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人口低生育率初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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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口低生育率初论

俄罗斯人口低生育率初论

马蔚云

　　【内容提要】　俄罗斯对低生育率水平的担忧,已经从关注低生育水平综合征上升到国家与民族安全的战略高度。

从长期看,超低生育率不是俄罗斯的必然趋势,存在回升的可能,但幅度不会大。

从短期看,超低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人口态势是俄罗斯无法避免的一个发展阶段,有其必然性,在俄罗斯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会继续存在,这是俄罗斯制定人口政策和观察人口态势的基本出发点。

　　【关键词】　俄罗斯　生育率　测量指标　变量分析

　　【作者简介】　马蔚云,1966年生,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哈尔滨　150080）

　　从世界范围来看,向低生育水平迈进是人口发展的大趋势。

自1972年以来全球生育率已下降一半,由每位妇女平均生育6个子女下降到2·9个。

俄罗斯的情况更为严峻。

20世纪50年代后期,俄罗斯每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62个子女,改革以来生育率更是降到了每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子女的更替水平以下,如2006年只有1.296个。

2006年,俄罗斯人口死亡率为出生率的1.46倍,高出美国和欧洲国家2~3倍,目前正在向更低的生育水平迈进。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到2030年俄罗斯人口将降至1亿,2075年进一步降至5000万~5500万”[1]。

低生育率已被俄罗斯视为引发社会经济一系列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促使生育率回升并接近更替水平是俄罗斯的期望。

然而,由于人口行为尤其是生育行为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很难再回到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或偏高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状况。

生育决定一国人口和一个民族发展的未来。

一　俄罗斯人口生育率的测量指标

（一）一般生育率

　　一般生育率是年出生婴儿数与年平均育龄妇女人数的比率,一般用千分率（‰）表示。

一般生育率以全体育龄妇女为基础,排除了人口性别和育龄妇女占全体人口比例的影响,较真实地反映育龄妇女一般生育水平。

一般生育率也叫育龄妇女生育率[2]。

国际上通常把育龄妇女的年龄范围界定为15~49岁。

一般生育率指标虽然具有比较精确的优点,然而,由于这种指标受到育龄妇女中各不同年龄妇女所占比例大小及其生育水平的影响,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关数据不易获得的缺点,因而在全世界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俄罗斯在1988年以前公布的一般生育率反映的是育龄人口在两年内的生育水平。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5~49岁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1958~1959年为82.9‰,1990年为55.2‰,2000年为32.1‰,2004年为37.7‰,2005年为36.8‰,2006年为37.7%[3]。

总体而论,一般生育率呈先急剧下降后缓慢回升趋势。

（二）出生率

　　在测量人口生育率的指标中,出生率运用得最为广泛。

人口出生率又可称总出生率或粗出生率。

它一般是一年内出生的活产婴儿数与同期平均人口数的比率,常常用千分率（‰）或百分率（%）表示。

出生率可以反映总人口在某一时期（一年）的生育水平,用出生率减去死亡率,便可以计算出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这种指标简单易懂,有关数据也不难获得,这是国际上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主要原因。

然而,由于出生率受人口性别、年龄构成的影响很大,不宜用作简单的比较分析。

俄罗斯一般用千分率（‰）来表示人口出生率。

从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来看,俄罗斯人口出生率1970年为14.6‰,1980年为15·9‰,1990年为13.4‰,2000年为8.7‰,2004年为10.4‰,2005年为10.2‰,2006年为10.4%。

按照苏联人口学家谢基廖娃对人口出生率的分类,51‰以上被称为最高水平的出生率;41‰~51‰属于很高水平的出生率;31‰~41%属于高水平出生率[4]。

俄罗斯的出生率呈先剧降后微升的趋势,截至2006年,人口出生率还停留在10‰的低水平上。

从这方面讲,俄罗斯的人口增殖政策效果不太理想。

　　（三）年龄别生育率

　　年龄别生育率又叫特殊生育率,是按妇女的不同年龄分别计算的生育率,是人口研究的重要指标。

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从生育模式和生育水平两个方面反映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

不同年龄的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是不同的,23~27岁的妇女生育能力最旺盛,而年龄别生育率指标则完全排除了人口性别和年龄构成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各年龄妇女通常按一岁组和五岁组两种分组形式进行计算。

年龄别生育率指标的缺陷是,由于这种以个体记录为研究单位的数据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数据匹配,在实践中不易获得而受到限制。

在俄罗斯,年龄别生育率一般以五岁组形式进行计算,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呈递减趋势。

由于涉及年份较多,不便一一列出,仅以2006年为例。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妇女生育率15~19岁组为28.6‰（比1958~1959年增长0.2个千分点）,20~24岁组为85.8‰（同比下降72.1个千分点）,25~29岁组为78.2‰（同比下降78.2个千分点）,30~34岁组为46.8‰（同比下降55.1个千分点）,35~39岁组为18.7‰（同比下降39个千分点）,40~44岁组为3.1‰（同比下降16.8个千分点）,45~49岁组为0.1‰（同比下降2.9个千分点）。

　　（四）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亦称总生育率,是衡量一个妇女生育水平的综合指标,其计算的基本方法是将一定时期（某一年）各年龄别妇女（通常为15~49岁）的生育率进行合计。

在统计时期长度为1年,年龄分组组距为1岁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等于年龄别生育率之和。

如果将育龄妇女按年龄进行等距分组统计,则计算总和生育率时要将各组生育率先乘以组距数再相加。

总和生育率用千分率（‰）来表示,但目前更多的是用子女个数表示。

　　换言之,有‰号时,总和生育率是指每1000名妇女在整个生育年龄期间生育的子女数;去掉‰号时,总和生育率实际表明平均每一个妇女在其生育年龄期间生育的子女数。

在人口分析和决策中,总和生育率是一个有用且十分重要的指标,它有三个突出的优点:

一为可以直接用来比较不同时期妇女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已经考虑到了妇女在不同年龄结构上的生育率;二为可以作为女性终身生育水平的估计,对人口的长期宏观决策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三为可以作为人口预测的重要参数,用于预测某年的出生人数。

总和生育率也有三个缺陷:

一是总和生育率本身所表明的是时期生育率,与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在本身的性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容易受到诸如战争、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造成的平均生育年龄、生育孩次的影响而剧烈波动。

例如,苏联1941~1945年卫国战争时期妇女总和生育率的短期大幅度下降,并不意味着终生生育水平的下降;二是总和生育率是通过年度数据计算而得,实际上是以一个短期行为来反映长期指标;三是总和生育率计算复杂,需要大量的统计数据。

尽管如此,毕竟总和生育率指标在很大程度上低于或者接近由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繁衍的本能所决定的最低生育率,这是它能得到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

同一般生育率一样,俄罗斯在1988年以前公布的总和生育率反映的是育龄人口在两年内的生育水平。

俄罗斯官方统计资料表明,俄罗斯每1000名妇女在整个生育年龄期间生育的子女数（总和生育率）1958~1959年为2.626个,1990年为1.892个,2000年为1.195个,2004年为1.34个,2005年为1.287个,2006年为1.296个。

　　在上述测量俄罗斯人口生育率的指标中,一般生育率、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的关系十分密切,三者呈同方向变动关系。

2005~2006年,一般生育率和出生率分别每上升1个千分点,总和生育率上升0.28和0.36;反之,2004~2005年,一般生育率和出生率分别每下降1个千分点,总和生育率下降0.6和0.49。

　　2005年,联合国人口司曾把人口生育率分别列为高、中、低三种类别。

总和生育率[5]以上为高生育率,在2.1~5之间为中等生育率,在2.1以下为低生育率,即低于维持人类发展的总量平衡的更替水平。

此外,联合国人口司在低生育率的基础上提出了“超低生育率”的概念。

何谓超低生育率?

联合国并没有明确界定。

国际人口学界对超低生育率的量化标准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表述。

一种认为总和生育率等于或低于1.3即为超低生育率;另一种则主张总和生育率1.5为超低生育率的上限。

改革以来俄罗斯更替生育水平在1.3上下,人口净再生产率为负值,是典型的超低生育率。

二　影响俄罗斯人口低生育率的变量分析

　　变量本来是一个数学概念,是指一个可发生变化的量。

变量有自变量与因变量之分。

在我们的研究中生育率为因变量,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自变量。

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多种多样,本文主要涉及正相关（正效应）、负相关（负效应）、对称相关、中介相关（中介变量）、伪相关等几种。

（一）影响俄罗斯生育率的人口学变量

　　影响俄罗斯生育率的人口学变量主要有初婚年龄、育龄妇女总量及其占妇女总数的比重、婴儿死亡率、离婚率、人口年龄结构等。

分析生育率变量的人口决定因素,这种因素可称为人口效应。

　　1.初婚年龄。

从理论上讲,初婚年龄越小,生育率越高。

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罗斯为了鼓励生育,对苏联时期颁布的婚姻法进行了补充修订并重新颁布实行。

该法明文规定,凡年满14周岁（此前为18岁）女性均可结婚。

新的婚姻法的实行并没有刺激人口的增长。

从变量关系来看,初婚年龄与生育率之间呈伪相关,即直观以为初婚（自变量）变化会影响生育率的变化,研究结果发现二者没有关系。

　　2.育龄妇女总量及其占妇女总数的比重。

一般而言,育龄妇女比重大,生育率呈上升趋势。

虽然我们缺乏俄罗斯育龄妇女总量及其占妇女总数的比重的统计数据,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育龄妇女比重一直比较稳定,而生育率却呈下降趋势,1958~2006年间,育龄妇女生育率1958~1959年最高,为82.9‰,此后虽个别年份偶有上升但总的趋势是下降,2000年最低,为32.1‰。

由此可以看出,育龄妇女比重与生育率之间呈负相关。

　　3.婴儿死亡率。

婴儿期是指从出生到第一周岁的时期。

婴儿死亡率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尤其是居民生活状况和妇幼保健状况的综合性指标。

世界的一般趋势是,婴儿死亡率下降并很低,有利于降低生育率;反之,婴儿死亡率上升并很高,则有利于提高出生率。

从俄罗斯的情况来看,婴儿死亡率1970年为23‰,1980年为22.1‰,1990年为17.4‰,2000年为15.3‰,2004年为11.6‰,2005年为11‰,2006年为10.2‰。

俄罗斯的低婴儿死亡率和低生育率并存与发达国家情形一致,说明二者之间呈正相关。

　　4.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孤寡人口多,在一定时期内会降低出生率,从而降低生育率。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俄罗斯大致步入或接近老年型社会（老年人口比例在7%以上）。

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990年年初为9.9%,2001年年初升至12.4%,2007年年初进一步升至14.0%。

俄罗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走向老龄化,有着同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致相同的趋势,也有着自己的一些不同的特点。

　　这些特点可归纳为三点:

第一点是,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第二点是,老龄化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第三点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不平衡的特点。

如此,人口老龄化与生育率之间呈对称相关。

我们知道,人口老龄化,是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的自然变动与机械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俄罗斯现实人口发展过程中,人口老龄化与生育率下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口再生产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由之路。

生育率的下降,人口数量的减少,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三者同时出现,应该说是同一件事情所导致的三方面的不同结果。

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将是俄罗斯解决人口难题的重要前提。

（二）影响俄罗斯生育率的经济学变量

　　影响俄罗斯生育率的经济学变量主要有家庭收入水平（社会经济状况）、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等。

分析生育率变量的经济决定因素,这种因素可称为经济效应。

　　1.收入水平。

西方人口经济学普遍认为,收入对生育率有重要影响,二者之间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假定收入来源于货币工资。

工资率水平影响生育率,影响人口规模,经过15年后又影响到劳动力规模。

这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口循环。

关于收入对生育率的影响,西方人口学家通常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

从宏观角度来看,在人均收入开始提高时,生育率呈上升趋势;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人均收入再提高,就会出现出生率下降的倾向。

从微观角度来看,生育率变动既受绝对收入水平的影响,也受相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按照这一假定,当收入增加时,人们通常倾向于多生孩子;反之则反是,即收入与生育之间存在着正效应。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社会地位高的家庭通常比社会地位低的家庭偏好少生育孩子,但就处于同等社会地位的家庭而言,经济上相对富裕的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拥有较多的孩子,即收入与生育之间存在着负效应。

以上分析大都是针对发达国家的。

收入对俄罗斯生育率的影响,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生育率与家庭收入并不总是呈反向或正向关系。

苏联时期工资收入呈缓慢上升趋势,在居民个人总收入中的比重稳定在75%以上,西方人口经济学关于收入来源于货币工资的假定基本成立,因而苏联时期收入水平对生育率存在着负效应,人们的收入水平缓慢增长刺激生育率不断下降。

俄罗斯改革以来,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力度不够,表现为工资收入比重下降,资产收入上升。

工资收入在居民个人总收入中的比重从1999年后基本保持在30%~35%的区间。

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俄罗斯的生育率主要受绝对收入影响。

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使经济和社会问题日渐突出,人们的绝对收入大幅度下降,生育率也呈递减趋势（1992~1999年）,二者之间呈正相关的关系;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生育率略有提高,其收入水平与生育水平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的正相关的关系。

　　2.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对生育率的影响不容忽视,在诸如俄罗斯这样的转轨国家尤其如此。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即保障性分配）为主的收入分配模式,经济效益是靠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来保证,而社会公平原则是借助社会消费基金来实现的。

1992年以来,俄罗斯的分配机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分配方式的现实形式是按照要素投入（即效率性分配）取得报酬,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基尼系数由1991年的0.26上升到1994年的0.46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在0.4以上。

这说明,收入分配对生育率存在着负效应。

目前俄罗斯的要素市场还不发达,按要素分配的作用也就没有得以充分的发挥。

因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俄罗斯的收入分配不能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不利于大多数低收入人群生育率的提高。

　　3.社会保障。

苏联的普遍保障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曾经对生育率的提高起过促进作用,但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保障体制长期处于僵化不变的状态,生育率的下降说明二者之间呈正相关系。

俄罗斯从1992年起开始对社会保障体制进行改革。

基本思路是,从普遍的福利制度转向为最贫困居民提供一张安全网,社会保险资金由主要靠国家预算拨款现收现付制改为由企业、个人和国家合理分担,建立了个人储蓄账户。

应该肯定,俄罗斯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也出现一些问题。

例如,多子女家庭得不到有效保护。

按照俄罗斯《个人所得税法》规定,有一个子女且年收入为2万卢布（人均收入1万卢布）的纳税人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而有两个子女且年收入为2.4万卢布（人均收入8000卢布）的纳税人却与该政策无缘。

俄罗斯现存社会保障制度使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不协调,使养育孩子的付出与自己的获益脱钩。

这种体制等于鼓励少生或不生孩子,俄罗斯有多达700万个家庭不要孩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社会保障与生育率呈正比。

　　（三）影响俄罗斯生育率的社会学变量

　　影响俄罗斯生育率的社会学变量主要有家庭模式、婚育模式和受教育程度等。

分析生育率变量的社会决定因素,这种因素可称为社会效应。

　　1.家庭模式。

大家庭一般趋向于多生育。

传统的家庭规模比较大,从而生育的子女也就比较多;现代社会一般把“两子女家庭”模式作为人口控制目标提出,生育子女就比较少。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每个家庭都生育两个子女,也实现不了人口简单再生产,因为不是两子女都能活到育龄期。

　　苏联时期比较流行的是被称为“核心家庭”的一子女或无子女家庭模式。

当代俄罗斯也不例外。

据统计,2002年俄罗斯家庭平均人数为3.23人,两口家庭占家庭总数的34%,多子女（三子女以上）家庭占家庭总数的5.7%或占有子女家庭总数的9.4%[6]。

鉴于俄罗斯离婚率较高,单亲家庭较普遍的现实,大体上可以把统计中的3口家庭和4口家庭列入两子女家庭,它们在家庭总数中所占比例并不是最高。

因为人口跌势一时难以扼制,近年来俄罗斯把实现“三子女家庭”作为未来人口增殖目标提出,这说明,家庭规模与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2.婚育模式。

当代婚姻制度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很大。

婚姻自主和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离婚自由但又受到法律的调节。

当代俄罗斯的婚姻状况是:

结婚率低、离婚率呈上升趋势、婚姻关系不太稳定。

婚姻制度直接影响生育,主要表现为:

结婚率对出生率存在着正效应,而离婚率对生育率却存在着负效应。

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结婚率1970年为10.1‰,1980年为10.6‰,1990年为8.9‰,2000年6.2‰,2004年为6.8‰,2005年为7.5‰,2006年为7.8‰;离婚率1970年为3‰,1980年为4.2‰,1990年为3.8‰,2000年为4.3‰,2004年为4.4‰,2005年为4.2‰,2006年为4.5‰。

同苏联时期相比,当代俄罗斯之所以出现结婚率下降离婚率上升的现象,除了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原因外,对家庭成员的赡养和抚养义务意识淡薄,“性解放”比较盛行,性需要的满足与婚姻不完全联系,非婚同居,婚前性生活等现象比较普遍等因素也不可忽视。

俄罗斯2002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已婚的居民3400万对夫妻（比1989年的3600万对减少了200万对）,其中300万对为未登记的同居关系。

在居民的婚姻关系中,年满16岁以上的每千人中:

有210人没有婚史,比1989年的161人增加了49人;572人已婚,比1989年的653人减少了81人。

各种资料来源均说明一个问题,婚姻制度直接影响生育水平。

　　3.受教育程度。

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家庭成员教育程度高低与家庭子女多少成反比。

苏联学者做过的有关抽样调查同样表明,受过初等及更低教育的家庭平均有3.1个子女,受过不完全中等教育的家庭平均有2.47个子女,受过普通或专业中等教育的家庭平均有2.12个子女,受过高等（或不完全高等）教育的家庭平均有1.99个子女。

当代俄罗斯的情况具有相同的规律性。

俄罗斯2002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全国年满15周岁以上的人群中,369134人受过大学以上教育,与1989年相比,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人数增长50%,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首次超过男性。

这充分说明,教育程度对生育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受过高等教育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更低。

之所以出现这种趋势,是因为生养孩子是有成本的,一为直接成本,包括了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起到被抚养成人父母所支付的如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在内的一切费用;二为间接成本,包括父母特别是母亲因怀孕、生育和抚养子女花费的时间损失。

养育成本增高且具有刚性特征,物质再生产过多占用妇女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而处于结婚和生育旺盛期的妇女同时正值学习和工作压力最大的时期,对建立家庭和生育的追求会减弱。

更重要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往往对工作和社会活动有更高的追求,抚育和培养一个新增孩子或边际孩子会损失诸如接受教育、参加培训、参加工作或升迁可以带来各种收益的机会,因此她们对生育子女的兴趣不高。

这种通过间接的方式损失和付出的成本,也就是西方人口经济学家哈威·莱宾斯坦和加里·S·贝克尔等人所讲的“生育的机会成本”。

　　（四）影响俄罗斯生育率的中介变量

　　本文所涉及的中介变量,是指在自变量（人口学变量、经济学变量和社会学变量）与因变量（生育率）之间发挥传递作用的变量,解释为什么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能够形成关系。

中介变量是干预变量的一种类型。

　　美国人口学家J.邦加茨曾经归纳出作用于生育的四个最重要的中介变量,即晚婚、避孕、人工流产和产后不孕。

然而,笔者认为,影响俄罗斯生育的中介变量主要是人工流产和无生育能力。

　　1.人工流产。

医学实践告诉我们,人工流产会引起不孕。

俄罗斯生育率超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堕胎比例太高,并且因为堕胎引起大量妇女不孕。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社会政策委员会主席彼特连科说,俄罗斯50%的18岁以下女孩由于过早流产、患有传染病和性病等原因不能怀孕,她们必须接受长期治疗才能生育。

男孩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30%的18岁以下男孩不能做父亲[7]。

俄罗斯在人工流产数量方面属于世界纪录创造者:

每100次分娩,与之相应的人工流产高达200多次,为西欧的10倍。

与人工流产有关的妇女死亡率尽管在下降,但仍然高出欧盟国家14~19倍。

俄罗斯妇女与人工流产有关的死亡比例占全部母亲死亡率的近1/4。

由此可见,人工流产对生育率存在着负效应。

　　2.无生育能力。

除了上述未成年人中不孕不育者占较高比例外,俄罗斯特别关注所谓“不孕不育症夫妇”问题。

关于“不孕不育症夫妇”的数量在俄罗斯存在不同的说法。

彼特连科认为有500万。

有的学者则认为,500万育龄妇女和300万壮年男子不能生育后代。

不同的数据来源说明,俄罗斯的不孕不育症发生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

不孕不育的原因有很多,吸毒和性病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可以通过试管婴儿解决不育不孕症,但是费用非常昂贵。

一次试验价值3000美元,而要达到理想效果往往需要3~4次试验。

因此,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国家的帮助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三　结　语

　　人口再生产过程的动态取决于生育率也取决于死亡率,不过,在现代条件下生育率是更关键的参数,俄罗斯尤其如此。

正是极低并递减的生育率使俄罗斯人口出现负增长趋势。

因此,要克服人口危机,首先应该提高生育率。

　　近年来,俄罗斯对低生育率水平的担忧,已经从关注低生育水平导致诸如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人口缺乏等对生产力、代与代之间转移的影响的综合征上升到国家与民族安全的战略高度。

　　关于如何解决人口生育率低下的问题,俄罗斯国内看法不一,综合起来,大致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比较乐观。

这种观点认为,提高出生率仅有“政治毅力”足矣!

主张采取极端措施解决人口问题。

　　理由有二:

其一,“由于人口危机,俄罗斯的军事、经济、政治和道德安全,领土完整受到威胁”[8],个人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利益,禁止人工流产,放弃支持家庭的计划,反对避孕,追究自愿绝育者的刑事责任;其二,“孩子应该被理解为全民族的财产,理解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内部能量的具体表现……考虑到目前的严峻的人口状况,应该利用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方法尽快在全国开展宣传……必须唤醒一个伟大而强大的民族……”,“民族就是一切,个人微不足道”[9]。

另一种观点则比较悲观。

这种观点援引发达国家经验得出的结论是,稳定并提高出生率的尝试没有多少成效。

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行为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对孩子的需求与供给已经成为父母的自由选择,受价值体系和偏好的影响,少生育孩子成为当今发达国家的普遍趋势。

俄罗斯亦如此。

因此,指望俄罗斯在近10年内大幅度提高出生率是不现实的[10]。

　　笔者的观点实为第二种观点。

民族安全与个人安全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

为了提高生育率,俄罗斯国内许多人主张个人的意志应服从国家的意志,应体现个人为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牺牲精神,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这是毫无争议的。

问题是,如果国家失去公民的支持,很难建立有效的安全体系。

在居民生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