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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思想何以被忽视
分工思想何以被忽视
——以马歇尔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
张日波
2012-08-0315:
29:
10 来源：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2年1期
【内容提要】分工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却一度被忽视。
其缘由何在？
本文以马歇尔为中心，做了思想史的考察。
发现马歇尔的分工思想内含于对组织的分析中，这一分析采用了生物类比的方法。
该方法与经济力学方法的兼容性是有争议的，这引发了20世纪20—30年代有关“报酬递增与代表性企业”的争论，使主流经济学走向了“去经济生物学，近经济力学”这一背离马歇尔思想的道路，这是分工思想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分工组织报酬递增调和问题经济生物学经济力学
一、前言
分工可以定义为工序的划分，或指工作分成几部分，每部分由不同的人来完成。
[1]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都对分工思想有所涉及。
17世纪，配第研究了制造业分工与生产率增长、成本降低和制造业集聚的关系。
18世纪的魁奈、杜尔哥探讨了分工深化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斯密探讨了分工的原因、作用、受到的约束。
他的分工思想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的主题密切相关，《国富论》的其他内容，如论资财的积累、财富增长的路径、对重商主义的批评，以及内涵于其中的财富观、历史观等几乎都是围绕分工思想展开的。
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中，在讨论“组织”这一生产要素时讨论了分工问题，他对分工问题的研究是与组织、报酬递增问题结合在一起的。
遗憾的是，在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分工思想几乎不被提及。
杨格（Young）呼吁经济学家重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
“杨格定理”被认为是将分工、报酬递增问题动态化的早期尝试。
此后经济学中对分工问题的研究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杨小凯、贝克尔（Becker）等人才重新将分工思想引入经济学中。
可见，分工思想虽然源远流长，但从马歇尔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近一个世纪中，分工思想在经济学中，尤其是在主流经济学中是被忽视的。
以下是对这一现象的两种解释：
杨小凯认为分工问题是一种组织问题，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是资源配置问题，而不是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经济组织问题。
这一转变的原因是：
马歇尔缺乏处理角点解的数学技术，所以不得不将经济组织结构视为既定，然后才能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
[2]所以杨小凯认为数学工具的缺失导致了对分工思想的忽视。
张五常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为依据，给出的解释是“《国富论》以制针厂起笔对我有大影响。
斯密是实地调查后得到启发，然后著书立说的……今天的经济学不重视那间制针厂，是不重视真实世界调查的伸延。
经济学者把自己关进象牙塔之内，搞些什么数学理论，或拿着些数字搞回归分析……皆因对世事没有兴趣。
”[3]所以，张五常认为不是由于经济学家数学方法的缺失，而是其滥用，导致了分工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遭到冷落。
以上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杨小凯认为是数学技术的缺失，而张五常则认为是数学工具的滥用所致。
事实上，杨小凯对马歇尔的理解有失偏颇，他仅仅强调了作为局部均衡分析主义者、经济力学主义者的马歇尔，而张五常所强调的现实观察对研究分工问题的重要性，恰恰也是马歇尔毕生认可的研究方法，马歇尔正是在与现实联系非常紧密的经济生物学的范式下来研究组织、分工问题的，所以马歇尔又是一个经济生物学主义者。
问题在于，既然马歇尔也注重现实观察，为何他从古典经济学中所承袭的分工思想仍未被后来者继承？
本文将分工思想与马歇尔的经济力学和经济生物学联系起来，认为20世纪20—30年代的争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经历了一个“去经济生物学，近经济力学”的形式化发展过程，这导致了分工思想被遗弃。
以下论述从3个方面展开：
首先介绍隐含在马歇尔《原理》中的经济生物学，阐明它与分工思想的关系，以及经济力学与经济生物学之间的“调和问题”。
其次，回顾20世纪20—30年代的争论对“调和问题”的误解，以及由此导致的对马歇尔的割裂式的发展。
最后是简单的总结。
二、经济生物学视阈下的分工思想
（一）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
早在1897年，海德里（Hadley）就指出了马歇尔分析中的一个缺陷：
马歇尔用静态方法分析静态问题时基本得到了正确的结论。
但当他涉及动态问题时，其结论就难以让人信服了。
马歇尔虽然认识到了应用静态分析方法的不足，但没有意识到这些不足主要发生在将静态的方法用于动态问题的分析时。
[4]马歇尔于次年做了回应，并提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
[5]此后，这一名言一直出现在《原理》后续四个版本的序言中。
马歇尔写道：
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
但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
这个事实以及本书中特别注意的近代生活的正常状态，都含有本书的中心概念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之意。
但是，事实上本书的基调是动态的。
……假设“其他情况不变”并非认为这些力量是无用的，只是对其活动暂不过问而已。
到了第二阶段，在原来被假定不起作用的那些力量中，有较多的力量发生作用……渐渐地，动态问题之范围扩大了，而暂时的静态的假定之范围缩小了。
这样，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不论为好为坏都不得不要求变化和进步的人类。
片断的静态假定，是被用来暂时辅助动态的（生物学的）概念。
但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即使只在研究它的基础时也是这样。
[6]
从上述引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原理》是研究基础经济学的作品，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力学上的相似性，是静态的。
但静态是特殊的动态，《原理》的“基调是动态的”，它对力学类比只是给予了较大但非全部的重视，所以《原理》中必然包含一些“动态”分析。
第二，经济学的高级阶段更关注现实和动态问题。
生物学类比是研究动态问题的可行方法。
第三，静态分析要求变量不随时间改变其特性，其目的是为了将我们的注意力关注于特定的问题，所以“其他情况不变”的假设是分析的便利，而并非认为现实就是如此。
马歇尔对经济生物学的重视体现了时代特色。
19世纪生物学的繁荣导致了演化思想的流行。
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是其学术生涯的转折期，他从学习数学到哲学和心理学，并最终转向了经济学。
学界对马歇尔的演化思想的来源见解不一。
事实上斯宾塞（Spencer）、达尔文、赫克尔（Haeckel）、夏福尔（Schffle）等人都对其演化思想产生了影响，其中前者的影响最多。
霍奇逊（Hodgson）、尼曼（Niman）、汤姆斯（Thomas）、莫斯（Moss）等人强调了斯宾塞的影响。
[7][8][9][10]哈特（Hart）在承认斯宾塞影响的同时，还强调了达尔文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11]勒莫格斯和迈纳德（LimogesandMenard）研究了赫克尔（Haeckel）对马歇尔分工和差异化思想的影响。
[12]1867年，马歇尔声称看完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他的夫人玛丽（Mary）提到他们在阿尔卑斯山度假时，马歇尔随身带着斯宾塞的《第一原理》。
在该书中斯宾塞把演化过程分为简单和复合两种方式，在不同的演化阶段，不同的力量会影响演化的进程，从而产生不同的结果。
简单演化非常低级，而复合演化则较复杂，斯宾塞认为科学研究的顺序是，先研究简单的或低级的，后研究复杂的问题。
尼曼（Niman）认为在这一点上，马歇尔可能受到了斯宾塞的影响。
马歇尔将机械类比的方法应用于对简单演化的分析，如局部均衡的分析。
将生物类比用于对复合演化的探索，如他分析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时与“森林中的树木”的类比。
[8]也许经济学家的“麦加”想法从那时就有了萌芽。
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宾塞的书中大量涉及工业组织的论述。
而马歇尔在《原理》第四篇“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中，将组织作为了一个单独的生产要素来讨论，在经济思想的发展史上，将组织如此重视以至于将其作为生产要素来单独讨论，这是罕见的。
因此杨小凯所说的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组织问题，应该加一个限定，那就是“马歇尔除外”。
而且马歇尔讨论组织的方法恰恰是类比生物有机体的方法。
以上的分析表明，马歇尔的著作中隐含着经济生物学这一线索。
张日波对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做了简单的梳理。
[13]接下来笔者要阐明经济生物学与分工思想的关系。
（二）经济生物学与分工思想
马歇尔提出第四种生产要素——组织，是对传统的生产三要素理论的扩展。
马歇尔对组织的研究明显使用了生物学有机体类比的方法，尤其是在该篇第八章。
这一部分的论述几乎可以认为是其经济生物学方法的集中体现。
但他的论述又是如此简练，以至于汤姆斯（Thomas）认为第八章读起来像是一本经济生物学的书的蓝图。
[9]
马歇尔认为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业组织与高等动物的身体组织之间有很多相似点，尽管这种类比所发现的相似性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但“在初看起来似乎是最空想的那些相似点之中，有许多逐渐为其他的相似点所补充”，所以这种类比是可行的。
马歇尔认为，工业组织也是一个有机体，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各种自然法则之间的作用是基本统一的，这种统一性表现在“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机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个原理是没有很多例外的。
每一部分的自给自足越来越少，而为了它的福利却越来越多地依靠其他部分，因此一个高度发达的有机体的任何部分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其他各部分。
”[6]具体来说，“这种机能的再分之增加，或称为‘分化’，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技能、知识和机械的发展等形式；而‘一体化’——就是工业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表现为……”[6]可见通过将工业组织与生物有机体的类比，马歇尔将分工问题在有机体“分化”的框架下展开了论述。
马歇尔对于分工问题的具体讨论集中在《原理》第四篇的第九章到十二章中，讨论了“工人之间的分工问题”、“分工与决定工业地点之间的相互影响”、“分工与大规模生产之间的关系”、“企业管理的专业化”等问题。
在这些分析中，马歇尔延续了古典经济学对分工问题的分析，另外，他尝试了经济生物学方面的分析。
分工思想的具体内容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这里的分析旨在表明：
马歇尔的体系中有丰富的分工思想，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在“经济生物学”的视角下展开的。
（三）马歇尔的“调和问题”
在《原理》中，马歇尔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保证其体系的一致性，即“经济力学”和“经济生物学”的协调问题。
后人批评马歇尔的分析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即所谓的“马歇尔困境”：
在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中，完全竞争的假定意味着企业数量很多，规模很小。
而他的动态分析允许报酬递增的存在，这会导致企业规模扩大，导致垄断。
事实上这一问题在思想史上由来已久，斯蒂格勒（Stigler）所提出的“斯密困境”，以及后来的“古诺困境”虽然表述上有所差别，但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
哈特（Hart）将马歇尔所面临的这一问题称为“调和问题”，他认为马歇尔致力于构建一个能容纳规模报酬递增的均衡框架，以便在静态的框架下解释由报酬递增和长期产业供给引发的演化过程。
[11]早在19世纪60年代，即马歇尔创作《原理》之前，这一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
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他提出了“代表性企业理论”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在1898年3月7日致富勒克斯（Flux）的信中，他提到“当我发现古诺（Cournot）用数学工具分析报酬递增，最终导出现实中不存在、与现实毫无关联的结论时，我对他就不那么崇拜了。
我在各个工厂中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试图证明古诺的前提是如何错误的。
这一过程占据了我1870年到1890年的大量时间，我的主要成果就是《原理》中的‘代表性企业’理论。
”[14]
在介绍代表性企业理论之前须先理解其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因为这是代表性企业理论的基础和前提。
这一理论的核心结论是：
个别企业不会因分工带来的效率提高而走向垄断。
早在《原理》问世20年前，马歇尔就形成了这种观点，在他1870年的手稿中，他指出，“小企业被一个或几个大企业所取代的现象一般是不会发生的。
”[15]该结论为马歇尔“代表性企业”理论的构建铺平了道路。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论证采取了“森林中的树木”这一著名的生物类比方法。
其基本逻辑是：
正如树木因树龄的限制而会有盛衰，所以较高的树木会逐渐失去生命力，相继地让位于虽较小但活力较强的其他树木。
类似地，个别企业也不可能一直存续，因为其发展面临3个方面的限制。
首先，企业创办人的寿命是有限制的，其继承者往往不具备创办人的诸多才能，这使得该企业不能持续维持之前的内部经济优势。
马歇尔指出，“大自然以限制私人企业的创办人的寿命，甚至以对他的生命中最能发挥他的才能的那一部分限制得更严，来压制私人企业。
因此，不久之后，企业的管理权就落到……较差的那些人手中了。
”[6]
其次，企业因规模经济的存在而扩大生产后，往往面临销售的困难。
马歇尔认为，“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具有头等重要性的那些行业中，大多数行业的销路是困难的……报酬递增的倾向对之发生强烈作用的许多商品，大体上总是特殊的产品：
其中有些东西目的在于创造新欲望，或是在于以新方法来满足旧欲望。
其中有些货品是为了适应特殊的嗜好，因而绝不会有很大的销路；有些则具有不易为人觉察的优点，只能慢慢地博得公众的欢迎。
”[6]
最后，企业的发展存在路径依赖的现象。
即最初的发展所遵循的模式往往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这样旧的模式已不再是行动的可靠指南。
如果没有适应新形势的管理者加入，必然会导致落后。
正是基于以上三点，马歇尔得出结论：
大企业的生命极少能维持很久。
个别企业处于不断的盛衰过程中，因此不会出现垄断现象，即使出现，也是暂时的。
这就使得企业之间的竞争成为可能。
为了分析生产一种商品的正常费用，马歇尔构建了代表性企业的概念。
其定义是，“它已具有相当的历史和相当的成功，它是由正常的能力来经营的，它能正常地获得属于那个总生产量的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
”[6]它不是现实中的企业，而是用来分析某产品所属产业的一般生产状况，是平均意义上的普通企业，也可以视为产业的缩影。
马歇尔指出，“为了要了解大规模生产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在所说的工业与国家中，一般地已经达到怎样程度，我们需要研究这种普通企业。
”[6]代表性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与产业的总生产量变动是一致的。
马歇尔指出，“任何货物的总生产量之增加……会增加它所有的内部经济……会增加它所获得的外部经济。
”[6]在对代表性企业做了产业方面的界定后，马歇尔引出了报酬递增的概念，他认为报酬递增是源于组织改进所带来的经济，即“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
”[6]组织的改进或者说组织的发展表现在上文提及的“分化”和“一体化”两个方面。
马歇尔所指的报酬递增有如下特点：
首先，它是针对产业，而非企业而言的。
确切地说，是针对非农产业的，他指出，“在那些不是从事于农产品生产的产业里，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使得报酬有超过比例的增加；而且，这种组织的改进，趋于减少甚至超过自然对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所能增大的任何阻力。
”[6]即马歇尔所说的报酬递增主要是指制造业、工业的一种产业现象。
其次，它有两方面的来源——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
前者源于个别企业的发展，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后者源于产业整体的发展，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
[6]有机组织的“分化”带来的经济性对应于内部经济，而“一体化”带来的经济对应于外部经济。
所以分工只构成报酬递增的一个方面，这是马歇尔与斯密、杨格不同的地方。
作为研究产业现象的工具，代表性企业能够平均地获得这种报酬递增。
最后，它不排除处于盛衰过程中的企业之间的竞争。
这样就保证了竞争和报酬递增的兼容性。
所以认为存在马歇尔困境的说法是误解了马歇尔的报酬递增和代表性企业概念的内涵，也是忽视其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结果。
三、去经济生物学，近经济力学的进路
在思想史上著名的20世纪20—30年代的成本问题大争论，就是围绕马歇尔的“调和问题”而展开的。
这场争论被冠之以很多名称，如空匣子争论、成本大争论、报酬递增与代表性企业的争论等。
在这场争论中，针对如上所说的马歇尔体系的一致性问题，尤其是报酬递增与竞争均衡的兼容性问题，争论的双方见解不一。
该争论缘起于1922年克拉彭（Clapham）对庇古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的批评。
庇古在该书中的观点与马歇尔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不同。
这篇文章发表后，数十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如庇古、罗伯逊（Robertson）、奈特（Knight）、斯拉法、罗宾斯、肖夫（Shove）、熊彼特、杨格（Young）等人都先后撰文，基本都在《经济学杂志》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这场争论是如此热烈，以至于肖夫（Shove）和斯拉法在1930年提议，在《经济学杂志》上就“收益递增与代表性厂商”展开专栏讨论。
马歇尔虽于1924年去世，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已基本丧失了工作的能力，所以他没有参与到这场争论中。
事实上这场长达十多年的讨论极大地偏离了马歇尔的本意。
哈特（Hart）、肖夫（Shove）、罗斯比（Loasby）等人都注意到了这场争论对马歇尔思想的偏离。
[11][16][17]萨缪尔森明确指出，如果人们了解这门学科的那段历史，就会意识到1920—1933年的大多数著作仅仅是对马歇尔的背离。
[11]笔者认为，这场争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走向了一条“去经济生物学，近经济力学”的道路，这直接导致马歇尔的分工思想被忽视。
在该过程中斯拉法、庇古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以下重点分析这两人的观点。
（一）斯拉法的批评
斯拉法对马歇尔局部均衡价格论的批评被后人称为“斯拉法宣言”。
他的基本逻辑是：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依赖于“完全竞争”和“其他条件不变”两大假设，而马歇尔所提出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分别与这两大假设冲突。
因为内部经济必然导致垄断，这就与完全竞争的假设冲突；外部经济则意味着不同部门之间的互相影响，这就难以保证“其他条件不变”假设的成立。
基于此，斯拉法主张放弃“竞争理论”，转而诉诸垄断理论以便得到“确定性的结果”。
[18]在1930年，他坚定地认为马歇尔的理论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所以应该被丢弃。
[19]斯拉法的批评，对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促进了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理论的诞生。
[20]罗宾逊夫人在其《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我主要受益于1926年12月《经济学杂志》上斯拉法先生的论文……斯拉法的论文应被认为是本书由来的源泉。
”[21]另一方面使经济学从马歇尔以行业为基本分析对象过渡到了以厂商为基本分析对象。
[20]不无讽刺的是，庇古虽然自认为继承了马歇尔的思想衣钵，但在这一点上他与斯拉法持相同观点。
（二）庇古对马歇尔思想的扭曲
作为马歇尔的接班人，庇古在1908年接任教席之后，事实上也接替马歇尔引领了剑桥学派的发展，甚至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
因此他在大争论中的观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其中有两点值得关注。
首先，庇古强调外部经济对协调报酬递增和竞争的作用。
他同意斯拉法所说的内部经济和竞争的矛盾，这样就隐含地认可了报酬递增和竞争均衡的矛盾。
[22]通过强调外部经济的作用，贬低内部经济的作用，庇古以为完善了马歇尔的理论，事实上他违背了马歇尔的本意。
他对斯拉法的赞同即意味着对马歇尔的否定，进而也就否定了马歇尔的经济力学和经济生物学两种方法的兼容性。
他割裂式地发展了马歇尔的思想，仅仅发展了马歇尔基于力学隐喻的均衡分析方法，而完全放弃了马歇尔在经济生物学方面的思想。
早在1912年的《财富与福利》一书中，庇古就试图强调外部经济的作用以保证静态均衡。
他的这一思想受到了坎宁安（Cunningham）和埃奇沃思的影响。
[23]不过，马歇尔对庇古的这种方法持保留意见，这一点在他1914年对庇古的《财富与福利》这本书的批注中就有所体现，他认为庇古过高估计了静态方法的重要性。
在1920年的《福利经济学》中，庇古认为，他对外部经济的强调可以化解数学分析和经验的冲突，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就不会存在报酬递增和均衡的冲突。
这与马歇尔《原理》的“动态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马歇尔那里，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共同构成了报酬递增的来源，他并没有只强调外部经济的作用。
在《原理》中马歇尔明确指出内部经济也是代表性企业的典型特征。
另外，在《工业与贸易》中，马歇尔也指出，“随着资本的增长，机械的改善，交通工具的改进，内部经济的作用的重要性在增大。
而有些老的外部经济的重要性降低了。
”[24]可见，马歇尔并没有认为内部经济不重要。
其次，庇古将马歇尔的“代表性企业”概念替换成了“均衡企业”。
“均衡企业”首次出现于1928年庇古的那篇分析供给的文章。
在该文中，庇古首先回顾了马歇尔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并指出，马歇尔的均衡是产业意义上，而非个别企业意义上的，所以产业整体的均衡时，不一定要求个别企业也处于均衡之中。
但庇古认为这种情况过于复杂。
为了便于分析，他定义了“均衡企业”的概念：
“当整个产业的产出对任意给定状态的需求进行调整时，因为各个企业的扩张和收缩会相互抵消，所以当我们考虑整个产业时，我们就可以将各个企业视为不相干的……这一事实为我的‘均衡企业’概念提供了保证。
这意味着可以存在这样一个企业，当整个产业处于均衡，即当面对正常供给价格P，产出为y时，这个企业也以产出z处于均衡状态。
”[25]庇古的均衡企业概念的提出，使得后来者非常容易将“每一个别企业”替换为竞争市场下的均衡企业。
1930年，为了将其分析限制在静态均衡的条件下，庇古对均衡企业和产业供给曲线的性质施加了严格的限制条件。
前已述及，马歇尔的代表性企业是分析产业的重要工具，它是分析报酬递增的重要手段，而庇古将代表性企业解释为均衡企业，事实上是将马歇尔对产业的关注扭曲成了对企业的关注。
这无疑与斯拉法形成了呼应。
均衡企业摆脱了生命周期的束缚，这就否定了马歇尔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也就动摇了代表性企业理论的根基，使得马歇尔已克服的报酬递增和均衡之间的冲突重新凸显出来，这无疑是对马歇尔理论的极大偏离，这种偏离使马歇尔苦心探索了20多年的理论付之一炬。
所以马歇尔在1870年左右面临的问题就重新展现在了庇古面前，这就解释了为何庇古强调外部经济的作用，而努力贬低内部经济的作用，以保留均衡的框架。
而在马歇尔经济生物学的动态分析中，组织分化、分工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庇古对马歇尔的这种扭曲无疑是抛弃了马歇尔思想的精华。
出生于戎武之家的庇古自认为发展并完善了马歇尔的理论，事实上这却是一种庸俗化的发展，他走向了一条马歇尔极其反对的道路。
四、结语
分工思想源远流长，自古希腊到新古典的开创者马歇尔，都有丰富的分工思想。
然而这一思想却在马歇尔之后的主流经济学中被一度忽视。
为探寻其中的原因，笔者以马歇尔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论证的基本逻辑是：
首先，指明了马歇尔的体系兼具经济力学和经济生物学的特性。
马歇尔以“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和“代表性企业”协调了这两种体系，他的体系能容纳分工思想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分工思想内涵于经济生物学这一体系中，这是因为，在马歇尔那里，分工属于报酬递增的一个方面，报酬递增又等同于组织的经济，而组织的经济或者说是组织的发展又分为组织的“分化”和“一体化”两个方面，分工属于组织的“分化”的一部分，马歇尔对组织的分析采用的是经济生物学的方法。
所以，并非如杨小凯所言马歇尔是由于数学工具的缺失而导致分工思想被忽视，马歇尔是在经济生物学这样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下来研究分工问题的。
其次，本文分析了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大争论中，马歇尔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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