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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第二章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第一节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前期的胜利发展

一、洪秀全和拜上帝会

1、社会矛盾的激化

自清中叶人口激增,而鸦片战争使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清政府在战争中消耗了大约7000万两的军费,加上2100万元(1元合7钱银)赔款和战争中被英军掠去的现银、赎城费等款项,总计不下1.2亿多元,相当于清政府两年多的全部税收。

为支付这批巨额款项,清政府加紧搜刮人民。

从1841年开始,地丁税每年递增42万多两,漕赋超过战前1倍。

地主乘机兼并土地,到太平天国前夕,全国40%―8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少数人手中。

鸦片走私更加猖獗,由此导致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现象更加严重,广大农民深受其害。

1846―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续遭受水、旱灾害。

两广地区更是水、旱、蝗灾不断。

天灾人祸,使中国人民生活更加困苦,甚至出现了“村村饿莩相枕籍,十家九室无炊烟”的悲惨景象。

广大人民无以为生,不得不奋起抗争。

据《清实录》记载,1842―1850年,各族人民起义达92次之多。

白莲教和天理教在华北各省开展斗争;捻党活动于河南、安徽和山东地区;两湖、福建和浙江一带有反清组织斋教的活动;长江和珠江流域,天地会声势最大,湖南和两广已成为以天地会为主的各种反清力量的基地。

太平天国起义前夕,天地会在广西活动已经是“几乎是无地无之,无时无之”。

但是,天地会由于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缺乏统一的组织,各自为战,以至被各个击败或分化瓦解。

这样,将分散的人民反清力量汇聚成强大的起义洪流,就落到洪秀全的肩上。

2、洪秀全和拜上帝会

洪秀全(1814―1864年),广东花县人,出身于普通的农民家庭。

他从16岁起,先后4次参加科举考试,希望通过科举功名挤进官场,但都失败了,一次次名落孙山的打击使他受到难以承受的痛苦。

第三次应试失败(1837年)后,他大病一场,连续40日病卧不起。

第四次科举考试失败(1843年),使他对科举功名感到绝望,激起了对现实的不满,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他开始阅读一本名叫《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

此书是他第二次到广州应试时(1836年)从牧师梁发那得到的,梁发是第一个由英国传教士培养的牧师。

一般认为马礼逊是将基督教带到中国之第一人(1807年)他被书中的上帝是“真神”、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彼此应平等、大家都应敬拜上帝而不应敬鬼神和偶像等说教所吸引,开始虔诚地祈祷上帝,创立“拜上帝会”,并附会说自己是上帝的次子,下凡救世。

他毅然砸掉了私塾中的孔子牌位,而与崇拜偶像的旧世界决裂。

其族弟洪仁玕、表兄冯云山都是塾师,一起加入了拜上帝会。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的时候也是如此。

洪秀全骂满人为妖人,满人之改变中国衣冠,和淫乱中国女子(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

)是洪秀全的宣传品斥责的最好的对象。

1844年5月,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传教,但是经过半年的努力而收效甚微。

洪秀全返回广东,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自正歌》等诗文,构建其宗教理论体系。

而冯云山则辗转到桂平县西北的紫荆山地区传教。

经过2年多艰辛努力,拜上帝会组织发展到3000多人,并形成了由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

当洪秀全于1847年8月来到紫荆山区时,倍受鼓舞,遂加紧准备武装起义,力图以革命的暴力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

广西巡抚郑祖琛(chen)“专于慈柔,工于粉饰”,提督闵正凤“专讲应酬,于纪律运筹,一无所知。

”二人被革职,调向荣为广西提督,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署广西巡抚,1850年11月行至广东普宁县病故,改派两江总督李星沅。

二、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前期的胜利发展

1850年7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的会众变卖家产,于11月到金田村“团营”。

是年底,聚集在金田村的会众达到2万多人,洪秀全将他们分别编成男营、女营,禁止个人私有财产,实行圣库制度。

到金田团营的会众,曾与团练和清军展开激战,拜上帝会在斗争中初步形成了一支以军、师、旅、卒、两为编制的太平军。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这一天,洪秀全率众在金田村誓师,宣布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

太平军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包红巾,标志与清朝统治誓不两立。

太平军人人留起头发,故有“长毛”之称。

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宣布称“天王”,建立五军主将制。

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州,在永安驻守半年之久,进行封王建制和整顿军纪等军政建设工作;还颁行冯云山指定的新历法“天历”。

永安建制使太平天国政权初具规模,有利于太平天国的发展。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于6月3日攻克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阵亡。

太平军进入湖南,9月,西王萧朝贵率军袭取长沙,不幸中炮牺牲。

太平军继续北上,1853年1月攻克武昌城。

1853年2月,太平军自武汉兵分两路,直趋南京,3月20日,攻占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

并派重兵把守以拱卫天京。

清政府命向荣在南京城外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命琦善、胜保在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营,以钳制天京。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实现推翻清政府的斗争目标,于5月8日派林凤祥、李开芳率2万多人出师北伐。

经过2年多的英勇奋战,北伐失败。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还派兵西征,其战略目标主要是夺取武汉、九江、安庆等军事重镇,以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

西征取得了辉煌胜利。

1856年4月初,太平军击溃了清军江北大营,再克扬州。

5月,攻破江南大营,至此解除了两大营对天京的威胁,太平天国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太平军的军事何以在这时期内这样顺利呢?

主要原因不是太平军本身的优点。

论组织训练,太平军很平常;论军器,太平军尚不及官军;论将才,太平军始终没有出过大将。

太平军在此时期内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她是一种新兴的势力,富有朝气,能拚命,能牺牲。

官军不但暮气很重,简直腐化不成军了。

当时的官军有两种,即八旗和绿营。

八旗的战斗力,随着满人的汉化、文弱化而丧失了。

所以在乾隆、嘉庆年间,清朝用绿营的时候已逐渐加多,用八旗的时候已逐渐减少。

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绿营已经成了清廷的主力军队,其腐化程度正与一般政界相等。

士兵的饷额甚低,又为官长剥削,所以自谋生计,把当兵作为一种副业而已。

没有纪律,没有操练,害民有余,打仗简直谈不到。

并且将官之间猜忌甚深,彼此绝不合作。

但是绿营在制度上也有一种好处,这种军队虽极端腐化,然是统一的国家的军队,不是个人的私有武力。

在道、咸以前,地方大吏没有人敢拥兵自重,与朝廷对抗。

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国内乱的意外副产品,以后我们要深切的注意它的出世。

三、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和政策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他有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

他提倡男女平权,但他的宫廷充满了妃妾,太平天国的王侯将帅亦皆多蓄妻妾。

他的诏书中有田亩制度,其根本思想类似共产主义:

“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

”但是他的均田主义虽有详细的规定,并未实行。

是他不愿实行呢?

还是感觉实行的困难而不愿试呢?

就现在我们所有的史料判断,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茧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

1、政权组织与等级制度

太平天国的体制是军权、政权和神权三合一的王权专制制度。

天王洪秀全代表天父的意旨统治天下,他是拜上帝会的教主,也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

但是天王府不设统管军政全权的行政机构,而由东王、西王和翼王分别设府,各府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实际上,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由东王杨秀清掌握。

后期的朝政由干王洪仁玕统理。

太平天国的官制共13级:

军师、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

中央有丞相、检点、指挥、将军各官,居朝内,办理政务,称“朝内官”。

地方政权分省、郡、县三级,省级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命,多由王侯兼任。

郡设总制、县设监军,由中央委派,称“守土官”。

地方各级行政长官必须受当地的军事长官或临时派来的更高的军事统帅指挥。

军帅至伍长既是太平军的各级军官,也是地方基层政权(即县以下政权)各级长官的官职,均由本乡人充任,故称“乡官”。

太平天国政权仍然采用森严的等级制度,并以繁琐的礼制区分不同等级的地位和权力。

它因袭封建君主制度,但君主称“王”不称“帝”。

永安建制时,分封东、南、西、北、翼王。

诸王位高权重,被尊为太平天国的建国元勋。

定都南京不久,封起义功臣秦日纲为燕王、胡以晃为豫王。

天京事变后,封洪仁发为安王、洪仁达为福王,继封洪仁玕为干王、陈玉成为忠王、李秀成为英王。

到末期,洪秀全滥封王以互相牵制,封了2700多个王。

各级官吏之间,上下尊卑的等级界限十分严格,连称谓、服饰、仪仗、卫队、舆马等都有严格规定。

例如,称天王洪秀全为“万岁”,其子亦为“万岁”,其女为“天金”;东王杨秀清为“九千岁”,其子为世子、殿下,亦称千岁,其女为东金。

称丞相至军帅为“大人”,称师帅至两司马为“善人”。

2、《天朝田亩制度》

1853年冬,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

它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等实行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主要内容有:

(1)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丰荒相通”原则,参照年产量,把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然后将土地好坏搭配着按人口进行分配。

不论男女,凡年满16周岁以上者,均可得到一份同等数量的土地,15岁以下者减半。

另外,还规定少地农民可以在多地地区分得土地,灾荒地区人口可以向丰收地区迁徙等。

(2)建立军政合一的乡官制度。

把太平天国辖区内的居民按太平军的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以五家为伍,设伍长;五伍为两,设两司马;四两为卒,设卒长;五卒为旅,设旅帅;五旅为师,设师帅;五师为军,设军帅。

每个军帅共辖12500户。

军帅以下的各级官吏,一般由当地居民推举,他们被称着“乡官”。

乡官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无事组织农业生产,遇有战事,则从每户抽调一卒组成一军,督率作战。

(3)产品分配上的圣库制度。

以“两”为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单位,每两设一国库。

规定农民不但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还要植桑、养蚕、纺织、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畜。

农民的一切劳动所得,除了维持其最低生活所需外,一切上缴国库。

遇有婚丧嫁娶等大事,由国库统一拨给一定数量的钱物。

《天朝田亩制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意义,它把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蓝图展现在人民面前,对受尽苦难的广大农民有着无穷的魅力。

但它在现实中没有实行也不可能实行。

为了解决军队和天京的粮饷问题,太平天国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即沿用清朝旧制,向地主、自耕农按土地拥有量征收田赋。

3、其它政策

(1)工商政策。

定都天京初期,城内曾一度废止商业贸易,取消商店,城内居民的衣食杂用由国库统一分配。

后恢复商业贸易和商店,允许民间自由贸易,还采取自铸银钱等措施,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太平天国把各种手工业工人集中起来,按技术工艺的不同分别编入不同的营和衙,从事集体生产,称诸匠营和百工衙。

由于大批匠人逃亡,太平天国于1855年承认私营工商业。

(2)文化教育政策。

太平天国对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传统进行一次猛烈冲击。

把儒家经书和诸子百家宣布为“妖书邪说”,严禁教习和流传。

还设立删书衙,根据拜上帝会的教义和原则删改儒家典籍。

太平天国提倡“文以记实”的朴实文风,仿用西方一些标点和符号。

为延揽人才,太平天国还开科取士。

(3)家庭和妇女政策。

从金田团营起,太平天国实际上废除了家庭,实行男营女营制度,不得行夫妻之道。

定都天京后,在天京城内进一步推行废除家庭的极端政策,人民怨声载道,1855年初,下令解散女馆,恢复家庭生活。

妇女可以参军参政,与男子一样分得土地,废除买卖婚姻,禁止缠足、娼妓、买卖奴婢等。

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

但天国的领袖们仍然沿袭封建帝王的妃嫔制度,实行一夫多妻制度。

(4)外交政策。

定都天京后,西方侵略者采取“中立”政策,不断访问天京。

在与外国使节接触过程中,太平天国领导人基本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

对于中外间的正常往来和正当贸易,持欢迎态度。

然而,太平天国对外政策存在许多缺陷,如没有明确的近代国家主权观念、错将外国人引为“洋兄弟”、将中国视为世界中心等。

从而对其反对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产生了负面影响。

圣库制度:

太平天国实行的一种公有共享制度。

圣库即公库、国库,太平天国以一切财物为上帝所赐,初时又规定惟上帝得称圣,故称公库为圣库。

圣库制度肇始于起义之初。

起义开始时,拜上帝会信徒多携老扶幼,举家参加。

他们变卖了田产,各将所有奉献于公库,所有人的衣食,都由公库开支。

以后,全军实行这种制度。

作战中缴获的金银、绸帛、珍宝等,必须上交公库,个人不得私藏,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

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

其供给种类和标准,粮、油、盐大致不论老少,一律等量供应;食肉供给,天王以下每天份额各有等差,下级将士不是每天供给。

又有买菜钱、礼拜钱系作为买办供物祭告天父之用,兼作零用,数量各有等差。

但各类供给定额并非固定,依物资来源多少而有不同。

1854年(咸丰四年)夏,天京(今南京)城内缺粮,曾减少食米供给定量,一律吃粥。

圣库制度在首都天京也推行于军队以外的民众。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的初期,曾将城内居民分隔男女,按年龄、技能分别编入各馆各营,财货收归公有,衣食等由公库供给。

实际上,编入各馆各营的民众是为太平天国服务、服役的,他们已被看作太平天国的成员,所以在他们之中实行圣库制度,仍是在军中推行圣库制度之意。

圣库制度的基础是人无私财和大致的平均分配,它的实行对太平天国初期的胜利起了积极作用。

它保障了将士及其家属的生活,也吸引了许多贫穷的人民参加。

但事实上,圣库制度并没有严格实行。

随着军事胜利,克复城市乡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有自己的私财,人无私财的原则日益不能坚持,所以又规定私藏不得超过五两银。

高级将领生活日奢,任意取用于公库,供给配额渐失去实际意义。

太平天国后期,名义上仍继续实行圣库制度,由圣库供给各王、各将领和士兵以各自份额的食物、钱、衣服,但由于他们大多都有私财,并不依赖于这些份额。

圣库制度名存实亡,蜕变成为一般的后勤供给制度。

 

第二节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及失败

一、天京变乱:

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伴随军事上的辉煌战绩,太平天国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

他们热衷于追求个人的权势与地位,生活奢侈腐化。

他们与部将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关系由“兄弟姐妹”关系变成了“君臣”与“君民”关系。

诸王之间也几乎丢光了起义初期那种生死与共和“寝食必俱,情同骨肉”的朴实作风。

他们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生色货利”,进而发展成彼此争权夺利、内部矛盾重重,终至自相残杀。

大多数士大夫阶级积极反对洪秀全的宗教革命。

至于排满一层,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汉人的耻辱,但是他们一则因为洪秀全虽为汉人,虽提倡种族革命,然竭力破坏几千年来的汉族文化,满人虽是外族,然自始即拥护汉族文化;二则他们觉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随便作乱,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则是极难的,所以士大夫阶级这时对于种族革命并不热心。

1856年7、8月间,杨秀清利用“天父下凡”之名,逼迫天王允准他取得“万岁”的称呼。

天王被迫答应,却暗自筹划对付杨秀清的紧急措施以解除其威胁。

北王韦昌辉闻讯急忙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在燕王秦日纲的配合下,于9月2日杀害杨秀清及其全家老少,并持续搜杀了一个多月,大约杀死2万多人。

在湖北前线的石达开闻变后火速赶回天京,劝阻北王不要滥杀无辜。

北王不听,却又杀石达开。

石达开缒城逃跑,韦昌辉却将其留在天京的妻子儿女和老母全部杀死。

石达开在安庆起兵讨韦。

洪秀全令韦停止滥杀,韦大怒,派兵围攻天王府,双方对峙数十天。

11月上旬,洪秀全在天京军民的支持下,捕杀韦昌辉、秦日纲及其同伙200多人,平息了长达2个多月的暴乱。

十月底,石达开率军回到天京,合朝文武百官向天王保举石达开总理朝政,辅佐天王治理天国。

天王对深孚众望的石达开疑心重重,派2个昏庸无能的哥哥牵制石达开。

石达开非常伤心和不满,遂于1857年6月率领10万精锐之师离京出走,希图占领四川自立一国,从此走上了流寇主义的道路。

1863年6月石达开率部抢渡大渡河,失败被俘,6月25日在成都被凌迟处死。

天京变乱给太平天国带来了严重后果。

它致使太平天国领导核心的分裂和瓦解,军事力量遭到严重损失和削弱,维系天国人心的理想破灭,造成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和政治危机。

从此人心离散,朝政紊乱,结党营私现象日益严重,投敌叛变事件连续发生。

天京变乱是太平天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从此太平天国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二、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

1、洪秀全重建领导核心

面对天京变乱后国政不能划一的局面,洪秀全提拔青年将领陈玉成、李秀成主持军事,把政务交给老臣蒙得恩主持。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

洪秀全大喜,封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

又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由三位年轻人组成领导核心。

2、军事转机

1858年8月,陈玉成、李秀成会集各路将领在安徽安庆府枞阳镇(今枞阳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合作战,先破清军江北大营,以解天京之围。

会后,陈玉成、李秀成率军直抵江苏浦口,消灭清军1万多人,彻底摧毁江北大营,恢复了天京与江北的交通。

当太平军主力攻打江北大营之际,湘军李续宾部自江西九江进犯安徽,围攻庐州咽喉重镇三河镇。

1858年11月,陈玉成挥师西指,采取迂回包围战术,与奉洪秀全之命火速赶来支援的李秀成部形成对湘军的包围之势,使李续宾部成了瓮中之鳖。

经过三天激战,湘军大败,李续宾自杀,太平军大获全胜。

三河大捷给曾国藩的湘军以沉重打击。

太平军在浦口、三河的胜利,使形势有所好转,但江南大营加紧围困天京。

为了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李秀成采取“围魏救赵”的作战方案,踏平江南大营,再次解除天京之围,为太平军进军江浙创造了有利条件。

3、《资政新篇》的提出

洪仁玕怀着对太平天国的深切期望,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使政令统一、国家富强的改革计划——《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1)政治上,他认为革新政治的关键是“设法”与“用人”。

所谓“设法”就是制定法律、制度;所谓“用人”就是选拔和使用官吏要得当。

他主张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基础上由各省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以资圣鉴”;创办报纸和意见箱以便“上下情通,中无壅塞等弊”;发扬“公议”,听取群众社会舆论和群众意见。

(2)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交通运输业,仿造火车、轮船,设邮局,筑道路;发展近代工矿企业,办工厂,鼓励民间开矿;兴办银行,发行纸币;鼓励发明创造,实行专利;明确提出保护私有财产。

(3)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主张兴办学校、开设医院、禁止迷信、禁止鸦片;主张设四疾院及四民院,以收养聋哑盲跛等残废之人和鳏寡孤独之人;提倡移风易俗、革除社会恶习;还批判了“不务实学,专事浮文”的学风,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切实透明”的学风

(4)外交上,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文化交流和平等往来,鼓励外国人在华投资,但不准外国人干涉内政。

此外,在外交关系中禁止使用“鬼子”、“夷”等侮辱性的字眼。

《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史上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

它提出的建议和主张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

但是,《资政新篇》在当时缺乏实施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

它提倡资本主义,但未触及到土地问题,没有反映当时农民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它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现实愿望和要求没有发生共鸣,在军民中没有引起反响。

此外,严酷的战争环境使这些主张和措施无法实行。

尽管如此,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却闪烁异彩,占有重要的地位。

4、经略江浙

天京解围后,太平军乘胜东征,进取江浙。

1860年2月,李秀成率军占领苏州,接着建立了以苏州为省会的苏福省,开辟了苏南根据地。

1861年5月,李世贤率太平军大举攻入浙江。

不久,李秀成从江西进入浙江,与李世贤会合,攻克杭州,建立以杭州为省府的浙江省,开辟了浙江根据地,与苏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太平军在江浙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扩大了天国的版图,使天京有了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地,对支持太平天国后期的斗争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苏浙根据地经营过程中也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如封建土地所有关系基本没有变动,太平天国仍旧执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大批地主、绅士和原清政府地方官员仍旧掌握地方政权,为害一方;大多农民的处境无甚改变。

5、安庆失守

1860年6月,清廷任命曾国藩为署两江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给予军政实权;不久,改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各路大军。

曾国藩乘太平军集中兵力攻打江南大营及东征苏浙之际,以湘军主力兵分三路围攻安庆。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小名子城,清湘乡县荷叶塘(今双峰荷叶乡)人。

其父曾麟书,醉心功名,应试秀才17次,才“补生员”,一生以教书为业,教督甚严。

23岁取秀才,入县学;24岁入岳麓书院,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殿试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从倭仁等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官至二品。

  其时,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围长沙,克武昌,轻取沿江州县,江南大震,咸丰二年十二月,曾国藩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以抗拒太平军。

曾以罗泽南的乡勇为基础,“别树一帜,改弦更张”。

创办以“忠义之气为主”的湘勇,将办团与办练分开,着重练勇,网罗罗泽南、彭玉麟等一批程朱理学信徒,以及同乡、同学、亲友为骨干将领,知识分子为营官,招募身强力壮的农民为士兵,组成一支地主阶级武装。

利用封建宗法关系作为维系湘勇的链条,士兵由营官招募。

每营士兵只服人营官一人,整个湘勇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形成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较绿营兵战斗力强。

他驻衡州,造战船,劝捐助饷,大事训练。

咸丰四年(1854),湘勇练成水陆两军17000多人,成为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重要支柱。

  

曾国藩治学严谨,崇尚儒学,其学术思想以程朱理学为主体,把中国封建文化归纳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门学问,有独特见解,对当时和以后均有一定影响。

他提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的“八字家训”,反映了曾“修身、齐家”的封建道学思想。

所为古文,卓然成家。

文秉桐城派之衣钵,为一时所宗。

其家书、日记,人颇称道。

其著述多收入《曾文正公全集》,计128卷;今辑有《曾国藩全集》。

——“誉之则为圣相,谳(yan)之则为元凶”;“兼采儒法,威猛救时”。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

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十分钦佩的人物。

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

他生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比洪秀全大两岁。

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业农。

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

这种团练就是民间的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藉以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

这种武力,因为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

曾国藩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它成为一个军队。

这就是以后著名的湘军。

团练是当时全国皆有的,并不是曾国藩独创的,但是为什么惟独湘军能成大事呢?

原故就在于曾国藩所加的那点组织和训练。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

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宝。

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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