，游击队就有主动权。

”[1]p107

　　根据陈毅这个策略，红军游击队派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开明人士，去担任保甲长，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两面派”。

在赤白交界地区，主要是搞“黄色村庄”。

红军游击队先是依靠群众把联保主任、保甲长的底子摸清楚，利用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把掌握实权的联保主任或保长孤立起来。

然后，在漆黑的夜晚或阴雨天，游击队对这些保甲长突然进行访问，坐下来同他们谈判，宣传党的政策，给他们约法三章：

“不准危害红军游击队员及其家属，不准摧残群众；敌人命令带路搜山时，可以照办，但必须事先通知游击队，或打枪让游击队知道；不准走漏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当游击?

员通过屋场时，不得阻止，等游击队走后，可以朝天开枪，好向敌人交代。

同时，他们代购粮食、药品，在限定的时间内送到指定的地点，照价付款。

”[2]p211谈判告成时，游击队要他们签字画押。

这些保甲长们满口答应，乖乖照办。

限定的时间到了，粮食、药品等一样不差地送到了指定地点。

游击队也按价付款。

这样，这些保甲长名义上听国民党，实际上听共产党，为共产党办事，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派”。

　　为了使敌人确信“黄色村庄”是听命于他们的，游击队有时拍老百姓的门，故意让他们去报告敌人。

游击队空打了两枪就走了，敌人就认为这个村庄很可靠。

“黄色村庄”的建立，扩大了红军游击队的生存空间，是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一个重要的创造。

对于受到敌人摧残的老百姓，红军游击队尽量给予经济上的帮助。

陈毅说：

“那时我们有很多钱，但我们自己却很节省，而对群众却很豪爽。

敌人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游击队给钱帮他修起来；坐了班房，共产党帮他保出来；老百姓被打死了，我们送钱去救济。

”[1]p96红军游击队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千方百计支持红军游击队。

当敌人封山封坑，把老百姓赶到山外，企图把老百姓分离开的时候，老百姓也想办法对付敌人。

他们找敌人理论：

“我们没有饭吃，我们要进山打柴、进山种田。

”敌人不但不能养活老百姓，还得从他们身上抽税，只得答应老百姓的要求，派兵跟老百姓一起进山。

老百姓带着米、盐等生活用品进山，利用这样的机会到处丢东西。

第二天，游击队能够捡到炒米、盐、干辣椒、纸烟、报纸等。

游击队派采办到村庄里买粮食，拿报纸。

群众一看到敌人来了，就把游击队的采办藏到夹墙里。

敌人包围了村庄，群众就把放牛的鞭子插到草堆上，或者草帽挂在竹竿头上。

游击队的采办一看就不进村了。

　　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红军游击队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陈毅曾在《赣南游击词》中写道：

“靠人民，支援永不忘。

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

革命强中强。

”[3]p16

　　三、从实际出发坚决巩固内部

　　残酷的游击战争环境，有些人经受不住严峻形势的考验，脱离革命队伍。

因此，如何巩固内部，是红军游击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些同志主张对那些动摇、逃跑的人抓住?

M行批判斗争。

被斗争的人忍受不了斗争，就又跑。

跑了又去追。

跑了几次，追回了将其杀掉。

以后大家又互相怀疑，这人说那个人是叛徒，抓起来杀掉。

那个人说这人是叛徒，抓住杀掉。

结果造成人人自危，形成恶性循环，叛徒越来越多。

陈毅指出：

“这样不好，你杀就是帮助了敌人，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

用这个方法是没有办法来巩固的，这是国民党的统治方法，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用这个办法来统治。

”他分析道：

“逃跑、叛变，这也是环境造成的。

有一种是自愿的，有一种是逼迫的。

我们不少同志是被苏维埃的大浪潮卷进来的，今天打这个庄子，明天打那个庄子，不晓得垮台是这么个样子。

没有经过艰苦的锻炼。

后来浪潮退了，他们也就跟着退掉了。

这是很自然的。

”他表示：

“完全强加给人家意志，逼着人家革命，逼着人家受这种苦，我是不赞成的。

”[1]p109那么，如何巩固内部？

陈毅从以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有针对性地作思想政治工作。

陈毅告诉大家，愿意坚持革命的就留下，不愿意坚持革命的可以回去。

他向大家指出，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是比较艰苦一点，等局势转变以后就会好一些。

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逃命，也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

我们现在吃苦是为了换得全国的解放。

但革命是自愿的，决不能绑着来革命，不愿意革命的可以走。

他表示：

我是不能走的，我的任务在这个地方。

你们全部走了我也不走，我一个人还要干。

对于那些要走的人，他要求：

你们回去后要站稳阶级立场，被敌人抓住了无论如何不要多事，不要叛变。

有的人身体不好，跟不上游击队的行动，想离队，但有顾虑，怕被说成动摇分子，怕被杀，不敢暴露自己的想法。

陈毅对他说：

你身体不好，政治上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对我们是个拖累，跟不上队伍，让反动派打死了何苦呢？

于是，采取派遣的办法，给他路费，让他换上老百姓的服装，派交通员送他到黄色村庄去。

陈毅的这种办法很奏效，很多人不走了。

有的人离队了，被敌人抓住逃出来，又回到游击队。

还有一些人，本来还动摇，看到陈毅等坚定革命，坦白了自己的思想，也不离队了。

由于采取这些政策，内部逐步巩固起来。

　　其二，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

为了巩固内部，消除不良情绪，使正确路线能够得到贯彻执行，陈毅总是给大家讲时局和前途。

他给大家分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矛盾、反动派内部之间的矛盾，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要大家动员起来，反对任何叛变和悲观失望。

中共赣粤边特委印发的《关于开展反叛徒斗争讨论大纲》指出：

“目前世界的中国的客观形势最有利于革命发展和胜利的，全国革命正在各地深入和迅速的发展，野战军及各地红军游击队正在各地发展。

”认为“只有我们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坚决的艰苦的去开展游击战争，争取群众，领导与发动群众斗争，我们不仅一定能战胜敌人，而且可能大大开展工作与革命胜利”。

表示，“我们能坚决革命，能够抱定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精神，这样坚决继续地干下去，革命就一定得到胜利”[2]p29、34、35。

陈毅还组织大家学政治、学文化、学军事等，讲马克思列宁主义。

通过这些措施，坚定大家坚持斗争、革命必胜的信念。

　　其三，实行经济民主，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

陈毅指出：

“要巩固内部，还要保持民主自由，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经济上一定要民主才行。

”[1]p110在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中，无论职位高低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在经济上，实行民主管理，账目公开。

一段时间公布一次，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冬天制作冬衣花了多少，夏天制作夏衣花了多少，一清二楚的。

当时特委机关里经常有三四万元存款，都是金条、钞票。

这些钱如果让领导干部来背，十分危险。

大家知道钱背在领导人身上，担心领导人背着钱丢下大家逃跑，到大城市里过快活日子；同时，一些心术不正的人，还会图财害命。

陈毅曾对项英说：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背这个钱，都是些金子、银子，我们背不起，抛又抛不得。

你背着，他就指着你说：

‘屁股上翘起这么一坨是什么东西？

’银子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黑的看到白的就吸引人了。

”[1]p111于是，在一次会上，陈毅就把这些钱公开。

以后，这些公款就由一些忠实可靠的同志去背。

经济公开后，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陈毅等领导人通过上述办法，把内部巩固了。

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虽然后来只剩下三四百人，但这些都是革命最坚决、军政素质最高的骨干力量。

　　四、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为改编后的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创造条件

　　陈毅一直在密切关注日本侵华态势。

如前所述，陈毅在长岭会议时就指出，抗日战争必然到来，红军游击队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就是胜利，就能迎来新发展。

尽管游击战争环境艰苦，赣粤边游击区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但陈毅等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变化。

陈毅在回忆中说：

“1936年底到1937年初，赣粤边的形势更缓和了一些。

当时我们不知道发生了西安事变。

从报纸上看出，全国已形成了一个抗日的高潮，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很大。

这时，我们就趁机扩大武装，扩大灰色村庄，搞抗日统一战线。

我们抓到地主不但不罚款，而且放他们回去。

”[1]p112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尚不知道中共中央政策的情况下，赣粤边立刻发表了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指出：

“中华民族的危机和全中国人之生存的危险性，随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而增长，最近卢沟桥事件发生，使整个民族的危亡，达到最后的生死关头，中国的存亡和兴灭全系于当前的关节而决定。

”“求民族的解放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责任，凡属中国人，除汉奸以外，即团结一致，统一于集中的指挥之下，为打倒共同敌人而奋斗。

”表示“为争取民族的解放，挽救中?

?

的危亡，放弃一切敌对政府的活动，停止游击战争”。

要求“军政当局立即停止对游区‘清剿’”。

呼吁“全国各界人士合作一致的努力于抗战工作，来为对日抗战和争取民族解放而作英勇奋斗”[4]p43-44。

　　在国共合作势在必行的大背景下，赣粤边的大余、信丰、南康、定南各县国民党当局派人与红军游击队联络，欢迎下山谈判。

陈毅认为，时局转变了，红军游击队的斗争方针和策略也应随之转变。

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一方面扩大队伍，准备迎接抗日新斗争，同时派人下山探听情况。

经过反复研究，陈毅、项英等决定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谈判的原则是：

“可以同意南方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国民党应尽量给以交通方便，以便联络。

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应由中共中央负责。

”[1]p113

　　9月3日，陈毅致信国民党大余县长彭育英，指出：

“日寇肆虐，非举国一致不能抵抗”；“国共两党为中国两大政党，两党重新合作则抗日统一战线告成，而日寇不足虑矣”，“热望早日停止对峙之局”。

信中要求彭育英“能转函驻军先行停止对信雄边、三南、上崇等地‘清剿’”[2]p47，还告知有关谈判事宜。

9月8日，彭育英派秘书鲁炯雯到大余池江，同陈毅开始谈判，就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释放政治犯等问题，达成了七项协议。

9月12日，陈毅由彭育英陪同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江西全省抗日义勇军编练处副主任熊滨和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举行会谈。

陈毅在谈判中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国民党报纸的歪曲宣传，驳斥了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代表的种种谬论。

陈毅将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合作抗日意见书草案交付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对游击区进攻、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释放政治犯以及“保证抗日救国运动之自由”等条件；对共产党并提出“承认其组织之独立，有权向政府呈述和发表各种意见”；“减轻重租重息重利”[2]p52等意见和建议。

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九项协议。

　　不久，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江西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赣粤边的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

10月上旬以后，赣粤边各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整训。

经过几个月的整训扩编，队伍发展到700多人，为改编为新四军创造了条件。

　　上述分析探讨说明，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陈毅在赣粤边根据新的情况，创造性地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和策略，领导红军游击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火种，为迎接抗日斗争新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条件，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刘树发，王小平编.陈毅口述自传[M].郑州：

大象出版社，2010.

　　[2]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赣粤边游击区）[M].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1.

　　[3]陈毅诗词选集[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责任编辑/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